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人评点写论副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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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7 22: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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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学这种极其强烈的反英宣传斗争，使当时在广州主持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伊里布及其主要助手黄恩形等，感到巨大压力和惊恐。黄恩彤曾忧心忡忡地说:“粤东新遭警扰，内民与外人为仇，募勇数万，结队横行，骄悍难制，余窃忧之。”[14]卖国贼伊里布为了不得罪洋人，扫除投降障碍，竭力破坏抗英力量。他除了下令遣散、裁减社学外，竟以“倡乱”罪名，把钱江充军新疆，何大庚递解回原籍。伊里布使用这些卑鄙手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终于在一八四三年“忧患成疾，以致出缺”。接替伊里布职务的是签订卖国条约的首席代表、媚外成性的耆英，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
一八四二年底广州爆发了火烧洋馆的斗争。这次斗争是因为英国水手抢夺中国小贩货物，并行凶伤人，后逃入洋馆，激起群愤，数万群众包围和焚烧了洋馆。洋馆起火后，清朝官员带兵来救，被愤怒的群众用飞石击退。英国商馆被烧毁后，广州泥瓦工人一致商定不再给英国人造商馆。清朝反动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站到英国侵略者方面，杀害了十余名无辜的群众，赔偿二十六万银元，公然为侵略者张目。
一八四四年，广州人民又开展了反对英国强租河南地区的斗争。代替璞鼎查新任香港殖民总督的德庇时，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激起了广大居民和爱国士绅的反对，他们会齐四十八乡三千余人到洋馆抗议示威。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放弃强租河南的无理要求，暂时停止了在广州建立“租界”的活动。清朝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抗英斗争，深感不安，十分仇视。耆英污蔑示威群众是什么“游棍”、“无赖”、“匪徒”。黄恩彤则公然说什么:“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15]，主张“抑民以奉外”，妄图伺机进行破坏。
广州人民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反侵略斗争，是阳止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一向居住广州城外洋馆。《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规定允许英国侵略者人城。但是，英国侵略者肆意歪曲条文，硬要进城。对于这种无理要求，广州城乡人民纷纷抗议，一致拒绝。但英国侵略者认为人城与否，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体面”和侵略利益。如果放弃，就是示弱，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迫使它放弃已经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这对以后的侵略活动，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英国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威迫清朝官更屈服。英国的帮凶美国和法国，也同英国一鼻孔出气，完全支持人城要求。于是，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就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政治关系上较为突出的问题，呈现出十分尖锐复杂的情景。一八四四年，德庇时向两广总督着英又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耆英于一八四五年三--十一月间，多次复信德庇时，卑躬屈膝地表示:“本大臣与贵公使，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对“无如众志甚坚，牢不可“人城一节，……并非本大臣别有意见”破”，“若强行势迫，诚恐激起事端”，“此中为难之处，不独上帝可以鉴察，贵公使应亦谅及苦衷也”[16]。这完全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然而，投降派的苦苦哀求，并没有使侵略者发“善心”而“谅及”。相反地，投降派的卑怯乞怜，更加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一八四五年底，德庇时一面扬言如果再不允许人城，就要发动战争；一面继续利用孔孟之道作为打开广州城门的敲门砖，说什么“于五常之所重要者，乃信义也”[17]，妄图用“信义”来诱使敞开广州城门。一八四六年一月十日，德庇时邀者英到香港，当面进行威逼和利诱，要者英就进城一事，张贴告示，晓谕居民。在侵略者软硬兼施的手法下，耆英即向旻宁奏请说:“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持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18]旻宁批准了英国人人城的要求。耆英抓住了这根救命的稻草，在一八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置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张贴“告示”，准许英人入城，并禁止省城内外绅民人等阻挠，同时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国兵船上和德庇时密约进城日期和准备工作。
耆英这个抑民卖国的“告示”一贴出，人民群众“莫不闻声发指，怒气冲冠，皆思食其肉，而寝其皮”[19]，把“告示”撕个粉碎，并且在广州城厢内外到处张贴痛斥者英卖国的揭帖，揭露者英“病国害民，贪爱夷利，数百万银”，指出“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人城，鸣鼓攻之”[20]。人民群众从三元里抗英斗争中认识到要反侵略必须反投降，因此，他们警告侵略者及其走狗:“我中华百姓，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切莫效从前听信广州府余保纯所劝，放生四方炮台之被围鬼子也。”[21]
一月五日，群众闻知广州知府刘浔从英船回城，纷纷拽带刀械，聚集府署，去找刘浔算帐。刘浔吓得从后院越墙逃命。群众宣布刘浔是卖国汉奸，把他的朝珠公服拿到当街烧毁。官兵前来镇压，也被群众撵走。声势浩大的人民反侵略斗争浪潮，弄得者英束手无策，连声哀叹:自己“实已智穷力，无可如何”[22]。但他并不死心，他想效法一八四一年五月余保纯破坏三元里人民围困英军的卑鄙伎俩，企图分化瓦解反入城斗争的“社学”，请士绅出面转劝民众。由于这时武装的人民群众比过去更有组织和力量，由于英国侵略者如果进入广州城会更直接危害到士绅的利益，所以，士绅的态度比较坚定，答复者英:“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剿力，不愿从抚。”[23]耆英为了防止群众的激变，不得已在一月十六日贴告示表示拒绝英人进城。人民群众纷纷贴出《公檄》，无情揭露英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号召群众约期进攻城外洋馆，“内则斩诛丑类，外则焚毁其巢，同心合力，尽根，以彰天讨而申公愤”[24]。德庇时慑于群众威力，缩回香港，这次入城的企图没有得逞。
一八四七年春，野心不死的德庇时，又卷土重来，率千余侵略军突袭虎门，闯近省城，强要进城。广大群众纷纷贴出揭贴号召“四民人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人城”[25]。耆英既害怕人民反抗，又害怕英国人，竟偷偷地允许英人两年后进城;同时运动朝廷内调，离开广东，溜之大吉。
一八四八年三月，徐广缙继英任两广总督，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督文翰也代替了德庇时的职务。
一八四九年，文翰率领兵船到虎门口外，要求履行者英两年后允许入城的诺言。文翰声言“如百姓不欲其进城，情愿助兵弹压”，并以“驾火轮船驶往天津询问京师大臣”，派兵船开入长江“阳运截漕”来恫吓徐广缙。徐广缙经不起威胁，向旻宁表示对进城一事，“实已智尽能索”，如果“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要旻宁批准入城要求。旻宁答复说，英国“既重提进城之说，该督若再三阳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重日期，暂令人城瞻仰”。旻宁担心人民群起抗争，要徐广缙“至诚劝勉”，欺骗人民说，洋人在广州“只准暂人，不准常住”[26]。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根本不听这一套，坚决反对英人进人广州城。广州城厢内外组织起十万余人的武装，昼夜操练，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广州商人发起抵制英货运动，宣布与侵略者“一律停贸”。社学发布《公启》说:“现计各乡团练义勇，不下十万。饱德之义士，乐助军粮。荷锄之农夫，尽皆劲旅。壮士枕戈，不患逆夷之反复。水陆兼备，何忧鬼蜮之含沙。虽该夷恃其船坚炮利，难当我众志成城”，务使侵略者“片帆莫返”[27]。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徐广缙赶紧向旻宁报告:“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因而不得不拒绝文翰的人城要求。他盘算：若“婉阻之(指人城)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证”[28]。事实很清楚，徐广缙所以作出拒绝英人人城的决定，完全是由于广州人民强大压力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害怕群众的怒火烧到自己的头上来。
文翰老羞成怒，悍然率兵船闯入省河，各乡群众闻讯纷纷赶来，省河两岸汇集群众十余万人，摩拳擦掌，杀声震天。文翰畏惧群众声势，于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请求“罢兵修好”，暂时放弃了入城的要求，退回香港。持续了七年之久的反人城斗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英国侵略者的失败而暂告结束。当然英国侵略者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对英勇不屈的广州人民恨得咬牙切齿。巴麦尊疯狂地叫器:“要使广州片瓦不留，给该城居民以一次严厉的惩罚”，“我们不得已对中国实行另一次打击的时间快要到来。……这些象中国、拉丁美洲那样半开化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29]。这个侵略者的战争叫嚣，不仅表现出了他们的猖狂，而且从反面说明了中国人民反人城斗争的胜利，对他们的打击是多么的沉重。广州人民反人城斗争，是鸦片战后侵略与反侵略、投降与反投降斗争的重要内容。它的胜利，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胜利的继续和发展。
一八四九年，文翰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供认:“我绝对认为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人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一八四一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30]这就说明，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力量是大大增强了。
在战后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社学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社学内外的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其他劳动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他们始终英勇奋战在抗英斗争最前线。中国人民在战后为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而做出的巨大贡献，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辉。一部分爱国士绅也曾卷人了群众抗英斗争浪潮，其中有的人如钱江、何大庚等，在反对英人入城问题上，还是比较积极坚定，也反对卖国官吏。而另一些人却与官府保持种种联系，往往在官府出面干涉或镇压抗英群众的时候，发生动摇甚至叛变。如火烧洋馆斗争发生后，当卖国的官府捕杀几名群众，并将钱江、何大庚等三人治罪时，一些所谓“在城公正绅士”，立即为自己洗刷，声明“并不知情”“并未与闻”[31]。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六名英军到广州城郊黄竹岐村逞凶杀人，被当地群众殴毙。当者英派兵占领黄竹岐村，大肆搜拘“罪犯”时，该村某些士绅竟出卖十名抗英勇士，使四人惨遭杀害;而另一些士绅，则在官府的压力下，草拟文告，说“此后诸村落，遇夷人至村口，听其自来自去，……或至调戏妇女，枪伤平民者”，也只可“送官讯办”，不许自卫还击，“致官棘手”[32]。这些都表明了部分士绅,在反侵略斗争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抗英斗争，但是他们与清朝反动官府完全同一鼻孔出气。一八五〇年以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社学中的士绅即与官府完全合流，公开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镇压人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社学中的许多群众纷纷投身到天地会和红巾军等秘密反清革命组织中去，继续进行反抗清朝的反动统治。这预示着震撼中国大地的伟大农民革命风暴行将到来。
三.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
鸦片战争前后，农民起义对封建反动统治的沉重打击，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影响，以及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主张变法革新，抵御外来侵略，同封建顽固派、投降派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使死寂沉闷的思想界，激起了几重浪花。龚自珍、魏源就是这一批人物的著名代表。
龚自珍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字璱人，号定盒，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一八二〇年在京任内阁中书，晚年就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他的著作由后人编成《龚自珍全集》。他是一个受排挤的官僚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弃官南下，逝世于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在他生活的五十年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没落，即将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龚自珍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方面与政治上的顽固保守势力如穆彰阿之流进行斗争，一方面与文学上的反动流派桐城派如管同、梅曾亮、方东树之流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尊法革新，还是尊儒守旧。
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大肆叫嚷祖宗的“大经大法，不可变也”[33];同时又无耻讴歌清王朝“国家承平”，“天下恬然”[34]。这都是一些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孔孟之徒。他们极力为腐朽的封建制度粉饰门面，替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鼓吹休明。他们认为，变法革新，既无历史根据，更无现实需要，应该一切墨守成规，凡事“率由旧章”。
针对顽固派反对革新的滥调，龚自珍痛加驳斥。他指出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还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但实际上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衰世”，已处于“日之将夕”、奄奄一息的时刻[35]。可是，封建统治者依然进行着残酷的榨取，以致“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36]把劳动人民逼到了因为无力负担苛重赋税，情愿杀掉耕牛，另求活路的地步。他对官场的腐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那都是一些寡廉鲜耻的伪君子，做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奸诈虚伪，官做得越高越大，就越会谄媚。他们除了吃喝玩乐、请客送礼、互相包庇、应酬官场、取媚帝王之外，别的一无所知。为了保持官位，这些人都是“老成之典型，……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什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37]。龚自珍辛辣地指出，依靠这群狗、蝇、蚊、虻、熊罴、豺狼等吸吮人民血汗、只知苟安其位的兽虫，怎么能为国家办好事情呢?他断言，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是封建制度的死亡，那时候就会有一种反抗清王朝的力量兴起，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38]。龚自珍不仅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丑恶，而且预言了未来的新兴力量的起来，表达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愤懑。他朦胧地感到一种新的暴风骤雨的时代就会到来。
龚自珍明确指出，要挽救封建制度的危亡，必须变法革新，变法革新是历史常规，必由之路，即“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9]。他还进一步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拘一祖之法”，只能自取灭亡[40]，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封建顽固派攻击变法革新没有历史根据的烂言。
基于上述思想，龚自珍响亮地发出了“何不思更法”[41]的呐喊。他向清王朝尖锐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若自改革?年他热情地讴歌“变”，肯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2]。一八三九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43]他认为，要冲破封建社会末期那种死气沉沉的窒息空气，扫荡阴霾，代之以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就必须进行一番疾风迅雷般的改革。
龚自珍的“更法”主张，不只着眼于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极端腐朽，而且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在著名的《平均篇》中，尖锐指出，使社会矛盾激化，并造成封建统治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贫富不均”。这种“贫富不均”从“小不相齐”到“大不相齐”，从“大不相齐”到“丧天下”。他从历史上的治乱中，看出了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所造成的“大不相齐”现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他的结论是，治理国家现在没有比“平之”更为重要的任务了。为了实现“平均”的原则，他在《农宗》一文中，设想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具体办法是把农业中的全体社会成员，按人的血缘关系，划分为“大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大宗(有继承权不的长子系统)分田一百亩，可用五个闲民(指兄弟排行中最年幼的一辈)佃耕；小宗、群宗(长子以外的男子系统)分田二十五亩可用一个闲民佃耕。闲民不能分田，只能当佃户。他还提出占田数不必定死在百亩之内，允许适当的占有，这种占有应以经营能力和劳动力为标准。在《论私》等文章中，自珍向往近似资本主义的私富。龚自珍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感到土地兼并和大量破产流民的存在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因而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保护中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劳动农民的剥削地位，并且把流离失所的农民安排到生产中来，使他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资料，即雇主的十分之一的土地上的生产物，以免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显然，龚自珍的这种主张，是一种根本不触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改良措施，实质上只是限制大地主过分兼并土地，而并不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可以更，不可以骤”[44]的措施。这和农民阶级以暴力革命来实现“均田”的理想，在内容和本质上都截然不同。然而，无可否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土地兼并是一种打击，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要求改革，是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表征。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民族土壤中。他十分关切祖国边疆致力于探讨西北地理，写成了著名政论《西域置行省议》。在这篇代表性的著作中，他发挥了法家先驱的“移民实边”主张，把它同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紧密联系起来，批驳了儒家所谓经营新疆消耗了内地财富，巩固西北边防没有什么意义的谬论，斥责他们是“浅见愚儒”“下里鄙生”。他主张把内地居民迁移一部分到西北，开垦土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充实边疆。还提议把新疆改建为行省。他认为进行这样的改革，将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野心勃勃、蠢蠢欲动的形势下，龚自珍研究西北地理，主张“移民实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东南沿海出现的西方资本主义侵扰的新形势，更使龚自珍觉察到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开始呈现的压力。鸦片战争前，他对鸦片源源输人中国所造成的各种祸害，感到痛心疾首。一八三八年，当他的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提出建议，热烈支持禁烟，要求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并且主张对那些口口声声讲什么“宽大”、“毋用兵以破坏禁烟、阻挠御侮的“儒生”，要无情打击，“杀一做百”。当林则徐到达广州发动禁烟时，他又赋诗叙怀:“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藏(完成的意思)勋。”[45]他是多么深切关注林则徐当时能不能冲破千难万阻，完成艰巨的禁烟事业啊!
由于更法改图的需要，龚自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了尊法批儒的斗争。这时的封建顽固势力，其中有当权的顽固官僚有所谓“理学”家，也有桐城派的反动文人。他们为了反对革新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叫器。一方面，他们肆意诽谤前代法家及其政治路线，如胡说什么:“商治秦”致“秦之祚不长”[46]。“流毒于天下及后世者深也”[47]；秦始皇“焚书坑儒”“曾不旋踵而社稷墟矣”[48];“汉兴用秦法，复辙无时休”[49]；王安石是“执拗而不近情”[50]。另一方面，他们大肆散布尊儒崇道的言论，声嘶力竭地鼓吹程朱理学，胡说什么“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51]。
就在这一阵阵反法尊儒的噪声恶浪中，龚自珍挺身而出，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立场出发，热情讴歌历史上的法家及其政治路线，并以法家思想作为自己变法革新的理论武器。他非常称赞“商鞅垦土令”，对商鞅顺应历史潮流，为了破坏奴隶主贵族所有制、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奖励垦荒的革新举动，表示推崇。他称誉商鞅是了不起的“功臣”[52]。他说自己“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他早年就瞧不起被儒家顶礼膜拜的所谓二代的“圣王”商汤、周武王；而对被儒家所菲薄的开辟统一中国伟大事业的秦始皇和巩固、发展这一统一事业的汉武帝，却十分赞许，称秦始皇是“英雄”，汉武帝是“千古知言”“人难再得”的皇帝[53]。他在一八二九年参加殿试策问时，依据王安石一〇六〇年写给宋仁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法家精神，结合现实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说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54]。龚自珍把王安石的《言事书》诊视为“医国”良药的“古时丹”，并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殿试对策是以《言事书》为范文的。这就充分证实了他同王安石在要求革新问题上的思想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以王安石的后继者自许，力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其变法革新的政治抱负。他还曾这样写道:“或问曰:'王安石，信如人言讥议者耶?’答曰:“何为其然?’”[55]公开为王安石辨诬，宣称儒家们横加给王安石的种种罪名，全是无稽之谈。难怪，当时就有人说:'“定公(指龚自珍)若得志，恐为王荆公。”[56]
与此相反，龚自珍对儒家及儒家经典却表现了极大的视他吸取了乾嘉时代的“六经皆史”说，公然宣称《诗》、《书》、《易》《礼》、《春秋》等都是“史”，先秦诸子也都是“史”[57]，以此否定了它们之间的尊卑关系。针对儒家把《论语》捧作经典的怪现象，他辛辣地嘲讽说:“怪哉!非所闻，非所闻!”[58]他还公开反对封建统治者把儒家列在各家之首的“独尊儒术”的行为。他在《十五首》诗中写道:“兰台序九流，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59]在这首诗里，他明确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原先不过只是法、名、道、墨、阴阳、纵横、杂、农等九家中的一家，各家都有自己的主张，不屑于相信和依附儒家。后来，由于反动派的提倡、吹捧，家的地位才被尊崇起来了。这就一语道破了“独尊儒术”的真相。那些儒生却得意忘形，自以为尊贵，脸皮越来越厚，成为寡廉鲜耻之徒了。这是多么形象的描绘，何等辛辣的讽刺!更可贵的是，他从儒法斗争的高度，暗示反动派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使家成为封建社会唯一的正统学派，而法家、名家等学派却受到污蔑和压制；但尊法反儒的斗争却一直持续不断。他感叹古代许多进步学派，由于受到儒家的攻击、排斥和迫害，未能充分流传下来。他顺应历史潮流，大胆提出了儒家终会首先被淘汰的看法给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之道以当头一棒。这首诗，实质上是龚自珍反儒的战斗檄文，充分表现了他敢于反潮流的精神。当时有的封建权贵向他施加压力，禁止他议论时政。但是，他把这种无理的干涉硬是顶了回去。也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怕他遭到迫害，劝他删毁尖锐抨击时政的《乙丙之际箸议》，他也加以谢绝。龚自珍坚定地表示，为了尊法革新，就要“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60]
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龚自珍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伐。他反儒，却又不敢触犯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甚至把孔老二称之为“大圣”；他大声呼喊变法，却又承认“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61]；他对清王朝表示极大愤慨，但仍幻想依靠清王朝去进行“自改革”，以扼止农民起义的爆发。这就决定了他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他因“无才去补天”，最后只好到佛经中去寻找慰藉了。
然而，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并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消沉而消失，相反，“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战斗声音，对于近代主张革新进步的一些思想家都有影响，特别是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62]
四.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年)，字汉士，号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鸦片战争时期，他在裕谦幕府，协助抵抗外国侵略。后来在江苏作过知县和知州。太平军起义后因为迟误驿报，被清政府革职，后来恢复原官，不久病死。在他生活的六十多年间，正是中国处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动荡变化时期。社会时代的变迁，阶级斗争的发展，给他以深刻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进犯江、浙。这时他正在浙江，基于爱国热忱，亲自参与抗英战争，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猖獗和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签订届辱条约。魏源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与顽固派和投降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爱国尊法“制夷”，还是卖国尊儒“抚夷”?
鸦片战争中，投降派扯起儒家“贵以德而贱用兵”的破旗，大肆鼓吹所谓“抚夷”的卖国投降论调。他们炮制出一大套妥协投降的所谓“理由”：什么“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不必生衅”呀![63]什么“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呀![64]什么“海道处“诚恐防不胜防”呀!什么“英人如何可畏”呀![65]他们处可通”反对武装抵抗，鼓吹对侵略者只能“捐释前嫌，示之宽大”[66]。总而言之，在尊孔卖国的投降派看来，抗战必败，只好投降
同投降派卖国主义的尊儒“抚夷”论针锋相对，魏源提出了爱国主义的尊法“制夷”论。他继承先秦法家“武备御敌”、“以战去战”的主张，指出：英国是“四海之内，其帆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脧削其精华”[67]，是一个到处伸手称王称霸的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凶恶敌人。同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附首听命。”[68]他认为对付这些贪得无厌而又欺软怕硬的“海上霸王”，决不可有丝毫的怯懦，必须坚持“以甲兵止甲兵”[69]的方针，这样就可以“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小挟于我，自不敢尝试”[70]，不敢肆意侵犯了。魏源针对投降派和腐儒们散布的“船坚炮猛”“无可抵御”的唯武器论，严正地质问道:“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71]他从抗英斗争实践中，看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他说:“器利不如人和”，“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72]。武器的优劣是可以转化的，敌人的船坚炮利是优势，但在另一种条件下，优势反而会变为劣势。他说，外国船舰在海洋上可以横冲直撞，可是一深入内河，因水道险要，活动就不灵了，而我国灵活机动的“舴船”、“火舟”，虽然不足以驰骋大洋，但在内河御敌，却是十分得力的。他的结论是：只要中国人心齐，斗志旺，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斗智不斗力”，使敌人“失其所长”，而“攻其所短”，就完全可以战胜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可以“以小胜大”、以弱胜强[73]。他以亚洲一些小国如越南、日本、缅甸等对于英国的侵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历史事实，来鼓舞人们战胜外来侵略的信心。他说亚洲的一些小国尚能“足拒夷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做不到呢?[74]魏源这种蔑视敌人，敢于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当英国在东南沿海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长期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的沙俄，也妄图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因此，魏源在揭露英国武装侵略的同时，也截穿了满口“睦邻”、“友谊”的“口蜜腹剑”的沙俄侵略者的画皮。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他引述当时《澳门月报》揭露沙皇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夕，准备派“使者”去北京，进行阴谋活动的消息说:“我等且不可闭目不理，鄂罗斯(即俄国--引者)曾以兵威自黄海攻至黑海一带地方，以广其国境，所以今日必要提防。”魏源还系统地揭露了沙皇俄国自十七世纪中叶起，“逾外兴安岭侵偘黑龙江北岸”，把魔爪伸进我国东北边疆地区，进行烧杀抢掠和阴谋霸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的一系列侵略罪行。[75]魏源在《海国图志》里，以仅次于英国的篇幅来介绍“北洋俄罗斯”，他引用《澳门新闻录》等材料说:“欧罗巴洲各国兵丁战舰之多寡，当时俄罗斯为最多，俄罗斯户口五千万，战船一百三十只，兵一百余万”，“其国兴隆崛起，可谓骤矣”。这里隐喻沙皇俄国将为中国未来的祸患，以警国人。后来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机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证明魏源对沙皇俄国侵略野心的高度警惕，可以说是卓识灼见。
魏源的“制夷”思想，一方面是从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受到极大鼓舞，汲取了巨大力量；另方面也继承了先秦法家御侮的思想传统，以它作为反对投降派的理论武器
魏源进一步指出，要“制夷”就需要“师夷”--向西方学习，他同投降派闭目塞听的顽固保守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制造和散布“抚夷”论的投降派和腐儒们，抱残守缺，排斥一切新鲜事物。他们散布了种种反对学习西方的谬论，什么近代机器工业是“形而下器”，“奇技淫巧，乱我人心”呀!什么翻译外国书籍，调查了解外国情况是“多事”呀!什么师夷长技、置造船械是“糜费”呀!什么用西洋兵船武装自己是“示弱”呀!魏源辛辣地讽刺这些顽固保守的家伙，都是一些目光短浅、没有见识的“夏虫”、“井蛙”，是一些迂腐不学、浑浑噩噩的“儒者”，对世界各国一无所知。他十分强调“师夷”与“制夷”的关系，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76]这既讲明了“师夷”的重要性，也指出了不“师夷”的危害性。这清楚表明在魏源的心目中，是不是注意学习外国长处，关系到当时能不能维护民族独立的问题。为了了解“夷情”，以便“师夷”，进而达到“制夷”的目的，他受林则徐的嘱托，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在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介绍各国历史、地理等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一百卷本。《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系统而浩博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人关于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在十九世纪中期对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影响到日本。
魏源的“师夷”，从军事方面说，他主张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在参加抗英斗争的实践中，魏源亲眼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也无疑是敌人获胜的一个条件。所以，他主张主要依靠自己制造船炮，同时也不排斥购置外国船炮，以便“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77]。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近代机器工业，认为这些“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78]，主张军用和民用工业除官办外，还应鼓励私人投资设厂“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79]。他朦胧地预见到将有一个民间资本主义的兴起。魏源还注意到西方初期的所谓民主政体。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是个什么东西，但他称赞美国的宪法，把瑞士誉之为“西土桃花园”[80]。魏源的这种感叹、赞美，说明他看到西方民主政体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进步，反映了他对腐朽的清王朝的不满。不过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魏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透过现象看到资产阶级专政的虚伪和反动的阶级实质。魏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当时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代表了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中小地主(即所谓“有田富民”)和商人(即所谓“无田富民”)的利益，是中国资产阶级即将出世的舆论表征。魏源同顽固派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论战的先声。
魏源积极主张“师夷”，这说明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西方有长处，中国有短处，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强调这种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不必仰赖于外夷”[81]，即实现独立自主。在他看来，这才是“师夷”的成功。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坚强的自信心，认为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无所不有”，中国过去并不落后，很早就有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创造。
他断言：只要大家“励精淬志”，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中国就一定能够富强起来，同西方并驾齐驱，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繁荣昌盛景象[82]。魏源在近代的初期能提出这种“师夷”思想值得称赞，这种民族自豪感和上进心是难能可贵的，它与投降派和腐儒们那种恐洋媚外、固步自封的丑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依靠什么力量“制夷”--抵抗资本主义侵略?魏源主张利用“义民”反抗侵略，同投降派“抑民以奉外”的反动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投降派胡说什么“患在内而不在外”，魏源则驳斥说，鸦片战争时期的主要敌人并不是人民，而是外国侵略者。他说自己著《圣武记》是因为“晚侨江淮，海警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83]。写《海国图志》目的在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非常明显，他把“制夷”而不是“制民”放在首位。
投降派诬蔑沿海人民“通夷”“柔弱”魏源用事实驳斥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在广东刀劈敌酋、打坏敌舰的都是“义民”?两次俘获敌舰于台湾，火攻英舰于南澳的也都是“义民”?“沿海民风强悍”[84]，“义民”同仇敌忾，这才是正确的结论。魏源指出:给人民戴上“汉奸”、“贼党”帽子的人，本身恰恰是汉奸、贼党者流。他满怀爱国热情，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郑庆，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鲡。”[85]在这首历史画卷中，一面是平英团挥刀杀敌，几乎捉住侵略军头子;一面是靖逆将军奕山之流媚外卖国，放虎出笼，“纵夷”遗祸。这里把人民和清朝大吏对侵略者的不同态度加以鲜明对照，鞭挞了投降派，赞扬了群众斗争。他认为如能“早用秦风”，以法治军，定可制服英国侵略者。
魏源进一步指出，在反侵略战争中，“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86]。而且“土兵”和“水勇”既可来自“义民”“岂特义民可用，莠民亦可用”[87]。在他看来，对也可来自“莠民”这些人只要“精训练而严节制”，“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88]。这种思想带有鲜明的地主阶级的烙印。它说明魏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同农民依然有着阶级矛盾，主张对人民群众要严加“节制”，只许人民抵御外侮，不许起来造反。尽管这样，魏源“义民可用”的主张，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反侵略成为中国人民当务之急的情况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魏源还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必须改革国内弊政。他说:“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89]他认为清王朝当时已经是“蜗庐外漏兼中蠹”[90]，面临垮台的边缘，若不进行改革，怎么能做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呢?因此，他提出了“以治内为治外”[91]的方针，把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抵抗侵略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魏源十分注意研究历史上法家的思想及其变法图强的经验。他十分推崇管仲、商鞅，说“以富强归管、商”[92]。他赞扬申不害、韩非，认为要治国就必须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对李斯提出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的历史进化观点，表示心悦诚服。他称颂汉文帝雷历风行，敢于革新的精神。他对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赞扬秦始皇、肯定郡县制的《封建论》一文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93]他“宵拥长沙(贾谊)家令(晁错)篇”[94]，积极寻求拯救时弊的方案。
魏源从前辈法家学说中继承和发展了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作为倡导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守旧的思想武器。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社会历史的变化愈来愈文明。他的结论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95]这是一种具有进化论因素的历史观。他对投降派学着宋儒的腔调“专言三代”、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进行了尖锐抨击，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96]，拿着古代的制度来衡量今天就是诬蔑今天他痛斥了那些“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的“庸儒”和“腐儒”。他针对投降派和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提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97]。他断言:“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98]他积极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指因循不决)、去营窟(指营私谋利)”，“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99]改革应从现实出发，以期收到实际的效果，切勿纸上谈兵。
清夜斋诗稿
必须指出，魏源的主张变法革新，还因为他同社会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对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当时社会危机严重，农民破产，到处是饥荒。饥民等不及养麦长熟，养麦刚开花便摘来充饥，以致中毒死亡。魏源看到这个情况，曾在《道中杂言八首》中哀叹:“中野种养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花毒作糗粮，急那知其他。以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100]但是，魏源毕竟是处于急剧没落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朝封建统治的问题。他承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又说什么“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变而不可复者也”[101]。这就是说:“势”--统治人民的办法必须因时而易;“道”--封建统治秩序却是不可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革命狂飙兴起时，他就本能地站到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去了。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当时对那些深受家思想蔽固的知识分子起着震聋发惯的作用。在后来则为中外进步人士所瞩目。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深受启示，承认“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102]。魏源不愧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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