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诗词歧义的文字狱 刚刚《歧义》稿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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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在宽诗祸
沈在宽：“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
吕留良文字狱案所受诛连的人，除吕氏家族外，最重要的就是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雍正给严鸿逵定的罪状，有专门谕旨，已见于《大义觉迷录》卷四。而这篇公布沈在宽罪状的谕旨，主要抓住沈在宽的一句诗“陆沉不必由洪水”来作文章。略有语文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神州陆沉”这句成语是比喻国土沦陷的，而这句诗，明显存在看反清意识，把清朝喻为洪水猛兽，自不待言。但雍正却死扣字面，在黄、运两河是否决口，发生洪水上大作文章，摆出康熙治河的种种功绩，显然与原诗含义驴唇不对马嘴。大概雍正本人也知道这篇谕旨不能击中沈在宽诗句的要害，所以没有收入《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严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只身被德教育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凛。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惑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　　又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二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再于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河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水利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为时，旱涝有备，府事修和，桑麻遍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沉，又何地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　　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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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补庵诗祸
自称严鸿逵私淑门人的黄补庵，作诗曰：“闻说山中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认定为荒唐狂悖，身故免议，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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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坚磨生诗》祸
湖南学政胡中藻著《坚磨生诗》中，多谤讪语，经人告发，乾隆乙亥三月十三日，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料道等面奉上谕：“我朝抚有天下，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域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之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琪，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遁，数十年来，以为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捡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末有连篇累牍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无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非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人曰鞑孚者，亦将布罪乎？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如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致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合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原韵》‘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曰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被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将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是徧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语。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第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客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吾父属，妻皆毋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帝后也，而直诉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吾冠是出头’，伊由翰林荐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问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贤良祠》诗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彖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必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此书已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廷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着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弘历所指摘中藻悖逆之词，至今观之，实属莫须有之谈；而竟构成大狱，是殆有深心耶?故《啸亭杂录》谓“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以张党为寇仇，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言，非以言语文字责人也”。

　　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赀刻板，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到日另议。”谕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集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熙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大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着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赀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着从宽免其治罪，即着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孙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着释放，其余缘坐诸人，亦皆宽免。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余俱着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苦，反复嗟怨，甚属狂悖，该抚见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余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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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显诗祸
乾隆三十二年有蔡显《闲闲录》之狱。是狱《东华录》未载，许嗣茅《绪南笔谈》许娄县人，自序于道光七年称七十三翁云；“丁亥五月，吾郡《闲闲录》狱起。《闲闲录》者，举人蔡显作也。诗中多雌黄处，郡人恶之，摘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其门下士谴戍者：闻人卓三倓，刘素葊朝栋，吴秋渔光裕等二十四人。蔡显妾朱氏，子三人：长曰必昭，隽才也，年十七，亦遣戍。蔡显别有《宵行杂志》等书，亦无狂悖语，此事或以为冤狱。盖郡绅某嫉之，而府尊钟公，亦以蔡之狂而故杀之也。闻、刘皆遇赦归，吴殁于华州，吴集甚多，其在华州时作诗，积一千二百首，寄其弟学士树本。”
又钱唐吴振械《养吉斋丛录》云：“乾隆三十二年，举人蔡显逆书事起，内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语，意涉怨谤。又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隐约怨诽，情罪甚重，刑臣拟以凌迟，改斩决。其子蔡必昭斩侯。作序之闻人倓戍伊犁。”按《绪南笔谈》所云古人紫牡丹诗，乃以后沈德潜之事。《养吉斋丛录》所云之罪名，乃事实也。故宫《文字狱档》第二册，有此案，其所载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上谕，蔡即因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二诗而罹祸．诗句不过谓时多忌讳，慎勿触犯，乃竟坐斩其身，并戮其子，门人及幼子，遣戍多人，亦可谓冤且滥矣。
但《绪南笔谈》谓郡绅嫉之，知府罗织故杀，亦事实也。据《文字狱档》，蔡氏因所著各书刊行，嫉之者，欲罗织其罪，乃奉书诣官自首，遂成此狱。盖蔡氏自信其决无悖逆者，乃不料竟罹大辟也。《笠夫杂录》由华亭陆明睿刊行，陆亦其弟子，可见蔡氏门下之笃念其师，不计祸福，当时风俗之厚，殊可尚矣。《杂录》中指斥邑绅甚多，如知府某也，御史某也。若王若李若莫也，又斥入乡贤祠之某绅，入节孝祠之某氏，皆《绪南笔谈》所谓多雌黄之证，其取祸之由，盖在是耳。
　　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华亭人，雍正年间举人，在家乡教书为业，著有《闲闲录》、《红蕉诗话》、《宵行杂识》等书，自行刊刻流传。这些书中记载了一些地方官绅的不肖言行，被当地官绅怨恨。《闲渔闲闲录》，以论祀乡贤祠节孝一条，为郡绅所嫉，郡守锺某亦恶之。乾隆丁亥，他们摘其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小照》诗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诬指为怨望讪谤之词，又散发匿名揭帖进行陷害。蔡显自信无罪，便携带自己的书籍向当地官府自首，希望当事者为之剖白。不料这些官员竟将书内失志怨愤之语指为罪证，谓为隐约怨诽，情罪甚重，刑部拟以凌迟。乾隆三十二年（1767）六月初五日，乾隆帝以蔡显身为举人，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重新审理此案。先阅原书签出各案，多为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及细检《闲闲录》等书未被签出之处，见有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又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等诗句，乾隆帝认为这是“有心隐约其词，甘与恶逆为伍”，命将蔡显改为斩决，其子蔡必照改为斩监候，将蔡显书籍通行销书毁版，所有为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二十四名学者，分别遣戍边远地方。其门下士谴戍者闻人卓之倓、刘素庵朝栋等二十四人，并其妾朱氏。显有子三人，长曰必昭，隽才也，年十七，亦与书贾吴秋渔同谴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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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泰、方芬诗祸
乾隆四十七年，又有方国泰之狱。国泰安徽歙县生员，其五祖方芬，著有《易经补义涛浣亭诗》；其七世祖有《陛辞疏草》一本，国泰将《补义疏草》两书，上之学政，请匾奖励。当经查出《涛浣亭诗》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及“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巡抚谭尚忠奏称语意狂悖，请锉芬尸，国泰立斩。弘历以言辞隐约，不过书生遭遇兵火，流离转徙，为不平之鸣，并无公然毁谤之处，不比于徐述夔之“一举去清都”也。诏刑部查明定拟。旋议国泰不将诗呈出，系有心藏匿，照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乾隆壬寅五月，安徽巡抚谭尚忠具奏歙县生员方国泰藏匿伊祖方芬《涛浣亭》悖逆诗集一案，奉上谕：“谭尚忠奏，已故歙县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逆诗，伊孙方国泰藏匿不报，请将方芬刨坟僇尸，方国泰照大逆知情隐讳，拟斩立决等因，已批该部议奏。据称，方芬诗集内，‘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又‘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又‘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虽隐约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固属狂妄，但不过书生遭遇兵火，流离转徙，为不平之鸣，并未公然毁谤本朝也。方芬老于贡生，贫无聊赖，郁不得志，借诗牢骚则有之，况其人已死，朕不为已甚，若如此即坐以大逆之罪，则杜甫集中穷愁之语最多，即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弃’之句，亦概得谓之大逆乎？从前查办河南祝万青家祠匾对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沧浪乡志》，吹求字句，办理太过，屡经降旨通谕各督抚，勿得拘文牵义，有意苛求，岂谭尚忠尚未之闻乎？此案着交刑部核议具奏，如方芬集内或另有不法之句，不止如折内所云，该抚未经摘出，抑有不敢陈奏之语，并着该部查明，再行请旨核办。”
旋经刑部遵旨奏称：“方芬系本朝岁贡生，生于明天启年间，殁于康熙二十九年，着有《易经补义》一部，《涛浣亭诗集》一本，又伊七世祖方有度着有《陛辞疏草》一本。方国泰于学臣考试时，将《陛辞疏草》《易经补义》二书呈出，以为一家孝友，请匾奖励。当经饬县查出，方芬《涛浣亭诗》内有‘征衣泪积’等句，语意狂妄。讯之方国泰，据云，《涛浣亭》系伊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何刊刻，存留在家，只此一本。诗内悖谬之处，因是祖上所著，相隔百有余年，实不能指出作诗本意。至所著‘避寇’诸句，幼时曾经祖父言及，康熙初年，闽寇来攻徽州府城，一家逃避，官兵平复，始得回家，这避寇，想必指闽寇等语。臣查前奉谕旨，凡收藏违碍悖逆之书者，俱令及早缴出，仍免治罪。前抚臣业已宣布，该犯读书识字，既将伊祖上所著之《陛辞疏草》、《易经补义》呈求请奖，而于《涛浣亭诗集》独不呈出，其为有心存匿，已可概见，科以应得之罪，夫复何辞？惟如该抚所请，将方芬刨坟僇尸，方国泰斩决，办理殊失持平。查律载，收存违禁之书者杖一百，又大逆知情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除方芬久经物故圣恩不加重罪外，方国泰应照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该抚奏称诗集板片，恐各属搜罗不尽，现在通饬实力查缴，并移咨各省，一体详查焚毁等语，应如该抚所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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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伦诗案
雍正十二年（1734年），江苏崇明人施天一因与同乡沈伦争田产结仇，遂提高控告沈伦所著《大樵山人诗集》有“狂悖”字句。两江总督赵弘恩查也沈伦列名沈在宽案，便逮捕了沈伦嗣孙沈自耕及收藏诗板的沈苍林（沈伦先已病故）。雍正帝在赵弘恩的奏折上批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严惩，以靖悖逆风习。”（十二月初九日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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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有学集案
钱谦益所著《有学集》，风行一时，而身后乃被禁书毁板之禁，盖以其诗文有愤激诅詈之语也。其第三卷中有《和烧香曲》，可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参观。曲云：“下界伊兰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吴刚盗斫质多树，鸾胶凤髓倾十州。玉山岢峩珠树泣，汉宫百和迎仙急。王母不乐下云车，刘郎犹倚小儿立。异香如豆着铜镮，曼倩偷桃爇博山。老龙怒鬬搜象藏，香云罨蔼通九关。鬻香长者迷处所，青莲花藏失香谱。灵飞去挟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销鹊尾佛镫红，梦断钟残鼻观通。鸡林香市经游处，衫袖浓熏尽逆风。”
《投笔集》诸诗有全首指斥者，《有学集》诋諆各语，所言皆薙发满语二事也。文如《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歌闻敕勒，祇足增悲，天似穹庐。何妨醉倒。”诗如《次韵赠别友沂》云：“髡钳疑薙削，坏服觅俦侣。”《袁节母寿诗》云：“碣石已镌铜狄徒，天留一媪挽颓纲。”又云：“马沃市场余苜蓿，婢膏胡妇剩燕支。”《吴期生生日》云：“春酒酌来成一笑，黄龙曾约醉深闺。”《简候研德》云：“国殇何意存三户，家祭无忘告两河。”《虎邱舟中戏张稚洪》云：“纸帐梅花檀板月，梦云不到黑山边。”《题京口避风馆》云：“朔风吹动九天昏，四壁明镫笑语温，可叹爰居无屋止，避风常向鲁东门。”《放行歌》云：“三王五伯迭整顿，君臣将相同拮据。撑天拄地定八极，为此衣冠礼乐争寰区。东门啸戎索，北落移天枢。躶衣笑神禹，好冠诧句吴。”又云：“闾门飞阁瓦欲流，毒雾腥风满阡陌。”《孙郎长筵劝酒》云：“东门铜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见桑海。燕山马角可怜生，扬州鹤背知谁在。天关汉口未通津，银海又报生埃尘。渔阳白雀自宾主，鱼凫杜宇犹君臣。”《补山堂》云：“宵来光怪横甲兵，弥天倒泻修罗雨。”《题菊龄图》云：“顾影不须嗟短髩，黄花犹识晋衣冠。”《归立恭画像》云：“周冕殷冔又劫灰，缁衣僧帽且徘徊。”《乳山逆士劝酒》云：“苍鹅崇朝起池水，杜宇半夜啼居庸。同人休嗟冶新铸，铜駞会洗尘再蒙。”《南楼》云：“南戎江山半壁新，月华应不染胡尘。”《寒夜记梦》云：“阴火吹风扑镫烛，鬼车载鬼嚎檐端。须臾神鬼怒交鬬，朱旗闪烁朱轮殷。相柳食山腥未慭，刑天争神舞不闲。天吴罔两助声势，海水矗立地轴掀。”《饮酒杂诗》云：“梦得朱嘱书，旁行写复复。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又云：“圣人必前知，卓哉我高皇。天文清分野，两戎分针送。躔度起斗牛，天街肃垣墙。篇终载箕尾，尾闾慎堤防。眇然龜鱼呈，海底沈微茫。卓荦世史书，浚臣提正纲。戎夏区黑白，古界阴阳。石屋閟光怪，化为鱼鸟章。高秋风雨多，夜起视袭藏。”《丙戌七夕》云：“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生憎银漏偏如旧，横放天河隔女牛。”《海客钓鳌图》云：“贝阙珠宫不可寻，六鳌风浪正阴森。桑田沧海寻常事，罢钓何须叹陆沈。”《次林茂之韵》云：“残书翻罢劫灰过，汗简崔鸿奈史何。贡矢未闻虞服少，专车长诵禹功多。荒唐浪说程生马，讹谬真成字作他。东海扬尘今几度，错将精卫笑填河。”又云：“地更区脱徒为尔，天改撑犁可奈他。”又云：“茫茫禹迹今如此，愤愤天公莫怨他。”《次茂之申字韵》云：“先祖岂知王氏腊，边人不解汉时春。”《新安王氏收藏目录》云：“沧桑以来六百殃，飙回雾塞何茫茫。昆明旧灰铄铜狄，陆浑新火炎昆冈。乘舆望御委尘土，武库剑履归昊苍。炮火荡抛琬琰字，马牛蹴蹋金玉相。”《夏日燕新乐小侯》云：“虽无法部仙音曲，也胜阴山《敕勒歌》。”《严祠》云；“林木犹传唐痛哭，溪云常护汉衣冠。”《西湖杂感》云：“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又云：“昔叩于公拜绿章，拟征楛矢靖东方。鸱夷灵爽真如在，铜狄灾氛实告祥。”又云：“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力面柳攒眉。青山无复呼猿洞，绿水多为饮马池。善舞猕猴徒跳荡，能言英武学侏离。祇应鹫岭峰头石，却悔飞来竺国时。”又云：“匼江湖山锦绣窼，腥风杀气入偏多。梦儿亭里屯蛇豕，教妓楼前掣骆驼。粉蝶作灰犹似舞，黄莺避弹不成歌。嘶风渡马中流饮，顾影相蹄怕绿波。”又云：“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又云：“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题丁老画像》云：“发短心长笑镜丝，摩沙皤腹帽檐垂。不知人世衣冠异，只道科头岸接篱。”《京口观棋》云：“渭滨方罫擅长安，纱帽褒衣揖汉官。今日向君谈古事，也如司隶旧衣冠。”《怀岭外四君》云：“朔雪横吹铜柱残，五溪云物泪汍澜。法筵腊食犹周粟，坏色条衣亦汉官。《徐武静生日》云：“毳帐围廛里，穹庐埒堵墙。骆驼冲燕寝，雕鹫扑回廊。绿水供牛饮，青槐击马椿。金扉雕绮绣，玉轴剔装潢。筚篥吹重阁，胡笳乱洞房。老夫殊毛氉，吾子剩飞扬。”《霞老置酒记事》云：“兵前吴女解伤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须歌出塞，白龙潭是佛云堆。”《茸城惜别》云：“兰锜羝羊触，罘罳冻雀穿。左言童竖惯，右袒道途便。芦管声啁晰，穹庐帐接连。铜驼身有棘，金狄泪如镌。沙道堤翻覆，云台像播迁。只孙侔貙虎，怯薛领貂蝉。潼酒天厨给，驼羹御席骈。”《自题小像》云：“指示旁人浑不识，为他还着汉衣冠。”《鸡人》云：“执热汉臣方惜箸，畏炎胡骑已扬舲。”
牧斋有《赠愚山子序》，辞意颇狂悖，略云：愚山子以地师游人间，嘉定侯广成久殡未葬，愚山子叹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秽？”蹑屩二千里，相视吉壤，哭奠而去。访余小阁，余乃告之曰：“佛言南印度为象主，东支那为人主，西波斯为宝主，北猃狁为马主。吾夷考之，惟南东二主而已，他非与也。印度为梵天之种，佛祖之所生，支那为君子之国，周礼之所化。南曰月邦，东曰震旦，日月照临，礼教相上。波斯轻礼重货，猃狁犷暴忍杀，区以别伏，安得曰葱岭以西俱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既指蕃□为佛国，将点梵亦滥胡名。九州岛十道，并为禹迹，燕代迤北，杂处戎胡，厥后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肃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马国之杂种，幽冀之部落。东之偪于北也，东之劫也。南居离位，东属震明，为阳国，西北则并为阴国。今俨然称四主焉，何居？阴疑于阳，必战，大易所以有忧患也。此地理之当明者一也。一行谓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地络之阴，乃至东循塞垣，抵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乃东循岭峤，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自晋以前，奏洛为中夏，淮楚为偏方，南纪微而北纪独尊。自晋以降，幽并则神州陆沈，江东则一州御极，北纪溃而南纪犹在。我国家受命锺祥，实星纪斗牛之次。洪武中诏修清类分野书，以斗牛吴越分为首，而尾箕幽燕之分，尽辽东三韩，最居其后。以是为云汉末派，龜鱼之所恶，而北纪之所穷也。此地理之当明者二也。”其《一匡辨》谓：“犬戎、山戎，皆为北狄，戎狄种类繁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八国，各以所据地为号，实皆匈奴别种。北狄种有二，玁狁荤粥之属，世居阴山幕北，是为北匈奴。山戎自周末孤竹失国，窃居其地，故燕北有东胡，胡有东北，犹单于之有南北二庭，其实一也。春秋时，山戎最强，齐桓伐山戎而九夷皆服，今北平之东，自元之辽东大宁，尽辽水之阳，皆孤竹山戎故地。汉末，匈奴北遁，鲜卑强盛，其别种为库莫奚、契丹。而阿保机之兴也，在白狄故地，今之大宁也；阿骨打之兴也，在肃慎故地，今之开平也。契丹为鲜卑遗种，金源又为契丹杂种，并居山戎挹娄故地，则皆东胡耳。开辟以来，为中国患者，玁狁、山戎而已矣。玁狁之祸，至蒙古而极，山戎之祸，至黑水靺鞨而极。大矣哉，齐桓之伐山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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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卿以诗被诛
昆山徐健庵司寇之幼子冠卿，名骏，少聪慧，延举人周云陔教授。冠卿得乡举，与其师同入京，试礼部。师管束太严，冠卿以百部食之，卒于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宫，入词馆。京师人有知其事者，题其混名曰药师佛。冠卿恃才狂放，怨者颇多。雍正初，怨家某以其诗有“明月有情远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遂以出首。当刑部审讯时，有与司寇有瓜葛者，欲宽其罪，预告之曰：“实出无心。”及讯，冠卿仰见堂上有司员松江胡宗琳侍立于旁，与其师貌无异，乃大惊悟，供有心诽谤者，胡亦力争，遂画稿定罪。将正法时，所亲犹怪之，冠卿曰：“吾命也。”无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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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长龄著《忆鸣诗集》
四十六年又有卓长龄之狱。长龄《高樟阁诗集》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句，其子敏慎、征孙、轶群诗集俱有违碍语，被人控告，俱开棺挫尸，孙及曾孙等五人并坐斩。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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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腾蛟诗案
乾隆26年（1761年），江西武宁县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文字狱。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武宁县有个杨店村，村里的余廷正、余豹明为田界的事发生纠纷，这两个人都没念过书，不知道如何打官司。为了胜诉，双方都想找读书人帮忙。余豹明找的是举人余文璧，余廷正找的是进士余腾蛟，余腾蛟在邢部做过主事，虽然因事革职回乡，依然余威赫赫。而清代的司法是出名的黑暗，两家一斗，结果不言而明：余豹明败诉。
　　余豹明是个粗人，败了也就败了，官府很腐败，他也不是头一次听说，但给他帮忙的余文璧不服气，加上平时非常嫉妒族兄余腾蛟的“好运”，他设法找到了余腾蛟所写的五首诗的手稿，加上自己对这几首诗的批注，整理成一个材料，叫余豹明送给武宁县衙。余文璧知道，清政府最喜欢搞文字狱，现在自己整了余腾蛟的黑材料，余腾蛟死期至矣。
　　武宁县衙收到这个材料，半分钟也不敢怠慢，赶紧派人送给江西巡抚胡宝瑔。胡宝瑔认真读了余腾蛟的几首诗，又仔细看了余文璧的批注，觉得余文璧完全是东拉西扯，比如余腾蛟的《与盛仲子夜歌》中有两句诗是：“南山兴云北山苦，雨中路回徨不知。”余文璧批注道：“所处当今太平盛世，全国到处坦坦荡荡，和和平平，怎么会无路可走、无处安身呢？是何居心？”再比如余腾蛟的《舟中感怀》里有这样的句子：“寂寞向古人，谁是同心者？范蠡与张良，空行若天马。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出世不须臾，咄嗟辨王霸。”余文璧指责说：“古代名人多得很，为什么偏偏要与范蠡、张良结同心呢？张良复韩，范蠡复越，你余腾蛟莫非想复明朝的天下吗？这是什么样的黑心肠啊？”
　　明知余文璧、余豹明是挟私报复，但事关“悖逆诗词”，胡宝瑔不敢驳回，怕政敌找岔子。他率领南昌知府连夜奔赴武宁县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余腾蛟家里，进行搜查，搜出诗稿、已刻诗稿、杂稿各一本，连同其他可疑物品，并且马不停蹄地审稿、讯问。办完这一切之后，他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先是将此案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然后告诉皇帝自己拟判余腾蛟斩立决，并将其所有诗稿恭呈御览。
　　奏折是8月26日送上去的，9月底，皇上的圣谕才发出，圣谕同时下给即将离任赴河南做巡抚的胡宝瑔和即将接任江西巡抚一职的常钧。内容大致是：胡宝瑔的奏折和余豹明首告的五首诗、胡宝瑔从其他诗稿中挑出的12首有问题的诗，自己都一一看过了，认为这些诗作大都是蹈袭前人旧调，根本谈不上悖逆……不能抓住余腾蛟的一些不成样子的诗词，生拉硬扯地罗织罪名，判以死刑。假若这样办案，不但叫余腾蛟本人难以服气，也叫其他写诗的人再也不敢提笔了。接着，皇帝下令：停办有关余腾蛟的所谓“悖逆”案，查处他“武断乡曲”的恶行。最后，余腾蛟因“欺凌族党，武断乡曲”，革除顶戴，流放云贵川广烟瘴之地；余豹明属诬告，依律反坐，杖100，流放3000里，加徒役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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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周华诗文案
乾隆二十三年(1767)台州生员齐周华因将其所著的《名山藏初集》及《独抒己见奏稿》等求浙江巡抚熊学鹏作序，最后亦被乾隆列入文字勃逆案处死。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诗文案，台州齐周华的为吕留良翻案案
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
　齐周华(1698-1768)，字漆若，号巨山，又自号孤踱仙，天台县城龙门坦人，今台州市。少年时即能诗文，议论宏深。清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朝廷将石门已故学者吕留良锉尸，其子吕葆中斩决，尽焚遗作，谓其有叛逆内容。为此撰《救晚村(留良)先生悖逆凶悍疏》，赞其著作"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指出朝廷对此案处置不妥。此疏被县、省阻挠，周华徒步上京投于刑部。刑部将疏退浙江抚台处理，被拘至杭，在狱受尽酷刑，始终坚持己见。有人劝其认疯免难，却"坚不认痴"。在狱中著文写诗，编成《风波集》。乾隆元年(1736)，得赦出狱。遂弃儒巾，作道家装，漫游五岳名山。自此浪迹山水30年。
　　乾隆三十二年十月，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县查仓，周华持所著《名山藏副本》初集请其作序，并交《为吕留良事独抒意见奏稿》一本。于是旧案复发，被押至杭。同年十二月二十日(1768年1月20日)，被凌迟处死。所著书籍，悉追版烧毁。惟《名山藏副本》初集传世。其著作《名山藏副本》则“为清代文字狱受害者仅存天壤之文字”。 书名冠以“副本”，是因其书许多地方“语犯时忌”，又惧“字出谤兴；徒增多口”
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官府对其书籍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有《狱中祭吕留良》一文，推崇吕留良，“比之夷、齐、孟子”。同年十二月二十日（1768年1月20日），乾隆帝谕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齐召南、李绂、谢济世、沈德濳等受此牵连。
其实齐周华不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雍正八年正月，还在雍正下旨征求意见之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的唐孙镐，就写过《讨诸葛际盛檄》，冒死为吕留良辩护。唐孙镐那时是湖北武昌府通山县知县的幕僚，一位有正义感的“绍兴师爷”。他对《京报》（邸报）上刊载的诸葛际盛的《讨吕留良檄》，十分不满，就写文章批驳。文中对朝廷不分青红皂白降罪于吕留良有所指责，他认为吕留良有罪也有功，不应该一笔抹煞。唐孙镐跳的很凶，你看他怎么喊的：“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唐孙镐写完此文，辞别通山县知县井浚，准备向湖广总督投递。井浚得知详情，便把唐孙镐拘禁起来，并立即向湖广总督迈柱呈递了检举详文。迈柱据此上奏朝廷。雍正拿这个书呆子没辙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自己开了贴，人家来砸怎么办？偷偷地删了，再永久封ID就是了。雍正发明的密折制度就在这里发挥作用了，雍正当即给井浚发了一条内部消息：“割喉快快的，声音的，没有，你的，明白？”
  
齐召南，字次风，天台城郊龙门坦人。　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获博学鸿儒称号，官至内阁大学士、上书房行走、礼部右侍郎、兼任皇太子宏瞻师傅。齐召南为官刚正不阿，爱民如子，卸任归里，并无一物。
　　
　　乾隆三十三年（1768），齐召南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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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统治者对“明”、“清”等字极为敏感。文人赋诗作文稍有犯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胡中藻《坚磨生诗钞》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中有“问谁壮志足澄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驎《虬峰集》有“翘首待重明”等，其中的敏感文字都被曲解为有怀念明朝，不满清朝之意，成为兴狱的缘由，作者亦因言获罪。有个举人徐骏写的几首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几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部”的句子。“明朝”本来说“明天的早晨”，乾隆皇帝却硬说是指明王朝，“去清部”本来是说到北京去，可他认定是废弃清朝。当时，写诗的那个举人和他的儿子都已死去，只有两个孙子还活着，下令将死了的鞭尸，活着的砍头。
在有文献记载的许多“文字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明”与“清”相对举的例子，诸如：
明月堕寒影，留客听清猿。
——《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
《余豹明首告余腾蛟诗词讥讪案》引余腾蛟诗
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
——孔立《清代文字狱》引吕留良诗
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
“方国泰藏匿五世祖诗集之狱”条引方芬诗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同上引徐述夔诗
方芬《涛浣亭诗集》内“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也惨遭死刑。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以上诗句，在当时都曾经被称作“逆诗”，作为“罪证”；其中除了方芬侥幸得到乾隆皇帝的“宽宥”以外，其他都曾掀起惨酷的“文字狱”，作者在世者被杀头，已经死去的也还要开棺戮尸，甚至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或杀头或流放或充官为奴，可以想见这“明”“清”两字贾祸之惨烈。像上述这类诗句，它们在形成“文字狱”的过程中，通常下面告发的人或者上面定罪的人乃至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曾有过具体的“分析”。例如上引关于徐述夔的两句诗，乾隆皇帝就做过这样的“圣谕”：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然有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是以提犯来京，命廷臣集讯，定以大逆不道之罪。
这个“分析”连同前面提到的“大明天子重相见”云云一起来看，其“证据”的确相当确凿。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恐怕多少带有“莫须有”的成分。例如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非要咬定它是讥刺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胡中藻的“一把心肠论浊清”，硬说它“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甚至有人姓名叫“朱佑（右）明”，居然也说他是有意效忠明王朝，以此定为满门抄斩（参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庄廷史稿之狱”条），这些做法显然都是过分的。然而正是从这些地方，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清朝的“文字狱”之残酷，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清代诗歌中有关“明”与“清”的模糊用法，在当时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可以引发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联想。
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
就连因私仇诬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须有的书名来如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忆鸣’者谐音‘忆明’也）” 乾隆四十七年卓长龄《忆鸣诗集》之“忆鸣”二字被认为有“追忆前明”之意且诗集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读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层毡”等“狂谬背妄之语”卓氏家族因此几遭灭门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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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我二十年前一部文稿《歧义》草稿中的一节。随着时代的发展，约到封建社会的末期文字狱越厉害。于是许多政治家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造成的，社会进展，有了马列主义，文字狱就会消灭。我相当一段时间相信这种论调。但一场文革，却彻底推毁了我的三观，如果说清朝文字狱登峰造极，那么文革的文字狱则更上一层楼，而且人人都能造狱，个个都是天生的娴熟的刽子手。文字狱不是那么简单就可消除，随着文化层次的加厚，文字狱更容易产生，在一定的土壤中，它又会大展淫威。因此如何消灭文字狱，值得讨论。我以为政策可能是最主要的。

孤鹤

作者下了苦功夫，收集了这么多。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还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按如观的资料宝库想法，这已是一篇完整的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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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鹤 发表于 2020-11-5 06:49
作者下了苦功夫，收集了这么多。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还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按如观的资料宝库想法，这已是一 ...

因为《歧义》这本书写了很长，文字狱便分作两节，这节是诗词文字狱，还有一节是文章文字狱，例子也非常多。

孤鹤

发出来正好是双璧

孤鹤

即如“文字狱”，虽然像上文所说有些疑似之词都可能招来杀身灭门之祸，但事实上大量看上去十分明显的诗句，却也未必都受到检查封杀，作者照样“逍遥法外”。这是因为从“文字狱”的形成来看，诗句本身其实是次要的，关键是一要下面有人告发，二是上头必须“重视”，否则再严重的问题都可以相安无事。例如有人要查禁王士祯、朱彝尊以及查慎行的诗歌，于王士祯还特地指摘《秋柳四首》，但由于上面主办官员的保护，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参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三“请禁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条，“渔洋”等各为其号）；同样如前面提到的方芬，其诗“虽隐约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最终乾隆皇帝还是予以“宽宥”，并且指出：“即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弃’之句，亦得概谓之大逆乎?”（出处见前）这告诉我们，判断清代诗歌中的“明”与“清”是否属于上面所说的特殊意象，就是连“文字狱”也是做不了标准的，主要还是应该结合诗歌的有关环境包括作者的个人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乾隆四十五年戴移孝《碧落后人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叽等狂悖之语而被戮尸其他缘坐之人或着即处斩或斩监候。
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於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著《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於国号之上，是何肺俯？」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    「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桐。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论他「忘本自诋」(鄂为蒙族)，话中又有怨望之意，叫他自杀。
乾隆四十三年(西元1778年)，有徐述夒狱。徐著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又，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止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其实乾隆的御制文集里还有诗经集句，说：我来自东，永清四海，之纲之纪，惟民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