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老师《谈写诗的感受六（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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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兴致，是由一时的且偶然的被激发出来的情致和意趣共同表现出来的，因而古语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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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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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不能被动等待灵感，要通过写诗的敏感来带动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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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犹如朋友交熟了，就好走动一样，你不去拜访人家，人家也会来拜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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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实践多了，情致和意趣就会随之敏感起来，创作的兴致就高，诗兴来得就快，哪怕撂上一段时间不写诗，时不时地灵感也会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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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实践必然有个能力水平问题，又因为真正的实践任何时候都不是盲目的，也就无法空中造屋，所以实践总是有好与不好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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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实践是尽量抓住规律的实践，是技术、情感、意识三方面很好的结合，既能体现出写诗在灵感使然下的一份天然，也能表现出作者作为人这个创作实践主体的一份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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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写诗应该努力的方向，否则写出来的诗与作者之人毫无关系，这样的写诗实践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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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好的实践总有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好到很好的过程，况且何谓好，何谓不好，恐怕一千个作者就会有一千个标准，更何况之于一个作者而言，好诗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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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写诗只有先瞄准规律而行，然后才是交给“天赋”，而不是相反地以“天赋”自命，肆意给背离规律冠以“创新”的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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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纵观古人力作，好诗还是有一致的共同特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尤其那些千百年口口相传下来的大量优秀作品，无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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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雅俗共赏？并非把所谓“通俗”与所谓“高雅”的东西，以对立的观点或并列的方式，迎合性地叠加起来杂于写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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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赏的诗，不是这样的大杂烩，而是使创作 从部分到整体都能够同时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直至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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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有人说用通俗语言，有人说用书面语，有人说杂而用之，抑或有人根本就认为不可能做到雅俗共赏，所谓“众口难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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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否认，写诗的确有面对不同人群的一面，这不等于就能否定雅俗共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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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写出雅俗共赏的诗，首先要把创作的初衷面对社会大多数人，进而面对全社会。其次，要做到写出来的诗，让人读来没有“隔”的感觉。“隔”本身就是欣赏的大敌，何况面对不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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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评诗术语，文中举有“隔”与“不隔”的例子，这里不述。
在网上，读到一位名叫何永国的博客里有一篇论诗的稿子，文中说：
“在阅读时，那些不隔的诗，我们读起来总觉得好像是从自己的胸臆中流出来的。而那些矫揉造作的诗歌，无论他们的词藻写得多么华丽富赡，但是读起来总觉得有一种隔的感觉。我想诗歌的高低之分就在这儿见出分晓。在诗歌阅读中，隔与不隔的感觉是常有的。何以有些诗读来真切自然，而有些诗读来却让人只是觉得好是好，就是有那么一点不自然，读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似乎除了华丽的词藻，没有给人留下是很么很深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手法不可谓不高，但是，你在读这样的诗歌时，你却触摸不到诗人心灵的那根情弦，感受不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震撼。我想，这不仅仅是创作手法的问题，更是诗歌创作态度的问题。一般来说，创作有两种，一种是为情造文，一种是为文而造情。有真情实感而找不到好的表达形式，不能感人。只有技巧，却没有真情的作品，同样也不能感人。其实，好诗歌是情文并茂的作品。是创作技巧与真情实感的完满结合。”（《诗歌的隔与不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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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是值得拍手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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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支持这样的观点，本人更在乎要问一问，为什么“隔”与“不隔”这么关乎读诗的感受？为什么这种感受，甚至会影响到一首诗的欣赏，以及好与不好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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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3月写的一篇后记里，本人就有这样的看法：
“诗有二类，实不在隔与不隔，而在塞与不塞。凡塞于隔，恐独有因循。凡塞于塞，皆古人不为，今人为之，弄巧成拙也。不塞，古人所承之道，时言俗语，信手拈来，语通言顺，自然天成，毫不费解，读之人言如己言，而己未曾得也。之于练字，亦不外寻，乃所谓“推敲”之精恰之功者也。故比照古今之诗，读之可辨真谬。古人之诗，距今已远，尚不塞，今人以塞为诗，焉有其理？”（《五律400首·写在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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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坚定地支持写诗要面对雅俗共赏的。也坚持认为，有些“隔”恐“独有因循”，是避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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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索句渝州”，“读华章”，“牢骚太盛”，“昆明池水”，这些都有特指，还有后面“观鱼”与“富春江”的联 系，亦有针对，都不宜泛解，这样写诗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才将有些“隔”与另一些“隔”分开，认为“诗有二类，实不在隔与不隔，而在塞与不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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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是对一些避免不了的“隔”的扭曲。比如那些为了炫耀学问，肆意用典，盲目以“无一句不有出处”为美的做法，还有刻意避开正常说法，乱构词语，乱用跳跃，以显示所谓“高雅”的做法，更有那些以舞弄辞藻为乐，惯用连作者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艰涩词语造句的做法，再有那些只顾自说自话，不考虑他人感受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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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法使本来的“不隔”，故意扭曲成“隔”，使他的诗让人读起来有胸闷气滞之感，非“塞”不可以道出其病之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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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知，写诗少用“隔”，忌用“塞”，做到雅俗共赏还是不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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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赏之于创作，实非被动地迎合什么人群，而是主动地顺应并加以合理的干预，是积极地对待“众口难调”这一客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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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传统的几大菜系，随着国人流动性的增加，菜系间相互借鉴和融合的情形越来越多，不仅促进了各个菜系的传播，也强化了不同地域对不同口味的适应性，更何况菜肴口味的不同，不过是人对酸甜咸辣和做工与配料一时口感和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并不能认为食材本身一定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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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创作也是同理。除了作者本身喜好坚持的一定风格特色，通过有意拉近与受众的距离，随着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雅俗共赏是完全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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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二类，实不在隔与不隔，而在塞与不塞。凡塞于隔，恐独有因循。凡塞于塞，皆古人不为，今人为之，弄巧成拙也。不塞，古人所承之道，时言俗语，信手拈来，语通言顺，自然天成，毫不费解，读之人言如己言，而己未曾得也。之于练字，亦不外寻，乃所谓“推敲”之精恰之功者也。故比照古今之诗，读之可辨真谬。古人之诗，距今已远，尚不塞，今人以塞为诗，焉有其理？”（《五律400首·写在春日》）
本人是坚定地支持写诗要面对雅俗共赏的。也坚持认为，有些“隔”恐“独有因循”，是避免不了的。例如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索句渝州”，“读华章”，“牢骚太盛”，“昆明池水”，这些都有特指，还有后面“观鱼”与“富春江”的联 系，亦有针对，都不宜泛解，这样写诗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才将有些“隔”与另一些“隔”分开，认为“诗有二类，实不在隔与不隔，而在塞与不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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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是对一些避免不了的“隔”的扭曲。比如那些为了炫耀学问，肆意用典，盲目以“无一句不有出处”为美的做法，还有刻意避开正常说法，乱构词语，乱用跳跃，以显示所谓“高雅”的做法，更有那些以舞弄辞藻为乐，惯用连作者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艰涩词语造句的做法，再有那些只顾自说自话，不考虑他人感受的做法。这些做法使本来的“不隔”，故意扭曲成“隔”，使他的诗让人读起来有胸闷气滞之感，非“塞”不可以道出其病之不轻。
由此便知，写诗少用“隔”，忌用“塞”，做到雅俗共赏还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