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老师《写诗要懂得一点生活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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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首先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而不是跨过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自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老路上去，因为除了毛泽东，即便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同国情结合这个道理，任何人也无法证 明有站在这个高度上的智慧力，所以绝对不能回避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违背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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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的治国理政，首先要清楚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以及来龙去脉，必须结合整个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程来看，既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看做两个性质，也不能看做没有延续，乃至持相互否定说，更不能看做不能反思，甚至忌讳反思，要从智慧的视角，而非任何个人利益的视角，来客观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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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革开放前看，毛泽东老人家，内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够气夺山河，指挥若定，不但使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权属性等社会主义政治基础越来越巩固，也在二十几年便建成了一套全面的国家建设体系，至今让国人享用不尽，外在层层对社会主义封 锁的局面下，能够叱咤风云，游刃有余，亦短短二十几年就让重重围堵土崩瓦解，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毫无疑问，毛泽东智慧就是证实了的结果，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注定有重大意义，乃至绝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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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真理与毛泽东后



改革开放虽是由吹响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为号角的，实际提出的是对毛泽东智慧的检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智慧的差异而在问题中不能自解，造成了过分强调实践而轻视了以什么为“是”。



这尽管有利于当时政治观念的转变，但还是走入了功利主义的陷阱，导致在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割裂了开来的同时，也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影响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坚持，进而导致举国为了经济利益而置全面于不顾的局面难以控制。



政治虽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必须建立在高度智慧和科学的预估上，以避免造成真的不正。必须反思的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大面积腐败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乘，也就不可能猖獗起来，所以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总说“开窗就有蝇子飞进来”，一层纱网就能提前解决问题，为什么反而成了后手？这本身就是智慧不足的表现。



换句话说，这就是用智慧不足来检验真理智慧的结果，反映了这个过程中的自相矛盾，是因遇到困难不仅未能坚持真理，还要怀疑和摆脱真理，进而谋求按自己的想法得以解脱，最终不得不倾向特别显现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盲目表现。



例如，对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意味否认了一个阶级社会的存在，即便承认积极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允许一定的剥削，但事实证 明还是被当年暂时的阶级胜负局面稳定和特殊经济基础上人人平等的表象遮住了眼睛。



允许适度剥削，尽管有利于那些有能力，又缺乏奉献精神的人先致富的积极性，但他们的阶级根性，注定不会像理论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那么好讲，因为毕竟不属于同一类性质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收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显然这里既有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智慧不能吃透的因素，也有对国情误判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错误的因素。



现在的事实已然表明，少数人占有绝对财富、尊严和发言权这一不容否认的局面，不仅证 明了这是严重剥削才有的结果，也证 明了阶级和阶级压迫的胜负已定，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枪杆子的不可动摇性，让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对抗表现，不同于过去封建社会和现在资本主义制度而已，有利阶级纵然有越来越明目张胆的趋势，但除了扰乱意识形态和用价值观影响治国理政，还无法直接操控国家政权。



正是这种阶级对抗性质，既让一定的阶级以利益集团的方式相对稳定，也让什么人都有可能偶然拥有从一个阶级跳到另一个阶级的机会，利益集团虽有攻守同盟性质，但慑于不能直接操控政权的巨大压力，还无法实行阶级垄断。



也是在这个间隙中，国家才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通过绝对劳动获取相对财富、尊严和发言权的机会，但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绝对利益的诞生，如那些吃拿卡要，贪污腐败，坐收渔利，不劳而获现象。



再例如，“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和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但这句话可以对清政府说，可以对未来说，就是不能反过来对当时的新中国说，因为新中国谁也打不了，且有战无不胜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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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治国理政与反思



新中国的落后，特点是穷，这是历史背景下的落后，是追赶大国中的相对落后，其成就已然让国家无可撼动，不然也不可能冲开外部欺软怕硬的重重封 锁，所以既不能把这种落后说成“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然就等于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更不能用文革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现象来否认已有的巨大成就这一事实，不然又等于否定了新中国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本质，实际是把改革开放置于了无自身属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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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干这些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事，否则就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且恰恰是那些已然成为既得利益阶级，或渴望成为这种阶级的人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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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只有客观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才能戳穿一个时期以来少数人之所以一直得逞的伎俩，才能抖落掉少数人嫁祸给全国人民的莫须有的精神包袱，才能彻底治理和杜绝各种腐败并彻底瓦解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及其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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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总之是在发展中的，精神与物质的全面提升有目共睹，这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也比不了的，纵有诸多问题也不能看不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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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的各种意见，包括发动文革，都是一个无以企及的智慧，在面临伴随新旧社会交替和内外形势变化而来的各种矛盾时，所做出的甚至让别人无法理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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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智慧无法超越的情况下，这既是用什么人的观点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也是什么人的实践也检验不出合理结果的，反 倒有可能证 明所做判断的偏差和在检验中注定了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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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毛泽东文革期间为什么要讲：“大不了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显然表明他正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和压力。以他的绝对威望来看，这种阻力和压力绝对不可能是敌我性质，一定是智慧差距所造成的关系到新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实际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性质问题，特别是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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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注定了某些情况的发生，哪怕文革初衷再怎么是好的，和平时期没有明显胜负的压力，每个人眼中的成败意识都可能跟毛泽东的智慧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南辕北辙，于是这样那样的搞法很难说会有避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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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比起来，其他人的智慧不足，实际是与党在选择毛泽东之前的历史的高度吻合，由于战争时期总关系着看得见的胜负，所以选择了毛泽东便高度依赖毛泽东，和平时期因为客观情况变化了，成败一时看不出来了，这种依赖不知不觉就有了流于表面的可能，而智慧不足的心理惯性则必然意味要重新回到从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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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智慧与治国理政

智慧问题一直是关系党的命运和发展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这方面的历史证据是极其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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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文革中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要知道，这些既不是毛泽东搞的，也是他老人家历来反对的，别人因智慧不足，要么逢迎，要么暗搞一套，才是其中之根，这都有着不可无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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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了满足政治重点转移的需要，就自相矛盾地从给民族以庇护的大树动手，令其揽下一切责任，从而给对他的“三七开”找垫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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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法最终将证 明过于感性，而非真正理性，仍然是智慧不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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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党历来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并不能一人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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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就说“我们都是举了手的，也有责任”，可见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集体错误，而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没有理由因此对他“三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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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也说过：“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 倒。”这可以证 明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并不是毛泽东所致，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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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个开法不仅毫无意义，且失去了最起码的洞察力和预见力，是造成国人纷纷放弃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主要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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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大跃进与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愈演愈烈的造假贩假、贪污腐败，是同一类人、同一性质，在不同形势下的不同表现，岂能有利于谁，就做出对谁有利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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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如今天人们一夜都有了汽车，可是规则意识和把握规则的自觉性，依然还是老样子，而这个老样子按理是配不上开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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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社会主义的跨越性也带来了这样的矛盾，毛泽东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出现了下面因智慧不足而不理解又各行其是的情形，进而被坏人钻了空子，造成了改革开放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否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则从另一方面考虑，顺应了人们渴望有“汽车”的要求，而容忍了“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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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社会主义的跨越性也带来了这样的矛盾，毛泽东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出现了下面因智慧不足而不理解又各行其是的情形，进而被坏人钻了空子，造成了改革开放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否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则从另一方面考虑，顺应了人们渴望有“汽车”的要求，而容忍了“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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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不得不认为这在把毛泽东定为犯了主观错误的情况下，仍是犯了另一个主观错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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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不得不认为这在把毛泽东定为犯了主观错误的情况下，仍是犯了另一个主观错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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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观错误现象，尤其表现为在对毛泽东“三七开”以后，把毛泽东视为“独裁”、“专制”的声浪此起彼伏，特别反映为当时铺天盖地的以所谓“暴露文学”为代表的文艺现象，这些声浪中甚至夹杂着拆除毛主席纪念堂和摘掉天安门毛主席像的呼声，直至当今依然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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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做为人不是没有错误，错误不在其主观智慧上，而在其感情上，在其太一贯坚持对人民的信任，过于欣赏人民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一如既往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过于乐观看待和容忍这种热情下仍摆脱不掉的历史愚昧根性，以及少数人的虚伪野心和狭隘复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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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根本不是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也不是集体错误，而是一国人民总也防不住时不时就有奸臣、地痞、汉奸、“三种人”、腐败分子冒出来的历史固有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