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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宣宗惜才。白居易时名甚高,辞世后,宣宗曾以诗悼念他: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有诗魔之称,诵诗唇生疮,笔勤肘生胝:“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 他跑到市井里,念诗给老太太听,边听边改,非魔者何? 后来的评家对其作品也存争议,甚而著述或讲学时,如明代李攀龙、清初王士祯,对白氏诗一首不选,也有称白氏为“唐诗馀响”,如元人杨士弘。可谓极端。 但最切当的评语,是东坡的“白俗元轻”。宋人说:“苏东坡云:‘乐天擅长篇,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而易厌矣。’” 大概在苏轼看来,白居易所特意追求的“通俗”,或说那些语言繁复的作品,是因为有意摆脱典雅而不幸降为次品(实际上白氏的作品并非都通俗,语言的通俗不等于诗骨低俗),因而被一些高士雅人所轻视,盖缘于此。 探究其因,在于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反映时事,还要让普通人接受才有意义,所以须明白易懂。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须留意,这个主张一直影响到今天。对与错要具体看,不能统而论之。 白氏这类作品,多为叙事写实加上议论,接近散文,几乎等于韵文形式的谏草和书奏。可以看出,虽说尝是针砭时弊,批评朝政,这没错,但有明显的功利性,即是说表现为个人的忠君爱民,希望皇帝喜欢、听得到听进去,也同时希望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因而被时人称为“广大教化主”。 这个教化主,实在不好当,一是皇帝喜怒无常。为臣直谏,几乎没好果子吃。像唐太宗那般“朕试卿尔”自找台阶、又不露痕迹的油滑,委实少见。聪明不过帝王,有此一说。(参看上条); 此外,百姓所关心的是生存,对怎么写诗,没那么大兴致,除了少数读书人为博取功名外,并非生活的必须。 白氏这类“合为时、合为事”的诗歌,写得再通俗易懂,无非是要说什么对什么不对。然则是与非,几句话就能说明白,不必大费周章,用诗词来表达。就像时下劣质的老干体,业已渐行渐远,始终难进诗词的领域。 “广大教化主”的称呼见于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及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这样评价白居易,也很难说恰当,细品之,似乎介于褒贬之间,总感觉有调侃的味道。除非有人认为诗歌能归于宗教,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想当时和现在,都不应该是这个解释。 后来评家的着眼点,是说把写诗降格到通俗普及,怕为后来浅率者所效颦,以至于失掉诗的风骨。这个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所反映的忠君爱民,在历史上毕竟有积极的意义。今天皇帝没了,忧国忧民的情操却没有过时。再是,白氏主张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也不能认为是弊病。口语化难道就不好吗?总远胜过佶屈聱牙。譬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再通俗不过了,却流传千古而不衰。只是这一类东西不能千篇一律。一个人的作品建筑,理应兼有多样笔法,而非从头到尾一览无馀。“多而平、少而精”,对哪位作家诗人,都是个矛盾。谁都怕自家的作品“读而易厌”。 不过,最了解白氏风格的,应该是好友元稹,他说:“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喻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再是明代胡应麟《题白乐天集》,赞曰“唐诗文至乐天,自别是一番境界、一种风流”。 可见,今古诗学,歧义并存。对古人的评说,未可执一,须各自心领神会,择其善者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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