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给蔡英文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2:31:27

本帖最后由东方龙于 2016-1-31 12:38 编辑

个时期以来，斑竹之家应该问题不少。在一般成员，辱骂造谣有之，恶人告状有之，报复管理有之、倒版攻击有之，蓄意欺骗舆论混淆视听有之，团伙围攻有之，长期纠缠有之 ······在论坛高管，简单粗暴有之，动辄训斥缺乏应有尊重有之，公权私用有之，打压异己有之，个人随意有之，不合程序有之，颠倒黑白有之，包庇怂恿有之，无法无据有之······纵观这些问题，皆由责任分工、人员素质、管理能力和政策水平还有行权用心等诸条件尚不达意而促成。我侧重两个问题：版主之家应该是一个温暖的自由的平等的坦率的管理人员之家，搞成谩骂争端打压之地，这违背了论坛高管的初衷。这里可以有批评，但不该有谩骂诋毁不能有恶意；这里可以有集中，但不可以没有民主拒绝对话；这里可以有权威，但不可以有蛮横只霸道不讲尊重；这里可以有管理，但不可以有个人代替组织不可以有帮派主义更不可以非法无道。

作为高管，在版主之家，几人之下几千人之上，涉及栏目、人事诸多，一句话，一个鼠标点击，都会给论坛带来震动，当然也可能会影响一个栏目或诗友的网上生存——干系重大。
所以，尽管虚拟，亦须审慎，它涉及的是网上法纪道德，任性不得，谁都没有任性的权力，恣意妄为就更要受到限制。

一、请恢复因为错判而失去版主身份的几位百家版主

(一)对野x部落与百家论坛所谓纠纷的事实认定、性质认定与事实不符。事实是xx窝人和xx提督对百家进行污蔑纠缠、诗骂挑衅并在版主之家恶人先告状，性质是一个栏目的主要成员对另一个栏目及其版主进行了有违底线的攻击。而后来的一系列“管理”，却统统离开了这一基本事实和性质，被侮辱的成了被控诉的罪犯，百家成为批判对象——这是一个如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搭眼便识的事件，硬是给搞成了一个冤案应该发人省醒。
(二)对x家几位版主和首席的警告、禁言处罚是错误的。无论对xx大侠、王中华、xx林还是堡人，禁言处理不但无据可查，也无法可依。浑河大侠不知所以，便第一个被拿下；知味打字“倭人”用错了一个字，立马遭警告一次，对学堂的纠缠造谣和九门的骂语（在多多贴里）呼吁制止并与紫玉对话，又被警告；针叶林完全是在回答揭露窝人的纠缠造谣，被警告；延文|王中华只是两次回复孤狼学术副部长的50多篇指责攻讦，被多多坛副一次删除一次直接禁言。此回合，被辱骂的x家版主为了栏目名誉和个人尊严在版主之家作正常回答性发言，被警告11次，禁言4人。这种"无情打击“,对栏目对版主，都是一种无法可依、有害无益的任性错判。多多说百家”凭个人好恶“，如果百家据此行权，那每天都要尸横遍野，会因白色恐怖而成为一片死寂。
(三)对x家和版主的评价是主观的。
一两位高管近来对百家版主有多次数十条发言批评，这些批评非事实，多主观，有偏见。
x家不存在“烂”，是五六年来最好时期，有帖子，有点击量，有秩序可资证明。
x家不存在”攻讦“。就此次，x家只是回答解释窝人和九门的污蔑辱骂。此前几次，亦是类似情况，百家没有先发一次纠缠过去，更没有”攻讦'。网民对攻击和辱骂，予以回答、谴责、揭露是应有权力，客观说及事实并联系道德法纪，不属于”攻讦“。
x家没有“狭促‘。坚持底线，维护栏目和谐，保障所有网民的网上权力，是百家的任务和原则。为此行权执纪天经地义，被处罚的都为长期骂人、惯于纠缠，恣意触犯底线的。如向东、吟者之马甲、大眼怪、花门秋草和云头雁等，都是严重、长期违反底线，都为网友所反对，亦为论坛多个栏目和几届百家处罚过。
百家没有”个人好恶“。有法纪、理论的原则”好恶“那是一定：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针不会动摇，无害社会主义性质的百家争鸣大力提倡，但可能会有异议和争论亦是正常，对射骂、纠缠和捣乱一概制止不论是谁不管有何背景。
任何人都会犯错，对人不必一棍子打死，骂了人倒了蛋作管理员不是不可以，来百家交流理论不会被拒绝。关键在：犯错的人要对过去有认识，这是犯错人欲求进步、欲求人们谅解的前提，没有这个也不是正当的人事工作，很大可能是包庇或怂恿。有人不但不认错，还倒打一耙，秋后算账，这连良知都没有了，高管对此要清醒。不正确的用人导向，有害栏目团结的使用版主，会给栏目之间，会给论坛风气带来分裂，带来黑暗。
x家没有”围殴“。对蓄意还严重破坏栏目和谐、辱骂版主的网人的批评处罚是依法行事；对极个别假意来学术其实是挑衅纠缠的所谓学术，百家以理论或学术驳议属争鸣范畴。
这里也顺便回答一下有人（不是多多)的片面归纳法，”举告多，自然站不住脚“。百家多争论，多骂人，自然处罚多。处罚多势必会有低劣者施行报复；有骂者有背景系某栏目成员，某栏为其张目，这自然控诉不断；有人因骂而被吸收为版主，这骂将有了保护衣自然更为肆意妄为，有人则是在具备了渲染权利之后，蓄意秋后算账。有的则是有人故意利用、驱使，以造成百家是秦政多冤，倒版一个步骤而已。
(四)恢复xx林等几位版主身份
无论是因为错判，还是因为扩大化，或是警告正确，抑或待将来处理此前纠纷，对xx林、xx大侠、王中华，都应该还原原身份。退一百步，即使禁言正确，处罚的是“不得发言”，不是“消去版主资格”，禁言期间过去，原身份要恢复。如果事件待将来处理，那现在因禁言失去的版主身份，也同样要复原。对知味亦是，要么同意辞去其职务，要么恢复原来。首席不首席并不重要，x味作为一个网民，给于其登网说话的权利是必须，这有关网上人权。
禁言期过后职务被消，登网权失去，可能是系统设定，或存在系统故障，这都为不合法理，要修改排除，修改排除之前高管应合理依法把握。

二、版主之家要是家，法治是前提

版主之家应该是一个温暖的自由的平等的坦率的管理人员之家，搞成谩骂争端打压之地，这违背了论坛核心高管的初衷。这里可以有批评，但不该有谩骂诋毁不能有恶意；这里可以有集中，但不可以没有民主拒绝对话；这里可以有权威，但不可以有蛮横只霸道不讲尊重；这里可以有管理，但不可以有个人代替组织不可以有帮派主义更不可以非法无道；这里应该是凝聚人心，绝不可以搞分散、搞分裂、搞冷落人心。
1、要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哪一位高管总领版主之家，负责人事纠纷，要确定，谁都要在这里做知县，那一定出乱子。版主之家一个时期秩序不佳，要重视并研究解决。
2、监察制可行。要选配有威望、能服众、懂政策、无私心、讲公道的人来做监察；监察屡出常识性问题要教育；明显滥用权力要更换；重大错判要纠正。
3、监察执纪要透明化。身份透明，事件透明。有透明才有可能有公道，只要行权就必须接受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滋生丑恶。
4、版主之家要体现平等。人格平等、权利平等、言论自由平等，申述与答辩平等。有人张贴大字报，要么及时删除，要么让被大字报的回复，只悬挂大字报而压制反大字报，这是不公平。有论坛高管指责或批评版主，要允许版主就具体问题回答申辩，让别人说话，是修养也需要勇气（恶意纠缠和蛮不讲理不属于此）。高管用语要文明礼貌，不宜低于一般网友水平。
5、实行回避制。高管在处理两个栏目之间纠纷或较大问题时，于此有瓜葛有过纠纷的监察或管理人员应选择回避，当事人或栏目亦有权提出某某回避。
6、施行拒绝受理制。对琐细无稽的无厘头、纠缠性投诉，拒绝受理，及时删除投诉并告知投诉者；对管理人员进行报复性投诉的，要严加甄别，有效控制；对故意利用投诉而进行阴谋捣乱倒版的，要旗帜鲜明的制止。对以上屡教不改者，对后两者，要予以严肃的法纪处理。
7、版主之家的管理要杜绝个人化行为。要有法可依，批评主义政治，要合乎程序化原则，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
8、版主之家执纪要体现政策性。坚持底线原则，坚持言论自由原则，坚持平等对话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原则，坚持有分寸讲宽容原则。一个具体意见：只要不是骂人，不是明显造谣攻击，不要警告，多屏蔽、少警告或不警告。因为论辩和交流不同意见而禁言版主或首席斑竹，是绝不应该发生的；而一般高管对首席禁言既要有据更应该请示坛主和站长，绝不该是个人化行为。
有了法治和公道，版主之家才能是家。
因为涉及到了百家和我本人，因而再次申诉。为百家，亦为论坛，直言请谅

一、关于紫煜的禁言处理。紫煜被处罚或被批评诫勉，应该在法理之中。但具体操作，应属于违法，至少是不合程序。论坛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法律之上的权力，都要在法律制度规定下工作，绝不可以单独离开组织、不要程序的对论坛一定层次的管理人员进行个人性的随机处罚。这种个人化的行为，是落后、的，不属于现代管理，它会给论坛带来太多弊端。
而对以上诸位版主的禁言、警告，是对他们在版主之家的发言”不合适“的处罚，不属于对其工作和职务进行处理。那禁言过后，就理应恢复原职务。至于百家如何，首席如何，那应该是这以后的事情。目前对知味，要么同意辞去其职务，要么恢复原来。退一万步，首席不首席并不重要，知味作为一个网民，给于其登网说话的权利，这不能漠然置之，这有关网上人权。浑河大侠、延文|王中华与知味情况同，他们分别是被紫玉人事副部长和多多坛副警告、禁言失去版主身份的，禁言期已过，应该恢复其职务。可能系统就是这样设定的，但这设定是不合理的。要修改设定，设定没修改之前高管应该合理依法把握。学鸣兄，请将如下发给白衣子，他只接受版主或好友短信，尤刚不是。

问好！我是x味，我在区王中华处。
你的发言我在几位诗友的帮助下看到了，意见甚好。
如此，请给xx林、xx大侠和王中华恢复版主身份；对我的处置同样，或者同意辞去职务，或者恢复，如果要等张站结论，那目前也应该恢复首席身份。
还有，即便紫玉或多多的处理是对的，那也只是对上述人员在版主之家言论的限制，不是对其工作和职务的处理，按此，亦应恢复原身份。
还有，我目前登不了网，即使辞去我，那我的来网及其言论权利应该保证。
多多对百家，对紫玉的处理处罚，是随意的个人化的，不是依法，请白衣子兄据你的发言做出改正。
百家在张站结论之前，要正常维系，请恢复xx林、xx大侠、王中华的管理身份，请保证我的登网。
你是正直的，你有你的想法和难处，但请明镜高悬百家！
期待，也谢谢！为了法纪与公道。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2:33:36

本帖最后由东方龙于 2016-1-31 12:34 编辑

x多的赋，我是钦佩的。x多副坛的管理，问题多多。
作为高管，几人之下几千人之上，涉及栏目、人事诸多，一句话，一个鼠标点击，都会给论坛带来震动，当然也可能会影响一个栏目或诗友的网上生存——干系重大。
所以，尽管虚拟，亦须审慎，它涉及的是网上法纪道德，任性不得，谁都没有任性的权力。

而对以下，希望多多深思，并做出正确处理。

一、关于ziyu的禁言处理。紫煜被处罚或批评诫勉，应该在法理之中。但具体操作，目前应属于违法，至少是不合程序。论坛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法律之上的权力，都要在法律制度规定下工作，绝不可以单独离开组织、不要程序的对论坛一定层次的管理人员进行个人性的随机处罚。这种个人化的行为，是落后、霸道的，不属于现代管理，它会带来很多弊端。
二、关于对x家几位版主尤x味首席的处理。无论对xx大侠、xx林还是知人，禁言处理不但无据（至少过重），同样属于个人化行为。知x打字倭人用错了一个字，便警告一次，一是过重，二是这里纠缠、造谣甚至骂人的应该不少，有谁被警告过？而多多坛副的警告，是对知味坚持诉理而被制止说话，不属于对其工作和职务进行处理。那禁言过后，就理应恢复原职务。至于百家如何，首席如何，那应该是这以后的事情。目前对x味，要么同意辞去其职务，要么恢复原来。提一万步，即使不做首席，x味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也要恢复其登网说话的权利，眼下x味登不了网，发不了言。xx大侠与x味情况同，他是被紫玉副部长警告失去版主身份的，应该恢复其职务。可能系统是这样设定的，但这不合理也是肯定的。要修改设定，设定没修改之前高管应该合理把握这些事情。
三、关于对百家和版主的评价。
x多坛副这几天对百家和版主漏过一次。我以为是不客观，多主观，有偏见的。
就此次，是学堂窝人和九门挑事、骂人，百家只是回答解释。而此前几次，亦是类似情况，x家没有先发一次说及过去，更没有”攻讦'。对攻击和辱骂，有回答有谴责有揭露，客观说及事实并联系道德法纪，不属于攻讦。中国批评安倍或菲律宾，不是“好恶”用事，不属于"攻讦"。
x家没有“狭促‘，维坚持底线，坚持维护诗友言论权利，坚持栏目和谐。对理论或学术或国学，x家没有个人”好恶“，有法纪和理论的原则”好恶“那是一定。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针，不会动摇，不有害社会主义性质的百家争鸣，大力提倡，但可能会有异议和争论亦是正常；对射骂、纠缠和捣乱，一概制止，不管是谁，不管有何背景。百家警告禁言的，x东、x者之马甲、x眼怪、xx秋草和x头雁，都是长期纠缠、骂人的，都为网友所反对，都为论坛多个栏目和几届百家处罚过。
任何人都会犯错，对人不必一棍子打死，骂了人当高管不是不可以，关键在：犯错的人要对过去有认识，这是犯错人欲求进步、欲求人们谅解的前提，没有这个不是人事工作，是包庇或怂恿。有人不但不认错，还倒打一耙，秋后算账，这连良知都没有了，网上的组织人事工作就如此荒唐？
这里也回答一下有人的片面归纳法，”举告多，就是错误多“。百家多争论，多骂人，自然处罚多。处罚多势必会有低劣者施行报复；有骂者有背景系某栏目成员，某栏为其张目，这自然控诉不断；有人因骂而被吸收为版主，这骂将有了保护衣自然更为肆意妄为，有人则是在具备了渲染权利之后，蓄意秋后算账，这是赖所当然。有的则是有人故意利用、驱使，以造成百家多冤案之嫌，倒版一个步骤而已。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2:39:30

学堂窝人|李光前，湖南浏阳人，年越花甲。原百家论坛首席版主，2011年卸任首席，2012年2月组建班子流产，知味堡人担任首席。
      四年多来，学堂窝人|李光前精力大都集中在关照百家、说项知味上，可谓博爱有加，事无巨细。
   期间，诗文赠送、投送知味堡人、针叶林、北戴河、畅游江湖、浑河大侠、李晓惠等，无以计数，可见丹心一片，甚有黄莽所言的那贵族之气。
   本帖拟从近而远，陆续收录前首席学堂窝人|李光前有关力作、大作，以供会员学习观摩，亦为百家论坛留下前首席之高尚、典雅、清奇、俊逸、非同凡响、秀绝时流之伟大创作记忆——这应该是论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读本届矛盾文学奖巨制《婊子的牌坊》有作
         2015-12-11
   叫床声浪动青楼，数载呻吟尚未休。
   敢笑雎鸠皆婊子，不知婊子异雎鸠。
   门恒罗雀从良乐，胯已流脓就诊优
   莫待沉疴无药治，任人抛弃到荒丘。
   *
   若说无才亦有才，言行无状属心歪。
   连番作案常邀伴，排比连珠独骂街。
   众叛亲离窑子冷，眼流腮挂泪儿乖。
   早知今日凄凉极，何必当初霸论台。

   邻居张屠夫铩羽而归
      2012-12-01
   欲设屠场向远方，磨刀嚯嚯待开张。
   附庸风雅号风韵，摆谱党龄污党纲。
   锋纵利，盾尤强，迅雷压顶顿遭殃。
   丢盔弃甲忙逃窜，梦断邯郸痛断肠。

   清平乐蜂
   2015-11-30
   贪心不老，又羡邻园好。唤友呼朋天未晓，夺蜜新枝趁早。
   忽然一阵冰雹，纷纷翅折魂销。清点残兵败将，归来相对嚎啕。

   戏题同车淑女
   2015-12-09
   纵然戏赠也心烧，夺爱无辞只叫嚣。
   应悔求知常犯懒，难堪握笔枉操劳。
   石榴裙纳百家福，颂圣风扬一銃硝。
   月照醋坛阴影动，西楼淑女笑弯腰

      题镜山皇帝登基
      2015-11-17

   舞罢吴钩一战休，累累硕果满囊收。
   金钗玉佩赏妃子，狗骨猪皮编冕旒。
   献计格师堪拜相，投诚虾米且封侯。
   澄清天下昭皇极，唯觉九门遗隐忧。

   得一腿杂交羊，烹而品之甚鲜，因题
   2015-11-15
   绵羊幸遇黑山羊，更比马驴交配强。
   骡子未阉无欲望，枭儿纵禁有担当。
   猪虽淫荡犹难敌，岩自嶙峋不可伤。
   孟德尔君真智者，助吾得以品羹汤。

   题第十八路军（十八路军，镜山马甲）
   2015-11-15
   择日编成十八军，安良抗暴建功勋。
   镜山构筑营盘稳，小可钻研战法勤。
   立鼎烹羊谁哽咽？挥刀宰狗共欢欣。
   凯旋路上征名妓，犒赏官兵细细耘。

   螳螂
   2015-11-08
   高悬两目额头旁，瘦脑枯胸胖肚肠。
   挡道常为车碾碎，趋炎每被火烧伤。
   捕蝉无意防黄雀，交尾存心食恋郎。
   寂寞寒风秋色里，骄横气焰几曾长?

   恭贺《文化龙门阵》开版
   2015-8-12

      诗坛喜见摆龙门，万朵红霞簇晓暾。
      浑水鱼沉羞曙色，新枝霜化透春温。
      艰难未住葫芦庙，险恶焉知贾雨村？
      颂圣声中兴劲旅，高扬大纛上昆仑。
            看笑话有感
            2016-1-25
   故技重施效果差，归来心事乱如麻。
   孔明可设空城计，黛玉难留坠地花。
   满院寒虫声切切，一尊活宝影斜斜。
   风摧堂上招牌抖，欲掉惊飞树上鸦。
      读先主《送瘟神》有作
         2016-1-26
   重读遗篇感慨多，瘟神此去意如何？
   阴沟藓滑宜徐屐，夜路灯昏勿纵歌。

   天忍并非天眼闭，地宽足供地牢磨。

   纸钱飞处欢声起，共盼人间得太和。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看猴子举重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4790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网络人物素描（八首）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5688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屎壳螂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7697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蚂蚁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7755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过垃圾站有感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64617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上茅坑，兼与某大神商榷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523
看笑话有感
http://bbs.zhsc.net/thread-4793540-1-1.html
(出处: 中华诗词论坛)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2:45:45

两晋士族文学的走向

孙明君

内容提要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主的，体现士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汉魏两晋时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的士族文学的特征。陆机、孙绰、谢灵运是两晋士族诗人的领袖人物。太康时代有两个文人群体：一个是以二陆为中心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石崇为中心的金谷士族文人群体，他们的生活情趣可以用“身名俱泰”来概括。永和士族文人从西晋士族文人的“身名俱泰”转变为“顺现自泰”的人生模式。元嘉时期的士族文人“物性并重”，其文学总的特征是在山水自然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关键词士族文学太康文学永和文学元嘉文学
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主的，体现士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钟嵘《诗品》论述魏晋诗歌说：“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汉魏时代士族意识萌发，东汉诗人蔡邕、建安诗人曹植皆有明显的贵族情结。陆机和谢灵运具有强烈的士族意识。本文所论两晋士族文学始于陆机登上文坛，终于谢灵运在广州被杀。属于士族文人的作家，在陆机的时代还有潘岳、陆云、石崇等，在谢灵运时代还有谢混、谢惠连等。生活在他们之间有永和诗人孙绰、王羲之、谢安等。陆机、孙绰、谢灵运是两晋时期士族文学的领袖人物。西晋时代始于公元265—317年，东晋时代始于公元317—420年，陆机(261—303)、孙绰(300—386？)、谢灵运(385—433)，三人的生卒年代大体上前后相衔。陆机是太康士族文学的代表，孙绰是永和士族文学的代表[1]，谢灵运是元嘉士族文学的代表。①以下分别以太康文学、永和文学和元嘉文学为中心来描述两晋士族文学的走向。②
一、太康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举出了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作为西晋诗人的代表。钟嵘在《诗品》列举了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作为太康诗人的代表。两人都没有算进去石崇、挚虞、牵秀、杜育、刘琨、欧阳建等人。不难看出，太康时代是继建安之后，又一个人才兴盛的时代。与建安时代不同，此期的诗人大部分出身于士族家庭，他们的人生志趣与建安、正始诗人迥然不同。
《晋书·石崇传》载：“(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类此。”“士当身名俱泰”并不是石崇一个人的想法，它反映了太康士族文人的共同志趣：既不放弃人生享乐，追求物欲与情欲的满足，同时也梦想追求巨大的声名，能够耀祖光宗。也就是说对于世俗之士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们一件都不想舍弃。罗宗强先生指出：“如果给此时士人一个简单的评论的话，那便是入世太深。他们在风姿神态上潇洒风流，为千古之美谈；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世俗的。他们的入世，不像建安士人的慷慨悲歌，也不像后来盛唐士人的充满理想色彩。他们是非常平庸的，着眼于物欲与感官。他们虽有飘逸之神采，虽有美丽之容颜，并且以此获誉于后世。但若读史者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窥测他们心灵之真相，无疑便会感到，他们其实是很猥琐的。”[2]84当然，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相同，一律用“猥琐”来概括也不尽妥当，但其时外高雅而内世俗者的确很普遍。
文学史有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是“文学集团”或曰“文人集团”，所谓集团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的团体。这个团体应该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狭义的文学集团，是指某些文人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广义的文学集团应该是指某一团体虽然不是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组织，但他们时常会展开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相关的活动。就魏晋时代而言，似乎没有形成狭义的文人集团，邺下文学集团属于广义的文学集团，竹林七贤、“二十四友”都不是文学集团。还有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松散组织，没有“集团”那样相对严格的组织性，本文暂且称之为“群体”。太康时代有两个文人群体，一个是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金谷士族文人群体。
东南士族文人群体是指活跃在洛阳地区的吴姓士族子弟。《世说新语·赏誉》曰：“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张朱陆顾是东南地区最高的四个门第，在他们之外还有许多高门大户。在吴国被平多年后，他们的子弟相继来到了洛阳，尝试与西晋政权进行合作。其中的主要成员有：陆机、陆云、陆士光、顾荣、顾秘、张士然、张悛、顾令文、顾处微、张翰、张仲膺、夏少明、郑曼季、孙拯、薛兼、纪瞻、闵鸿、贺循等。这些士人之间主要通过赠答诗来交往。回顾赠答诗嬗变的历史，我们会看到，魏晋是一个赠答诗兴盛的时代。东南士族文人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金谷士族文人群体是文人雅集的群体。《晋书·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石崇《金谷园诗序》云：“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于众贤，共送往涧中……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署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金谷聚会时不乏“二十四友”中人，但它与“二十四友”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二十四友”是一个士人依附于权贵的政治性团体，金谷集会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文人雅集。
陆机是两晋士族诗人的代表人物。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陆机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从士族文学的角度看，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具有显明士族意识的创作论。《文赋》中的士族意识表现为：第一，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第二，陆机所倡导的“丽藻”审美观带有士族阶层的特色；第三，陆机“雅而艳”的文学观念，不仅开启了六朝士族文学，而且影响了整个六朝文学的走向。
石崇是金谷士族诗人群体的组织者，潘岳、刘琨等是其中的骨干。潘岳与陆机并称为潘陆，同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人物。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晋书·潘岳传》曰：“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琊内史。”潘岳出身于次等士族家庭，他的士族意识不像陆机那样强烈。能够体现出潘岳家族意识的当推其《家风诗》。《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刘孝标注曰：“岳《家风诗》，载其宗祖之德，且自戒也。”潘岳的人生志趣和陆机一样，都想要出人头地，光大门庭。《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为了功名利禄，丧失人格，最后招致杀身之祸。《晋书·石崇传》曰：“(石崇)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除了谄事贾谧之外，石崇还以骄奢淫逸而闻名中国历史。《晋书·羊琇传》载：“(石崇)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又喜游宴，以夜续昼，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时人讥之。”据《晋书·刘琨传》载：“(刘琨)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刘琨自云：“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3]2082
太康时代士族文人的人生志趣可以用“身名俱泰”四个字予以概括。这个时代形成了两个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二陆为中心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石崇为中心的金谷士族文人群体。本期最有代表性的士族诗人是陆机、陆云、潘岳、石崇等人。
二、永和文学
永康元年(300)三月，贾后杀废太子。四月，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灭贾氏家族，并杀张华。赵王伦自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孙秀为中书令。淮南王司马允起兵讨司马伦，兵败被杀。孙秀杀潘岳、石崇。在接下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社会动荡，生民涂炭，许多诗人惨遭杀害。除了刘琨等个别士人之外，此时的士族文人依然像太康时代一样，很少反映社会政治，未能描述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司马睿渡江之后，经过王导等北方士族人物的周旋，南北士族开始合作。东南一隅渐渐恢复了社会秩序，北方南渡的士族阶层开始了他们在江南的新生活。到了永和年间，在江南地区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时常在自己的庄园里雅集，“新亭对泣”已经成为如烟的往事。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和太康士族诗人完全不同，本期较少出现石崇、刘琨式的“性豪侈”、“嗜声色”的士族文人。即使谢安式的“携妓东山”似乎已经变得雅致，不是以声色满足作为人生追求，只是一种风流情怀的象征。永和士族文人从西晋士族文人的“身名俱泰”转变为追求“顺理自泰”的人生模式。
两晋士族与玄学关系密切，东晋士族文人丧失了汉末清议的品格，也改变了魏晋之际清谈的内容。东晋士族文人大多醉心于玄理，在追求一种理趣的境界。士族领袖人物王导、谢安同时也是清谈的班头。清谈玄理成为身份的象征，成为高雅的载体，成为社交的工具。陈寅恪先生说：“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当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4]201钱穆先生说：“我所谓南渡以后逐渐变质者，盖当时门第中人乃渐以清谈为社交应酬之用……门第中人则总喜有表现。既不能在世间实际功业事为有贡献，乃在文辞言谈自树异。”[5]174“老庄清谈乃渐变为一种愉心悦耳之资，换言之，则是社交场合中一种游戏而已。”[5]174
流风所及，本来应该表现生活所有方面的文学也被玄言所浸染。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另外一个时期像东晋一样，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紧密，哲学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完全沦落为哲学思潮的附属物。在两晋之交特殊的“世情”、“时序”影响下，文坛上玄言诗盛行。《宋书·谢灵运传》曰：“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文心雕龙·明诗》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文心雕龙·时序》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诗品》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虽然刘钟二氏对玄言诗兴起时代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东晋时代文坛上最为流行文学体式非玄言诗莫属。
北方士族南渡之后，不便与东南士族争夺地盘。东南士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新旧门户都集中在会稽一带封山占水。于是会稽成为侨姓士族的荟萃之地，在文学上也形成了一个会稽士族文人群体。《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就是会稽士族文人的雅集之一。王羲之《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出席并创作了诗歌的有王羲之、孙绰、谢安、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孙统、王彬之、王丰之、王涣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万、谢绎、徐丰之、虞说、庾友、庾蕴、袁峤之等。士族文人的聚会不仅仅在此一地，也不仅仅限此一度。其中的王氏、谢氏、桓氏、郗氏都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门阀大族。其中的谢安更是稍后东晋政坛上手执牛耳的精英人物。
《晋书·孙绰传》云：“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传后“赞”曰：“彬彬藻思，绰冠群英。”《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曰：“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钟嵘《诗品》曰：“爰泊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庚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然而，时人对孙绰的人品颇多非议，说他“性鄙”，有“秽行”，皆是一些个人修养中的小节问题。孙绰率先公开反对大将军桓温移都洛阳的要挟，《晋书》作者赞誉曰：“绰献直论辞，都不慑元子，有匪躬之节，岂徒文雅而已哉！”他的行为在当时除了不畏权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论代表了士族阶层的普遍利益。
永和年间，以孙绰、王羲之等人为代表的玄言诗具有鲜明的士族色彩，读他们的诗文，似乎他们个个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人人体会到了高妙的玄理，山水之乐取代了肉欲之乐，意“夷泰”而词“恬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明诗》曰：“若孙、许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伽陀，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览《兰亭集》诗，诸篇共旨，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达志抒情，将复焉赖谓之风骚道尽，诚不诬也。”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其中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八字尤为引人注目。本文认为：“庄老”与“山水”是东晋士族文学两重主题，在永和时代“庄老”与“山水”的关系表现为“以玄对山水”，到了义熙—元嘉时代，“庄老”与“山水”的关系表现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与“山水”之间的动态关系形成于兰亭诗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不是一场诗界革命，仅仅是一场士族审美情趣的转移。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皆以士族意识为其底色，属于士族文学的不同板块，士族玄言诗与士族山水诗内在相通。形成这一现状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士族阶层审美风尚的转移相关。
三、元嘉文学
以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为界，东晋一朝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士族势力占据社会主流，后期门阀士族日渐衰弱，再没有出现王导、谢安这样的精英人物，庶族出身的武将刘裕逐渐崛起，终于控制朝政。东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代晋，是为宋高祖武帝。这一年也被称为宋武帝永初元年。
随着门阀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失势，他们一方面依附于新兴的庶族人物，为自己为家族寻求新的庇护者。如谢混与刘毅的合作，谢晦对刘裕的追随。刘宋王朝建立之后，谢灵运自知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遂把自己的精力转向庄园的建设与经营，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山水自然中，把自己的才华转向文学艺术。因此，东晋后期至晋宋之交的士族与以前的士族相比，更加关注庄园、山水、文学。谢灵运《游名山志》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大型庄园，也只有大型庄园既可以维持他们豪华奢侈的贵族生活，又可以满足他们观赏山水的性分。庄园是士族退守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庄园与文学的结合，可以用庄园消解他们的牢骚不平感，可以用文学引领时代新潮，还可以带给他们炫耀于世人的满足感。此期士族文人的心态可以用“物性并重”来概括。此期士族文学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在山水自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活跃在此期的文人群体以谢氏家族为主。列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的东晋谢氏诗人有谢尚、谢安、谢万、谢道韫、谢绎、谢混、谢瞻、谢晦、谢灵运、谢惠连、谢庄等11余人。此期最为活跃的是谢混、谢灵运和谢惠连3人。
谢混是谢安的孙子，《宋书·谢灵运传》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钟嵘《诗品》云：“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宋书·谢弘微传》载：“(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谢混《游西池》云：“迥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写景清丽，情调高雅，谢灵运就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开拓的。
谢灵运诗歌标志着士族意识的高潮与崩溃，在研究中古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时，谢灵运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谢灵运士族意识与其诗歌创作之关系非常密切。谢灵运现存诗歌大约有100首左右，主要包括三个类型：一是山水诗(严格来说应该命名为山水名理诗)，二是模拟诗(包括拟乐府、拟古诗)，三是家族诗(包括赠答诗、述祖德诗)。以刘裕掌握朝廷重权为界，谢灵运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主要是家族诗和模拟诗，后期诗歌主要是山水名理诗。我们发现，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家族诗和模拟诗，还是山水名理诗，其深层的意蕴都来源于士族意识。
谢灵运的山水诗可分为庄园山水诗和远游山水诗两大类型。在所有山水诗中，庄园山水诗最能体现他的士族意识。贵族别墅的兴盛不仅为山水诗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庄园区域的山光水色也成为诗人审美的对象和诗歌表现的主体，庄园山水诗是古代山水诗的一个分支。如果没有始宁庄园这样的山墅园林，虽然不能说就不会产生谢灵运的山水诗，起码可以说如果剔除了描绘别墅区域的山水，谢灵运的山水诗将会黯然失色。在中国诗史上，谢灵运是第一位用心描写庄园山水的诗人，而且庄园山水在他的整个山水诗中占有很大比重。庄园山水诗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士族阶层的审美情趣，开拓了山水诗的格局和诗境，对中国古代山水诗产生了广泛影响。
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以建安时代邺下诗人为模拟对象，成功地模拟了曹丕记忆中“欢愉之极”的生活，但是，在拟诗中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生活，同时诗人也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从而，我们认为《拟邺中》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可以说，邺下之游是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而谢灵运却将它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学术界对谢灵运《拟邺中》写作动机的探究，主要有模拟说、隐喻说、再现说等。以上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谢灵运诗歌的内在意蕴——士族意识。《拟邺中》是谢灵运士族意识在模拟之作中的折射，它透露了士族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古贵族生活的场景。与其说谢灵运在拟作中所表现的邺中生活是一段让人心仪的历史追忆，不如说它是士族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
无疑，陶渊明出身于庶族，被人目为隐逸诗人之宗。士族诗人追求绮靡华丽，以雕镂为工；陶渊明诗歌古朴平淡，以自然为贵。但是，陶渊明也具有一定的门第观念。其《命子诗》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其《赠长沙公》云：“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花，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在门阀士族兴盛的时代，许多人都可能不自觉地受到世俗的影响，渊明也不例外。陶侃时代的陶氏家族虽然不能和王谢等大士族相比，但也属于有名望的新兴贵族。到了渊明时代，渊明的家庭因为不是嫡传而衰败了，但也还属于庶族地主之列，与那些暴发户家中的“乡里小儿”还是有区别的，而渊明自己也很看重这一点。
《宋书·谢惠连传》载：“(谢惠连)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谢惠连的诗以模仿谢灵运为主，缺乏个人的特色。
由于《宋书·颜延之传》载颜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有些人便把他划入庶族诗人之列，其实他的“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其出身无疑属于士族家庭。“(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宋书·谢灵运传》曰：“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他不仅在诗歌创作上与谢灵运并列，即使他的性格和处世风格也与谢灵运很相近。钟嵘《诗品》评曰：“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在义熙年间，他的诗就引人注目：“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其后的作品一直保持了“文辞藻丽”的特色。从内容上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指出：“便是六朝第二流作家如颜延之之流，他们的作品内容也是十足反映出当时贵族的华贵生活。”[6]82
面对庶族武将刘裕的日益强大、最终夺得皇权，士族诗人需要一个心理上的适应期和接纳过程。谢混和谢灵运都没有转好这个弯，导致他们走上了人生的歧途。元人方回云：“晋以来，士大夫喜读《易》《老》《庄》，而不知谦益止足之义，率多怀才负气，求逞于浇漓衰乱之世，箕、颍枕漱，设为虚谈。……然灵运之人非静退者，徐羡之、傅亮排黜，盖其自取。”(《文选颜鲍谢诗评》)明人张溥云：“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桀骜不驯、恃才傲物、偏狭尖刻的个性，再加上高贵的门第和血统，使他难以认清时代，也难以认识自己。进，不能也不愿折腰于昔日的门下老兵，退，不能也不愿栖隐陇亩、躬耕田园，于是，只剩下“徘徊去就，自残形骸”(《谢康乐集题辞》)一条路。
当然，在任何时代，士族文学都不能囊括文学的全部内容。汉魏之时，士族文学只是当时文学大河中的一条细小的支流。两晋之时士族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西晋时代得势的门阀士族领袖并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也不曾留下参与士族文学活动的记载。写作的主力是被视为“寒素”的东南士族和中原地区的次等士族。东晋时代士族的领袖人物王导谢安都参加了士族文人的文艺活动。永和年间的谢安王羲之，义熙年间的谢混都是士族阶层的领袖人物。同时，即使是士族诗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一定的士族意识和士族志趣，也不是说他们所有的创作必然与士族意识挂钩，也有与士族意识没有关系的作品。到了南朝，士族文学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除了两晋之外，中国文学史上最明显的士族文学当推南朝了。谢朓的山水诗、庾信咏怀诗标志着士族意识的发展与流变。但在南朝，宫廷文学、民间文学增长迅速，士族文学已经不再是时代文学的主流了。从士族文学发展的长河去看，南朝士族文学乃是士族文学的衰微期。
注释：
①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等，皆不与历史上的建安年间、正始年间一一对应。一般而言，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是指在相近的几个年号之间，此一年号最为有名，故取而代表近数十年的文学。西晋时代的太康年间(280—289)，陆机生活在江东吴地，太康十年才离家北上，古人称陆机为太康之英，很明显这个“太康”是文学史上的太康时代，不是史学意义上的太康年间。同样，我们用永和文学和元嘉文学所指的都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②太康时代、永和时代分别在西晋和东晋时期，与本文的两晋士族文学对应，惟有元嘉时代已经到了刘宋时期(420—479)。本文不用“晋宋士族文学”，而用“两晋士族文学”，是因为两晋是士族制度的兴盛期，是士族文学的兴盛期，文学是人的文学，不是朝代的文学。如果以作家比足，以朝代拟履，在作家归属与朝代划分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换履适足，而不能削足适履。谢灵运作为两晋士族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生活跨越了晋宋之际，仍然可以看作东晋诗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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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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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6]闻一多.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1:22

张抗抗原作，是要表达一种反世俗、反愚昧、反谄媚，高杨一种人格与精神的独立。主题，无疑是好的。
有没有这样的向日葵？这种植物是否还叫向日葵？不好说。
作品的托物议论明显而强烈，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而新燕绕梁飞诗友的解读，则更有些过。
把太阳视为一种不喜欢的势力，怎么讲都让人不舒服。太阳之于人类，是光明与美好的别称。
生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理想与奋斗、学习与批判、继承与发扬的循环，不能否定历史。
人不需要理想吗？敬畏可以不要吗？感恩不是最美人性吗？如果独立的抛却了这些精神与品质，那是可怕的。
独立，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曾经的追求与奋斗，更不能也不可能失却或拒绝太阳的光辉！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2:07

大侠那贴好观点不少，有关评诗、有关管理、有关大众平台、有关帖子质量和有关不怕吵等等都不错，是用心分析了目前栏目。大家可以讨论。

设评诗专题，过去搞过，这对于理论版其实是个任务或工作，我2012年九月辞职后，此专题关闭了，亦有个别借此大发厥词，全盘否定还攻击人身。
这需要有人员。就目前，人手不够。还有，此工作设想容易，其本来意义也摆在那里。但实际上很难把握，容易使栏目工作比例失调，把握不当，会弱化理论，占据中心。假若大家都拿来他的诗求砸求评，栏目将无以应付，主要工作势必受影响。关于理论，得承认，不管这里原创有多少，大块头拼凑多少，但无论如何，诗词理论是这里的核心任务。即使大家散议，七嘴八舌，它依然是诗词理论问题。
而版主，就理论版特点，就争吵多现状，就多年历史实践，就要完成的工作或努力目标，一个或几个，显然不够。君记否，云头雁曾用马甲100多在一个早晨顶起200多个老帖，我和寸草晨露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版面处理干净，这人少，是看不过来的。在理论版，管理，回答一些版务，面对一些蓄意无行，是需要大量时间的，除非不作为,任由闹乱。
而自由和民主，一定是有条件的。大侠应知什么雅颂的国学纵横，那里任凭流氓泼妇闹骂攻击，完全垃圾，一片腥臊。那哪里是“国学纵横”，完全是“群妖乱舞”——那是对传统风雅颂的亵渎，是文化和互联网站的耻辱。

我也有个建议，是对浑河大侠建议的改良，即以个人名义设专栏，专事诊室诊诗，称谓“某某诗词诊所”或‘某某诗词解析".

这是我个人意见。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3:28

随意徘徊版主发了个主贴，观点不能苟同，回答如下。

本来是理论问题，是争鸣问题，有球员突兀离开争抢愈烈的比赛绿荫，跑到足球管理中心去显示脚法，同时贬低对方球员和对方俱乐部，但又一丁点儿也没能拿出最最起码的具体证据，只是发泄和污蔑——这实在荒唐。另有别意谁都看得出，但做法委实过于直陋也太不伦不类。

理论的问题理论解决，异议的事情可争可存。把理论问题和争鸣问题转化成间隙，进而以不正当途径去发泄，对批评者进行污蔑，又进而转怒于栏目——这种争鸣批评的心态、方式和修养，实在不够层次。这不利于讨论，不利于团结，它有害情感，有害和谐。论得过就论，论不过就听，或论不过就走，这都可取，不失君子。论不过就恨，气吁吁就诬，这是学风文风的低品。

由争鸣异见而转化成攻击，这在百家屡见不鲜，多年如此。但此行毕竟过于业余，也实在缺乏修为，这样的参与者，最终都会被否定以至淘汰。有啥说啥，君子谋道，宽以待人，光明正大，不必项庄舞剑——又是一个远远低于项庄级别的人，用的又是一个银样镴枪头，涂的又是一层异味，如此岂能战斗？只能让人贻笑大方。

否定一个栏目、干涉一个栏目、攻击一个栏目，都为不明智，尤其对于一个容易争吵又敢于管理、依法管理、风气还正的栏目（随意徘徊帖子的具体污蔑攻击，这里不摘引)。而以偏见、私怨、不实、污蔑来投诉一个栏目，在公道和明眼人看来，这是愚蠢，自毁形象。

随意徘徊说百家关闭了他的贴他才发到别处，这是撒谎。事实是，他先发到百家之后几乎同一时间同时又发在别处，而他自己已经说了要先做备份。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对有间隙之人之栏，说话更要慎重。时刻窥视，借机闹腾，落井下石，张嘴诋毁，这不是君子之为。
徘徊可以随意，立言绝不可以随意！是为回答。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4:15

云头雁在评寸草晨露的一个句子时说：
   区分句子的语法成分，应该是小学低年级的课程。
   最近，我发现有个别诗友对这一基础知识的掌握似乎很薄弱。导致对一些病句的判断分析的模糊和争议。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基础知识拿出来，跟大家一道重新温习一下。
   在重温之前，首先举一个指代不明病句的实例：

（我喜欢苏东坡）的（庐山）七绝，‖[他]  揭示了“理”。
                           ====       ----- ~~~
  分别用（）、||、[]、=====、------、和“~~~”标明了主谓宾和定状补，其中“他”是谓语“揭示”的定语，同时，也是主语“七绝”的补语。摘取句子的主干，以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是：
“七绝揭示理”

病句辨析：
1.从逻辑上分析，谁揭示了理？也就是说，到底主语是谁？显然，是七绝这首诗，揭示了“理”。所以，“七绝”是当然的主语，“七绝”不能用“他”人称代词指代。只能用“它”指代。
2.从语法结构上分析，无可争议，他，是谓语的状语，同时也是主语的指代补语，主语是“七绝”，这里的“他”显然是指代“七绝”的。所以，是错误的。
病因结论：
逻辑混乱和指代不明。”

——以上，是云头雁主贴《分析病句》正文。他分析的相当主观，错乱不堪。我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发言，就是要看看其他诗友的意见。也觉得一个模特走的怎样，其实懂家是一看便知的，不必一定要说清楚。那个喊出新衣的孩子，有很多时候是不明哲的。但云头雁居然感觉良好，还露出第一讲的字样，潜台词是我是方家，要继续讲下去。

我的分析如下：
1、这其实是个复句，因果复句，前后句都有主谓宾。寸草无错，针叶林分析的正确，云头雁以其昏昏。叶兄分析过的我不涉及，我拾遗这个荒唐混乱不堪的其他有关。都为常识性错误。
2、”’他‘是’谓语‘‘揭示’的‘定语’”，大谬！定语，是用于修饰限定说明名词、代词的，不会用在动词“揭示”前头。
3、”他“，是主语，不是补语，一个句子中（兼语句除外），一个语法成分不会一肩二职。
4、状语，一般由形容词、副词构成，也有指示代词，但不会用人称代词。本句”他“，是主语，不是状语。一个”他“字，在一个复句里，被云头雁任命了三种身份，云头雁未免随心所欲的令人莞尔——就如此置客观规律和语言科学而不顾？

云头雁标的是”第一讲“，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云头雁继续教下去。但这一讲，则的确是完败的：错谬混乱不堪！，应该中了云头雁自己文章刚开头的那句判断还不如。
我还有个建议，倘再讲，一定要用论坛里的文章和诗词，不要转移教材（此前有版主给你那删除了，论坛不支持没意义而有嫌借他人成果取宠舆论的行为）。再，一定要事先磨好枪，有的东西记准了搞对他，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7:33

一、吟者在干什麽
谁为不平事（吟者），这几天很亢奋，发帖弹劾，声讨百家，赶我下课。这对于吟者，是正常的，这是她性格和思维的必然。
我有时间过来看，但没想回应。我在看她还有什么壮举，也在看版主之家。这是平静，尽管吟者的栏目攻击和人身污蔑是赤裸裸的，所用材料几乎都是谎言罗织。
论坛有管理员作出了初步处理，删除了她的几篇亢奋、紊乱和狂躁，但其依然任性。我作为百家栏目的管理人员和被弹者，不得不向吟者以及有关还有版主之家，报告一下情况。因为吟者的谎言已经散布出去（先后挂出三日），我需要回复说明（倘吟者不再帖，请保留我此贴三日然后删除）。

吟者所弹，事情本身很小。就是个网上没有利益的服务，就是爱好与消遣园地的虚拟管理。网人应该极少把网上的管理当做官或事业，我尤其还不需要在这上头证明我的价值。这里的成功是张驰先生，别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志愿者（当然也是双向的，可以同时享受有平台进行学习唱和的满足），它给众生带不来任何利益（是指吟者说的那名利，非指学习、提高、消遣、会友）。所以，吟者不必把这当做一件多么大的事情来大呼小叫，殊死一击。以为百家关闭了，知味下课了，就是对百家和我本人像宣布死刑一样的打击，便如同唐吉可德打了鸡血般的向风车发起进攻已完成其伟大的人生使命！这很好笑。而尤其，吟者不必把泄私和报复这样的狭隘与龌龊，做成为为中华诗词论坛的继承方向和为十几万会员的共同心愿而铁肩担道义这样冠冕堂皇的虎皮。对于吟者，我有深入骨髓的认识：尽量减少表演，尽可能减少撒泼，这是我对她的最后一次忠告。

吟者何许人也？伯牙、无畏者、谁为不平事是也，亦即千年老山参、赏花人、钟子等一干百余马甲的本体。
吟者（优点从略，这里说问题），是偏执的新韵宣传家，偏激的独轨弹奏员，刻毒的平水抑揄者，标题党的发布人，缺乏公共意识的我行我素斗战士，射骂诗的炮制里手，因狭隘刻薄而常常沦落不能自已的街丼泼妇（纯客观描摹）。其在百家，主要是口水声韵，多马甲滥发狂顶己帖，明知故犯不听劝告还屡屡投诉栏目管理，对管理人员怀恨不时讥骂射骂，后来又到别栏做了版主大事攻击百家和有关版主。

有关声韵，张站出于对百家以往教训的考虑，提出禁止声韵之争，这是有道理的。我对此原则执行但考虑百家毕竟是理论版，又有个别诗友的确对此有兴趣，声韵研讨诉求应该在一定条件下提供满足。我因此提出了一个折中改良政策：拒绝无声韵口水之争，欢迎有新意成系统的声韵探讨，个人声韵发帖每周不得超过2篇，个人声韵主贴在首页前30位置不得超过2篇。这个大家都做到了，唯吟者很多时候一天就3篇，马甲顶起她自己的帖子在前30位置有时达到一溜7篇。栏目对她提示，她全然不予理会，栏目只好作适当下沉或关闭，以维护版面观瞻。因为这个，吟者不断提出抗议，又不断讥骂，还在别栏和别的网站发帖颠倒黑白，污蔑百家。在这种情况下，栏目对其进行警告、禁言。

吟者行为，在百家，我的前任就封禁挡出过她的五六个马甲，在中诗词其他栏目也遭遇禁言，在别的网站更是一再被禁言驱逐。她的文风，缺乏起码的风度修养，心怀虚幻，名利薰薰，哗众取宠，夜郎自大，老调长谈，千屏一律，偏执狂躁，刻薄歹毒，大言不惭，格调低下，阴骂不止。文风即人品。吟者的交流，被讨厌被封禁，这是她性格素养品性的必然，路是她自己走的。与法无关，与别人无关。

百家与吟者。不是学术矛盾，更不是容不得异议问题（其实我本人就是新韵的实践者，但我没有贬低过平水，也不参与二者之争；而对于争鸣，还算比较熟悉意识形态也粗知文学批评的我，多年养成的观念决不是限制自由，而是理论上一定要保证最大自由，栏目版主可以参与但不能限制亦不可居高临下，讨论不妨激烈，可以合理冲撞，但一定不能有骂），而是栏目推行纪律与吟者无视纪律之间的矛盾，是栏目告诫不要骂而吟者非要不时骂的矛盾。
吟者没有公共纪律，无视栏规，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最后谩骂，这是她的问题，这也是栏目一定要管理的问题。
百家的管理与争鸣，要恰到好处，执行起来应该容易，事实上比较难把握，因为存在各种妨碍因素。但一定是：过严则万马齐喑，过松必乌烟瘴气，这里就是积聚着这样一批人群，这是现实。应该说，一年来，这尺度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宽严大体适当。

吟者的目前，是以污蔑百家、阴骂版主为最大任务。这是她性格、品质的反映。其目前所为，实质是不满栏目管理，怀恨版主批评，是在对百家和版主施行一种极其狭隘、较为歹毒的报复行为，这是对论坛法纪，对论坛正气的挑战。对此，希望论坛明察。此风不可长，此邪当抑制，霍乱要找根源。不然（倾向性、苗头性、根源性问题要清除，事件挑起者的责任要追究，一旦这种魔鬼放出来而不管——吟者事实上已经成为这种腥汤之鱼，几回纷争已经说明问题），法将不法，公将不公，道将不道，敌意频生，私情泛滥，报复任意，攻击恣肆，无行乱撞，争戈四起，这要给园地带来瘟疫，这会使认真工作的版主们寒心，也会给论坛的文明与和谐造成负面。

二、吟者弹劾拼凑的是几个谎言
1）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9:06

   大道勾栏展布衣，小鸭卧虎总出奇。
   十年木秀啼莺燕，一意孤鸣现犬鸡。
   血管奔突纯是血，泥人塑造靓仍泥。
   成疴每每轻薄辈，毁璧林林叛孽伊。
1、《决议》是承认毛的历史地位而不是否定，不能用毛的错误否定毛的伟大历史。你这个两弹人员这个都不甚了了，还谈什么政治？否定毛，就是右，这是西方和所谓精英们的阴谋、滥调，习近平已多次强调。你否定毛，这对于两弹人员不是小问题，就此应该可以认定你是冒牌。
2、是你在这里搬弄百家的“xx俱乐部”，百家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方向，你的污蔑是螳螂挡车。
3、这里是诗词论坛，不客气的说，别谈你的“两弹”。而百家是诗词理论栏目，更不需要你的自我吹嘘炫耀。你不在这里“捣蛋”，就是增长了环境意识。
4、你的多篇包括两弹吹嘘还有王光美等等，引发了政治话题争论，栏目关闭出于栏规，删除是论坛级管理人员也完全正确。奉告别一再诬蔑，而我没有动你一篇东东，那时我出行在外。而此前你一直强调与我无关，“我们之间很好”。我在版主之家客观回答你之后，我就”不好'了？没有的事情也搞到我这里来了？不尊重事实如此，感情用事如此，令我很是瞧不起你这个”两弹“。
5、希望杜会员珍惜时光去干正事。因为一点争论的间隙，然后耿耿，在这里不断借机闹事，胡乱掺和，又说不参与不讨论，请问你身份何在？还有一点儿人过古稀（姑且承认你有过两弹岁月）应该有的境界吗？无聊无趣丢份！

这些话，是你在这里无数次表演后我的批评（此前我对你婉转尊重多次规劝，是你自己让我对你生出鄙夷)，以后不再。你没真话，也不回答问话，就是单兵直线纠缠泄愤攻击——这没用，你把二炮司令拱掉了你去当顾问那是能耐，这里无名无利百家版主们就是个消遣服务，你给污蔑掉了没有丁点儿价值，你要不污蔑有版主早就不干了。
请自重，自爱！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09:57

知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你吗？想想年初，我任百家版主时发了篇词，你说理论版不能发原创，于是我硬撑着坐起来，花了两个小时改成了评论贴。这对于没什么，可我当时刚做完腰椎间盘融合手术，打了六根钢钉，严禁坐起来。我当时不但坐起来，还在起来时闪了一下，这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不说，这儿有骨科医生让他们自己说。而你是知道我做手术情况的。可关键是你后来自己发的原创贴不但发了，而且还飘了红，所以你我之间已不仅仅是网络问题。至于以后的事情，也有很多知道情况的人，我自己也不说让他们去评断吧。
我吴翔再怎么着，线上线下都靠人品和本事吃饭，挣得也够我儿子吃一辈子了。至于您，我真不好评论，反正人在做事、天在看，好自为之吧。
今天跟垃圾说了这么多话，起码得刷三遍牙。（随意）

恨我可以，我以公处事，这就是你的个人素质问题了。

发一般诗词原创不可，栏目规定里有，作为版主你该知道，你闪了腰也要我负责？过于无赖了吧？
我发诗词原创当然有还不少，但你要列出我的题目，看看是不是违背栏里规定。与“诗词理论、文艺人物、传统国学内容和重大节日的栏目主题活动”无关，我会立即辞职。而我什么时候“给自己的诗词作品加量飘红”了？你列出来，用事实说话，我也会立即辞职。转载和版务，我肯定加亮过，那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栏目和诗友。

你得学会用正常人的眼睛看问题，会全面看；你还得学会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信口雌黄；至于胸怀和为人，你的网上表现已经为你作出记录很逼仄低劣。

网上与网下是一样的，都是“这个人”在做。网上无行，网下不会有好造化；而网下，我不会关注你。你用有小人故意“制造”的我的网下，我只能说你很可怜，你还有能诬蔑我和堵我嘴的核武器吗？
辩论不过就谩骂，谩骂不够就倒打一耙，倒打一耙未能得逞就造谣，造谣不够就网下——你也真够卑劣的，除此，娃娃还会别的么？

还有勇气回到原题吗？你为何被屏蔽？离此而攻讦，小人之技也！
你的牙，是你爹妈给你的，是该好好涮涮。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1:37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 (2012-03-19 09:57:42)转载▼
标签：汪精卫诗词余英时历史人物杂谈       分类：杂谈——人物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分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汇》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搖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內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汇》，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〇〇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別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別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內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內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毀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就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內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冊，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內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別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緊緊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〇一〇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況，汪的“忧虑”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週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別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页二〇）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內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冊，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灝）来一电，说国內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冊，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內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冊，页二〇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〇一—二〇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须脫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冊，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內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內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茲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淒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冊，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內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冊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滄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冊，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箋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冊，页二〇二—二〇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內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冊，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紅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冊，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內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冊，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橫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搖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終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內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內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婦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〇—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 ── 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 ── 一九五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冤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〇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〇〇）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隨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別有空濛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冊，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貴的。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2:33

汪兆铭是行将灭亡的华夏精英之精英，集士大夫阶级最好的品质和最坏的弱点于一身。他出身名门，绝非李宗仁、阎锡山那种需要奋斗才能进入士大夫阶级的小康之家。山阴汪氏自嘉庆年间入粤以来，政绩和著述皆有可观。他的曾祖父汪炌平定苗瑶叛乱的主要功臣，一面凿平苗人的屏障“天生砦”，一面大力推行文教同化政策，奠定了湘西拓殖的根本，在魏源的《圣武记》当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作品《史亿》流传至今。他的祖父汪云是妙高书院的名师，“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为他作传，称他深得两浙士大夫的爱戴：“及卒归葬，多士送者数十里，有号泣不止者”。

　　他的父亲汪琡是晚期诗界的名家，《省斋先生诗存》代表了他的诗歌理想。清末是江西诗派盛行的时代，义宁陈氏(陈寅恪的家族)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江西诗派的特征以文入诗、以哲化诗，极大地拓宽和深化了诗歌的传统领域，但也把诗歌变成了文人化的游戏，丧失了原初意义的诗。汪琡企图跳出“尊唐”和“宗宋”的斗争框架，吸取汉魏的雄健和六朝的俊朗。他的追求终于在儿子身上实现了。汪兆铭自幼娴熟陶潜和陆游，感时伤怀，别开生面，一扫明人伪唐诗的空疏做作和清人伪宋诗的生硬晦涩，成长为民国诗界的擎天一柱。陈衍(石遗)称汪兆铭和胡展堂为“粤东二妙” ，“慨当以慷，不作一躲闪语”。

　　钱钟书《题某氏集》，其实就是指汪兆铭。钱老为人一向圆滑机巧，这也是其中一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钱钟书虽然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但他对汪兆铭的理解却不及石遗老人原因。原因部分在于性格。陈石遗多少比较接近清末“老新党”的传统，习于慷慨悲歌、任侠使气，模仿明末狂生和东瀛志士的风骨。钱钟书却是赫胥黎、萧伯纳的继承人，以偶像破坏者(传统信仰的操守的解构者和讽刺者)自居。另一部分原因恰好在于钱钟书是更加专业的批评家，将传统文论的“唐宋之争”纳入了西方文论的框架，乐此不疲，有进无退。这种框架不幸无法容纳“古近之争”，只好忽略“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问题。“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敏锐地把握了汪兆铭诗歌的沉郁悲怀和慷慨情怀，却完全误解了他的师承。汪兆铭的文人气太重，学不了诗经楚辞的天真质朴;志士气太重，学不了郊寒岛瘦的惨淡深密。阮嗣宗咏怀、陶渊明任侠的沉雄壮阔才是他的天性和追求。

　　他的作品自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被逮口占》：

　　啣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对照阮籍的两首咏怀诗，胸襟格调一脉相承。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

　　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

　　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

　　鸣鴈飞南征。鶗鴂发哀音。

　　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

　　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

　　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

　　《述怀》乃是汪兆铭不世出的杰作，不知为何反而不甚知名：

　　“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嗟余幼孤露，学殖苦磽确。蓼莪怀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坟茔，身欲栖岩壑。忧患来薄人，其势疾如扑。一朝出门去，万里惊寥落。感时积磊块，顿欲忘疏略。锋铓未淬厉，持以试盘错。苍茫越关山，暮色照行橐。瘴雨黯蛮荒，寒云蔽穷朔。山川气凄怆，华采亦销铄。愀然不敢顾，俯仰有余怍。遂令新亭泪，一洒已千斛。回头望故乡，中情自惕若。尚忆牵衣时，谬把归期约。萧条庭前树，上有慈乌啄。孤姪襁褓中，视我眸灼灼。儿乎其已喻，使我心如斫。沈沈此一别，剩有梦魂噩。哀哉众生病，欲救无良药。歌哭亦徒尔，搔爬苦不着。针砭不见血，痿痺何由作。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悲风天际来，惊尘暗城郭。万象刺心目，痛苦甚炮烙。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大椎飞博浪，比户十日索。初心虽不遂，死所亦已获。此时神明静，萧然临汤镬。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悠悠槛穽中，师友嗟已邈。我书如我师，对越凛矩矱。昨夜我师言，孺子颇不恶。但有一事劣，昧昧无由觉。如何习静久，辄尔心跃跃。有如寒潭深，潜虬自腾轹。又如秋飚动，鸷鸟耸以愕。百感纷相乘，至道终隔膜。悚息闻师言，愧汗骇如濯。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馀生何足论，魂魄亦已弱。痌瘝耿在抱，涵泳归冲漠。琅琅读西铭，清响动寥廓。”

　　这是陶公的心、陶公的口、陶公的敦厚，《和刘柴桑》的自然延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塗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相形之下，苏轼的《和陶》就显得太机智，太近代了。

　　《杂诗》从命题到风格都是陶公的写照：“海堧多悲风，草木不易蕃。旷土终可惜，结搆成小园。种菜与锄瓜，闭门学隐沦。古人或有然，此意匪我存。目欲去荒秽，手欲除荆榛。熟云筋力衰，犹足任斧斤。有兰生前庭，有菊荣东轩。有豆种南山，有桑植高原。桃李以为华，松柏以为根。秋风不能仇，春风不能恩。豁然披我襟，海天荡无垠。”

　　不过，最贴切的对应反倒是陶公《拟古》的第四首：“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後，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建安风骨、晋宋风流渗透了诗人汪兆铭的灵魂，即使在最拘泥形式的填词当中，阮步兵和鲍参军的心仍然透过朱彝尊和陈维菘的笔，顽强地流露自我。下面这三首词作于他一生的最后阶段，意高旨远，功力已入化境。即使他毕生只写了这三首诗，只要华夏文化和华夏诗歌的传统不致灭绝，任何忽略汪兆铭的文学史都会像忽略陶渊明的文学史一样荒谬和不值一读。

　　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流连意，奈惊飚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馀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虞美人

　　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满江红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这里有《咏三良》的磊落胸怀：“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後，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也有《高阳台》的一往情深：“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一寸横波，断肠人在楼阴。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难寻。“诗人对祖国怀着绝望的爱情，看清了自己的命运，仍然做出了库尔提乌斯的选择。

　　钱钟书把汪兆铭视为善于作诗的政治家，其实汪的本性毋宁说属于业余搞政治的诗人。他自幼有神童之称，乡试轻取第一名。如果不是科举突然取消，王渔洋、赵瓯北的盛名倚马可待。他改投东京法政大学，同样以儒雅风流著称。他似乎天赋超人一等，属于钱钟书描写过的那种人：他们平时懒洋洋不太起劲，稍一动作就把陈寅恪那种勤勤恳恳用功的学生甩下去，根本不把李大钊这种鬼混度日的社会活动家放在眼里。他习惯了崇拜者的前呼后拥，并不喜欢政治的烦劳与肮脏。他仗着自幼养成、社会一直认可的自信心，觉得自己天生做什么都是出类拔萃，觉得屈尊救国是一种自我牺牲，要不然同样的时间精力不知道能够写出多少杰作。

　　民国清除老悖，为出身低下的年轻人开辟了无限的空间。蒋介石、李宗仁如果不从政，社会地位肯定会明显降低。汪兆铭却不是这种类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犹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学人，肯定技压群雄。从政对他意味着降格和牺牲，这是有客观依据的。他非常讨厌事务性工作，既无趣又劳累;随时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这里至少比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领袖或清流领袖，而非政治首脑或行政首脑，希望别人听了他的高见以后，心悦诚服地鞠躬说：“汪先生的卓见果然高明，我辈定当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则问题，他很快就会丧失兴趣。

　　他毕生从政，不是为“救国”、“救党”而牺牲自己，就是为袍泽之义或任性赌气。1910年，他刺摄政王以前，致书胡汉民说：“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三十年后，他的自期仍然是：“我失所学无所能，不望为釜望为薪。”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为政治而生”和“靠政治谋生”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特征，在秦政以后越来越少见。儒家一面强调理想士大夫应该是“为政治而生”的人，一面又无法阻止社会扁平化的趋势，只有指望修身养性的力量。汪兆铭终生“为爱国而生”，在“吃爱国饭”的民国人物当中非常罕见，因此总是给人留下鹤立鸡群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不怀疑他动机的纯洁，也无法劝说他忌惮敌人的毁谤。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并不是在1980年代才开始的，汪兆铭并不是不知道。问题在于他骄傲而自信，觉得任何人只要足够聪明和爱国，肯定能够理解他的动机，至于蠢人和坏人，他根本不屑于反驳。

　　如前所述，辛亥是鸡鸣狗盗之徒发迹变泰的大好机会。汪兆铭以刺摄政王的大功，本来不难索取高官厚禄，他居然一介不取。袁世凯不愿迁都南京，他振振有辞地争辩。袁世凯不以为忤，反而有意招徕，他也拒绝了。他认为革命只是人生的插曲，大功告成以后就要返回自己的轨迹，再次出国留学，直到孙文遇到危难。早期国民党人大多数都曾在某一个阶段背弃孙文，他却只有在孙文不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离开。他是国民党内有数的理论家，陪伴孙文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为孙文草拟遗嘱、编辑遗稿。他有继承孙文地位的极好机会，如果愿意跟苏联人结盟的话，蒋介石和胡汉民都很难跟他竞争。他没有这么做，不要不是因为反对苏联，而是因为他缺乏耐心和觊觎的决心，也不清楚自己想要采取什么政策，拂袖而去反倒符合他的自我形象。

　　汪兆铭对苏联的观感恶化，是在广州暴动以后。他在四一二分共以后反对蒋介石，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团结苏联，甚至在共产国际试图夺取兵权以后，仍然满足于礼送出境，自以为很对得起后者，留下了以后相见的余地。他和张发奎在广东组织反蒋联盟，以为共产党只是蒋介石的敌人，跟他无冤无仇，因此允许后者自由活动。结果苏联领事馆赤膊上阵，占领广州后大肆屠杀资本家。经此一役，几乎所有国民党左派都觉得共产党不讲道义。后来蒋介石推行联苏反日的政策，汪兆铭反而变成最坚决的反对者。蒋介石嘲笑他只是因为自己吃过亏，才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自己对所有迷途知返的叛徒一视同仁，无论李宗仁还是朱德。汪兆铭则认为蒋介石愚蠢而自私，为了享受全国领袖的威望，不惜出卖孙文的遗产。蒋介石为了敷衍他(而不是为了忌惮苏联)，才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并不认真执行。汪兆铭觉得蒋介石不可救药，终于彻底决裂。蒋介石到了抗战后期，也开始抱怨苏联不讲道义;到了台湾以后，又开始抱怨国军遭到全面渗透。其实，这些渗透都是在他自己主持下完成的。

　　汪兆铭对苏联-日本-国民党三角关系的看法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持有这种看法。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拒绝承认黎元洪大总统以后的历届政府，称孙文为魏忠贤，视北伐的成功为民国的灭亡，幸灾乐祸地表示国民党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建设和改革都需要时间，而国民党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退守内地，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汪兆铭承认他的正确性，表示中国自强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然而，他在这里陷入了国民党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么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外交就是错误的，北洋政府的审慎根本不是卖国。北伐本身就是导致远东势力均衡体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强在亚洲大陆的条约权利，也就消除了列强干涉远东事务的动机，将东亚留给苏联和日本逐鹿。国民政府破坏了条约体系，也就丧失了条约体系的保护。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为自己强大，而是因为列强的干涉和条约体系的保护。国民党撕毁条约所得的利益，就像蠢人违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没的赃物，随时可以被其他违法者黑吃黑，因为后者知道警察不会保护他。

　　1927年以后的东亚变成了国际体系拒绝保护的地区，犹如今天的叙利亚，自然沦为僭主战争的战场。然而对于中国(和叙利亚)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是改朝换代的正常状况。仅仅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大清的瓦解才没有造成赤裸裸的五代十国状态。如果其他人有理由抱怨，至少国民党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北伐就是他们发动的。汪兆铭的希望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恢复条约体系就是说国民政府不该存在，保存国民政府就逃不了国际协调瓦解的后果。他得不到免费午餐，只是出于对国民党的情怀，不作最后一次救党努力，心不能安。国民党是孙文临终托付给他的孤儿，因此他毕生摆脱不了白帝城情结。如果国民党一定要自取灭亡，他至少要死在国民党前面。他知道做革命党就是要横死的。遇刺以后子弹无法取出，医生早已告诉他只能指望十年寿命。他的烈士情结重新燃烧起来，不因岁月而磨灭。烈士的命运就是柴薪的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的本分。重庆国民政府对他的毁谤，恰好就是他对大清的毁谤、广州国民政府对北洋政府的毁谤，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道。

　　汪兆铭觉得和谈可以成功，因为日本人占领内地的动机不比以色列占领加沙的动机更多。问题在于东北。蒋介石无法夺回东北，又不肯像十九世纪的战败国一样承认失败，让东北变成另一个台湾，于是就乞灵于类似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的手段，依靠违反战争规则的袭击破坏来骚扰日本。日本于是在华北和东北之间建立隔离地带，犹如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建立保护加利利的缓冲区，从《塘沽协定》到卢沟桥事变的一系列冲突都是因此而起，并不是日本贪图贫困而且无法开发的中国内地。中国如果愿意恪守停止袭击骚扰的承诺，日本人根本无需以战迫和，九一八策划者石原甚至主张连缓冲区都放弃。然而蒋介石并不像汪兆铭想象的那样蠢，他知道这样的和平意味着东北的永久丧失。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中心在东北，华北只是外围原材料和劳动力基地。时间对蒋介石不利，随着东北的迅速发展，东北的向心力没有增加，华北的离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东北产生特殊共同体意识以前，抓住最后的机会窗口孤注一掷。他不能指望胜利，只能指望两败俱伤。两败俱伤就是苏联外交的胜利，渔翁得利的第三者继承亚洲大陆。每个人都看清了形势，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该奢望的。汪兆铭这样的性格，自然不愿意活到亲眼看到结局来临的时刻。

　　下面这几首诗是明白人为汪兆铭和国民党所做的悼词。糊涂人则一如既往地充当牺牲品，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牺牲。

　　陈寅恪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钱仲联

　　太息孙胡逝，艰危仗一人。

　　河山终复汉，志业迈椎秦。

　　神理资筹笔，先几在徙薪。

　　云霄垂万古，八表共沾巾。

　　去国霾黄雾，魂归降玉棺。

　　身先诸愿尽，病为众生殚。

　　填海心终切，回天事已难。

　　山颓我安仰，空有纸刳肝。

　　拯溺情难恝，甘心积众诬。

　　五年凭赤手，百折奠黄图。

　　忧国廑深抱，怜才到腐儒。

　　淮南鸡犬感，无路向清都。

　　葉嘉瑩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

　　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4:31

  丽江好地方

   前年走了趟丽江，回来后友人问我：丽江怎样？我脱口回答：丽江好地方。

   好在丽江的水。
   丽江因金沙江三面环绕且“金生丽水”而得名。金沙江源于吐蕃界犁牛石下，又名犁水，久而谐音为“丽”水、丽江。
   丽江水就大丽江（丽江市）而言，在地图上看，此处的金沙江像一只巨大的展开的蝴蝶，其从左翅顶端的塔城流向南，经巨甸抵石鼓而转向东北，之后又走虎跳峡、大具而至左翅底端的七河，而后逶迤出境，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
   这一蜿蜒跌荡，一水多折的水流图像，纳西人因此而将丽江称之为“英古”（大江怀抱意）。而在我觉得，这实在是因为丽江太美、太有诱惑力。不是吗？就连咆哮的金沙江也一步数回头、辗转缠绵的驻足、流连往返、依依难舍的不愿离开丽江。
   大丽江的水，有两处细节必须做为特写让人们知道：
   一处是虎跳峡。在丽江城北50多公里处，因玉龙雪山、哈巴雪山大规模上升和金沙江强烈下切而形成了一段“当惊世界殊”的大峡谷——虎跳峡。其因传说有一只猛虎被猎人射伤负痛跳过峡中巨石再跃上对岸而得名。
   虎跳峡的水面海拔为1500米至1800米，两岸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海拔分别为5500米和5300米，水面距两岸高差达3700多米。两岸摩天，江水湍急，这自然也就成为万里长江第一峡。世界著名的美国西北高原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谷深为1800米，但比虎跳峡整整低了一半近2000米。虎跳峡长18公里，落差200多米，江面平均宽为60米至80米，最窄处仅有30米。
   虎跳峡分上、中、下三跳。上虎跳江面狭窄，加之江中有巨石阻挡，江水狂驰怒号，浪花激荡排空；中虎跳江中礁石密布，江水跳跃间或倒流；下虎跳两岸峭壁接天，远望如天然石门，江水破门而入，卷起千层浪雪。
   我游（绝非游泳）虎跳峡与大多旅游者一样，是步行于两岸的山道、栈道而站在观景台上看岸，观水的，峡中水上寻常人是不敢去的，只有探险漂流的勇士才敢去搏击虎跳峡野马奔驰般的水。而既使是勇敢的漂流者，也常常是以对虎跳峡悲壮的臣服而告终。
伫立观景台，抬头望，两岸高耸，直入云端；垂首看，陡壁如削，江水狂奔。
   斯时，我脑中自然浮现出长江三峡和我游三峡的印象。初识三峡，她山的多姿、水的和美，很是给我留下了奇美的感觉，深感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伟力之奥妙。我当时以为，只有长江三峡才是最壮美的。现在看，那时的想法有些坐井观天。是虎跳峡，长了我的见识，也改变了我对于三峡的看法。三峡，美甚至大美是无庸置疑的。然虎跳峡，岂一个“美”字了得？！它更有壮，更有奇，更有险！
三峡给人的感觉正如它的江水，尽管有时也有急流，也有险势，但整体来说还应该是一种舒缓、中和、平静、妩媚、诗情画意，象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而虎跳峡，则是一种急促、诡秘和狂野。它让你望而生畏，使你心魄震颤，恰如民族乐曲中的“金蛇狂舞”和“十面埋伏”。
   另一处是泸沽湖。泸沽湖在丽江的宁蒗县和四川的盐塬县之间，面积有50余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0米，最深处达90多米。她的不受污染和清亮透明，恐怕是国内很多湖难以与其媲美的。站在船上，你可以向水下望到十几米处。
   泸沽湖在一天里的景色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为观湖，起了个大早，在泸沽湖整整徘徊了一天。晨曦初露，雾霭烟霞，湖水如染，呈一片金黄；朝阳冉冉，山峦如黛，水中映山，则为翠绿；夕阳西下，水平如镜，碧水万顷，又成一片墨绿；夜色幽静，波光粼粼，星星在湖中闪动，如梦如幻。
      泸沽岛不仅水清，而且岛美。泸沽湖四周青山环抱，湖岸曲折多弯。湖中有黑瓦吾岛、里务比岛和里格岛最佳，被誉为“蓬莱三岛”。
      黑瓦吾岛位于湖心，岛上树木葱茏，百岛群集，是候鸟的理想栖息之地，也是昔日永宁土司的水上行宫。美国学者洛克称此处为“真是一个适合神仙居住的地方”。
      里务比岛藤树繁茂，鸟语花香。岛上经堂红墙黄瓦，香烟缭绕，很有些神秘色彩。
      里格岛是连堤岛，三面环水，环境幽静。岛上住着十几户摩棱人家。古老的木楞子房沿岛而造，房子的门窗面对水面，开窗即可垂钓，生存情境悠然宛如仙境。
      泸沽湖——恰似一颗晶莹的宝石，镶嵌在丽江版图的万山丛中。

   好在丽江的山。
   说到丽江的山，自然是唯玉龙雪山而无别个。
   玉龙雪山离丽江古城15公里。其由13座雪峰由北而南排列，远望似一条舞动的巨龙。
   我和妻是乘吊篮式索道车登上牦牛坪的。这是一个观玉龙雪山的景点，海拔3700米。那时正值四月，在山上需要穿厚毛衣或羽绒服。我只穿了件线衣外面是一个衬衫，乘缆车时也已很冷，下车后便用快走来暖身，但却忘记了是在高原，不一会儿便气喘喘嘘嘘，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吸气，然后再慢行。
   牦牛坪是一块开阔平坦的绿地，厚厚的草坪因进入春季已开始泛绿，但又因地处高原并没进入夏季而仍有些枯黄。草坪上有观景台，有跑马坪，有纳西人、藏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商人经营的小吃铺、服装铺、工艺品铺和药材铺。
   在牦牛坪远观玉龙雪山，其山脊呈扇面展开，最高峰扇子陡在丽江北侧拔地而起，是长江南第一高峰。迄今还尚未有人能够登临其上，尽管它只有5000多米。
   玉龙雪山山上万年冰封，山腰森林密布，山下四季如春，构成了世界上稀有罕见的“阳春白雪”景观。玉龙雪山集气势磅礴和玲珑秀丽于一身，时令和阴晴的变化也使其呈不同景象。导游告诉我：玉龙雪山有时云蒸霞蔚，玉龙忽隐忽现；有时碧空如水，群峰如洗，晶莹如玉；有时山系云带，云上峰顶皎洁，云下岗峦碧绿；有时霞光辉映，雪峰如披红纱，娇艳无比。
      玉龙雪山在唐代就被称做“神外雪山”而名播遐迩，后来又被南诏封为“北岳”。元代宣慰使李京赞美其：“丽江雪山天下绝，积玉堆琼几千叠；足盘厚地背摩天，衡华真成两丘垤”。在李京眼中，五岳中的衡山和华山在玉龙雪山面前，都只是两个小土堆且是蚂蚁穴边的小土堆儿了！大旅行家徐霞客则称玉龙雪山为：“漾荡众壑、领挈诸胜”。
   我观玉龙雪山，觉得她圣洁、博大、高远。她给人一种童话般的美好感觉，同时又让你感到她有非一般意义的高贵和冷峻。

   好在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又称大研古城，位于丽江坝子中部。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古代城镇，也是我国目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两座古城之一。
   丽江古城始建于南宋末年，至明朝末年已颇具规模。徐霞客述及当时的古城为“民房群落、瓦屋栉比”，“居庐骈集、萦坡带谷”，“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可见当时的古城已成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一座重镇。
   丽江古城是山城，海拔2400米。她的选址很是独具特色。她以雄伟、晶莹的玉龙雪山为背景，西靠狮子山，北依象山、金虹山，南面是平坦的开阔地，形成了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格局。如此既可避开西北寒风，又能借利东南光源，这就使其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丽江古城被誉为“高原姑苏”、“东方威尼斯”，可见水乡、水城是其一大特点。笔者在这里说的“水”，则是小丽江即丽江古城的水了。
   古城利用水当然颇具匠心。其北依象山，象山脚下的玉泉河自然大可利用。她以玉泉河之三股即西河、中河、东河注进体中，然后再分成若干支流穿街走巷，网布全城，形成了主街傍河、小街临渠的特色。我去过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这两个城市与丽江共性的东西都是城中有水，水流全城。但我感觉前者有些造作，不比丽江自然。丽江在城市建设中对水的利用达到了和谐、自然的层次。
   古城内河渠密布，自然就要有桥。城内木质、石质的单孔桥、双孔桥和多孔桥有300多座。其中人寿桥、万子桥和南门桥等都人气很旺。
   我和妻在人寿桥上照了像，不图官、不求财，只为能健康一点儿。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心愿，或更属“到此一游”之类。我们还不会认为在桥上就那么一站，就可以万寿无疆的。
   古城的街道布局也与众不同。它没有高大森严的城墙，也没有十字相交的道路。古城所以不设城墙，流行的说法是，丽江世袭土司姓“木”，他忌讳给“木”上加“方框”，那样就要被“困”了。也有人认为，这与纳西人开放的传统有关。但不论怎么说，没有城墙，应该是丽江有别于我国其他古城的一大特点。
   古城的“四方街”名气很大。到丽江不去四方街，等于没有到过丽江。四方街在古城的中心，有1000多平方米大小。据说其是模拟“知府大印”形状而造的，象征权镇四方。
   四方街用磨些语称谓叫“芝吕古”，意为集市中心。它原来是一块露天市场，现在已形成了以其为中心放射出若干街道，而每条街道都是露天和铺面相结合的大型市场。
   从四方街放射出的六条街道，它们彩石铺地，街巷相连，依山傍水，自然起伏，四通八达，古朴典雅。我和妻走在街市上，像走入了八卦阵，感觉神秘而奇异。
   四方街及各街道集市经营的商品很多，吃的、穿的、戴的、看的、玩的等等无所不有且很有地方特色。我在一个烙饼的铺面买了一张饼，忘记叫什么饼了，吃起来香甜可口，余味无穷。从丽江返程时，后悔没有买一些回来给母亲尝尝。
   古城的民居应该是最有特点的了。城内大片明清建筑风格的房屋仍在使用，其多为土木结构，大都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式的瓦屋楼房。这些建筑既有北京四合院的韵味，也有江南水乡引水入户活水绕屋的风情。这些民居讲究结构布局，追求雕绘装饰，外拙内秀，玲珑精巧。中外建筑专家们称其为“民居博物馆”。
      民居本身已经很有特色，而家家户户又都十分喜爱种植花木培育盆景，这又使古城享有了“丽郡从来喜植树，山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

   好在丽江的文化。
   东巴文化是丽江文化的总称，也是纳西族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主要包括东巴象形文字、东巴教、纳西古乐、东巴绘画和东巴舞蹈等。二OO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东巴文化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东巴文。属于原始象形文字，始于唐代，有1400多个单字，是目前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至今仍为东巴文化研究者和艺术家们所使用。对东巴文字，专家们认为，它比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和我国的甲骨文字更为原始古朴。
   东巴象形文字在造字上，它有形符、意符和音符；在书写上，以松烟加胶水制成墨用竹笔书写；在表现手法上，采用夸张和概括的手法，追求气势的生动、细节的完善。其贝叶经的形式，优美的线条，动态的特点，构成了东巴象形文字的基本特征，给人以一种满纸日月山川鸟兽鱼虫的洪荒太古之美。
   东巴教。纳西族的传统宗教，基本形态属于原始巫教。“东巴”，纳西语为“祭司”，以父子传承或师徒相传，他们是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东巴教是一种多神教。在纳西人看来，天、地、山、水、风、火等自然现象和自然物都是神灵，这神灵既可赐福人类，也可降祸惩人，因此必须祭祀以消灾免祸。
   东巴教崇拜祖先，相信灵魂。他们认为死于非命的灵魂会变成鬼，对活着的人构成危害，因此需要“东巴”念经驱鬼。而正常逝去的先人的灵魂则需要衣食住行，祭祀他们可以得到祖先灵魂的保佑。东巴教活动涉及和渗透在纳西族生产、生活、道德以及文学艺术等一切领域。
   东巴教在解放后逐渐消亡，目前只有在边远的纳西村落还有少数的“东巴”在活动。
   东巴纳西古乐。由《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两部分所组成，它们被国内音乐家权威人士评价为“东方音乐活化石”。前者表现的是对战争亡灵的凭吊，情绪是生离死别，凄凉感伤。后者则保存了一部分唐宋的词曲音乐，另还有一些为本民族创作音乐。这些乐曲，既有洞经音乐的庄重，又有江南丝竹的典雅，还有纳西民族的通灵。
   我在丽江歌舞剧院欣赏了两个小时的纳西民族歌舞，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我强烈而深切的感受到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艺术，进入到了一个原始、悠远、玄妙、超然、神秘的境域。
   在我流连往返于古城街道的时候，我当然思考过：选择了这样一个天造地设的好地方落脚，又用自己的劳动建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古城，同时还有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这应该是一个既热爱劳动又充满智慧而同时又极富创造力的人群和民族。对于这样一个人群和民族——纳西人，我充满了敬意。要知道，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群以至民族是都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和美德的。

   我和妻是下午三时许离开丽江古城的。坐在大巴车里，我还是禁不住不时的透过车窗远望这座让我敬仰叹服的古城。而此时，一个画面是如此赫然的出现在我的眼前：茫茫天穹和高大的雪山像舞台天幕上的一个巨大的背景——山顶之上是淡蓝色的天宇，山的上部分及顶端为白色甚至很晶莹，山的中下部分为淡绿和浅黛色；在这背景之下，便是高低错落、栉次鳞比、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青色的房脊、飞檐和瓦。这简直就是一幅硕大的壮美的油画！此时，我心底涌出的自然是这样几个字：丽江——好地方！

                                                                                             （二OO六年五月一日）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5:08

灯  下  漫  笔

   “打造文化城市”，这是一个近年来颇为时髦的词语。这一词语很是被一些城市建设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专家尤城市官员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热衷于口头上并试图推行于实践。
   其实，它并不新鲜。
   人们知道，“文化”这一词语，含义是很宽泛的，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河母渡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罗马文化、巴比伦文化等等。从“文化”这一“广义”概念来说，举凡人类进行的任何一种社会实践，都是“文化”的，或者说都是离不开“文化范畴”的，无须单提什么“文化”，也不必刻意去“打造”。
然而，它又可以说是新鲜的。
   人们又知道，“文化”，又是有其“狭义”的，即精神生产能力及其产品。那么，“打造文化城市”如果这样去理解：在“狭义”的“文化”方面有所作为而据此形成城市的“个性”，这应该是可以算为新鲜的。而既使从“广义”“文化”来说，“打造文化城市”也并非陈旧。因为，这一“文化建设”是注意了有意识的放弃长期以来的“盲目”而开始走向一种“自觉”。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我市在建设发展双城上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战略（但愿不是口号）——打造文化双城。在黑土地上生存、斗争、发展了八百余年的古堡双城，经二十一世纪有意识的“文化”“打造”而再历数年，是应该可以不负历史、再造辉煌的。
      打造文化双城，目下最要紧的是什么？有同志提出了“要实现若干突破，发展若干文化产业”云云。我以为，这提法高则高矣，大则大矣，但与目前双城实际多有不合。我的观点可能是悲观的，我以为双城若想在文化城市上图作为求发展，当前首要的是——拯救！
      我们当然已经看到：双城的文化事业，在很多方面诸如在市里重视程度上，在部门工作组织上，在群众文化活动上，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在文化事业的人才拥有上等很多方面，在全省仍然是靠前的，比很多县都要好。但在这繁荣的后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的一些工作已有退步、下滑。君不见，曾经给人们带来无数影视情感的电影院已被拆多年了，电影放映业名存实亡；上演过大型现代京剧的南二道街剧场也被经营没了，戏剧文艺演出没有有规模的场所；新华书店严重萎缩，书少，光顾者也少；图书馆规模小，图书不多，读者寥寥；地方戏尤二人转演出庸俗化、低级化、色情化需加强管理，其健康向上的创作演出亟待引导扶持；文学艺术创作处于纯粹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无人问津的自由状态，如何使创作者在创作思想、创作目的、创作方法上更明确、更成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不认识或不改变这一现状，却要在此基础上“大兴土木”建造“突破”，与在沙滩上造楼何异？要改变这一现状，舍“拯救”焉有他法？
   所以说“拯救”，是因为我市现如今基础文化事业这一不尽人意的现状已持续多年却一直未能得到改变，是因为这一现状与过去一度还“和谐的双城”目前已呈“不甚和谐”，是因为在这一状况面前人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是因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尚需花费很大的气力。
   基础文化事业相当重要，它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的社会成果，也决定、影响着很多东西。大英博物馆、美利坚国家图出馆、法国卢浮宫、悉尼歌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等等，这些文化设施都享有世界声誉，都成为各自国家的骄傲并被世人景仰。徜悉尼市没有悉尼歌剧院，人们会怀疑悉尼还是不是悉尼；若维也纳没有金色大厅，人们或许不会记起世界上还有一个城市叫维也纳。
   既然如此重要，就应该而且必须把这些工作切实地抓出成效。如果帕瓦罗蒂等三大男高音来双在未来的“古堡歌剧院”演出，双城堡在全世界将声名鹊起。这当然仅仅是设想，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在于你的设施够不够格？你那个“巢”好不好？如够格，巢好，凤凰是会飞来的。
   而要“拯救”，就要“动真格”的。就得把前文提到的那些已消失、萎缩的设施、事业办起来，就要有影院、有剧场、有图书、有放映、有演出……而要把上述这些都办起来且办好，核心问题是什么？是“钱”。没有“钱”，一事难成。只要有了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有了“钱”，其他问题都将不成其为问题。“钱”面对一切都可以“摧枯拉朽”。这“钱”可以政府拿，可以社会出，也可以由具体部门去“化”。
   打造文化双城，就要搞好城市建设。城市建设或者说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地方精神的载体”，其最能体现“文化个性”，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特征。同为首都，北京和东京完全不一样，巴黎和开罗迥然不同。既使同在一个国度，南京与成都风格各异，济南比杭州大相径庭。这都是因居住的地域不同、居民生活习惯差别、民俗和社会学的差异而呈现各不相同。当然也在于这些城市在兴建中都找准了区域性特点，都注重了自身的特殊性，才使得这些城市个性鲜明。
   城市建设关键在于规划。但这种规划不应该仅仅是功能的规划，也应该是文化规划。因为城市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它是历史的记忆，情感的载体，一方水土特定文化的持有者。譬如天安门，中外驰名，而其所以令人神往并非它的使用功能，而是它的精神作用，它的象征作用。又如香榭里舍大街，世界闻名，但它并不很宽，人们知道它也并不是它一天流动了多少车辆，而是分布大街两侧的总统府、大小皇宫和影响欧洲以至世界的大银行、大公司、大影剧院、大酒店以及名时装店、名首饰店、名香水店。城市建设把文化因素考虑进去了，规划进去了，这座城市才是有个性的，有内涵的，也才有可能被人记住。
      规划城市应该不单知道三角几何还应该懂历史人文和双城的人文。世界是联系的，规划城市应该有联系的观点，不能孤立的离开历史文化背景去规划。规划城市应该增强更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通过众多人的参与，使城市规划选择最佳。北京的城市改造在保护文化方面就是失败的，就是因为没有采纳专家们的意见。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关于另辟新城的建议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改造者们随心所欲的在老城拓大街、建高楼，使得许多有巨大文化价值的建筑如城墙等都被拆掉了，弄得六朝古都老北京面貌全非，不伦不类，如同北京胡同里的大碗茶里掺和进了华尔街的可口可乐，味道全变了。这个损失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我们的家园叫“双城堡”，我们为自己的家园而自豪，很多人可以说是“逢人便说古堡好”。但“古堡”的“特点”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古堡”的“个性”？我们搞城市建设，就是要考虑和研究“古堡”的特点、北方的特点、黑土地的特点、金满的特点。这个不研究好，建设古堡就是盲目的；这个研究好了，城市文化特征才能鲜明。
   我曾几次提过，双城的城市规划及建设要有文化内涵，要有人本主义，要有个性，要有质量和品味。我还提出双城堡火车站的改造。
   双城堡火车站在中长（京哈）铁路上是颇有名气的，其黄墙碧瓦、雕梁画栋、飞檐垂柳的极富中国古典建筑美的风格，给过往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少小之时我一走到这里就留连忘返。它是堂皇的，也是典雅的，还有几分神秘。它的南侧是一块不算小的广场，人们可以在稍远处的广场欣赏它的全貌。当火车站的全景进入你视野中的时候，你不禁会发出赞叹：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居然还有这样一座精美的、有味道的殿宇式建筑！而当你的眼睛移向左再向右或转过身的时候，你一下子会很失望：低矮、破旧的民房怎么会和它同处一个画面？没办法，这是时代使然，谁也超越不了时代。但当岁月的车轮辗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时代已赋予了人们以改造这处所在的能力。那么此时，就应该不负时代，不负历史。不负时代，就是要抓紧改造，不错失时机；不负历史，就是要将前人已开好的头继续下去，使火车站这里的建筑更规模、更完整。因此我建议过：以火车站原有建筑为基本点为基本风格，在其东西南三侧拉开距离，留下广场，建几座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古典式建筑，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式建筑。如此，双城堡火车站会更具规模、更加和谐、更有特点，它会成为双城的一大景观，去接受世人的欣赏和叩问。而做为一个窗口，无疑会给外埠人一下火车就留下一个鲜明的“古堡”形象。
   可是现在，商业化的城市建设不仅使这种改造设想化为乌有，就连双城堡火车站原来的模样也已不复存在。双城堡火车站可怜的在大刹风景的现代而粗糙的建筑物后面龟缩着，其面容由于惊恐、冷遇而显灰暗呆滞……中长铁路这一闻名遐尔的双城堡火车站就是如此被人为的搞丑且已完全失去了再度焕发风采的可能！
   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因素很多，民居风格、广场风格、绿地拥有、公园建设、城市雕塑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内容，都要考虑好，规划好，建设好。这些都想到了，都建设好了，这个城市建设才是完整的，也才有可能是有品味的。
   打造文化双城，必须努力办好教育。教育是兴国战略，打造文化城市从本质上说离不开它。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发达先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校能力，教育水平，人才培养。
   双城的教育是有着辉煌历史的，近现代在教育上都是很先进的，一个兆麟中学就使双城声名远播，它是双城的招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全省重点中学仅有三所，双城的兆麟中学就占了其中一席，于此可见双城教育的先进和兆麟中学的特殊地位。
   社会变化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说一个地区发达先进，教育却是一片荒芜那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北京、上海所以被称之为文化先进，它们各自拥有的数十所大学且很多是名牌大学是无可辩驳的佐证。所以，乘着卫星去改造且以大街宽、楼房高而著称的深圳在遭人诟病为“文化沙漠”之后，连续几年投入巨资建了个大学城，又不惜代价把北大、清华也拉了进去，为的就是改变其“文肓”面貌。
   要办好教育，应该把重点学校办好，象兆中、三中、六中都要用心思，花气力。兆麟中学有很好的传统，有过辉煌，曾经是双城的骄傲，尤其它又是以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名字命名的，我们万万不能辱没了它！要办好教育，重要的是要用真懂、真爱教育的人来办，如此才于教育有益，否则贻害双城无穷。要办好教育，就要保证师资水平，搞高普及率，保证升学率。
   打造文化双城，要有意识的组织好文学艺术创作。文学艺术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精神产品。组织好文学艺术创作不但可以迅速、全面的反映一个区域的社会生活、一个区域的历史变化和一个区域的风土人情，以扩大这个区域的知名度，在更大范围内宣传这个区域的文化。同时还是作者、艺术工作者不断发现生活、不断创造产品、不断积累作品、形成艺术产品储藏的过程，另外，它还可以促使作家、艺术家队伍不断壮大。
   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很重要，但人们能记住它的不外乎两点：一个是群雄割据，争当霸主；一个是诸子兴起，百家争鸣。可谓一“武”一“文”，而诸子涉及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散文的“文”，则正是有力的代表了春秋战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晚其后来六百多年的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唐”，其中之一或很大程度上，就是“盛”在丰硕、绚烂的诗歌创作上。这个时代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诗人，产生出浩如烟海的诗词作品。倘若把李白、杜甫等一大批诗人、作家及其作品从“盛唐”中抽出去，史家在讲唐代历史的时候，不会在其“唐”前冠以“盛”，那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或许是地灵人杰的缘故，双城的文学艺术创作建国以来一直很活跃，成绩也不错。很多作者的作品在国家在全省都产生过一定影响，如高风阁、王忠禹、刘子成、栾之千、张希彦、黄玉臣、朱宏轩、张济等，很多同志在组织、辅导双城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工作，如王文山、韩渐锐、牧之羊等。
      双城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全市的文化工作中应该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下滑现象，表现为作者少了，作品小了。目前爱好和搞文学的人与改革开放之时及以前已大为减少，已远非过去作者、爱好者在文学路上排着长长队伍的壮哉模样；作品所反映的题材、主题、氛围、意境比之过去宽泛、丰富得多，但个人的灰色的东西也比较多，而有份量的作品几乎没有（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原因肯定很多，要者大体有二：其一，受商品经济大潮影响。人们有很多路子走，有的路且比较好走，一些人耐不住寂寞而离开了文学艺术。也有一些人是浮躁难定，不能够潜下心来搞创作。其二，缺乏必需的组织扶持。双城的文学艺术创作在总体上还属于无组织、较自由状态，尤文学，是属几个文学爱好者以文友的关系在民间集结前行，缺乏必要的组织，得力的辅导，适时的笔会，定期的出版和中肯的批评。
   我说作者少了，只是就文学而言。其实就整个文学艺术创作来说，作者和爱好者应该是人多了，如书画爱好者，是大大的增多了。而弄文学的人少了，也不足多虑，真爱上谬斯的人，是不会轻意放弃文学的。只要有真爱谬斯者在，双城文学的希望就在。
应该努力把对文学艺术创作的组织扶持工作提到日程上来。文学艺术创作固然属个体思维劳动，但在作者、艺术工作者思想、艺术并不很成熟的情况下，是非常需要有机构、有人去组织、去扶持、去把握、去引导的。即便是对于成熟的作者、艺术工作者，也有个组织、把握的问题。文学艺术到底还是一种社会精神产品，它健康与否、向上与否，对社会和人群是要产生影响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有方向的、有组织的，于社会、于人民群众有益的文学艺术创作。这方面文联、文化局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打造文化双城，就要努力发展地域性文化。何谓地域性文化？就是此一地区特有的传统的文化。
   以二人转为首的地方戏的创作表演应该是最有东北文化个性的了。双城的二人转艺术属黑土地文化，形成已久，作品多，表演人员甚众，曾经颇为辉煌，一度在省内外造成声势，甚至“转”到了大都市上海。双城目前二人转的创作表演不敢恭维。知道有一些民间团体，有一些小剧场，每天演唱不止。也陪同哈市某部门的同志观听过半场，更听一些同事朋友“介绍”过一些二人转表演。总的印象是：双城二人转的创作及其表演很多是粗鄙化、庸俗化、色情化的。这样的二人转是不能代表黑土地，难以代表双城的！
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观摩过一次辽宁省的二人转汇演，其中一出“女队长”，他（她）的表演是以芭蕾舞动作与二人转舞扇动作相结合的，两个演员形体好、嗓子好、表演好，在汇演中夺得了第一名。
      前不久在电视里也看过一段吉林省几个二人转演员的演出，他（她）们在幽默、诙谐的表演中辅之以高难的形体、声音技巧，有生活气息，娱乐性强。
   这两出不同时期的二人转表演，都是高水平的，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前者高雅清新，后者纯朴诙谐。而他（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有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都有健康向上的艺术品味，都有独特创新的表演形式，都有纯美丰富的审美情趣。
   双城二人转要想成为双城的代表性艺术剧种，成为双城的代表性文化，应该努力下一番大功夫。具体应该在生活积累、作品创作、演员培养、表演技巧、表演风格上努力改进提高。尤要努力改变低俗，低俗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低俗不可能代表一地文化。还要努力创新，不创新绝对没有出路，不创新不会形成优势。要通过努力，形成朴实、清新、健康、火爆、奇丽、诙谐的二人转艺术特点，让人们通过二人转及东北地方戏，了解双城的风情文化，感受双城人的聪明智慧。
   冰雪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主要内容，它是在北方这一特殊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北方独有的文化。哈尔滨、尚志等地在这方面已经开展的很有成绩，双城在这方面还没有有意识去开展。这毕竟是北方的艺术，我们也有这个条件，应该把这一文化搞起来。
   饮食文化不可或缺。饮食是人类之必须，是人的本能。最初人们考虑的只是果腹，食而无忧之后考虑的是怎样可口，有条件之后才把它弄得丰富多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特点，成为一种文化。饮食因地域不同而造成内容和形式的差异和多样，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而一个地区的饮食只要形成特色成为美食，品尝之心之能可以说人皆有之。“西湖醋鱼”肯定有点甜，但谁不想尝一尝呢？“北京的烤鸭”肯定有些腻，但谁能抵御住它那香酥的诱惑呢？人们对美食是不会拒绝的，这也是饮食文化可以东西疏通、南北交流、推行开去的内在优势。
   双城的饮食还是很有特色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加大满旗的特色，必会形成一个独特的菜系。很多事情在于坚持，在于规模，在于总结，在于宣传。西安和成都的小吃本没什么，就是经营历史长且形成了一定规模，一条街一条街的都是小吃，人们就认为其好的不得了。双城的饮食业者如能办成集东北特色之大成或接近大成，双城的饮食业就可以称其为文化了。
   饮食是人之必须的，美食是人皆爱用的。当一个地域的美食形成一种文化的时候，这个地域不产生吸引力才怪。
   打造文化双城，还要发展旅游业形成旅游文化。发展旅游业进而形成文化那是需要条件的，需要本钱的，你得有资源，你得有山、有水、有古迹、有传统、有民俗……，这些都没有，要发展旅游业以及形成旅游文化就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可能有五岳，连石头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长河、黄河了，就是松花江也只是擦边而过。我们只能在自身寻找，在自身历史、民俗中寻觅，在现实现有条件下去挖掘。我们可以做“四野双城指挥部”的文章，可以做冰雪的文章，可以做满旗风俗的文章，可以做猪肉炖粉条子的文章……这些做好了，双城的旅游业或许可以迈出步子。
      打造文化双城是个复杂的事情，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只是提纲契领的谈了些要点，还有一些内容诸如抢救民间文化、发展企业文化、搞好体育文化、创造招牌产品文化等尚未提及。如本文能引起读者匆匆一瞥，笔者愿意在适当之时就此话题再赘言几句。
      “打造文化双城”是个好主张，若真的“打造”下去，未来的双城会比过去更美丽，更有内涵！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5:36

走进武夷

   我爱山。不知为何缘故。或许与生俱来，应该更是后天使然。
   当然也拜谒了一些山或者是名山。所以说拜谒，是因为我每仰望或走近一座山的时候，都是以一种景仰的态度，都是带着一种尊重。在山面前，我永远只有欣赏、感叹甚而至于是膜拜，不敢有丝毫的轻慢和孟浪。
   在与友人谈山的时候，福建南平的朋友不止一次的向我述及他家乡的武夷，看着他那郑重而自豪的表情，我深信武夷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所在，而在我有限的见识库里，也多少储存着一些有关武夷的概念。
   我就是带些这些“先入”而走向武夷的……

   武夷果然名不虚传！在我徜徉在武夷的奇山丽水中的时候，我头脑中有关武夷的那些“先入”得到了一一验证。
   武夷雄奇，武夷美丽，武夷灵秀，武夷趣妙，武夷深邃，武夷博大……

   武夷的美在于其山的雄奇壮丽。
   挟东西两部低山与中山丘陵区域的武夷有山峰百余座，地壳运动使其诸家峰起或直冲云霄，或盘横数里，或如屏垂挂，或傲立雄踞，或亭亭玉立。
   天游峰是武夷第一胜地，是不能不去的。其由整块巨石构成，昂然凸起，凌云摩霄。在“一览亭”凭栏远眺，千峰竟秀，九曲环碧，真乃一幅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山水画。
   玉女峰则无论如何要看，她是武夷的招牌，是武夷众山峰中最是挺拔娟秀、美艳窈窕的。正面看玉女峰恰如比肩而立的三姊妹。最高的峰顶草木葱茏，象簪花淑女；中间的丹崖间白，如粉脂闺秀；居下者低眉弄首，似含情少妇。宋人白玉蟾因而有了“花临水上一奇峰，玉骨冰肌处女容”的诗句。
   登攀接笋峰、隐屏峰就要十二分的小心了！一条悬梯般的磴道垂挂在硝壁上，这是登攀接笋峰和隐屏峰巅的栈道。古时这条磴道十分险峻，要攀藤附葛才能勉强上去，故前人有“涉其巅者万无一二”的记述，现在已设了铁梯和栏杆供游人登攀。尽管如此，我在沿石阶并用手紧紧攥着铁栏杆拾级而上至“拾梯悬百级、凸与人面横”的“鸡胸”处的时候，面前是几近直立将要碰鼻的石崖，后面和脚下是无遮无拦的无底深渊，心头不能不时时袭来一股股“悚然”。
   我几乎是带着一种逃逸的心理越过“鸡胸”、踏过“龙脊”、走上隐屏峰的。站在峰顶，心儿踏实了，眼界也宽了。面对青山绿水，心旷神怡！你不能不由衷的感叹：武夷的山，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耐人品味！

   武夷的美在于其水的灵秀俊美。
   古人誉武夷为“碧水丹山”，可见水在武夷的地位。武夷山中有大小溪流三条：东为崇阳溪，北是黄龙溪，中有九曲溪。三溪围绕，贯穿群峰，逶迤穿棱，水流潺潺，很是给武夷注入了生机，增添了动感，孕育了灵气。
武夷最富灵性、最富魅力的水莫过于九曲溪。
   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南麓，全长60多公里，而其中近10公里的河段因受峰岩阻隔而发育成曲折多变的形状，“九曲”因此而得名。她像一条玉带，在武夷的峰峦岩壑间环绕萦洄，给武夷平添了许多姿容和活力。
   游九曲溪实在是轻松惬意的事，你可以不费登山之劳，便可尽揽山水之胜。是时，我携妻乘筏，随波逐浪，顺水泛舟……一会儿水面如镜，筏行徐缓；一会儿波涌流急，筏驰如箭；时而陡壁迎面，奇峰兀立；时而岸势平坦，草木茵茵。一路舟移物换，一曲几景，水碧山丹，舟缓天蓝，草木茂盛，鸟鸣花香，甚是赏心悦目，轻松快活。
   在漂流九曲溪后，我又幸遇大雨。倾刻间山口舞白龙，石上溅浪雪，崖巅垂水帘，峭壁挂白练。远处幽谷生烟，山色空蒙，峰岩呈醉，草木一新，面对此情此景，你不能不发自内心的赞叹：武夷之水，活力四溅，生命永在；水之武夷，相依相携，相映成辉！

   武夷的美在于其茶的馥郁清香。
   在谈山中说茶，是因为茶和武夷已不能两分，山和茶紧密相依。说武夷，是离不开茶的；而品乌龙，是离不开武夷的。
在一间清雅别致的茶室里，我一边品味武夷岩茶，一边聆听茶小姐关于武夷岩茶的故事。
   武夷灵山秀水孕育出的武灵岩茶，是世界四大茶类中中小叶种茶树的代表，又是乌龙茶类的始祖。
   武夷岩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在茶圣陆羽的《武夷山记》里，其推测武夷岩茶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已出现。武夷岩茶于北宋兴起，经元清到当代已走向极致。
   武夷岩茶先是在平民和僧人道士中亲手栽培。他们以茶为生，以茶解困，以茶为乐。后经皇家茶园和闽南茶商经营不断发展扩大，然后从宋明时走出武夷，走进宫廷，飞出国门，奔向世界。
   武夷岩茶的主要品种有“水仙”、“肉桂”、“乌龙”、“佛手”等。而高于品种的名丛则主要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和“永金龟”。武夷岩茶的代表当然非乌龙茶莫属。
   乌龙茶味甘泽、气馥郁，既没有绿茶的苦涩，又没有红茶的浓烈，然却同时兼得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因此广受世人好评。随着乌龙茶的深得民心和其制作工艺的不断提高，品尝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且日趋高雅，功夫茶由此而生且在闽粤等地蔚成风气。
   名丛“大红袍”享茶王美誉，其生长在九龙窠崖壁上，目前仅存三、五株，经科技人员实验，现已培育成功与母树相当的茶树，名曰“大红袍二代”。
   大红袍的传说已很流行：古时一秀才上京赶考，途中病倒在武夷的天心寺，寺僧用九龙窠崖壁所生茶树的茶叶将秀才救愈，秀才金榜题名后，为报救命之恩，回武夷把身上所穿红袍披在茶树上，红袍揭开后茶树呈现霞光，“大红袍”因此而得名。
   武夷岩茶所以受世人青睐，完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质地上乘的优良品种和历经锤炼的精湛工艺。武夷岩茶享有盛誉，还在于她的冲泡技术的不断改进。唐代的煮茶，宋代的斗茶，元代的贡茶，明代的散茶，清代至今的功夫茶，已把武夷的更新换代岩茶及其品茗不断翻新演绎结晶成为一种茶文化。
   一座山能制造出一种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现象，一座山能孕育出一种文化，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武夷山做到了。
茶以山显，山以茶彰；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

   武夷的美在于其生物的罕见多样。
   武夷山拥有地球同纬度带中面积最大、最典型、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这里的森林覆盖达到96.3%，有植物3000多种。丰富的植物种类，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因此她又是我国小区域单位面积上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有“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世界”等美称。在我所亲近的山中，还没有哪座山像武夷山般的生物多样。这种生物的多样性于这个地区的人们有不可估量的资源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姑且不说，仅就间接使用价值如在局部地区可蓄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防风固沙、减少噪音、调节气候等作用及其带来的好处，人们也是可以完全感受到并受用不尽的。在我们尽享了武夷的草木之美，生灵之美之后，我们不能不向武夷道一声：武夷你好，谢谢武夷！

   武夷的美在于其文化的包容独特。
   伫足在“武夷精舍”遗址，思绪飞到了1100多年前的宋代，想起伟大的朱熹。朱熹从14岁入闽直到71岁逝世，在武夷山从学、著述、讲学、传教长达50多年，终成理学之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子理学思想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700多年。朱熹思想不但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传播海外，成为朝鲜李朝500多年的指导思想，同时被东瀛朝野所接受，对西方国家思想界亦产生一定影响。
   当代学术界对于朱熹仍然给予了十分的关注。国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有数所大学和研究中心召开纪念会、学术会。国外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法国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来华研究考察。对于卓有贡献的先贤，后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武夷是朱熹理学的摇篮、朱熹为武夷增添了光环。朱熹与武夷，是朱熹之幸，还是武夷之幸？有学者对此作出了评价：“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该从朱熹那儿走出来了。
   经武夷山南麓沿崇阳溪西岸前行，在一个山川聚合的格局中，令人惊叹地横卧着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城遗址。它西倚山势挺拔雄伟的武夷群峰，南北两侧有岗阜山左右庇护。崇阳溪由崇山峻岭中迤逦而来，碧水澄澈，萦绕其前，在城边由西向东，而北再向南流去。它的东西和北面是是一块冲积平原，沃壤良畴，自成天地，四周重重天然屏障合护，使古城越发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近看，墙顶灌木丛生，墙身长满苔藓。城内遗址中，高台鳞次，沟堑宛然，在千年沉寂中它们似乎仍在不断的诉说着当年这里的不凡和辉煌。驻足其中，你会感到一股幽邃厚实的古风弥漫周身。
   这座古城，便是“闽越王城”。它是我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好的汉代古城址。它在造址、建筑形式和风格上独具一格，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
   闽越王城的存在，说明西汉闽越国时期已有城市出现，可证实闽北是福建开发较早地区。它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我是下午来到声名远播的“桃源观”的，它号称是武夷山的道教胜地。尔后又看了天心永乐禅寺，这是武夷山最大的佛寺。永光禅寺前有12米高的弥勒全身坐像，身体最宽处13米，是当今全国弥勒佛雕塑中最大的岩雕之一。
   武夷山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十六洞天，称为“升真之化洞天”。南唐皇帝的弟弟在此入道，道教名流吕洞宾、知微子等在这里修炼过。武夷山还是佛教“华胃八小名山”之一，在唐武德六年就有僧人传佛学。伏虎禅师、祖鉴禅师等曾在这里修行建寺。
   看了一道一佛，又想到之前看到的“朱熹精舍”遗址及其所做的学问，我发现，这应该是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儒、释、道三教同山。异教同山现象并非个别，但像武夷山不但有且是三教同山还来往颇多的，应为少见。这里两教中的高僧、名道都与儒生过从甚密。许多书院、寺庙、道观比邻而建，儒生和僧道相邀而游，共同品茗，佳趣迭现。武夷山的这一特别，说明三教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都能摒除门户之见，尊重对方，不妄自尊大，达到了一种人格和教格的成熟。而另一面，也体现了武夷山的兼容和豁达，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武夷的美在于其诗文岩刻的丰富隽永。
武夷的自然风光和朱熹的影响，吸引了众多名宦、学臣、文人、墨客、圣僧、名道及隐者纷至沓来武夷，他们给武夷山留下了无数佳篇名作。唐宋元明的吕洞宾、李商隐、朱熹、李纲、苏轼、苏辙、范仲淹、梅尧臣、陆游、辛弃疾、戚继光，当代和现代的郭沫若、郁达夫，赵朴初、夏承焘、费孝通、刘白羽、汪曾祯等都为千年的武夷文化增添了宝藏。
   一代宗师朱熹给大王峰留下这样的注脚：
   屹然天一柱，雄振干维东。
   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
   现代文学创造社骁将郁达夫上个世纪40年代是这样欣赏武夷山的：
   武夷三十六雄峰，九曲清溪境不重。
   山水若从奇处看，西湖终是小家容。
   我的感受当然不可能与大文豪们相比，然武夷石刻，真的是给我留下了与造访泰山一样的印象，它让我感受到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是极其强烈的，这在行走于很多山的时候是绝无这种感觉的。
   武夷石刻是武夷艺文宝库中极为重要的财富，是武夷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以直观性、便捷性的诗文书法形象，卓立于峰岩、洲石、涧壑之间。它们有长篇游记岩刻，记载重大事件的岩刻，景点岩刻，赞辞岩刻，诗文岩刻，楹联岩刻，名茶岩刻，纪游岩刻，哲理岩刻和革命史岩刻等。
   南朝的顾野王是最早赏识武夷山的文人，他的“千岩竟秀，万壑争流。美哉山河，真世人之觏希也！”高屋建瓴如大王峰。
天游峰胡麻涧的一幅集句楹联：“曾经沧海难为水，看到武夷方是山。”出语不凡似玉女峰。
   戚继光游武夷留下的：“大丈夫既南靖岛夷，便当北平胡虏，黄冠布袍，再游期此。”气势磅礴像接笋峰。
武夷岩刻有400多方，内容博大宏远，深寓于诗文辞赋的精彩文字里；形式琳琅满目，呈现在真草隶篆的挥洒书法中。
   游览武夷岩刻，尤透过岩刻的大气和隽意，我感受到了武夷山历史和文化的厚重。
   武夷的美是卓而不群的，武夷的美是独立特行的，武夷的美是丰富多彩的，武夷的美是隽永厚重的，武夷的美是幸福宁静的，武夷的美是含蓄深远的……
   也许，这些认识和断评都不准确。山不言自高，水不言自美，茶不言自香，树不言自青，道不言自真。武夷——山的奇丽，水的多姿，树的华贵，茶的芳謦，可能是我永远都表述不明白的，那就请诸君亲去武夷吧，在武夷山的匍匐中去认识领略武夷！但不幸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武夷真面目，只缘心在迷雾中。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6:02

白秀英其人

   《水浒》被译介到外国至少有二三个名字。其中一个叫《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这译法如同我国译介的《一千零一夜》和《三个火枪手》同出一辙。好小说的含蓄性、多义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题名所含盖，都可以冠以多个名字。倘《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真的精准无二，那我的这篇小文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所幸不是。
   梁山泊的确活跃着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水浒》确是张扬好汉的雄性世界。但是，《水浒》世界亦的确是个阴阳平衡的世界，它不仅推出了足可传世的多个各具性格的男人方阵，同时也列出了足可名世的多幅细腻生动的女人画卷。不只是腾挪着顾大嫂、孙二娘和扈三娘，还鲜活着闫婆惜、潘金莲、潘巧云、李师师、王婆、贾氏、玉兰等各类女性。她们绝非可有可无，亦绝非如一些小说只是拿女性做引眼球之色相。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潘巧云，便没有石秀；没有潘金莲，便没有武松；没有闫婆惜就更严重了，不但不会有宋江，也要不会有梁山，《水浒》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水浒》众多女性中，有一个人，似乎被古今中外的读者们都忽略了，她其实是颇耐人寻味的，名字即为本文标题免读后两个字。
   白秀英“端的是一个好粉头”。其与知县在京城就相好，知县工作调转郓城，她亦随之跟进地方。因为那时妇女地位普遍不高还远远占居不了半边天，所以知县还不好提拔白秀英当公务员、法官抑或主任、局长之类。又经济不发达，也无从安排她承包大的工程项目。白秀英也就只能重操旧业，继续战斗在娱乐战线，在郓城主办勾栏。
   由于白秀英来郓城时日太短，全城知道她与郓城一把手亲密关系的还极少，被人窜掇偶去勾栏又身上“并无一文”的雷横不小心碰上了霉头。他拿不出钱来给端着盘子站在面前的白粉头，一再解释却通不过，白秀英父亲又以京城人的口吻辱骂雷横是村里人，旁边有人说雷横是都头白父仍骂“只怕是驴筋头”。雷横难压怒火，打了白父。
   事态发展到这个时候，仍然不算什么。完全可以向双方握手言合，以雷横知其底里给白家赔礼道欠甚或最后还可能成为白秀英在郓城的最忠实保镖方向发展。可惜，接下来的情节并没有纳入这一逻辑轨道，而是完全按着白秀英的性格逻辑向前运行。白秀英先是跑县里告雷横都头因此“被枷”，又于次日让知县把都头枷在勾栏现场雷横蒙羞，最后又恶狠狠地当雷横面暴打他老娘都头生狠。雷横乃刚烈，又是孝子，一再遭辱又老娘被打，岂能容忍？乃“怒从心发”，“扯起枷来”便是一下，白秀英当即被打死在地。
   本来是一件小事，双方又各自具备可以坐下来与对方谈一谈的对等条件。令人不解的是，本不该激化的事情，却全让当事人之一-------处于左右事件主导地位的白秀英给彻底搞砸了！
   白秀英为一粉头戏子，之所以在这个事件中始终表现得如此强硬，把郓城都头即刑警大队长兼治安大队长都全然不放在眼里，一是个性太强，不会让人；二是只算自己的帐，根本没考虑对方面子及其他；三是依仗靠山，此点是最主要的，以为给郓城最高首长当了“相好”也即做了“二奶”就不得了了，依势弄事，欺人过甚，不留后路。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完全处于矛盾有利地位的白秀英只要当时放雷横一马，雷横在事后肯定会把钱补上。而一旦知道其与他首长的关系，他应该不会低看白秀英，很有可能会在勾栏派公人履行为白维持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职能以表诚意。
   被知县贯坏了长期以来又狂惯了的白秀英，自然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去这么做。那多丢份儿、多掉价呵！可她实在没想到，雷横更是有尊严的，不吃馒头争口气，刚烈男儿岂能受尔这等难养之狂妇所欺？！
   这蛮女泼妇便因了自己那肚里无货面上无皮自以为是浅薄至极装尊使硬愚蠢可笑不知深浅不知好歹不知荣辱不知所终的狂，一命呜呼于无可再忍的“插翅虎”手下。
   白秀英其人及其被打杀，里面有很多社会学。此时想起一句圣经：“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 2008年11月9日）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6:30

面对长征

   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创造的中华民族的壮举——长征，已经过去七十年了。站在已驶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之船回首长征，应该是“回顾”、“回想”之类。但我更以为，已作为人类历史奇迹的长征，她更是精神的、文化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无论你看不看，他都鲜活、壮美、动人、高耸的矗立在那儿。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在这个伟大的名词——“长征”前面，是恭恭敬敬地“面对”。
   长征发生的时候，我的父母只有五、六岁；长征结束十七年，我才来到这个也许是绝对由于长征胜利才“换了人间”的“新中国”。因此我对于长征的“面对”，几乎完全来于文字记载——文学的、史学的和教课书中的——我遗憾在口头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包括老师）关于长征的讲述，口头尤其是民间口头教育的苍白，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度在教育上的一个重大缺失。
   最初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读了上六年级姐姐的语文课本中的《金色的鱼钩》，才始知长征的。而后上五年级，又读到了课文《强渡大渡河》，再一次知道了长征。于此同时，阅读了毛泽东选集有关长征的论述和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以及长征经历者的合著《红旗飘飘》。
   《金色的鱼钩》是悲剧的，但却蕴含着深深的情义和无限的光明，那种战士的纯情和人性的美好久久充盈、弥漫在我少年的心头，我后来读《安徒生童话选》时有过与此类似的感受。《强渡大渡河》则是正剧式的，红军强渡成功了，但那是经过临危不惧、一往无前、英勇牺牲而换来的。十多年后读荆柯别易水，觉得荆柯固然是英雄，但与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相比，这个被历代文人骚客称道的悲剧英雄，实在要逊色得多。《红旗飘飘》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多卷记实性文集，作者全部是革命斗争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其中有几卷是专门反映红军长征的。读了这些，我知道了比较多的红军的故事。而这些作者名字前面的军衔同样让我敬羡，我曾幻想过以后要当将军。
      以上是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阅读的长征。这期间，我对长征的认识还只限于感性的，还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论述。这之后十年，也就是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的时候，我当时在部队师文艺宣传队。队里为了庆祝长征胜利四十年要搞一个诗歌联唱，安排我创作。为搞好这个创作，我查阅了较多的关于长征的资料，还认真看了“总政歌舞团”的《长征组歌》，通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部队作家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集，再一次精读了毛主席（我是个极其念旧的人，非常不习惯也不愿意直呼他老人家的名字，请允许我这样称谓）的长征诗词作品。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较早系统介绍红军长征的记实性文学，在世界上影响较大，但后来知道他并不是第一个记叙长征的外国人。《长征组歌》则是以艺术形式特写兼具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合唱作品，我非常钦佩和折服这部组歌的词曲作者。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长久地燃烧、感动着我，它也照亮了我生命的旅程，我在这之后的一首诗中曾引用过这闪烁着万丈光芒的四个字。毛主席在长征期间写的诗现发表的有七首，而尤以七律《长征》为最直接写长征，这也是毛主席向世人公开介绍的第一首诗词,可见它的份量。这首诗在内容上不事张扬，只是以红军长途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便构成了一首诗；虽只有八句五十六个字，但其记录的时空内涵却有着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悠远。诗中高度概括了长征千辛万苦、血雨腥风的战斗历程，歌颂了长征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辉煌，让人感受到红军战士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英勇豪迈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首诗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上“章法、句法、字法俱臻；风骨、情韵、色泽绝顶”。神完气足、瑰丽宏大，囊括宇宙、独擅古今，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通过这首诗，我加深了对长征的认识；也经由这首诗，进一步窥到和领略了作为伟大诗人和革命统帅的毛泽东的“一等胸襟”和如椽之笔。
   这是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于长征的进一步阅读。这期间，我对长征的了解更多了些，已经上升到了理性认识。
   在我阅读了有关长征的较多文字之后，这样一组数字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红军长征一共走了368天，日行军235天，夜行军18天；跨越18条山脉，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穿越1.5万平方公里草地；转战14个省，占领过62个城市，通过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师以上规模战役120次，平均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牺牲；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有8万人，湘江战役后剩下3万人，到达陕北仅存7千人……。
      这些痛楚壮丽、艰苦卓绝的数字，已随着英雄红军的脚步，镶嵌在圣洁的雪山，镌刻在茂盛的草原，溶进不息的河流……而在这些数字背后，则是已蓄得满满的感天动地、惊鬼泣神的“红军的故事”。
      这些数字和故事，当然吸引、震憾和感动了中国和世界。尤其是外国人，他们对已经有些淡忘了的东方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这个事件发出了真诚的惊呼和赞叹：在中国人的好朋友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尼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在日本作家冈本隆三笔下，长征是“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在前苏联作家尤里耶夫笔下，长征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英勇篇章”；在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笔下，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这些评述，应该都是十分恰切甚至是非常精到的。
      如果仅仅限于熟知上述数字和一些红军的细节故事，那对长征的认识还只能说是限于表象。外国人对红军长征的惊呼和赞叹也不可能停留在长征的具象，他们的目光也许会更客观。
   红军长征之所以伟大，当然有其伟大之处，我的理解是：
   其一，长征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壮举，红军因此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因此转危为安。国民党大军重重围剿，党内错误路线错误应对，红军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第一个红色政权瑞金失陷，中国革命“知向谁边？”在缠绵而有些哀伤的“十送红军”的歌声中，红军离开了瑞金，踏上了方向和归宿尚不明确的长征之途。上有飞机轰炸，下有追兵堵截，征途有险山恶水，党内有“左右倾”“瞎指挥”。在南京的蒋介石断言，红军“流徙千里，四面楚歌，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形势下，红军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树皮防寒，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过金沙，飞夺泸定，转战乌蒙，强渡嘉陵，登上六盘、、、、、、血洒征程，前仆后继，铁流滚滚，甩掉强敌，到达陕北。蒋介石不得不长叹：“六载含辛，竟未全功”。
   长征拯救了红军，拯救了党，拯救了中国革命。这之后的第十三年，生于忧患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西班牙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那应该如同一次“假日远足”；18世纪土尔扈特部由伏尔加河下游回牧伊犁，实在是一次太过寻常的迁徙；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的由莫斯科的大撤退，那只能是兵败“滑铁卢”的预演。因此毛泽东不无豪迈的说：“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
   其二，长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抉择，红军找到了自己的领袖，长征造就了自己的统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需要的时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长征刚开始的时候，从最高统帅部到基层连队，从中央委员到普通士兵，并不清楚向哪里走，在哪里停。而由于“左倾”错误主导，湘江战役损伤过半，红军陷入绝境。在这个时候，受党内“左倾”路线排挤、没有决策指挥权的毛泽东力主转战贵州，避免了红军再次遭受更大损失。而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之后，红军很快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并决定在陕北开辟根据地。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一书中有这样的阐述：历史无疑是人民创造的，但在历史需要的时候，个人可以顺应历史发挥个人作用并推动历史。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英雄创造的，是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了历史。长征就是一个证明，在我党历史上直至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以及武装斗争之所以屡屡失败以至于走上绝境，就是缺少一个能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战略远见、有革命创造性和有斗争智慧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试过了、瞿秋白试过了、王明试过了、博古试过了，实践证明：他们都不行。中国革命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长期的斗争和斗争的失败，党和红军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出山”了。毛泽东挺身而出，以他超人的才能和智慧，多次挽救党和红军闯过险关，“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场由“左倾”导致的战略转移，变成一次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场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而后四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完全证明了：遵义会议的选择是正确的。党和红军被挽救，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东方古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同样由于这段历史，才造就了一个中国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其三，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一次广泛传播，革命斗争火种遍布播撒十几个省，加速了中国革命进程。国民党反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围追堵截，引诱恫吓，造谣污蔑。红军长征途径十几个省，有两亿多人民。红军每到一地，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宣传抗日，宣传自由、平等。帮助穷人“闹翻身”，组织人民群众搞武装斗争，杀官安民，打富济贫。使所到之处的老百姓了解了红军与旧军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使共产党的种子播撒在广阔的土地。很多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不少地区的人民群众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武装斗争。红军长征的事迹也影响了国民党统治的一些地区，相当多的进步青年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后，纷纷奔向延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而毛泽东则用他那哲学家和诗人特有的思维来表达：“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其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在难以承受的自然、社会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大锻炼，党和红军经受了锻炼并筑成了影响中国革命和影响世界的长征精神。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在长征这一历史题材中，属于今天和未来的，就是长征精神。长征那么艰苦，雪山寒，草地长，追敌多；常挨饿，又受冻，还有病；路途远，总打仗，牺牲多。悬殊的敌我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峻的党内斗争，这对每一个亲历者都是一个考验。但红军挺过去了，闯过来了，是什么东西在支撑他们？是“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怕难”和“只等闲”的一往无前、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是艰苦奋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崇高思想；是坚韧不拔的人格毅志和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红军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精神，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精神的源泉和内核，则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路标，这是一笔价值无比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在我认识、理解了长征之后，我不能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壮举而自豪，不能不为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而庆幸。
   红军艰难而又满怀信心前行的背影已经在时空的视线中走过了70年，长征做为一个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事件也已经成为历史。但长征做为一种精神，已经化为一座丰碑耸立于世界；长征做为一笔遗产，已经积成巨大的财富馈留给我们后人。仰望这座圣洁崇高的丰碑，面对这笔丰厚无价的财富，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共和国的公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无愧于先烈先辈？历史在注视着我们，世界在注视着我们、、、、、、

东方龙 · 发表于 2016-1-31 13:16:56

欧洲一瞥：梵蒂冈

一
   经过安检，便踏入了梵蒂冈。在欧洲的八国考察，只在三个国家被安检，一个是降落荷兰出阿姆斯特丹机场，再一个是进入梵蒂冈，另一个是从巴黎机场返航北京。
   知道梵蒂冈很早，是在上个世纪的1965年。那时我读小学5年级，与同学查字典时，突然对各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发生了“兴趣”，这“兴趣”的结果是，让我对自己祖国的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很感自豪，也记住了当时世界拥有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是苏联，有2100多平方公里，横跨欧亚。而最小的，就是梵蒂冈，只有0.44平方公里，1000零几个人。高我三个年级读初二的老舅还在课余时间“辅导”了我，说梵蒂冈全国只有4名警察，踢足球一脚就可以把球踢到国外去。
   进入梵蒂冈就是迈进了圣彼得广场。我特别注意看了一下，这里没有足球场。在寸土寸金已至百万金的梵蒂冈，不可能把宝贵而仅有的土地让给体育，让给娱乐和玩耍，这里只能让位宗教，容纳信仰。老舅当年的辅导有错误。
圣彼得广场是梵蒂冈城国的重要组成之一，另几处是宫院、教堂、西斯廷礼拜堂、博物馆、邮局、电台和火车站。梵蒂冈虽小，但五脏齐备，一应俱全。
   梵蒂冈并不因为国土面积小而小家子气，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阔绰。为了一个广场可以耗用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他们很明确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并不算小的广场，长约300米，宽约200米。广场的西端是圣彼得大教堂。大教堂坐西向东，有两排廊柱从大教堂的左右侧垂直平行向前延伸，两侧廊柱在150米处变为内凹外凸的孤线。看大教堂和广场，就像一个巨人向前平行伸开手臂，手心相向，手掌微弯，呈“环抱”形状。单看广场，则很像“中国信合”的社标。广场东端与意大利的罗马城相接，虽然是国与国接壤，但没有高墙，没有铁网，没有任何障碍物，只有一条油漆线划地为界。在这里，用一句我信仰耶酥的爷爷早年说过的一句话来表达最恰当不过：“上帝居住的地方是不设防的”。
   广场两侧的廊柱为大理石构造，高20多米，每侧廊柱都为双层，廊柱上方是3米多高的理石质地的圣人雕像，不经意望去好似天神正在降临。
   广场中央立有一来于埃及的方尖碑，其上刻有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
   高大的廊柱，古老的方尖碑，耸峙的雕像，考究的广场，不但让人感到雄伟恢宏，大气磅礴，还同时给人一种神秘典雅、恍如天国的感觉。而尤其广场内不知设于何处的音响，一个女高音正在夜莺般的咏叹着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里的《今夜无人入眠》，地道的意大利美声！当歌声进入结尾回环咏叹递进升高像哥特式建筑那若干尖塔一样直入云霄的时候，她的声音圣洁、华丽而辉煌，整个广场都在回荡共鸣。我的大脑皮层愉悦而亢奋，仿佛置身天国聆听天赖，视觉和听觉在这种冲击下身心被强烈震撼。
二
   圣彼得大教堂已经在我面前了。这是一个在最小的国家里耸立着的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走进教堂，空间阔大无比。长有近200米，宽有100多米。天棚，应该说是“天穹”，因为是倒锅形，又很高，有100多米，感觉高远辽阔。孙博士说，大教堂能容纳2.5万人。
   大教堂到处是立柱，是雕塑，是铜饰，是彩画。珠光宝气，金壁辉煌。
教堂祭坛很惹眼，祭坛之上是青铜华盖，由四根螺旋铜柱托起，有五六层楼高，所用材料据说是从罗马神庙挪过来的。
   圣彼得宝座更令人炫目，由卡洛西国王赠送的木椅镶在镀金铜座上，铜座有四个铜质的圣师簇拥，椅背上有两个小天使手拿开启天国的钥匙和教堂的三重冠。宝座上方是硕大的光轮，一只圣灵信鸽与天使一起飞悬在金光四射的云雾中。
   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内部装饰，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独一无二，与梵蒂冈世界天主教中心的身份是相称的。一个于物质在世界上占有可能是最少的国家，却在人的精神上处于某种程度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什么力量使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三
   宗教是排他的，因为信仰是排他的。排他的宗教排的是思想的异端，对于艺术，宗教是宽容的。
在梵蒂冈教廷，艺术不仅被容留，还得以在个性化和自由化的氛围下生长。
   先来看米开朗琪罗。作为画家、雕塑家、诗人和建筑师的米开朗琪罗，他与达·芬奇和拉斐尔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人们并称为“欧洲三杰”。在崇尚艺术的时代，他们三人的名气要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大作家、大诗人和其他别的领域的杰出人才。
   米开朗琪罗的代表作是青春英俊的《大卫》，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但其实让米开朗琪罗功成名就的，是在戒律森严的圣彼得大教堂的那段时日下的勤奋而辉煌的劳作，这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很多作家抱怨创作不自由，把出不来大作家、大手笔，得不到诺贝尔奖归咎于创作环境。米开朗琪罗在中世纪教会下的脱颖，鲁迅在旧中国的白色恐怖下的“出关”，该作何解释呢？
   米开朗琪罗的才华，在凡蒂冈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先是圣手一挥，把他天才的设计——一个42米直径的圆拱顶置于135米高的高空作为教堂的房顶，这种房顶此后成为风靡罗马的标志性建筑。
   然后恭敬的捧出《圣殇》，震动罗马。《圣殇》是圣母的雕像，圣母创作是西方中世纪以至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热衷的主题。米开朗琪罗的圣母与众不同，不但把圣母塑造得人性化且细腻逼真，更把圣母表现的格外年轻美貌。我在文革初期看过爷爷藏在柜子底层的圣母画像，是印刷的。画中有圣母，也有带翅膀的小天使，画面色彩艳丽。当时感觉新鲜、神秘，但也觉得圣母形象有些简单，就像中国年画“年年有余”中大胖小子骑着鱼的那种人物勾勒。《圣殇》的成功，应该说完全在于创新，可以套改江泽民同志的话来结论：艺术的灵魂在于创新。
   如果说在大教堂米开朗琪罗展示的是他雕塑方面的才能，那么在礼拜堂，米开朗琪罗表现的则是他的绘画天赋。
在礼拜堂，米开朗琪罗可没有了在大教堂的洒脱。他身处18米高的画架，仰头面对天顶（天棚）作画，整整5年，画了400多个人物。画完这幅《创世纪》，他已经不习惯平视，37岁的年令憔悴得近乎一个老人。艺术是需要投入的，投入的是心血。天才不仅需要创新，也离不开勤奋。
   《最后的未日》是米开朗琪罗60岁时的创作，6年创作中活动范围没有超出壁画范围。在这幅画中，米开朗琪罗一如继往地展示了他艺术创新的勇气，他把近百个人物都以裸体来表现。这种勇气被司礼官赛萨特所妒忌，他在教皇面前说米开朗琪罗坏话：“这样的作品只配挂在洗澡堂或小酒馆里”。教皇听了赛萨特的谗言，下令一位画家把壁画上的所有裸体者都着上遮羞布，后来这位画家被称为“兜裆布画家”。米开朗琪罗对搬弄是非的赛萨特很生气，他在壁画中把赛萨特画成了地狱判官的形象，又让毒蛇缠住他的腿。赛萨特又去教皇面前告状，教皇这次很幽默：“要是米开朗琪罗把你弄到监狱里，我还有办法把你救出来，但他已把你投入地狱里了，我就无能为力了，那地方是没有办法去救的呀！”
   再来看拉斐尔，拉斐尔的作品在博物馆。拉斐尔15学画，37岁病逝。20余年的创作生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丰硕成果，拉斐尔无疑是天才。天才得靠作品说话，但只拿两件就足够了。一件是壁画《圣礼争辩》，第二件是壁画《雅典学派》。
《圣礼争辩》表现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圣徒们讨论圣典仪式的场面，歌颂了天地人神之间的协和。
   《雅典学派》几乎集中了所有希腊文明的哲人，每个人的姿态都有着特有的个性特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众贤哲中心，前者以手指天，是在说一切均源于神灵的启示；后者用手指地，在表明现实世界才是他研究的课题。两种手势表现了两个人哲学主张的各异。在他们的周围，苏格拉底与一位学者辩论；赫拉克里特倚在石桌前沉思；毕达哥拉斯正演算教学；欧几里德在给学生们讲几何；崇尚自然的欧弟根干脆就躺在了台阶上……
   用最典型化的环境表现最宏大的题材，用最生活化的细节揭示最伟大先哲的思想个性，这就是拉斐尔的天才之处。艺术家的生命在于创造。基本功要有，技巧也固然重要。但面对生活要有思想，要善于捕捉题材，要有一定的创造力。没有这些，不会成为艺术家，只能是个工匠。
   拉斐尔被葬在罗马的万神殿，而且是被排在“第一”的位置，在他之后，才是国王。
四
   梵蒂冈全名梵蒂冈城国，地处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西北角，台伯河右岸。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成立于1929年7月。
梵蒂冈是天主教的世界中心，教皇是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教皇在梵蒂冈拥有神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是基督教的一派，与正教、新教同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传为耶稣创立。基督教在罗马兴起不久即分化成以希腊语地区为主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西派”教会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主以罗马为中心的“东派”教会。公元1054年，东西两派公开分裂，罗马西派强调“普世性”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希腊东派强调“正统性”自称“正教”。16世纪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中又分出一支，称“新教”。
   基督教最初传入我国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而后又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明万历年间再度传入。18世纪初康熙54年，沙俄正式派遣俄罗斯正教传教士团来我国。
   在我国的基督教为“新教”，也叫“耶稣教”。
   基督教在创立之初，一直受罗马帝国压迫迫害，又因为信徒大都是贫民和奴隶，有强烈的反压迫倾向。从公元2世纪始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利用，公元4世纪被定为国教，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主教遂成为西派教会领袖，而后又形成了教皇体制，拥有神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在长达11个世纪的中世纪，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在西欧很多国家拥有统治权，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哥白尼的“日心说”遭遇以及科学家布鲁诺、伽利略的获罪，都是在教会统治下发生的事件。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的权力大大削弱。19世纪下半叶，罗马爆发反抗教皇政权的人民起义，意大利国王进驻罗马统一意大利，教皇被迫退居罗马城内的梵蒂冈并与意大利签订条约，最后偏安一隅成立梵蒂冈城国。
   为纪念过去影响末来，梵蒂冈教廷设有“圣年”，开始规定为100年为1圣年，后来觉得太长改为50年，以后又改为25年。
2000年，是“圣年”。我们到梵蒂冈的那一天正巧赶上梵蒂冈搞“圣年”活动。
   广场到处是教徒和游人。教徒是从世界500多个教区赶来的，他们或坐在木椅上，或席地而坐，有10几万人。
没问孙博士，那“圣年”活动应该叫什么，姑且叫“圣典”吧！“圣典”之前，教皇乘敞蓬吉普车与广场的教徒们近距离接触。敞蓬吉普车缓慢地穿行于会场的过道，教皇一身黑袍，头发银白，面色红润，站在轿车上向教徒挥手致意。教徒们热烈回应，嘴里喊着什么，还纷纷站起来。教皇所到之处，欢呼声便如潮响起，人群便一阵涌动，有的在拉教皇的手，有的在向教皇挥手，有的跟在车后边跑。教皇的卫士也围随在车辆两侧和后侧跑，边跑边维持秩序。卫士有便衣，有穿卫士服的。卫士服很怪，颜色由橘红、天蓝和鹅黄三种颜色组成。
   我问孙博士，梵蒂冈有多少警察？孙博士说，不叫警察，叫教廷卫队，有100多人。
哦，不是“4名警察”？！老舅当年的这个“辅导”又不够准确。
   从公元1世纪到21世纪，基督教已经走过了2000年的历程。除了中国的儒法道文化和佛教、伊斯兰教，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社会团体能流传这么久远，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基督教已经失去了中世纪的鼎盛，但目前在全世界仍有500多个教区，10几亿信徒。
   从基督教的发生发展过程再联想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先不去讨论它们科学与否，只从“过去时”的“存在”这个角度去看，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显示出恒久信念和旺盛生命力的，除了中华文明，还真的只有宗教了。
   (2001念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