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地分南北，十里难同音。亿万口舌，吐千百言语。腔调各异，人心不同，一座文化巴别塔，难倒古今贤人。
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著有《丝路小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在现今的中文网络上，“____话差一票成国语”几乎已是随处可见的选择题。最常见的版本大概是粤语，有人就煞有介事地演绎出“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的说法。当然，空白处的地名，绝不限于广东一地，四川、武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版本也是屡见不见。当然，在这里大家“争抢”的都是“中华民国”的国语，对大清国的国语好像兴趣不大。但是在历史上，真正的“中华民国”国语倒的确是的从清代制定的国语继承而来。
清代很早就有“国语骑射”的说法。早在入关前的天聪八年（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就下过这样一个上谕：“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国语而效他国，其国未有长久者也”。但其中的“国语”，指的是“清语”，也就是满语。入关之初，执掌帝国权柄的满洲大员们大多不懂汉语，不识汉字，朝廷不得不“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每遇议事”，这些人就坐在王公大臣身旁，充当同声传译。相反，地方督抚们终究以汉人居多，同样看不懂朝廷的满文诏书，也只好“每处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即满文）文书”，庞大帝国的运转居然要依靠“启心郎”与“笔帖式”这样的满语-汉语翻译才能正常维持，如何谈得上“四海一家”呢？
好在，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上亿汉人的汪洋大海中，总计不足百万的满族人心里也不愿意，也不免“居之既久，渐染汉习”，甚至涌现出了纳兰性德这样风度翩翩宛如汉家贵公子一般的才子。康熙十年（1671年），由于满洲官员都已经谙熟汉语，“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的满汉翻译就统统下岗了。
当时的汉语通用语，习惯上称为“官话”，并无统一的口音。比如过去江浙一带的乡绅迎接到访的客人必定先说“来，请（坐）”，而吴音“来”同“蓝”音近，“请”与“青”音近，这就是用于形容语音不标准的 “蓝青官话”的来历。至于广东人就更有趣了，他们学的官话居然是广西桂林话（属西南官话）。传说这是因为桂林的官话教师自卖自夸称桂林话“尝蒙高宗（乾隆帝）褒奖，以为全国第一”。所以，在早期视频里不难发现，出生于广东三水（属粤语区）的汪精卫却说着一口桂林口音。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华民国国语”的争夺战中，桂林话反而没有什么存在感。
到了清代末年，受到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统一国语的影响，“国语”一词逐渐取代此前广泛使用的“官话”一词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代称。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开会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会议决定，“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准”，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没广东话或者其他方音什么事了。当然这句话后面也有个尾巴，所谓“京语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订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有个很好记的例子，即“天（平）子（上）圣（去）哲（入）”。随着语音的演变，清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入声，这被传统韵书视为一个缺陷，也就是“统一国语办法案”中“未能明确”的来历。
这个“统一国语办法案”通过才大半年，宣统小皇帝即告退位。“统一国语”的任务自然只能留给后来的中华民国来完成。民国新建，蔡元培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以后，1912年7月蔡元培组织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事宜。12月，教育部据此由专门教育司筹设“国语统一进行办法”，特开设“读音统一会”。
这个“读音统一会”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决定“国营”。可以说，诸多“差一票成国语”的段子大抵从此衍生而来。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开会，是日到会者共44人，选举吴稚晖为议长（29票），王照为副议长（5票）。
如今以书法闻名的吴稚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读音统一会”上有没有争议？自然是有的。最大的争议是吴稚辉希望保留传统韵书里的13浊音声母，照他半开玩笑地话说，是“浊音字母雄壮，为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德国强盛；吾国不强，因官话不用浊音之故。”由于吴稚辉是无锡人，无锡话（和其他吴语）正好保留了浊音，所以日后王照（山东人）就说他是“阴怀以苏（吴）音为国音之主义”。从这句话看，如果硬要说有哪种方言距离国语位置最近的话，恐怕也是吴方言了。至于广东话也好，四川话也罢，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到台面上讨论过，与国语“失之交臂”一说，就更谈不上了。
结果，在“读音统一会”上，“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闹个不休”，但是“总没有一个满意的混合，以后闹得时候太久了，就勉强求一个结果……用多数表决法（每省代表一票），审定了几千个字音”。这就是后来在1921年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也就是所谓“老国音”。它实际上是个以北京音为主并杂糅了其他音（主要是保留入声）的混合音系。这是因为北京自元代起，经明清两个朝代，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话在普通人的心中往往就意味着“官话”。比如明代天启年间，边远州县一见到骑骏马、着好衣说北京话的人，就会惶恐不安地认为他们是朝廷派出的锦衣卫……所以，连吴稚辉都承认“北京音”在形成“国音”中占有特别地位（国音“什九以上”与京音暗合）。
受当时媒体条件的限制，斟古酌今的“老国音”据说只有语言学家赵元任一个人会说。于是，到了1924年的时候，北洋政府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又进一步修改了国音标准，决定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实际存在的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被称为“新国音”。这样一来，“一下子就涌现出了一百万以上可能的师资来代替我（指赵元任）这个孤家寡人”。
相声大师侯宝林“新国音”的音系与今天的普通话已经极为接近。但当时的北方人还是认为它不是正宗的“北京话”。侯宝林在传统相声《北京话》里就嘲讽过这种“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喽好喽，我们俩一道走好喽”的“国语”，感慨“在上海这么说行了，这就叫北京话，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诚然，民国后期的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上海则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全国文化中心。这种侯宝林口中“实在不是味儿”的国语是不是受到了长江下游方言（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影响才变味的呢？这个推测似乎合情合理，大众印象里有气无力的“中央社广播”与素有软糯之称的吴侬软语仿佛也能对号入座；但事实也不是这样。
20世纪20年代，国内广播还处于草创时，的确有过一定的混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除了一位男播音员黄天如外，几乎无固定的合格的国语播音人员，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凑合一阵”。有一次实在无人，竟让总务科长播音，此公一口地道的江苏太仓话，大概也只有上海人与苏州人听得懂了。但到30年代，中央广播电台扩建成为“东亚第一，全球第三”的广播电台， 对播音员的资格要求已经明确为“国语纯正”。这与中共方面的陕北台在1948年提出的播音员“能操流利国语”其实毫无二致。
国民政府虽然地处南方，对于播音员的国语要求则未妥协。比如1935年招考时，口试有十五名应试者，结果只录取了两位应试者，其他则因国语发音不过关而被淘汰。实际上，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出色的女播音员的“南京之莺”刘俊英就是久居北平（北京），并在北平度过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与她同期考取的张洁莲出生在哈尔滨，但长期生活在北平；而吴祥祜本身就是北平人。她们的“国语”口语自然也应是京腔京韵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软绵绵”的“中央社广播”或许与国民党方面“平均速度要比平常说话慢一点”的播音要求有关。而在国民党统治末期“中央社”变成“造谣社”的实际情况，大概更加深了听众“恨屋及乌”的印象。反过来则可以说，中华民国时期，北京音的“国语”地位，其实自始至终都不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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