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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语阳秋》(之二)
葛立方称赞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人怵心刿目者所为也。” 他以老杜诗为佐证:“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 他接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翠驳剪剔)中来,落其华芬,然后造平淡之境。” 但同时谈及:“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 ——显然,不经过“组丽”的雕琢过程,起始就从拙易着手,很可能找不到入手处;此后再回头“怵心刿目”,这是本末倒置,可能会半途而废。 他又举出梅圣俞的一首诗: “因今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蓤芡(菱角、芡实,皆有刺)。” ——此话非自谦,是诫人,若想达到圆熟,不露怯,没有前期的辛苦翻覆,只能自寻烦恼。
葛立方进一层说: “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 他批评李商隐的“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恨其有斧凿痕也。” 显然,葛立方认为这般状景,感觉肤浅,嚼来寡味,终有几分勉强; 又批评石曼卿的“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 粘皮带骨,是句子发呆,太着题不爽利,没有浑脱之致,因而石曼卿与李商隐的两个诗句,都不算雕琢成功的例子。 葛立方认为,好的句子应该是“终日行于规矩之中,而其迹未尝滞也。” 可以看出,葛立方对风骚、魏晋情有独钟。所以他认为:结构匀称、情景浑融、自然天成,才是作诗的要领,也是最难抵达的境 界。既要避免句子“刺口”不爽,还要有妙味:“既雕既琢,复归于素朴”的过程虽则辛苦,却不能图省事。
葛立方推崇陶谢的理由即在于此。或说,古诗到近体诗的长足发展,即便有格律的要求、离不开雕琢,然而,“畏有斧凿痕”,依然是历代诗家的共识。 譬如,当我们惊叹老杜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时候,感觉难度极大,自然会联想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然则,我们也同样欣赏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朓的“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 同样都是美,但会觉得陶谢的句子更加爽朗。当然,陶谢的句子,也非唾手而得,看似不经意,实则可能也经过了“苦思”,或是灵动妙手。这正是葛立方极力称赞之处。
那么,近体诗能否也有陶谢的效果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唐代大家的作品里,特别是李杜王孟韩,可以说举不胜举。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尽管诗人的笔法多样,但是,在平淡出奇思这一点上,也是殊途同归。 譬如: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李白)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 ——这些经典律句,与陶谢古风之美,恰争胜于毫厘之间,哪个好?哪个更好?都好,很难判定高下。
这使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诗歌语言,或能得到些有益的启示。 譬如《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我喜欢从容的笔致,或因驾轻就熟、涉笔成趣也说不定,相信白氏有这个能力。这种笔法,正对应了葛立方的“终日行于规矩之中,而其迹未尝滞也。” 还有:“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一样令我着迷。 或许,在对白居易的评价中,我们往往过多地注意到白居易通俗的方面,而忽略了他以潇洒的笔调,创造出意味深长的语境。而且,那种凝练含蓄、飞跃式的语言,他并不少用,所流传下来的诸多名篇,在唐诗大家中并不逊色。 虽然对白氏的批评较多。不过,白氏笔下的俗,私见之,并非低俗,而是因为他一部分作品着眼于讽喻教化,特别想让皇帝大臣以至百姓都能接受,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不免于流俗、多读易厌。 但讽喻和闲适,是白氏的着眼点,无疑,他的一些新乐府,以及相当一部分闲适题材的律诗绝句,都无愧于唐代诗歌中重要的一席。
题外话: 有个日本儒学家伊藤仁斋(日本江户时期从事汉学研究。这个人或许想从文化上认祖,但骨子里又叛祖,研究的目的十分可疑。日中友好,我从来不信,都出于敌我角斗的谋略才是本质。这个种族恶面大。一笑。) 他的《白氏文集.跋》这样来评价“白俗元轻”: “目之以俗之处,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伤稍冗。盖诗以俗为善。三百篇所以为经者,亦以其俗也。诗以吟咏性情为本,俗则能尽其情。俗而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为妙也。” ——“诗以俗为善”,可以说离题百里。 究其原因,唐诗的翻译,对于日本人实际上困难而陌生,只好从白居易较为通俗的那一部分作品入手,显然容易翻译:这对后来日本俳句的脱胎,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日本俳句总体不堪读,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学习白居易,也仅仅摸摸唐诗的皮毛。从空海和尚伊始,嗣后都没机会拜访唐代重要诗人,只搞到了一些零星资料,汇总出来《文镜秘府论》作为唐诗的基础教材。可以想见,日本想从文化上寻根,一是目的不纯,二是找不到白氏“俗而能雅”的门径。 而况,伊藤上面这段话,也不是独到的发现,显见是从我国历代诗话中借鉴所得,只不过用自己的话重述出来而已。
不管怎样说,白居易出于教化的目的,是有意地让一部分诗尽量雅俗共赏。他在各样写法的实践、取舍中,最终形成了古诗与近体诗兼收并蓄的诗风。 白氏的实践总体是成功的,对后来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而苏东坡所指出的“白俗”,也许正是白居易的匠心所在。不喜欢是另一码事。 同样,我们不能要求哪一位诗人的作品建筑群,都达到同一的高度,不可能一律精粹,或者一味平淡。历代名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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