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要懂得一点生活的来龙去脉
huge 发布于2019-11-24 12:38 点击:401 评论:6 手机浏览
五绝 以诗代序 生活于何处,人人眼所观。其形非本质,现实待深钻。
写诗要懂得一点生活的来龙去脉
——拙文《又一个生活认识问题》续
前言:写诗不仅要懂得形式,也要懂得内容,这两方面从学诗一开始就不能割裂。犹如雕塑家,从学捏泥巴之初,不但要懂得泥巴的性质,泥巴的选择和使用技巧,也要懂得他捏的是什么,想捏什么就得去了解什么,进而才能准确反映出他要捏的东西,不能像小孩子那样,遇到人家问:你捏什么呢?回答:我捏泥巴呢。
小孩子还不懂得生活,通过动手捏泥巴促进一下生理和智力发展,是很好的学习和运动方式,他想捏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见什么捏什么,怎么不着边际地联想和想象,都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成人后便离开了这种幼稚期,再这么说:“我捏泥巴呢”,是不是短抽?
这还仅仅是短抽的一面。小孩子终归是纯而不浑,问他:你想捏什么啊?他绝对回答不出,说:我就捏泥巴,养个闲,其它谁管得着?因为小孩子也知道这是大人的话,是浑而不纯的任性,只有等大人教会了他,他才能这么说。
当今的写诗现状,恰恰是这种“短抽”的现状,恰恰处于的是这种对成人而言,已经很不健康的幼稚加浑而不纯的层次,大有人人都以为会了形式技巧就可写诗了的架势,仿佛人人一摸到点形式门道,便没有了深知和浅学的差距,就都以为有资格站在门槛里了,谁都想自恃一番。
这实际是对写诗门槛的降低,是文化的堕落,也就是当今各方面急功近利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其显著危害就是造成了方方面面做人的浅浮和人性滑坡,俗曰:活得浅。
这种情况,让好多人都成了这种不良后果的俘虏,愚昧幼稚,愚蠢任性,无知自恃,死乞白赖地鱼目混珠,鼻子插葱也要充大象,只要能炫耀虚荣,似乎什么文化底线都可放在一边,而且还总在这方面发生各式各样龃龉,完全像小孩子争你的泥巴多,我的泥巴少似的,毫无区别,甚至还以此开展比赛,又“两小儿辩日”般的没完没了,可见多么无知。
写诗的真正本领在内容方面,是看谁了解内容和把内容运用得好。写诗毕竟是表情达意的,使什么表情达意,还不是内容?
了解内容,就是了解生活,基本有两个方面,即历史的,现实的,包括二者所在的时空,如年代,人物,事件,环境,地理,气候,条件,前因后果等,也就是指内容的有关一切及其来龙去脉。
对这些东西的了解,于写诗的人来讲,因为写诗的人干的是有文化之事,就要尊重文化科学合理严谨的规律,也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泛泛了解,这是不够的,甚至写出来是骗人害人的,要有一定长期持续的探索和钻研。
探索和钻研不等于一味背书,也不等于人云亦云,更不等于道听途说。僵死教条,顽固不化,成见偏见,一知半解,浅尝辄止,这些都对了解内容不利,用于写诗就是不严谨,也就最不可取。
尤其对现实,因为人人身在其中,就更不能以身在其中为借口,而要问问自己是否真的认真关注了,观察了,乃至有否参与,有否真的研究和思考,是否得出了立得住的见地,是不是出自个人的独特精神劳动中的真知灼见,等等,如此方可说写诗的人懂得了他所写的内容,即生活。
以下是本人在这方面,对生活的一些探索和研究体会,通过与诗友的互动,做了相应归拢,搁此以益诗学。
正 文
独不怆然!在拙文《一个生活认识问题》下跟评:2019-10-09 12:24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马克思是个学者,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他没有过从政的经历吧,却被奉为开山祖师,他的理论还有待实践来检验。
huge跟评:2019-10-11 20:21
先说声迟复见谅。朋友放心,没有理解歪朋友的意思,是朋友的话很有价值,引发思考,所以才把这些写了下来。
与朋友谈话很有意义,朋友的看法都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今很普遍的认识,一两句话,如果重视起来,便能引出很多有益思考,谢谢朋友。
朋友现在这个留言:“我觉得马克思是个学者,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他没有过从政的经历”,“却被奉为开山祖师,他的理论还有待实践来检验”,意思也明白,这是很多人提出过的问题,不过仅仅是表面上的认识,其实反映出的是疑惑,看来还是有必要把引来的思考和认识说一下。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一、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想想看,一个大国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蓝本,一定有着很深的道理和历史渊源,况且世界上并不仅有中国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以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更多。
选择马克思主义,意味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即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反过来讲也一样。
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上讲,资本主义制度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总是前进的,有阶段发展性,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 产主义社会。
阶段性,是生产关系性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性质变化,实际是指阶级斗争在生产关系中发生激烈对抗,是阶段更替的动因和前奏。
通常社会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预见,顺应了十九世纪新兴无产阶级迫切期望改变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并为此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也为无产阶级主动改变社会制度性质的革命,提 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谋略支持。
“革命”既指客观上的重大变革,也指人主观上有向着进步主动改变落后命运,敢于为此牺牲的意思,不限于政治词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是成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虽然短暂,只有两个多月,却是以实体存在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宝贵尝试,为社会主义的广泛存在和建立国家准备了宝贵经验教训。
中国从战国中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比西方罗马帝国灭亡进入中世纪,早几百年进入封建社会,但封建社会的结束,以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为标志,要比西方以文艺复兴为前奏到十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晚三百年左右,而且从1840年的鸦 片战争开始处于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的历史使中国错失了进入资本主义的良机,且学术上尽管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多属胡说八道,一定的工业现象还说明不了问题,缺少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就不好挂在阶段性质变更上来论。
中国真正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伴随鸦 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失败而结束的有自强自救性质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戊戌百日维新运动和最有影响的辛亥革命。此后便进入了十几年的军阀割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也就不可能再有发展的机遇。
袁世凯的上台,让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妥协性暴露了出来,注定了资产阶级没有坚决彻底的革命能力,也意味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利丧失。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以《新青年》杂志为基地,反传统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年后李大钊最先把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吹响了彻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的前奏。
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部分,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整个到1949年长达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意味中国人民进入了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一个艰难抉择过程。
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是共有的统一信念和信仰的精神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思想先决条件,是不变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随着党和军队的诞生,人民群众成了革命的基础力量和主要依靠力量,其中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雇农是革命最无私的领导力量,党是其中的先锋队,是最核心的领导集体,也是最坚强的意志力量,军队是党的武装力量,是党生存的臂膀和革命的生力军主力军,党的各项政策是革命联 系各种力量的精神纽带和工作基础。
这之中,每一个条件和力量都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条件和力量,唯党对毛泽东的选择既是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也是党最终领导全国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党从一次次失败中选择了毛泽东,因为有了毛泽东党才成了一个永远胜利的党。历史的经验是,离开毛泽东党就失败,有了毛泽东党就战无不胜,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因而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
中国革命成功之必然和偶然,意味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和偶然。就党自身而言,党选择毛泽东是党的先进性的必然体现,但离开或没有毛泽东是否还能必然走向胜利,则尚属于假设,说不定早已在力量悬殊中被国民党所消灭或瓦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极其难以想象的偶然因素,才发生了全球罕见的始从能够以弱胜强的人间奇迹,并逐渐壮大起来。
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和国情下,永远无法避开毛泽东这一奇特现象,实际是独一无二的智慧现象,这虽然是铁定的事实,也不能不用中国人民的幸运来解释。
至此,应该想一想,当今对毛泽东的讳谈,乃至什么人竟敢大加吐槽,是否合情合理合适,又意欲何为。
毛泽东对党的作用说明,一个党再怎么顺应人民的要求,再怎么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基础,再怎么表现出多么强大和有凝聚力,如果没有至高无上的智慧做统帅,其伟大和胜利与否就总是问号。
尽管说毛泽东揭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的秘密,并正确运用于实践,但是否意味谁攥住了这个秘密,谁就能做得到?
这至少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灵活而精确的理解智慧,对中国国情的无微不至的判断智慧,以及把二者融会贯通紧密结合起来的准确无误的智慧,而且除了个人的高度智慧,还要有高度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所有智慧的智慧能力。
说白一点,这实际上是一种能够照亮世界每一角落,又同时能够采集所有反射的太阳般的智慧。这可以解释当时全国人民为什么愿意把毛泽东比作太阳。
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智慧
事实一再证 明,不是什么人都有这样的智慧,尤其曾经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得来的教训,差点就葬送了中国革命前途这一事实,已然血淋淋地说明,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有毛泽东思想,且有了后者就不会失去前者,而在无法超越毛泽东智慧的情况下,只有前者则意味注定前途是渺茫的。
这是可以反思的。党的历史教训也一再证 明,反思,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最重要法宝。没有这一法宝,党就不会一次次更正陈独秀、王明、博古、李立三等领导人物带来的巨大错误,实际这些错误就是智慧不足的表现。同样,没有这一大法宝,党也不会最终选择毛泽东而走上永远英明正确的轨道。
由此可知,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无论建国前还是改革开放前与后,没有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行的,否则走什么样的路首先就说不清,但由谁来指引,怎么把马克思主义落实到永远成功,就只有交给什么样的智慧来定夺。
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毛泽东逝世之时全国人民那么悲痛,因为人人心里都有太阳落了,灯灭了的感受,并非像少数人为了诋毁毛泽东而编造出来的所谓“个人崇拜”。
这个地方,还有个佐证就是,周总理先于毛主席逝世,当时全国人民亦十分悲痛,各处都有很多悼念活动,还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可是为什么不说周总理搞个人崇拜?
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人民对毛主席、对周总理、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物,都有一定崇拜心理,这有着很深的鱼水深情般的民族情感和历史渊源,再怎么狂热也是自发的,由衷的,而毛泽东则是十分清醒冷静的人,一直反对这种崇拜,且是最先喊出“人民万岁”的人。
毛泽东的清醒和冷静,可以从他当年对待受排挤的态度,以及能够写出大量如灯盏一样的理论著作来反证。感情用事,贪慕虚荣,自我树立威信,意志不坚强,有时间而没有真本领填充,都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和智慧,这是党内任何人至今都无法比拟的。
四、如何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检验
说到这里,也彻底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奉为开山祖师”这个疑惑,还可解释中国之所以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什么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马克思不是政治家,但比政治家有远见。那么,关于“他的理论还有待实践来检验”这个看法,又该怎么认识?
马克思对普遍社会有过普遍的系统观察和研究,参加过当时的实际阶级斗争实践,在对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结合对资本主义秘密的发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构想,进行了系统论述,且在巴黎公社对社会主义尝试前后有了充分论证,是这些为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实践,提 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及道路、方向、性质方面的全面政治支撑。
有了这些,才可能有后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国和治国实践。因此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也是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治国理政,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既指所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也指包括后来在内的以这三大理论为原理的发展和实践,如马恩列斯毛邓,就常常并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如同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一样,是一种普遍真理,也是对这种真理的揭示。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有益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证 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治国理政实践则是另一回事,既不能因此割裂来看,也不能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自相矛盾地怀疑和否定自己的理论基础,或故意以质疑的心理来持检验态度。这可以解释朋友前后两次话里的整个疑惑。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和治国理政
以下不妨就说一下,对什么才是检验,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的思考和看法,以及一些自相矛盾现象。这个问题虽然很大,但对于切身走过改革开放前前后后的人,这么多年的经历一旦沉淀下来,还是有不少的体会。
五、检验真理要靠真理智慧
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实验,允许成功和失败,政治实践对真理的检验,特别是以国家政治实践方式对真理的检验,不是试探性的,而是保证性的,是如何更好发挥真理的作用和更好顺应真理的检验,不是在先行怀疑和质疑的基础上而有可能带来对真理否定的检验,否则就是危险的检验。
况且,真理是一种智慧,并非谁的实践都能来检验和证 明。对真理的检验,只有真理智慧才有能力进行。正如常说“实事求是”,“是”就是真理,“是”的判断才是根本,这不是什么人都可自以为从“实事”出发,就能“求是”的,实际上如果不具有真理智慧,这个“是”便永远求不到。
真理是永恒的,一旦揭示出来就意味一定经过了证实,也能证实,因而可以顺应,可以发展,可以再检验,就是不能否定。以对真理的追求来否定真理,意味智慧的无谓较量,意味同一属性的智慧因为智慧差异而自生内耗。
即便说马克思不是政治家,但毛泽东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者,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缔造者,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举世公认,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内外皆服,这总是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治国理政的关系的。
中国的治国理政,独特之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一种绝对运用,也是发展性运用,但出圈是不可以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和注定了的。
事实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首先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而不是跨过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自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老路上去,因为除了毛泽东,即便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同国情结合这个道理,任何人也无法证 明有站在这个高度上的智慧力,所以绝对不能回避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违背党的历史事实。
要理解中国的治国理政,首先要清楚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以及来龙去脉,必须结合整个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程来看,既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看做两个性质,也不能看做没有延续,乃至持相互否定说,更不能看做不能反思,甚至忌讳反思,要从智慧的视角,而非任何个人利益的视角,来客观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治国理政。
就改革开放前看,毛泽东老人家,内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够气夺山河,指挥若定,不但使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权属性等社会主义政治基础越来越巩固,也在二十几年便建成了一套全面的国家建设体系,至今让国人享用不尽,外在层层对社会主义封 锁的局面下,能够叱咤风云,游刃有余,亦短短二十几年就让重重围堵土崩瓦解,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毫无疑问,毛泽东智慧就是证实了的结果,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注定有重大意义,乃至绝对意义。
六、真理与毛泽东后
改革开放虽是由吹响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为号角的,实际提出的是对毛泽东智慧的检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智慧的差异而在问题中不能自解,造成了过分强调实践而轻视了以什么为“是”。
这尽管有利于当时政治观念的转变,但还是走入了功利主义的陷阱,导致在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割裂了开来的同时,也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影响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坚持,进而导致举国为了经济利益而置全面于不顾的局面难以控制。
政治虽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必须建立在高度智慧和科学的预估上,以避免造成真的不正。必须反思的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大面积腐败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乘,也就不可能猖獗起来,所以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总说“开窗就有蝇子飞进来”,一层纱网就能提前解决问题,为什么反而成了后手?这本身就是智慧不足的表现。
换句话说,这就是用智慧不足来检验真理智慧的结果,反映了这个过程中的自相矛盾,是因遇到困难不仅未能坚持真理,还要怀疑和摆脱真理,进而谋求按自己的想法得以解脱,最终不得不倾向特别显现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盲目表现。
例如,对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意味否认了一个阶级社会的存在,即便承认积极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允许一定的剥削,但事实证 明还是被当年暂时的阶级胜负局面稳定和特殊经济基础上人人平等的表象遮住了眼睛。
允许适度剥削,尽管有利于那些有能力,又缺乏奉献精神的人先致富的积极性,但他们的阶级根性,注定不会像理论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那么好讲,因为毕竟不属于同一类性质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收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显然这里既有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智慧不能吃透的因素,也有对国情误判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错误的因素。
现在的事实已然表明,少数人占有绝对财富、尊严和发言权这一不容否认的局面,不仅证 明了这是严重剥削才有的结果,也证 明了阶级和阶级压迫的胜负已定,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枪杆子的不可动摇性,让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对抗表现,不同于过去封建社会和现在资本主义制度而已,有利阶级纵然有越来越明目张胆的趋势,但除了扰乱意识形态和用价值观影响治国理政,还无法直接操控国家政权。
正是这种阶级对抗性质,既让一定的阶级以利益集团的方式相对稳定,也让什么人都有可能偶然拥有从一个阶级跳到另一个阶级的机会,利益集团虽有攻守同盟性质,但慑于不能直接操控政权的巨大压力,还无法实行阶级垄断。
也是在这个间隙中,国家才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通过绝对劳动获取相对财富、尊严和发言权的机会,但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绝对利益的诞生,如那些吃拿卡要,贪污腐败,坐收渔利,不劳而获现象。
再例如,“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和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但这句话可以对清政府说,可以对未来说,就是不能反过来对当时的新中国说,因为新中国谁也打不了,且有战无不胜的事实。
七、治国理政与反思
新中国的落后,特点是穷,这是历史背景下的落后,是追赶大国中的相对落后,其成就已然让国家无可撼动,不然也不可能冲开外部欺软怕硬的重重封 锁,所以既不能把这种落后说成“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然就等于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更不能用文革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现象来否认已有的巨大成就这一事实,不然又等于否定了新中国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本质,实际是把改革开放置于了无自身属性的境地。
不能干这些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事,否则就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且恰恰是那些已然成为既得利益阶级,或渴望成为这种阶级的人所期待的。
换言之,只有客观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才能戳穿一个时期以来少数人之所以一直得逞的伎俩,才能抖落掉少数人嫁祸给全国人民的莫须有的精神包袱,才能彻底治理和杜绝各种腐败并彻底瓦解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及其梦想。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总之是在发展中的,精神与物质的全面提升有目共睹,这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也比不了的,纵有诸多问题也不能看不见这些。毛泽东提出的各种意见,包括发动文革,都是一个无以企及的智慧,在面临伴随新旧社会交替和内外形势变化而来的各种矛盾时,所做出的甚至让别人无法理解的判断。
在毛泽东智慧无法超越的情况下,这既是用什么人的观点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也是什么人的实践也检验不出合理结果的,反 倒有可能证 明所做判断的偏差和在检验中注定了的失误。
例如,毛泽东文革期间为什么要讲:“大不了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显然表明他正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和压力。以他的绝对威望来看,这种阻力和压力绝对不可能是敌我性质,一定是智慧差距所造成的关系到新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实际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性质问题,特别是路线问题。
这种情况注定了某些情况的发生,哪怕文革初衷再怎么是好的,和平时期没有明显胜负的压力,每个人眼中的成败意识都可能跟毛泽东的智慧是大相径庭的,甚至南辕北辙,于是这样那样的搞法很难说会有避免的可能。
与毛泽东比起来,其他人的智慧不足,实际是与党在选择毛泽东之前的历史的高度吻合,由于战争时期总关系着看得见的胜负,所以选择了毛泽东便高度依赖毛泽东,和平时期因为客观情况变化了,成败一时看不出来了,这种依赖不知不觉就有了流于表面的可能,而智慧不足的心理惯性则必然意味要重新回到从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八、智慧与治国理政
智慧问题一直是关系党的命运和发展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这方面的历史证据是极其充分的。
即便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文革中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要知道,这些既不是毛泽东搞的,也是他老人家历来反对的,别人因智慧不足,要么逢迎,要么暗搞一套,才是其中之根,这都有着不可无视的证据。
不能为了满足政治重点转移的需要,就自相矛盾地从给民族以庇护的大树动手,令其揽下一切责任,从而给对他的“三七开”找垫脚。这种开法最终将证 明过于感性,而非真正理性,仍然是智慧不足的表现。
而且,党历来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并不能一人决定一切。邓公就说“我们都是举了手的,也有责任”,可见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集体错误,而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没有理由因此对他“三七开”。
邓公也说过:“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 倒。”这可以证 明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并不是毛泽东所致,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智慧。
同时,这个开法不仅毫无意义,且失去了最起码的洞察力和预见力,是造成国人纷纷放弃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主要认识基础。
况且,大跃进与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愈演愈烈的造假贩假、贪污腐败,是同一类人、同一性质,在不同形势下的不同表现,岂能有利于谁,就做出对谁有利的判断?
这就如今天人们一夜都有了汽车,可是规则意识和把握规则的自觉性,依然还是老样子,而这个老样子按理是配不上开车的。与此类似,社会主义的跨越性也带来了这样的矛盾,毛泽东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出现了下面因智慧不足而不理解又各行其是的情形,进而被坏人钻了空子,造成了改革开放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否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则从另一方面考虑,顺应了人们渴望有“汽车”的要求,而容忍了“老样子”。
几十年过去,不得不认为这在把毛泽东定为犯了主观错误的情况下,仍是犯了另一个主观错误的现象。这种主观错误现象,尤其表现为在对毛泽东“三七开”以后,把毛泽东视为“独裁”、“专制”的声浪此起彼伏,特别反映为当时铺天盖地的以所谓“暴露文学”为代表的文艺现象,这些声浪中甚至夹杂着拆除毛主席纪念堂和摘掉天安门毛主席像的呼声,直至当今依然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这样的看法。
毛泽东做为人不是没有错误,错误不在其主观智慧上,而在其感情上,在其太一贯坚持对人民的信任,过于欣赏人民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一如既往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过于乐观看待和容忍这种热情下仍摆脱不掉的历史愚昧根性,以及少数人的虚伪野心和狭隘复仇心理。
其实这根本不是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也不是集体错误,而是一国人民总也防不住时不时就有奸臣、地痞、汉奸、“三种人”、腐败分子冒出来的历史固有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浮夸风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总的根源,在改革开放后也一样,不外乎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弄虚作假,权钱交易,黄赌毒回潮,黑社会泛起,唯利是图普遍成风和人人思腐。
这些事实说明,发动文革与对毛泽东“三七开”是具有同样性质不一样表现的同一类政治策略,无外乎前者过于乐观看待人民热情,而后者过于乐观看待人民致富的渴望,二者都是出于对人民觉悟过分高估下的治国理政设想。
所以,即使为了让人民尽快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也不能用“人人都有错误”来断定毛泽东,更不能用“三七开”来对待毛泽东,前者是以矛盾普遍性来掩盖矛盾特殊性,是对毛泽东历史独一无二作用的矮化,已经离开了实事求是,后者是用矛盾的特殊变化来否认矛盾的普遍意义,是对毛泽东思想及全部智慧的主观选择性割裂,同样离开了实事求是。
纵然用集体智慧来指代毛泽东思想,或以保住毛泽东思想来维护党的历史不被否定,其实都是在证 明无法解释毛泽东本人独一无二的智慧,也就不得不在哲学和逻辑学之外寻找答案,即一切由政治决策说了算。
第三部分 新时期治国理政
九、少数人对治国理政的影响
事实表明,丢了毛泽东思想武装以后,邓公提倡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共同富裕”思想,到今天也没能实现,除了写在文件里,便成了社会的耳旁风。这既是所说固有教训的延续,也是党自身自相矛盾的结果。
又例如, 2016年10月21日习总《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到毛泽东仅有两处。一处是“向领导红军创造这一历史伟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向在长征中浴血奋战和在各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指战员,向当年支援红军长征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向所有健在的红军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处是讲到遵义会议,提了三次:“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这些都是实在避不开“毛泽东”三个字的地方。在评价长征的胜利时也未谈毛泽东的决定性贡献,讲话中也仅是这样说:“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2018年5月4日习总《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到毛泽东也仅有两处。一处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处则是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这两处仍是避不开“毛泽东”三个字的地方。
这个讲话同样避开了毛泽东的贡献,在强调社会主义的意义时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自相矛盾是使好多问题不能得到彻底根除并得以及时解决的主要漏洞,也是不能及时解惑而使问题越积越多的自酿苦酒。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和治国理政所面临的反思有多么严峻。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面临的形势,毕竟不同于党选择毛泽东之前还没有充分发挥毛泽东智慧时候的形势,那时党是自身智慧不足,受到外界干扰很小,此时则不得不更多依赖少数人的智囊作用,难免不受其影响,导致自身在丰富智慧的同时,也难以纯粹起来,不得不带有一些趸来的智慧缺陷。
十、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意义
毛泽东就是个爱听意见的人,既在个人意识和能力上有着全面超越他人的调差研究功底,又有着无法辩驳的思想理论和文字本领,且对会议汇报始从保持警惕,更重视会议下的实情,故总能高瞻远瞩,具有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敏锐,思辨,洞察和预见智慧,不仅很早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而且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地不受环境意识所左右。
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毛泽东思想上来,特别是学会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原理,学会像毛泽东那样熟练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尽管说毛泽东早已逝去,社会应该适应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时代,但毛泽东的太阳效应,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存在是逝不去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也就罢了,有,为什么要故意视而不见?是不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太让少数人不好受?
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再好,尚属于理论科学,所以不能直接运用于中国,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运用于中国,毛泽东思想则是把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了全面实践的应用科学,所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有能力战无不胜。这一巨大事实、巨大财富和巨大智慧岂能因少数人的抵触,而被无端地闲置和绕着走?
各种事实都在证 明,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很多问题和矛盾,有的是毛泽东已经论述过的,有的是他老人家早就预见到和言中了的,不得不承认任何新旧现象都难以逃出被他的智慧所涵盖,故只有毛泽东手里才有着最能解读、最能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理智慧,这是不能怀疑和否认的。
同时相信,毛泽东思想不可能永远受少数人制约而仅仅写在党的一串“坚持”里,必定有广泛让人思省和普遍回归的时候。毛泽东思想里有取之不尽的智慧,既有防范、遏制和改造少数人的方法策略,也有解决社会被少数人引向歧途的合理斗争方式,唯这些是少数人最害怕的。
纵然社会发展离不开对少数人的依赖,但这种依赖是依赖有良心良知的少数人,而非依赖坏透顶的少数人。坏透顶的少数人是用什么都难以改造的,恰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也因此,不能按什么人自己的所谓“智慧”,其实是别有用心,打着实践的名义,来“检验”像马克思和毛泽东这样的智慧,这不仅不可能找到“是”,还可能滋生出“检验主义”,实际就是怀疑一切。这个现象在当今已经很严重,不能不说是一个时期以来治国理政方面自我主动吞食下的一枚苦果。
十一、幸福与富裕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四十年后国家巨大成就的特点是富。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吃得饱吃不饱的生存基础问题,尚不能构成人民幸福的全部。幸福是人的一种精神感受,根本还在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满足程度,如人与人的关系怎样,劳动中的地位、尊严和保障如何,这不属于物质性质,物质只是其中的经济基础和无法缺少的必要条件。
打个比方,幸福是以物质为分母,而分母不能为零情况下的一个分子,这个分子越大,幸福值才越高。这可以解释大多数人为什么还津津乐道于改革开放前的平等感受,而少数人则视文革中的逆境谈虎色变。
反过来说也一样。今天的少数人成了高高在上的弄潮儿,而大多数却成了感受不到有平等利益、地位、尊严乐趣的人,这是不能用物质来解释的。
以前少数人喊“都不知道笑是什么样了”,是把自己的遭遇混同于特殊情况下广泛尚吃不饱的情形来说的,现在因吃得饱大家都笑了,那么少数人看到大多数人笑的背后,又有什么憋屈了吗?
要知道,少数人就是通过这样的发言权,才获得了想要的利益,同时还愚弄了更多的人在后面跟着瞎喊,而瞎喊的人恰恰是以做为少数人分母的状态,成了少数人的物质包装,最终把少数人做为分子的利益越来越推向最大化。
这种现象,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治国理政方面一直存在的漏洞。国家富了,大多数人虽衣食无忧,而最享受的却成了少数人,不仅从大多数人手里重新夺回了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感受,也重新拾起了灯红酒绿一斥千金骄奢淫逸贪污腐败的腐朽作风,最终导致举国精神意识和道德风尚普遍下滑,造成物质和精神都跟毛泽东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富得不明不白,失去得毫无道理,不得不让人有社会已经改变性质的印象。
与其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或检验,不如说是在丢了(或曰讳谈)毛泽东思想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背离,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来制造少数人的理论,而是用来大多数人专政少数人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的智慧和思想不仅与此一脉相承,而且有着事实上对社会主义的绝对实践意义,这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实际显现出来。
单凭论财富,比不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实质区别,因为经济基础本身不具有阶级性质,只有看经济基础到底更多地掌握在哪些人手里,以及经济基础中生产关系反映为对哪些人更有利,才能说明一个制度的实际性质,这对治国理政具有无法回避的量度意义。
所以,智慧与反思有重大联 系,且反思与前进并不矛盾。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对幸福的渴望已经不允许左倾回潮,也就没有了举行反思的压力,永远要防范的还是或明或暗各种各样的少数人。
十二、赘语
就说到这。说这些,虽然是通过捋清中国何以有社会主义今天这一整个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与治国理政的关系,包括国家政治的起起伏伏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实是想通过对中国革命胜利之由来的阐述和对改革开放前后有些事实的对比论述,强调智慧和反思对全面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同时想说,看问题一定要看根本,看透彻,然后才能做得到辩证,甚至不如就去深入研究,也绝不被现象所左右,更不被一个现象掩盖另一个现象所蒙蔽,其次就是论证本人主张持被检验观,不持检验观,强调做好自己,不做能力之外的“检验”。
这就是写以上这些的原因。朋友前后两句话,语言不多,涉及问题却着实不小,既是基础性老话题,也是当今最前沿的课题,关系着国人的实际困惑和对道路,乃至前进方向的理解,实际也关系着每一个人有什么世界观、价值观和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感谢朋友带来这样说话和值得思考的价值。
说实话,写这部分很伤脑筋,有不如不写的感觉,数度总想一键删除了之,好在坚持了下来。这些东西都是让人不肯卒读的东西,虽然人人都有在这方面七说八说的敏感,实际却因为,或麻木于人微言轻,或出于对实事求是的抵触,而没有多少人真的感兴趣,也不一定有过研究和切实思考,更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字劳动,所以权做本人自说自话,朋友不必再有跟语,以免不必要的越说越多和不复不礼。
再次谢谢朋友。亦几句诗语,--
千年历史任人评,唯在当时说不清。事不过兮难定论,勤于远瞩许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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