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友《中国近代史：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

龙家小院

他在《十五首》诗中写道:“兰台序九流，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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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在这首诗里，他明确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原先不过只是法、名、道、墨、阴阳、纵横、杂、农等九家中的一家，各家都有自己的主张，不屑于相信和依附儒家。后来，由于反动派的提倡、吹捧，家的地位才被尊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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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一语道破了“独尊儒术”的真相。那些儒生却得意忘形，自以为尊贵，脸皮越来越厚，成为寡廉鲜耻之徒了。这是多么形象的描绘，何等辛辣的讽刺!更可贵的是，他从儒法斗争的高度，暗示反动派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使家成为封建社会唯一的正统学派，而法家、名家等学派却受到污蔑和压制；但尊法反儒的斗争却一直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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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叹古代许多进步学派，由于受到儒家的攻击、排斥和迫害，未能充分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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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顺应历史潮流，大胆提出了儒家终会首先被淘汰的看法给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之道以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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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实质上是龚自珍反儒的战斗檄文，充分表现了他敢于反潮流的精神。当时有的封建权贵向他施加压力，禁止他议论时政。但是，他把这种无理的干涉硬是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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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怕他遭到迫害，劝他删毁尖锐抨击时政的《乙丙之际箸议》，他也加以谢绝。龚自珍坚定地表示，为了尊法革新，就要“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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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龚自珍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伐。他反儒，却又不敢触犯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甚至把孔老二称之为“大圣”；他大声呼喊变法，却又承认“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61]；他对清王朝表示极大愤慨，但仍幻想依靠清王朝去进行“自改革”，以扼止农民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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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决定了他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他因“无才去补天”，最后只好到佛经中去寻找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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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并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消沉而消失，相反，“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战斗声音，对于近代主张革新进步的一些思想家都有影响，特别是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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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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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年)，字汉士，号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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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期，他在裕谦幕府，协助抵抗外国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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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江苏作过知县和知州。太平军起义后因为迟误驿报，被清政府革职，后来恢复原官，不久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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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生活的六十多年间，正是中国处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动荡变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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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代的变迁，阶级斗争的发展，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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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进犯江、浙。这时他正在浙江，基于爱国热忱，亲自参与抗英战争，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猖獗和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签订届辱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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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与顽固派和投降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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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焦点：是爱国尊法“制夷”，还是卖国尊儒“抚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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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投降派扯起儒家“贵以德而贱用兵”的破旗，大肆鼓吹所谓“抚夷”的卖国投降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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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炮制出一大套妥协投降的所谓“理由”：什么“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不必生衅”呀![63]什么“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呀![64]什么“海道处“诚恐防不胜防”呀!什么“英人如何可畏”呀![65]他们处可通”反对武装抵抗，鼓吹对侵略者只能“捐释前嫌，示之宽大”[66]。总而言之，在尊孔卖国的投降派看来，抗战必败，只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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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投降派卖国主义的尊儒“抚夷”论针锋相对，魏源提出了爱国主义的尊法“制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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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承先秦法家“武备御敌”、“以战去战”的主张，指出：英国是“四海之内，其帆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脧削其精华”[67]，是一个到处伸手称王称霸的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凶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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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附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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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他认为对付这些贪得无厌而又欺软怕硬的“海上霸王”，决不可有丝毫的怯懦，必须坚持“以甲兵止甲兵”[69]的方针，这样就可以“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小挟于我，自不敢尝试”[70]，不敢肆意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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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针对投降派和腐儒们散布的“船坚炮猛”“无可抵御”的唯武器论，严正地质问道:“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71]他从抗英斗争实践中，看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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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器利不如人和”，“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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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的优劣是可以转化的，敌人的船坚炮利是优势，但在另一种条件下，优势反而会变为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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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外国船舰在海洋上可以横冲直撞，可是一深入内河，因水道险要，活动就不灵了，而我国灵活机动的“舴船”、“火舟”，虽然不足以驰骋大洋，但在内河御敌，却是十分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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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是：只要中国人心齐，斗志旺，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斗智不斗力”，使敌人“失其所长”，而“攻其所短”，就完全可以战胜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可以“以小胜大”、以弱胜强[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