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诗词歧义的文字狱 刚刚《歧义》稿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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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举诗祸
吴廷举拜南京工部尚书，坚辞不受，上疏称病，因为引用白居易、张咏诗句“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以表达隐退之志，又用了感叹词“呜呼”。嘉靖帝大怒，认为吴廷举有怨气，无人臣礼，勒令致仕 。（《明史-吴廷举传》卷201）
其疏载集中，有云：“亲友劝臣治任，每诵白居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之诗；寮吏止臣辞官，辄举张咏‘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之句。”又云：“比无官守，将近先庐，沿途访药寻医，已至吴头楚尾。东湖路近，难忘水木之心；西广云深，益动首丘之念。罪深渤海，事闻不待报而行；身等羁鸿，路尽失所归为恐。呜呼！零灰久冷，焰岂复燃！老马已疲，齿无复壮，古今一道也。而日暮途远，老病之人，又复夜行冥走，以饵虎狼之口，以葬万仞之渊，此岂人情所愿有哉！臣言至此，肝胆毕陈，危苦尽露矣。”夫奏章体宜庄重，而疏慢若此，其获谴也亦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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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铎诗祸
魏忠贤专权时，1626年，扬州知府刘铎，不满魏忠贤，作诗赠扇，有“阴霾国事非”字样，被逮治。
刘铎三首名为《绝笔》诗载於《来复斋稿》卷10：
阳至君王宠，阴霾国事非。
忠肝伏草莽，直节杜柴扉。
袜线才无补，葭灰力转微。
凭谁吹黍谷，天日炳重开。
其二曰：
日长方引线，补衮为谁裁。
葭管阴阳错，彤庭水火开。
大僚无暖席，小吏有余哀。
万国呼嵩会，天心见复回。
其三曰：
弹丝何妨作逐臣，四维谁复秉丝纶，
鲲鹏已逐冥鸿远，斥鴳甘同海鸟亲。
再醮定知无令妇，三至宁复有完人？
升沉不用君平卜，早向青山买隐邻。
均可见对魏阉乱政的愤慨之情。为此被逮入狱，身遭数刑，至死不屈。后崇祯皇帝诛治阉党，赠刘铎太仆少卿，谥忠烈。
此诗原句出自欧阳晖，由刑部主事谪本卫知事，尝赋诗有“阴霾国事非”句，扬州知府刘铎书之扇，赠一僧。恶铎者谮之魏忠贤，晖、铎俱被逮。倪文焕者，扬州人也，素衔铎，遂嗾忠贤逮治之。铎雅善忠贤子良卿，事获解，许还故官。魏良卿从容问刘铎：“曩锦衣往逮，索金几何？”曰：“三千金耳。”魏良卿令锦衣还之。其人怒，日夜伺刘铎隙，言刘铎系狱时，与囚方震孺同谋居间，遂再下狱。参将刘体乾诬刘铎咒诅，刑部尚书薛贞坐刘铎大辟，天启六年（1626）七月十一日斩之西市。崇祯元年（1628）平反，赠太仆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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皦生光诗祸
    一日东厂办事王一鹏缉得皦生光。按皦生光原顺天府学生员也，先年曾诈包继志以害郑皇亲，其捏名印造妖书诗云：
五色龙文照碧天，谶书特地涌祥烟。
定知郑主乘黄屋，原献金钱寿御前。
其下曰：松风狂客题。又跋云：偶从郊外贵家庄舍得前诗，读毕忽痛哭失声，左右惊觉夺去，臣归叹曰：渠家阴谋羽翼成矣。独访所谓“松风狂客”者为谁？则豪商包继志也。包氏握镪资金宝明以金钱行间，语曰：巨防容蚁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烟而焚庐烧积，则皇长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谁不疾首，故直书之。或散其党，云右俱生光。
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贴郑皇亲门下及各巷口以恣诈害。时当光庙尚未膺册立，所以称皇长子也。事发革衣巾，拟戍大同。
后来崔德又于生光室内搜得罗文笺，内十大说，其词曰：
皦扬尔忘之耶？尔有大志不获，而乃规规于小愿乎？
尔有大名见污，而乃规规于小闻乎？
尔有大冤不白，而乃规规于小侮乎？
尔有大仇不报，而乃规规于小忿乎？
尔有大恩未偿，而乃规规于小惠乎？
尔有大宝受诳，而乃规规于小失乎？
尔有大游不畅，而乃规规于小方乎？
尔有大忠可伤，而乃规规于小谨乎？
尔有大贫能甘，而乃规规于小乏乎？
尔有大才不鬻，而乃规规于小遇乎？
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皦扬尔忘之耶？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笔漫书。凂蒋《无功录》一通，张之轩侧，早暮卧起视之，后用图书钤识。是时生光已从戍所赦回，改名皦扬，字冤之。又刻有《怪石轩集》、《岸游稿》，此皆皦犯踪迹可据者也。又此时锦衣卫直房忽贴匿名帖云：妖书有了人协理掾张魁受银三两，求他主的。又告人郑福成。先监据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书见即烧毁。今念事关大狱，不敢隐匿云云。神庙可其奏，特置不问。
审案经过：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王之桢题。缉获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篇。妇人二名：赵氏、陈氏（按：赵氏、陈氏《酌中志》陈作刘。惟《明史纪事本末》与此同）生光供称『原系顺天府学生员，先年专以刊刻打诈为事。二十八年被生员田大有等具告，提学周御史批顺天府问革，发解大同当差，不合逃走，来京潜住双塔寺后』等语。臣因委理刑百户崔德多方研审，将先年所撰妖书黏布各巷口者亲笔供出。臣简得彼之册文内有『侯之门，仁义存。』而妖书内亦有『侯之门，仁义存。』且其笔迹相类，又有大仇大恨等语。」有旨：「尔厂卫会同九卿科道究问了来说。」
「锦衣卫具题。缉获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称『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在皦生光家刻过诈谝包继志家揭帖木板一块。本年十月内，又刻过妖诗小木板一块。又本年六月内，与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至本年十月半间，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说我有书几张，你与我作速刊刻。惠即跟到生光家，生光将书三张半，钱五十文，木板二块，递与惠手。又说「此书不要在你铺内刊刻，藏掩著些，勿教人见。」惠因拿到演象所庙内檐下静处刊刻。次日，伊子皦共篇来催两次。又次日日落时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钱四五十文与惠，收讫。』等语。随将妖诗出示承惠，承惠伏认无辞。又将皦其篇提出面质，言语相同。后将皦生光面质，只叫徐承惠数声。然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质证也。诗内『庶欲惑国本，』是即妖书内『国本攸关』也；诗内『戴首皆吾君，』是即妖书内『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门，仁义存』种种相类。」奉旨：「这刊字匠徐承惠即已招承，还会同厂卫、府部、九卿、科道严鞫皦生光等，追究他造谋本意。同党之人并研审明白具奏。」
「卫厂等衙门具题。妖书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党，以正国法。臣等研审皦生光，招称『秀才问徒逃回京师，受尽苦楚，皆由皇亲郑家。无计可以报冤，只有国本二字事关大逆，故初刊妖诗，再刻《岸游稿》。犹以为动不得他，续改《国本攸关》一书，密雇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夜掷皇亲郑家及各部诸大臣门首。盖谓此书流传下去，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也。至於文武官僚万万无此。』等情。」奉旨：「这事情既会官研审，面对明白，逆犯皦生光著锦衣卫拿送法司，其余各犯通行解发问，拟应得罪名来奏。」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门少保兼太子太保、尚书等官，臣萧大亨等谨题。为钦奉圣旨事。臣等会看得皦生光巧图诈陷之私，敢为诬讪之语，罔上惑众，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国是，此神人之所共愤，法纪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齿此囚，恨不穷治以谢天下，忍言轻纵？但本犯之狱，止拟妖书；而妖书之律，止应论斩。今奉明旨『从重另拟。』臣等窃议：斩与律合，原非轻典。此外若求加等，详查律条，惟有谋叛一条较重。参酌本犯情罪，似未相当。臣等为皇上守成宪，欲求於法外议入，既所不敢，而为皇上伸天讨，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总之本犯险恶，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维，参详数四，未敢擅拟。等因。本月十八日题。」二十日奉圣旨：「这逆犯险恶异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谋危社稷律处他。卿等即便覆来。钦此。」
二十一日。「具官萧大亨等，为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得皦生光妖书之情甚逆，即重拟原不为过。但律文止於论斩，臣等未敢别拟。今奉明旨处以谋危社稷之律，查得谋危社稷系谋反。律内原注：『若依此律，合凌迟处死。』参详本犯情似有间。盖臣等所据者法也，明允执於官法，国有成宪，未敢擅为重轻；而威灵出於皇上，君有严命，难复容其拟议。等因。」二十七日，奉圣旨：「皦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无上无君，反形显然。妖书，律未尽其辜，著加等凌迟处死。便著会官处决，仍枭首於人烟凑集之所。有奏扰的（按扰《酌中志》作援）即以主使奸论。其缉捕有功人役，著该卫即查写来。该衙门知道。」
这首诗，所谓[五色龙][照碧天]， [谶书]云云，这是怕别人不懂什么叫谶纬，专门点出来，[郑生乘黄屋]，黄屋者，大明皇家才能着黄，这是指姓郑的书生要做皇帝，[愿献金钱]，如今给皇帝送银子的，除了郑国舅还有哪个？[寿御前]，八月十八是万寿节，万历皇帝的诞辰。这首谶纬诗，写的很直白，晓得些郑国舅的故事又读过书的，都能懂，而谶纬之言历来是朝廷厉禁的，这诗写的这么直白，剑锋直指郑国舅，所为何，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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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罗织的细针密缕的“文字狱”，这正是自孔子删诗，创立“微言大义”说以来，由皇帝们亲自导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连台戏。导演充利用了中国文字和词汇的多重歧义，搞得有声有色，卷进去的「演员」和「群众演员」又出奇地多，当时的观众可能都麻木了，但是后人看这场戏，却只有四个字的感想：「惨不忍睹」。
黄毓祺诗祸
    毓祺，字介之，号大愚，天启元年恩贡，家住江阴东城内。守城之役，与友人参将张宿，上舍程壁等，歃血同盟，协力拒守。城破，亡命淮南。
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棋溺于海，赖勇士石负之，始得登岸。赋诗云：“可怜上帝□□□，自叹愚民与石顽。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失败后亡命常熟、泰州。
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被人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 被陈之龙擒于通州（今南通）之法宝寺，被指为反清复明，六年己丑，黄毓祺死于金陵狱。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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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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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年诗祸
陈恪勤之诗案，康熙陈恪勤公鹏年，守苏州，以峭直获罪总督阿山（噶礼）。恪勤偶泛舟虎丘，赋诗《重游虎丘》两首云：
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
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薄祠。
雨后万松全合沓，云中双阙半迷离。
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
其二云：
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
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
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
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沤盟数往还。
阿山得其诗稿，乃密疏弹劾，谓恪勤阴有异志，非徒以文字讪谤而已。以原稿呈进，而逐句笺疏其旁。第一章首联，则以“雪艇、松龛”皆名僧别号，而有明遗臣，大抵托迹空门，恪勤阴与往还，密图恢复。“鸟”谓水鸟鸥鹭之属，隐指台湾郑氏，言恪勤与郑氏交通，二十余年中，无日不密递消息也。“雨后万松”阴指故明宗室，弘光帝名由崧，故有“万松”语。“云中双阙”，则指北朝宫室，“迷离”谓缥渺空虚，若有若无也。末联则以明南京故宫中有亭名“夕佳”，故托以寄意。“红叶”指明裔，盖朱为明姓，“叶”则后裔之谓，言其心无日不思明也。次章首联，谓以太守之贵，而“青鞋布袜”，为野人服，盖明明有不屑本朝衣冠之意。“离宫”、“法驾”，仍指弘光而言。“金气”、“代谢”一语，则以满洲起东方，与金、元同族，当时且有后金之号。“代谢”已尽，则清将终之谓。末联“沤盟”仍指郑氏，“后金”气数已近，谓恪勤阴与台湾郑经缔盟，约其于春尽夏初来寇江浙，以北兵畏暑，盛夏不能南来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疏奏，得旨严加申斥，谓诗人托物写兴，岂必皆有寓意？阿山有意罗织，深文巧傅，冀兴文字大狱，殊失圣朝宽大之意云云，恪勤竟获免（《清稗类钞》：圣祖诏曰：「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命复其官，寻擢霸昌道。《郎潜纪闻初笔 卷十四》：圣祖出是诗示近臣曰：“有密奏陈鹏年怨望，以此作证，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固不为所动也。”命复其官。……公初守江宁，为总督阿山劾罢。六飞幸金山，尝以叠石为步困之，此诗或隐寄前事。然诗人讽咏，各有托意，圣明在上，岂容以文字之狱，倾陷廉吏？噶礼计亦左已。）。使此事在雍正间者，族矣。

清初诗人杜诏（字紫纶）得到康熙皇帝御赐手书程颢的《春日偶成》，其友查慎行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并有一诗：

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或作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颇有讽刺康熙皇帝不能为诗之意。后因其三弟查嗣庭罹罪，慎行的日记也就被抄呈御览，坐证“悖逆实迹”，虽未至死，也受了不少罪。其实，就查慎行并没有把此诗寄给杜诏，而只是记载在日记来看，他写此诗只是一时兴起而已，但却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这既可以看出王朝制度下文字狱的可怕，也应该成为看官慎言的一声警钟。
不但自己丢掉脑袋，连妻子儿女也跟着遭殃，期服之亲也受到流放之刑。所谓期服之亲，上及祖父伯叔，中及兄弟，下及子孙亲侄涉及面甚大。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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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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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相传徐述夔曾题咏明代正德杯，其中也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一边”之句，结果一被人告发（“大明”之外，“壶儿”谐音“胡儿”，指代清王朝），即酿成一场重大的“文字狱”（参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徐述夔诗狱”条）。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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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诗祸
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
前礼部尚书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谥文悫，江苏长州人，以诗名曾为作传，称其品行文章可法，命毁其御赐祭葬碑文，革去官爵，撤出贤良祠。野史谓德潜以诗学致卿贰，告归时，弘历以己所著诗集，委之改订，颇多删润。德潜死，调其诗集进呈，则平时为之点窜及捉刀之作，咸录焉。弘历大恚，始有革爵撤祀之令．又阅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指为逆词，令剖棺锉尸。四十四年又有冯王孙之狱，沈大绶之狱，石卓槐之狱，祝庭铮之狱。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二语，谓其有复明削清之意，凌迟处死，传首本籍示众。其子生梧、生桐斩决，生棣发遣。妻及二媳二孙，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
沈德潜67岁时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于他经常和 乾隆以诗唱和，深得荣宠，故在当时，他的诗论和作品也很具影响力。有一次，沈德潜进呈新诗，其中有“夜梦俞淑人”之句，是沈德潜为追怀去世的妻子所写，忘了删掉就呈了上来。乾隆见了，就说：“既然你悼念妻子，何不告假回去料理后事。”当即放了沈德潜的假，并写诗为他送行，令众人羡慕不已。
沈德潜假满归来，恰逢孝贤皇后去世，诸臣纷纷献上哀悼的挽诗。由于乾隆御制的挽诗中有“儿”字和“亡”字，想要与之唱和，很难措词，故而对仗工整的诗作很少。沈德潜诗曰：“普天俱洒泪，老耄似童儿。”又云：“海外三山杳，宫中一鉴亡。”乾隆见了大喜，令人抄写起来，让众人传阅。
不久，乾隆将自己的十二本诗作，交给沈德潜修改审订。沈德潜很快就改好了其中的四本，交了上去。乾隆看了之后，特地把沈德潜招来，说：“你修改的几处，都很好。唯有《大钟歌》里的一句‘道衍俨被荣将命’，你改成了‘荣国’，想必你以为我是说明代的道衍被封为荣国公的事情。其实，我是用了一个典故，因为‘荣将’是黄帝时的铸钟人。古籍众多，肯定有我看过而你没看过的，也有你看过而我没看过的，这很正常。余下来的八本，你再慢慢仔细修改。”
至于沈德潜是真的学有所遗，还是故意卖了个破绽，就是想要讨得乾隆的欢心，以满足他好为人师的心理，如今已是无法考证。命运迥然相殊的世臣与沈德潜，两人之间不同的遭际，与写诗的水平毫无关系，而是看谁更懂得揣摩阿好，写出迎合上意的诗作来。这也是封建时代里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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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杰诗狱
萧山何之杰，字毅庵，明诸生。毛大可见其诗而爱之，尝出己诗与何及徐孟调之诗合为一集，名曰越州三子，实不知其诗之有避忌否也。一日，有言毅庵作诗刺当道者，守令得其诗，无如何，乃搜其旧稿指摘之，谓犯国禁死罪，系累之，以兵押之渡江，投和硕康亲王军门下。杭绍二守会勘于吴山之城隍庙，毅庵对簿，无所诎。有委员大声诘之曰：“日重光，何也？”毅庵曰：“颂禅伐也。东朝继世与兴王嗣国，凡有光于前代者，当时皆颂曰重光。《虞书》曰‘重华协于帝’，《孟子》曰‘于汤有光’是也，此乐府题也。”诘者曰：“何以曰纪辽东？”毅庵曰：“此亦乐府题也。隋帝征辽东而诗纪其功，凡后儒之颂功德者，皆得和之，我太祖不尝下辽东乎？夫辽东为胜国之地，谓当讳之，吾不解也。”诘者曰：“明朝者何？”毅庵曰：“诘旦也。以诘旦而为胜国，则会朝清明，不仕在明朝，且在本朝矣。”诘者曰：“清戎者何？”毅庵曰：“清军也。以戎兵而为戎敌，则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不惟戎徐戎，并戎周宣矣。”诘者曰：“然则曷为夷？”毅庵曰：“裔也。舜东夷，文王西夷也，且夷与夏对，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莅中国而抚四夷。谁夷我者？夷我者大逆，当反坐。”诘者曰：“曷为虏？”毅庵曰：“掳也。成为王，败为虏，寇不敢以明为虏，以明本王也。寇虽胜，然亦未底于成也，若我，则成之者矣。且我自败寇以来，南征北讨，其自中及外，何一非我所虏乎？而反以虏我，大逆当反坐。”诘者无以应，乃曰：“评选汝诗者，谁也？”毅庵曰：“一徐缄，死矣，一毛奇龄，见为文学侍从之臣，恐非此所能诘者。况行文旧习，评与选皆身为之，固未尝出二人也。”
时巡抚金某、督学王某皆儒臣，皆言诸所诘不当，入官无学术，徒多事，贻笑士类。圣天子傥闻此，将以我辈为何如人？而按察佟某直据嘉兴钱氏例，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乃责绍兴知府胡某、萧山县刘某各记过一次，使自新，而毅庵竟免。
先是，康熙癸亥，浙省修通志，当道聘毅庵入馆，纂修《人物志》。其有不得者，悉思于此齮龁之，至是散去。会圣祖谒禹陵，毅庵迎驾望京门外，献《南巡颂》十章，上命收其帖。及还京，特注毅庵名，并书其颂，敕总督王某访里居所在，奖之。乃屏迹东郊，与武进士张某、道士蒋某讲参同之学以终老。大可名奇龄，孟调名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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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祺诗案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出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封面标有“清代文字狱案资料之一”。作者汪景祺，便是当时因文惹祸而被“枭示”，并连祸五服以内所有族亲。具体罪名，见该书收录雍正朱批原本影印手书，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1672-1726)，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堂。雍正二年，汪氏游陕西，做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幕僚，写下《读书堂西征随笔》。
    这部书多记时事见闻，偶及古史。汪氏在书的序文中说：“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这段文字说明，汪氏自己知道，书中所写，已存偏激之处，或致不太平的结果。但他并未存心扩散，仅作年大将军幕僚而著述。其中有一篇题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对年羹尧极尽赞颂之语，如“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守清廉中正之操，处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诚意之学，居暗室而无欺。上侍庭帏，孝敬根于天性，下训子姓，慈严合于义方”等等，乃至出现“宇宙之第一伟人”的谀词。这样的话，明显是把皇帝放在一边了。“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至于《诙谐之语》一文中录某人诗：“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皇帝挥毫不值钱”一句，更是大不敬的话。
其时，雍正皇帝对年羹尧宠信有加，此书在帅帐中，本可全无忧虑。谁知横祸突来，年羹尧因恃宠傲群、贪敛巨财、结党营私、贺表出错等在雍正三年获罪。查抄之间，《读书堂西征随笔》手稿在第一轮中漏网，后来终被从乱纸堆中搜到。查抄者即报，“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谨将逆犯汪日祺所撰书二本封固，恭呈御览”。遂得雍正上述朱批。年羹尧对此书“见知不举”，也成其五大逆罪之一。
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汪景祺(1672-1726)，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塘，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雍正二年游陕西，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中，著《西征随笔》二卷。三年，年羹尧得罪抄没，搜得此书。世宗（雍正皇帝）见之大怒，御笔亲批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于是“奉旨：以大逆不道罪……著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著革职，发遣宁古塔……”年羹尧也以“见知不举”，被定为五大逆罪之一。汪的主要罪状是所谓“讥讪圣祖（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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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戴名世南山集案◇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因族人方猷主顺治丁酉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三桂伪翰林承旨，吴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着《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署名曰宋潜虚，以戴姓出于宋后，故讳戴为宋也。

　　集中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玉为之捐赀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皆有序，板藏于方侍郎苞家。又其《与弟子倪生》一书，论修史之例，谓“本朝当以康熙壬寅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云云。时赵忠毅公申乔方为都谏，奏其事，九卿会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孝标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文懿公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苞编管旗下，云锷、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菼以下平日与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此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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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1644～1729)，清代戏剧家。字殷玉，一字蔗村，号废莪子，人称横山先生，浙江慈溪横山裘墅(今江北区洪塘镇裘市)人，有文才，早岁从黄宗羲学，以诗名。康熙年间，72岁终成进士。
  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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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骏“清风不识字”案

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
  徐骏，字冠卿，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来本性不改，到处结怨。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 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本朝。执法官比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其后果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清风明月，自然是指清凉的风，明朗的月，其诗情画意，的确令人神往。同僚告发，说成用"明月"怀恋明朝，用"清风"影射大清，"蓄意诽谤朝廷"。吕留良曾写过"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这类用"清风"来影射清廷，用明月来象征明朝的诗句，致使以后凡无意提及"清风"、"明月"的人都遭大祸。无意，偕音“无义”；而且“明”还“顾我”，“清”却“不留人”，这不是抱怨大清朝不好，怀念明朝仁慈吗？
   《清稗类钞》则记载，雍正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
    另有记载称，这是车鼎丰的诗句。鼎丰与弟鼎贲小饮，干杯后把酒杯翻转，见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样，于是吟道“大明天下今重见”，鼎贲接口说“且把壶儿搁一边”。雍正认为“壶”、“胡”同音，“壶儿”就是“胡儿”，车氏兄弟因此问斩。据史，车氏兄弟实际上是因曾静、吕留良案而牵连被杀的。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两句出自徐述夔《一柱楼编年诗》。传闻徐幼负才名，自认为是状元的料，后来却科举不利，满腹牢骚。他所建一柱楼挂紫牡丹图，题诗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夏天晒书，风吹书页，愤然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一阵风吹来）轻风不认识字，为什么要乱翻书呢？这只是描写一人普通的场面：风吹，书乱。仅此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反清的思想。
见酒杯底儿上有万历年号，便说：“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晚上听到老鼠啮咬衣服，恨得直骂：“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在明朝。”这些言行被举报之后，乾隆大怒，下令将已死的徐及其子怀祖剖棺戮尸，孙子、校编诗集者被处斩，江苏藩司等一批官员被革职。又查出沈德潜曾替徐作传，称赞其品行文章，并且“夺朱非正色”两句正是沈诗《咏黑牡丹》中的句子，于是已经死掉的沈德潜也跟着倒了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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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汝鲁《河清颂》
另一个因祥瑞问题倒了霉的是太堂寺卿邹汝鲁。此人在出现河清祥瑞时诗兴大发，赋诗《河清颂》，其中两句 “旧染维新，风移俗易” 的媚语引得雍正勃然大怒，邹汝鲁因此被革职重处。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向来传说黄河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应，雍正帝喜不自胜。于是“皇恩浩荡”，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扬名，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这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衽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帝阅罢大怒，说他是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贡谀，没有注意回避雍正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谤议都说雍正帝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邹汝鲁谄迷心窍，文字失于推敲，活该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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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述夔诗案
乾隆朝，《一柱楼诗》的作者徐述夔因科举不利，满腹牢骚，题紫牡丹图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见酒杯底有万历年号，吟道：“复杯又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半边。”夜闻鼠啮衣服，恨骂：“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在明朝。”其诗被举，其人已死，于是被剖棺戮尸。
《东华录》所载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上谕是官方记录，给徐述夔定“大逆不道之罪”时所引用的却是另外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上谕认为，这明显是借“朝夕”的“朝”来指代“朝代”的“朝”，而且不说“到清都”，偏说“去清都”，不是流露出反清复明之意了么？在诗文里说说“明月”、“清风”就招来如此大祸，唐宋一干诗人词人要庆幸自己早生了几百年。
自然，乾隆绝不会有闲功夫找一个江南老书生的诗文集来翻，正如宋公明江州题反诗，必得有个黄文炳来揭发。那么，这个黄文炳是谁呢？《东华录》乾隆上谕说得很清楚：“徐述夔所作逆词，若非刘墉据实陈奏，几至漏网。”没错，这个刘墉，正是被“戏说”为一代名相的刘罗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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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
四十五年又有戴移孝之狱，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有违碍语。其子昆《约亭遗诗》内又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从卜太平”等句，移孝、昆皆戮尸。曾孙世道斩决，孙用霖、曾孙世德、世法斩监候。孙媳等发为奴。作序之人皆革职。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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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臣之狱
乾隆十九年，有世臣之狱。世臣盛京礼部侍郎，其诗藁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及“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之句。弘历谓其自拟于苏轼黄州之谪，以其品学，与苏轼执鞭，将唾而棰之；且卿贰崇阶，有何途穷之叹?乃遣戍黑龙江。
文章援引清人张康祺的《郎潜纪闻》记载称，有一年乾隆出巡，下榻于留都盛京(沈阳)，见陵寝的祭祖礼器摆设得很凌乱，不符合法度，就问责于接驾的礼部侍郎世臣。接下来，乾隆在世臣的诗稿中看到有“霜侵鬓朽叹途穷,”之句，更为不悦，批道：“你如今官居高位，有什么‘途穷’的悲叹？难道你以为自己是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以你的才学，怎敢和苏轼相提并论，也不怕丢脸。”
紧接着，乾隆看到诗稿中有一句“秋色招人懒上朝”，心头又是无名火起，批曰：“大清朝向来对不同级别的官员有着不同的要求，你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理应勤政尽职，早晚操持公务不懈，怎么反以疏怠懒散而洋洋得意？你这样的品行，怎能为百姓、为部属做出表率？”继续往下看，乾隆又看到“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的诗句，更是愤怒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批曰：“盛京是我大清的龙兴之地，此地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你竟然忘记了这些，以长安为家，真是逞意妄为之极。”盛怒之下，乾隆立马撤了世臣的职。而后，意犹未尽的乾隆又下令盛京的所有官员，每人都要抄录一幅他的手谕“盛京为丰沛旧乡，世臣不应忘却”，悬挂在办公的官署里面，早晚念诵，以志不忘。
其实，世臣所作的诗不过是他感慨岁月如流，从而引发的人生苦短的感触；或者是借秋色或明月抒情言愁，表达一时的思乡心情。大概他自己也从没想过要和苏轼混为一谈，更无褒贬与夺之意。只不过，面对乾隆不分青红皂白的曲解和强解，世臣也根本无从分辨，更不敢言语违逆，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接受一切事实。

谕谓世臣为“专司大员”“满洲世仆”，“殊失满洲臣仆敬事之意。”寻复谕云：“盛京为我朝龙兴重地，自定鼎以来，设立五部侍郎及奉天尹丞等官，分理庶政，教养旗民，责任綦重。且距京师仅千有馀里，方今天下一家，即在汉人中，犹不应稍存择地之见，况满洲世仆，岂可遂忘根本。世臣本属庸材，粗通腐文，徒以资深，擢用至盛京礼部侍郎，乃其诗稿中至有‘霜侵鬓朽叹途穷’之句，几自拟于苏轼之谪黄州！（不）自思以彼其品其学，与苏轼执鞭，将唾而棰之！且卿贰崇阶，有何‘途穷’之叹？又云‘秋色招人懒上朝’。寅清重秩，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其何以为庶寮表率？又云‘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独不思盛京固我丰沛旧乡耶？世臣居心不可问如此。则昨之革职发遣，尚属轻典。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则从前汉人之以出关为畏途，又不足怪矣。此地风俗素醇，甚恐为此辈所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其有不思敬供厥职，妄以诗酒陶情，废乃公事者，朕必重治共罪，可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警心，永垂炯鉴。”
乾隆三十二年，蔡显因为恐惧于清廷文字狱的淫威，又自以为所著书中并无什么干碍之处，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闻渔闲闲录》一册”。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闻给乾隆，结果真是猪羊入屠夫家，鲜肉送虎狼口。乾隆岂能放过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猎物。经过他仔细检阅后，找出罪状“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原来在满清主子看来，就算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任何评论的记述，就已经是大罪了。
于是蔡显在被严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13]
其后“接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首了。而“高晋、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又未能悉心签出，而自请交部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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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乔廷英诗祸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 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五人并坐斩，妻媳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
河南登封县生员李一因科场失利，愤懑日增，年老教书失业，益发狂愤。他自号半痴先生，所著诗文充满"狂悖"字句。如《半痴解》、《糊涂词》有"天痴地痴"、"无地湖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游卢岩寺记》有"吾得尺寸之柄"；《民为贵篇》有"任官之刻剥其民，不许民之诘告其官"，等等。李一将这些得意文章自抄一份，底稿送给同乡好友乔廷英。乔廷英大为赞赏，将底稿妥善收藏。李一的儿子李从先出外归来，看见父亲的狂愤文字后便劝他烧毁。李一于是从乔家要回底稿，连同抄录稿一并烧毁。他没有细心检查索回的底稿，不知乔廷英还保留一部份，而且交还的部分也被抄录。

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十二月，李从先与人争秤行兴讼，指控乔廷英从中挑唆，两家关系恶化。乔廷英愤而出首李一的"狂悖"文字。李一也不示弱，指控乔廷英有"悖逆"诗。官府果然从乔家搜得其诗稿，内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还搜出禁书《雉园存稿》。次年二月，河南巡抚据"大逆"律定拟奏请；李一、乔廷英二人凌迟处死，两家亲属从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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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庭诤《续三字经》案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五人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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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驎《虬蜂集》案
李驎（公元1634—1710年），字西骏，号虬峰，江苏兴化人。其祖父李春芳在明朝后期做过宰相。他本人生于明末崇祯年间，十一岁的时候，经历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巨大变故。成年后因生活窘困，从兴化迁居到扬州居住，以教书为生，一直没有入仕，布衣终身。《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当然是那个最忌讳的明字了。于是定为叛逆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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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芬《涛浣亭诗集》案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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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卓槐《芥园诗钞》祸
石卓槐著《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
石卓槐，字廷三，湖北黄梅县人。监生。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宿松县监生徐光济呈告石卓槐所著《芥辅诗抄》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等“违悖”语，又查出庙讳御名有未经恭避处，被凌迟处死。所著《芥圃诗抄》《杜诗详注》等著作及其所批点各书皆被查禁。该案因而成为清代一桩最具影响的民间文字冤案，被载入《中国历史大案》。
石卓槐（？—1780），字廷三，黄梅县独山镇人，监生，屡次乡试落第，穷极无聊，遂将自作诗稿《芥圃诗抄》刻集出版以补贴家用。他为了提高诗集的知名度，出于虚荣之心，冒名已故乾隆四年进士、深受乾隆皇帝赏识的原礼部尚书沈德潜（1673—1769），给自己做了篇吹嘘的序文，还假借多人之名为其诗集作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月，石卓槐因田产与江南宿松县（该县与黄梅比邻）监生徐光济产生纠纷，徐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将其诗集告发，说他所著《芥圃诗钞》有“悖逆”内容。官府果然查出书中不避庙讳、御名，“有心讪谤，肆其狂吠、悖逆之处不一而足”。如：“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等，说这是攻击清朝统治日暮途穷, 没人帮助统治者, 影射乾隆是孤家寡人。又查出庙讳御名有未经恭避处，。且为之“作序”的沈德潜，生前虽倍享乾隆荣宠，然去世多年后，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另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和夺谥毁碑。
次年（1780年），石卓槐案被告发到朝廷，乾隆皇帝亲阅后勃然大怒，当即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是颁旨将石卓槐凌迟处死，家属从坐，家产抄没。《诗钞》中列名参订和题序作跋的七十多人，因系石卓槐假冒代作，免予追究，仅将与石卓槐交往密切的原汉阳知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蒋业晋（1728－1804）等人革职流放，时任黄梅知县、安徽贵池人曹麟开也因该案受无辜牵连，谪戍到新疆乌鲁木齐。石卓槐所著《芥圃诗抄》、《留剑山庄初稿》（清乾隆四十年石卓椿刻本）等著作及其所批点《杜诗详注》（清仇兆鳌辑）各书皆被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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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能敬诗祸
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赋得人文化成天下》的诗：“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期。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在上昭大观，化神俗自移。万民共瞻日，含哺鼓腹嬉。”其格调明明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顺天府学政倪承宽看了，却认定是讥讪朝政。倪承宽在审讯安能敬时说：你说“知主多宿忧”，我大清皇朝国泰民安，圣上乃是旷世英主，功比日月，声威远播，四海升平，莺歌燕舞，皇上有什么可以发愁的事？这不是诬蔑吗？倪承宽下令撤消安能敬的生员资格，并将自己的办案计划和安能敬的“逆诗”详细奏报乾隆皇帝。乾隆毕竟还是个懂点诗的人，在倪承宽的奏折上朱批道：“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拆革。钦此。”
顺天学政倪承宽看了，觉得这诗“语涉讥讪”，于是就要兴文字狱了。他在奏折中说：“查该犯居住乡野，不思安分读书，辄敢于试卷内肆行讥议，非重加惩治不足以惩愚顽而端士习。”这样，就把人抓来，还去抄了家。
　　可是抄家并没有什么收获。办案官员“亲赴该犯安能敬家中细查，所有书籍俱系经书时文，并无违禁字迹。”于是只好问取口供，寻找定罪的材料。在这篇“恭呈御览”的供单中，安能敬说了他的创作动机：“入场应考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这是一句“足尺加三”的大老实话，全诗的每一句，他都是在想竭力称颂，可是说不上来，结果通篇不知所云。从他在庭审中对这些诗句所作的解释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恩荣已千日’一句说圣世恩泽遍及臣子已非一日；‘驱驰’一句，现在缅匪不安分，那些臣工当得报效正在此时；‘知主多宿忧’一句，因这一件事皇上为之筹画费许多心，他们难道不知道么？‘能排难者谁’一句，是说正在用兵之时，能够出力者是谁？因是我不通，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试帖诗和供单，都足以表现这个人让人苦笑不得的不通了。
　　乾隆皇帝的朱批：“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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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皇雅篇》 祸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全祖望字绍衣，浙江鄞县人，乾隆丙辰庶常，世称谢山先生，着有《鲒埼亭集》。尝作《皇雅篇》，篇中有“大讨贼”，注曰：“志取北都也。”叙述世祖得天下之正，谓前古无有伦比，其辞曰：“天下丧乱将以启圣人，谓予不信试观诸甲申。明烈帝，非荒君，十七载，何忧勤，其奈生逢阳九辰，五十揆席多贼臣。驯令米脂贼，涂炭遍斯民，赤者眉，黄者巾，遂污神器遭鬼嗔。先皇赫斯怒，愍兹雷云屯，曰咨尔叔父，为我讨贼清乾坤。嗤贼狃累胜，岂识天兵如天神。望风不战走，封狐十丈化游魂，燕人望师如拯焚，一朝快复仇，壶浆夹道出九门。东来近天子，惊见冲龄未十春。累朝创业，未之或闻，负扆委裘，皇皇懋亲。剪商已再世，一朝唾手志竟伸，奠九鼎，定八垠，非天私我，曰惟积功与累仁。”　　
有忌者摘其诗语，谓不忘有明，虽颂昭代开国之功，实称扬思宗之德，有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之意。思嗔二字，暗指本朝，“为我讨贼清乾坤”句，竟敢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尤为悖逆。“惊见冲龄未十春”，“累朝创业，未之或闻，负扆委裘”“一朝唾手”等句，亦多微辞。谢山因此几获谴，幸大学士某为之解释始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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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舒诗祸
冯舒（1593～1645）明末清初学者。字己苍，号默庵，又号癸巳老人，江苏常熟人，冯复京之子，冯班之兄。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卒于清世祖顺治二年，年约五十三岁左右。顺治年间，常熟县令瞿四达贪赃枉法，有诸生黄启耀等人上告县令贪状。冯舒因揭露邑中漕粮弊端，瞿四达忌之，会己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只书“太岁丁亥”，不列本朝（清）国号、年号；并摘其诗中忌讳语，如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有“胡儿尽向琵琶醉，不识弦中是汉音”之句。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有“作得衣裳谁是主，空将歌舞受人怜”句。语涉讥谤，瞿用此下己苍于狱，屈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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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王孙《五经简咏》祸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冯王孙著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語，说他想反清复明，又“不避庙讳”，乾隆皇帝钦命“照大逆凌迟”处死，“以正人心而神法纪”。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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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在宽诗祸
沈在宽：“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
吕留良文字狱案所受诛连的人，除吕氏家族外，最重要的就是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雍正给严鸿逵定的罪状，有专门谕旨，已见于《大义觉迷录》卷四。而这篇公布沈在宽罪状的谕旨，主要抓住沈在宽的一句诗“陆沉不必由洪水”来作文章。略有语文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神州陆沉”这句成语是比喻国土沦陷的，而这句诗，明显存在看反清意识，把清朝喻为洪水猛兽，自不待言。但雍正却死扣字面，在黄、运两河是否决口，发生洪水上大作文章，摆出康熙治河的种种功绩，显然与原诗含义驴唇不对马嘴。大概雍正本人也知道这篇谕旨不能击中沈在宽诗句的要害，所以没有收入《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严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只身被德教育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凛。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惑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　　又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二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再于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河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水利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为时，旱涝有备，府事修和，桑麻遍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沉，又何地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　　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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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补庵诗祸
自称严鸿逵私淑门人的黄补庵，作诗曰：“闻说山中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认定为荒唐狂悖，身故免议，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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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坚磨生诗》祸
湖南学政胡中藻著《坚磨生诗》中，多谤讪语，经人告发，乾隆乙亥三月十三日，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料道等面奉上谕：“我朝抚有天下，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域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之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琪，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遁，数十年来，以为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捡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末有连篇累牍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无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非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人曰鞑孚者，亦将布罪乎？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如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致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合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原韵》‘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曰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被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将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是徧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语。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第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客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吾父属，妻皆毋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帝后也，而直诉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吾冠是出头’，伊由翰林荐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问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贤良祠》诗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彖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必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此书已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廷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着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弘历所指摘中藻悖逆之词，至今观之，实属莫须有之谈；而竟构成大狱，是殆有深心耶?故《啸亭杂录》谓“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以张党为寇仇，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言，非以言语文字责人也”。

　　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赀刻板，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到日另议。”谕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集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熙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大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着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赀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着从宽免其治罪，即着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孙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着释放，其余缘坐诸人，亦皆宽免。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余俱着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苦，反复嗟怨，甚属狂悖，该抚见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余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