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师《情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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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证明，虽然总体看来确如通常所说，诗是表达人情感的一种工具，但就一首像样的诗而言，情也是为诗服 务的，实际上就是为表达意愿或态度服 务的，它反映和满足的都是人内心强烈的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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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解释了情到哪里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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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只有情感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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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没有意愿、态度的情是盲目的，犹如没有病而空自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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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诗的目的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或说不同于某些功利上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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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目的性总是含蓄的、宽泛的，往往要通过对整首诗的分析和品味才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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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所举的各个诗例，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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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像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今日欢呼孙大圣”、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样直白的表达，也非一般意义上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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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二：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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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首诗，如果用一般意义上的目的性来考量它，是不会有什么发现的，因为这首写景诗“纯粹”到无一丝感情的或心理上的功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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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目的性应该视为诗独有的一个艺术审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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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发现李白这首《望庐山瀑布》，不仅仅是抒发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而且是某种欲望让他更想把视觉中所感受到的强烈刺激和心灵中感受的巨大震撼抒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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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写景诗都有这个特点，如前面提到的贺知章《咏柳》、朱熹《春日》、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苏轼《题西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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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苏轼《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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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匆匆过客，听到墙内佳人无忧无虑的笑声，很想借此缓和一下多时不爽的心情，可是笑声却消失了，多少有些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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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就是这样表达屡遭贬谪的郁闷，这种郁闷让他无时不刻不想以诗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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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论用来表达愿望、赞美、仇恨、哀怨还是观念、态度，都属于某种心理活动，而且是带有倾向性的心理活动，是诗中最能代表作者理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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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还是笼统的用“意愿”、“态度”或“思想感情”（“思想感情”连说并非准确，姑且用之），来概括诗的目的性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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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清楚，意愿靠情来表达，情靠意愿来伸张。情是意愿的烘托，意愿是情的核心。那么，情就要时时刻刻围绕意愿展开、起伏或交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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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这两首词都表达了李煜作为亡国之君的哀愁与愤懑之情，其独特感受可谓千古无人能及。但词中那种“剪不断，理还乱”和“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悔恨与反省，都蕴含了他强烈的复国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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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诗中的意愿或态度成分，是诗的情感中透露出的理性，是诗里最宝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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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诗有无目的性与诗的内涵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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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没有意愿或态度的诗多少是有些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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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诗有意愿、有态度，由于理性的缺乏或不适当，诗的内涵也会受到影响。
柳亚子《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是柳亚子写给毛泽东的一首诗。作者通过写诗闹情绪、提要求，诗的意愿有明显的功利性，那么这样的诗理性上就显消极了。诗毕竟是文学艺术，凡艺术的东西就要符合人类文化前进的潮流，就是建设性的传承人类文明并以尽量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当然这是由艺术的本质，即美感决定的。
因此写诗不可带有功利性的目的。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有功利目的的诗大多集中于形式，因为对功利的关注，情感也变得淡化起来。虽然有时不得不借用典故以使语言显得含蓄委婉些，可用诗以外的语言也照常能顺畅的把意思表达出来，并不会失去多少意味。如：
您是开天辟地的大人物，而我不论鼓吹您还是追随您都欠本领。虽然有夺席谈经的时候却非像古代依仗权势辩论的五鹿（西汉文帝宠臣），现在的我如同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冯驩，寄人篱下而出门无车，只好弹着剑铗长叹。
已经悔悟平声低贱的命运，也宁愿忘掉内心的抱负。什么时候南方传来战胜的捷报，我该回到老家汾湖，那里才是我的归处，犹如东汉拒官退隐的高士严子陵那样以垂钓为乐。
因此这样的诗不过是为作者表现诗才词气而存在的，除此并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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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西汉李延年《佳人曲》：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这是一首表现佳人的古曲，是作者用以向汉武帝推荐自己的妹妹李夫人的。词中透着谄媚与急切的功利性，诗意几乎荡然无存，与一般化的生活用语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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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唐张泌《江城子》：
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秋水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晴蜓。
好是问她：“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
这首也是写佳人的，甚至有挑逗成分，但一句“莫多情”便把整首词的意趣推向了高潮，毫无功利的表现了佳人的外在美和内在情趣。与上一首不同的是，它特有的那种词的意味无论如何是用日常说话的方式翻译不出来的。比如诗中男子的暧昧、俏皮和女子的诙谐、智慧，这种令人忍俊不禁的趣味，是无法用别的语言形式代替的。
因此说诗的目的性和诗之间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但无时不刻不在左右着诗的内涵以及诗的美感。
那么意愿、态度能不能作为诗的发动机呢？不一定。
前面说过，只有情才是诗的发动机。单靠意愿而没有情，几乎不可能成为诗。如果有，不过是一般的寻常语言罢了，像上面李延年《佳人曲》。这犹如人做事，有目标、有决心固然重要，若缺乏热情必将一事无成。
但是，当某种意愿或态度被极大的情所系，诗就一定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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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同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是北宋抗金名将，当他得知宋高宗一心与敌议和，命他班师回京而坐失良机，他顿感“精忠报国”决心受阻。这种不得不发的报国意愿和他一心爱国的炽热情感相互交织，一首充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迈意愿、一首气宇轩昂的伟大诗篇便诞生了。
到此我们应该清楚，古人之所谓“诗言志”或“诗者吟咏性情也”，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阐述什么是诗的问题。言志必先咏情，“志”才有所维系，诗也不失其感性的本质及其特征。咏情必终于言志，这样才能让人清楚作者写诗的意义，人的情才能得以最大程度的抒发和宣泄出来。“志”是“情”的最高形式。这样的判断绝非武断。
概括地说，从一首诗给人的感觉上来看，无外乎二者哪个成分或分量更多、更重一些。如上面杜甫《春日忆李白》、陆游《钗头凤》、贺知章《咏柳》、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李煜《相见欢》、李白《望庐山瀑布》等表达“情”的成分多一些，欧阳修《画眉鸟》、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苏轼《题西林壁》等表达“志”的分量重一些，岳飞这首《满江红》则是“情”、“志”并重，而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和张泌《江城子》这两首，却是将“志”与“情”藏于趣味之中而以趣味为重。
再如贾岛《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首诗虽把寻人不见人的焦急心情表现得惟妙惟肖，但作者用与“童子”一问一答的形式来组织诗句，又充满了对“隐者”神秘色彩的暗示和描画，故给人以将“情”、“志”深深隐藏而妙不可言的趣味之感。显然如果仅有情，诗的语言便不会这么轻松，仅有志，诗也不会这么趣味生动、含义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