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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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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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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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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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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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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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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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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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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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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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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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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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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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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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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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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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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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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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6]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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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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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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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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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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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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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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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17]，福建的两次“围剿”[18]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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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9]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20]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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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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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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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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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