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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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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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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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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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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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雷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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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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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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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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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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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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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略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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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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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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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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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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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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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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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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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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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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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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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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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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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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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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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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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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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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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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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