转载老师《谈写诗的感受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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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知我者，二三子”就属扣题式，“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问答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延续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是解疑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感叹式。当然，归篇的灵活性注定归篇没有一定之规，归篇的诗句就有可能作用多出，意味绵长而深远。再比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显然是延续前面的意境，但何尝不是饱含作者感叹和引发读者联想的一个精彩转折式归篇？此时的一个“笑”字，是多么富有说不尽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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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根结底，诗中的归篇不是简单的意思总结，而是诗意的延伸。诗有所归，又归而不尽，才是诗的归篇最主要特点。
此外，还需引起注意的就是，要避免在常识上出现昏庸。例如，时间顺序不清楚，地点关系不明确，事件或意象间联 系不够，语境不能完全展开，意思表达起来过度跳跃，遣词和用典牵强附会，联想不合理，情意理自相矛盾，也包括乱了诗的格式、声调和韵，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在创作上的逻辑混乱，给读者以“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其实诗意与表达是两回事。诗意不过是诗的一种创作情感或心理倾向，还处于萌动和懵懂的思维状态，不通过语言的控制，包括分拣和归纳，是无法自然而然地形成条理的，所以诗的表达既有对思维本身的要求，也有对语言的要求，满足这两方面要求才能形成诗独特的表达能力。
对写诗而言，思维有多强，别人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让读者发现，因而语言能力对写诗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语言仅仅是思维的“外壳”，最终还是要靠思维本身来组织语言，然后才是通过语言来实现对思维的控制，思维良好的条理性以及合理的思维习惯才是最根本性的。
一边是主观而感性的诗意，一边是客观而理性的遣词造句的语言能力，写诗无时不刻不面临着这一对矛盾。要使这一对矛盾达到统一，大脑思维的“分神”能力无疑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分神”，就是对大脑思维注意力和精力的分配。写诗的分神能力，反映了在写诗方面思维本身的逻辑联 系，这种分神是对诗意与表达的兼顾，也是对作者与读者的兼顾。有了这种分神能力，写诗既能够有注意力避免“自说自话”而将诗意的思维条理起来，也能够有精力把语言放到对诗意的准确表达上来。
相反，不注意分神能力，则要么让诗意把表达的语言指挥得支离破碎，无人能懂，要么让语言强 奸诗意而导致诗意扭曲和不真实，其表达也自然失去了意义。
就本人体会看，虽然有几门语言学习经历，也基本能够在用语言思维和非语言思维两方面转换，这对“分神”是有不可多得的帮助的，但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写诗，尤其即兴写诗，因为有时免不了过分倾向哪一方面，就会犯“昏庸”。这就是分神能力不够，或不够均衡，或不够缜密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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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七律·感事》（2013-10-13 1:12）：
山做人梯人过山，脚增路远路无边。每行一驿回头看，不问三生抬腿难。
世上诸功承老祖，人间万物法天然。何曾闻有飞来食，只道辛勤出鲁班。
这是在读博友江一平教授文《我见青山多妩媚》时写下的联想。“天然”二字是后来改的，当时用的是“自然”二字，由于把注意力过于放在了语义方面，就忽视了这个地方的声调要求。
这样的错误还算是轻的。有时写出来的东西，后来连自己都不知所云也是有的，着实让人禁不住对当时的诗意和语言能力灰心不已。
拙作《七律•断想》（2012-4-22 9:53）：
想从云里看沧桑，却见匆匆人竞忙。小小寰球难负载，巍巍秦岭枉为长。
太多故事今提起，一众新愁便恐狂。余地还看拉古纳，搬来中国种高粱。
这首诗也是改过的。本来是见博友云端所发图片《走进梦中的伊甸》而引发的联想，可是后来连自己也搞不懂了，并且还发现有其它问题，只好这般改来，却又与重写无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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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纳处于墨西哥北部，云端图片配文说：“时常在没人的地儿念想，时常在深邃夜空中感觉脉跳！是不是把心留在了你的怀抱？是不是记忆在天涯海角？我愿，我爱，我为，我笑！走在常人不走的地方，寂寥！”
无疑这是一段诗的文字，为配合这段文字，就意图对图片展开联想，特别对现在祖国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环境与民生的关系，民生与社风的关系等方面有所寓意，恐怕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后来翻到时连自己也懵懂了。这就是昏庸所带来的一种情形，也就是犯了思维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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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逻辑联 系
这是诗的结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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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起承转合，有情意理三条线，在谋篇布局、立意归篇的过程中怎样把它们组合起来，形成有机整体而牢不可破，是无法用写诗本身的技巧来解释的，唯有通过人的文化修养和思维的合理性与完整性才能解释，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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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谋篇布局上。第一，不仅要结构完整，还要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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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面毛泽东三首律诗为例，《七律·长征》，以倒叙法先对红军的英勇做总的评价，然后拣取重点事件先后层层展开，直到表现红军会师后的喜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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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时间顺序列举了红军中出现的大是大非问题，然后道出写诗的原委，表达对战友的缅怀和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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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说理的前后关系为序，先说事件、其次说事件的影响、而后转为从历史教训得出反思和建议，最后表明态度，归结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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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重视诗句间的层次和因果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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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从自述情况开始，然后点出惆怅的原因，进而感慨、发问、想象，至小结上片，引出下片。下片从想象回到现实，这又给把自己与古人对照的联想提 供了机会，于是便有了“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的猜断，同时也把个中的人格态度引了出来，给了作者以借酒说理的契机。接着就势又转回现实，道出心怀，稍以过渡，既引出立意也做了立意的基础，让“云飞风气”与“吾狂”两两相扣，更使归篇的“知我者，二三子”忽出于“古人”之外，显得自自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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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层次上看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如果从因果关系上看，没有开篇“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慨叹，又何以出得“知我者，二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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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重视语词的承接、迎让和转折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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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其中“宜将”、“不可”两个词语不仅形成了对仗句的内部照应，也分别起到了关联前后诗句的承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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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和“而今”二语很好地控制了时间的先后联 系，“却道”二字又很好地控制了情景的转折，既让开了对“愁滋味”的语言延续，又迎起了表面上毫无关联的“天凉好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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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说，在这样的转折里，一个“却”字就代表了作者多少人生无奈与选择！多少“愁滋味”，也只好交给“欲说还休”了。想一想，心非所是，言不由衷之时，该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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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诗句间缺乏必要的承接、迎让、转折等语词，就会造成逻辑关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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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时间关系，层进关系或转折关系，如果这些地方显著还好，即使有所跳跃，哪怕有些费解，终归还有让人理解的可能，若是并列的关系，或者需要分清事情的原委，缺失了必要的承接，迎让和关联词语，则绝对是有害逻辑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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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立意归篇上。第一，要重视立意的合理性。这一点无须多论，基本属于大是大非问题，如思想认识、生活观念正确与否，或对学习和生活所得到的体会和感悟的真与缪，实非写诗本身上的一点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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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在诗的字里行间中是先寓意还是先立意，很难说清，要因而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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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先寓意而后立意，《七律·长征》则是先立意而后寓意，其实是逐层举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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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诗的经验看，也是这样。本人认为，只要把握好谋篇布局的条理性、层次性和因果关系，逻辑联 系就能保证。这无非就是一个类似写文章的顺序问题，无可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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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有一点要清楚，也是不能违犯的，就是在运用寄托、比喻、联想、想象这些方法表现作者意涵，即寓意的时候，要在本体与客体间找到它们共有的相似特征，才能建立起合理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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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尊搔首东窗里”与“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之间因情形极具吻合性，联想就很自然。“飞流直下三千尺”与“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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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毛泽东《蝶恋花 答李淑一》，借人物姓氏联想到杨和柳，又借杨和柳形姿刚柔相济，飞絮洁白的特点展开进一步联想，层层递进，直至引出“且为忠魂舞”，方转寓意为立意，表达了作者对“忠魂”的肯定与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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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重视归篇的灵活性。诗由于体裁空间的限制和它业已形成的欣赏习惯，在归篇上并不要求像其它文体那样，在总结时或以概括为能事，或面面俱到地都要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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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归篇总的看就是，既要有收束作用，更要有收转作用，也就是除了能收束全篇，还能给人以联想和启迪，所谓出于其内，达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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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如毛泽东《蝶恋花 答李淑一》。本来从主要意涵上看，到“且为忠魂舞”，全词的意思已经收结了，但格式所需，归篇便视作尚未完成，于是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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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可以视作两句归篇，共同表达对人物的告慰，也当然可以视作一句归篇，因为这两句在全篇里具有忽出性，可看做又一迭宕。在立意之后，“忽报”一语明显具有转折特征，而以“泪飞顿作倾盆雨”归篇，则更表现出作者与词中人物的情感关系，无疑增加了立意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