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友《中国近代史：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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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贫富不均”从“小不相齐”到“大不相齐”，从“大不相齐”到“丧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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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历史上的治乱中，看出了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所造成的“大不相齐”现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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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是，治理国家现在没有比“平之”更为重要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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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平均”的原则，他在《农宗》一文中，设想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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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办法是把农业中的全体社会成员，按人的血缘关系，划分为“大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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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有继承权不的长子系统)分田一百亩，可用五个闲民(指兄弟排行中最年幼的一辈)佃耕；小宗、群宗(长子以外的男子系统)分田二十五亩可用一个闲民佃耕。闲民不能分田，只能当佃户。他还提出占田数不必定死在百亩之内，允许适当的占有，这种占有应以经营能力和劳动力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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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私》等文章中，自珍向往近似资本主义的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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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感到土地兼并和大量破产流民的存在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因而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保护中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劳动农民的剥削地位，并且把流离失所的农民安排到生产中来，使他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资料，即雇主的十分之一的土地上的生产物，以免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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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龚自珍的这种主张，是一种根本不触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改良措施，实质上只是限制大地主过分兼并土地，而并不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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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可以更，不可以骤”[44]的措施。这和农民阶级以暴力革命来实现“均田”的理想，在内容和本质上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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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可否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土地兼并是一种打击，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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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改革，是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表征。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民族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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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关切祖国边疆致力于探讨西北地理，写成了著名政论《西域置行省议》。在这篇代表性的著作中，他发挥了法家先驱的“移民实边”主张，把它同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紧密联系起来，批驳了儒家所谓经营新疆消耗了内地财富，巩固西北边防没有什么意义的谬论，斥责他们是“浅见愚儒”“下里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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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把内地居民迁移一部分到西北，开垦土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充实边疆。还提议把新疆改建为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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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进行这样的改革，将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野心勃勃、蠢蠢欲动的形势下，龚自珍研究西北地理，主张“移民实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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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出现的西方资本主义侵扰的新形势，更使龚自珍觉察到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开始呈现的压力。鸦片战争前，他对鸦片源源输人中国所造成的各种祸害，感到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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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八年，当他的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提出建议，热烈支持禁烟，要求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并且主张对那些口口声声讲什么“宽大”、“毋用兵以破坏禁烟、阻挠御侮的“儒生”，要无情打击，“杀一做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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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则徐到达广州发动禁烟时，他又赋诗叙怀:“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藏(完成的意思)勋。”[45]他是多么深切关注林则徐当时能不能冲破千难万阻，完成艰巨的禁烟事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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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更法改图的需要，龚自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了尊法批儒的斗争。这时的封建顽固势力，其中有当权的顽固官僚有所谓“理学”家，也有桐城派的反动文人。他们为了反对革新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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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肆意诽谤前代法家及其政治路线，如胡说什么:“商治秦”致“秦之祚不长”[46]。“流毒于天下及后世者深也”[47]；秦始皇“焚书坑儒”“曾不旋踵而社稷墟矣”[48];“汉兴用秦法，复辙无时休”[49]；王安石是“执拗而不近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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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们大肆散布尊儒崇道的言论，声嘶力竭地鼓吹程朱理学，胡说什么“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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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阵阵反法尊儒的噪声恶浪中，龚自珍挺身而出，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立场出发，热情讴歌历史上的法家及其政治路线，并以法家思想作为自己变法革新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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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称赞“商鞅垦土令”，对商鞅顺应历史潮流，为了破坏奴隶主贵族所有制、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奖励垦荒的革新举动，表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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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誉商鞅是了不起的“功臣”[52]。他说自己“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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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就瞧不起被儒家顶礼膜拜的所谓二代的“圣王”商汤、周武王；而对被儒家所菲薄的开辟统一中国伟大事业的秦始皇和巩固、发展这一统一事业的汉武帝，却十分赞许，称秦始皇是“英雄”，汉武帝是“千古知言”“人难再得”的皇帝[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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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八二九年参加殿试策问时，依据王安石一〇六〇年写给宋仁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法家精神，结合现实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说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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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把王安石的《言事书》诊视为“医国”良药的“古时丹”，并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殿试对策是以《言事书》为范文的。这就充分证实了他同王安石在要求革新问题上的思想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以王安石的后继者自许，力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其变法革新的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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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曾这样写道:“或问曰:'王安石，信如人言讥议者耶?’答曰:“何为其然?’”[55]公开为王安石辨诬，宣称儒家们横加给王安石的种种罪名，全是无稽之谈。难怪，当时就有人说:'“定公(指龚自珍)若得志，恐为王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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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与此相反，龚自珍对儒家及儒家经典却表现了极大的视他吸取了乾嘉时代的“六经皆史”说，公然宣称《诗》、《书》、《易》《礼》、《春秋》等都是“史”，先秦诸子也都是“史”[57]，以此否定了它们之间的尊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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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儒家把《论语》捧作经典的怪现象，他辛辣地嘲讽说:“怪哉!非所闻，非所闻!”[58]他还公开反对封建统治者把儒家列在各家之首的“独尊儒术”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