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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诗词歧义的文字狱 文字狱源于文化专制主义。发肇于孔子删诗所创造的微言大义。孔子以“无邪”论来删诗,无可厚非,但删出来的《诗经》其实仍然充斥情爱之作,于是不知是他本人还是徒子徒孙便编造出微言大义之说,这种微言大义形成一种很不好的学风,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想当然,文字狱中的诗词有的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上纲上线莫名其妙的和子虚乌有制造出来的。 因诗词惹祸,历史上记载最早的有屈原的《离骚》、汉朝杨恽“南山种豆”诗(此诗在杨恽《报孙会宗书》中)、东汉梁鸿《五噫歌》汉末民谣《董逃歌》(被杀不下千人),但这些只能称之为诗祸,不能说是文字狱,因为这些诗本身就是怨恨不平不满之作,文字狱却是人为罗织,或则莫须有,上纲上线,或则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文字狱中大多利用歧义制造,在诗词本身没有双关、没有暗喻时,硬解为双关暗喻含沙射影等,这属于利用强制性歧义勾勒罪名。 汉字的丰富性,词语的多义性,也为“曲解”提供了无限空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字狱称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皇帝手中的杀手锏。 李白被排挤出朝廷,也是因诗惹祸。玄宗开元年间,李白供奉翰林,由于得罪了宦官高力士,高力士伺机报复,机会来了,李白为玄宗与杨贵妃在御苑作乐奉诏作《清平乐》,其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高力士乘机在杨贵妃面前挑拨说,贵妃娘娘啊,这李白也太放肆了,他把你比作赵飞燕,而赵飞燕是在汉成帝暴死后受牵累而自杀的。李白这不是在借机诅骂你吗?倍受恩宠的杨贵妃哪里听得这样的话,对李白怀恨在心了,二人勾结在李隆基面前大进谗言,李白便落得个被排挤出朝廷的结果。此虽已有文字狱的内容,但没成狱(牢狱之灾),所以叫诗祸。 第一个与诗词有关的文字狱是乌台诗案。 苏轼积极参与党争。变法派的另一中坚人物吕惠卿,已经被贬为光禄卿安置在南都商丘,刘挚、苏东坡诸人依然不依不饶,硬要把吕惠卿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到偏远的建州去。据说当时本该另一中书舍人刘贡父草制,苏东坡主动把这个差使揽了过来,写下一篇轰动当时的制词《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斥骂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草制之后,苏东坡还自鸣得意,向人炫耀说:“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殊不知整人者也被人整,苏轼后半生被人整得没过过好日子。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当事者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因文中最后一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结果,监察御史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说“生事”是攻击王安石变法,“新进”是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个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都出自《山村五绝》: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厥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当时苏轼很爽快地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苏轼辩解说,当时盐法峻急,偏远地方的百姓常常是数月无盐可食,倘若古代的圣贤能闻美妙的音乐而忘记肉味,山中小民能因没有盐吃而高兴吗?年青的农民拿到了贷来的青苗钱,并没有用于生产,而是兴冲冲地到城里消费去了,学得了一口城市里流行的官话,等到收获季节要还青苗钱时,便一个个都傻脸了。这两首确实表达了对新法不满,虽然不是罗织成罪,但被上纲上线了。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作者未必有深意,也被指为谤讪,在淫威下,苏轼不得不按别人定好的圈圈招供。 “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 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月山浑在浪花中。 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叫江水向西流。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钱塘江涨潮是杭州的一大胜景,年轻的吴儿冲浪尤胜于当今国外的冲浪比赛,倒像漂流大河,绝对刺激,是年轻人与大自然抗争,显示自己超绝水上能耐的绝好的游戏,何况获胜者还有丰厚的花红。当然,也是一种玩命的游戏。但古代气盛而且好胜的年轻人似乎也有过把瘾就死的嗜好,一碗烈酒下肚,龙王爷又算得了什么?苏轼作为地方长官和长者,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完全在情理之中。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其四“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骨头终于硬不下去,不得不按舒亶定的调子,即使没有罪行的,就你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得了。招就招吧,大不了就是一死。苏轼是做好了死的思想准备。招认前两句是“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害多”。后二句为“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御史台这种牵强附会荒唐离谱。这种嬉戏怎么和水利工程攀亲?
“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当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水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雨,送老虀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八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伎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戏子由》诗的罪过为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苏轼才作了交代。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 另外一首《寄子由》本是应酬赠答之作,虽流露消极情绪,也本是文人常情,却也以罪加之。 寄子由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 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其实这是一首拍马屁的诗,“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则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只好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见赠古风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答黄庭坚见赠古风二首》云: 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 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 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 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 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 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 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 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 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豨苓。 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今君已度世,坐阅霜中蒂。 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 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被迫自招,这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利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如果不是作者强作解释,可真没有人知其中奥妙呢。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云: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 苏轼四十四岁时写了《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珪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桧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桧诗就是一例。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花开时节雨连风,却向霜余染烂红。 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 当时只道鹤林仙,能遣秋花发杜鹃。 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卉放春妍。 不分清霜入小园,故将诗律变寒暄。 使君欲见蓝关咏,更倩韩郎为染根。 苏轼被迫对此诗其一作如下解释:“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政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这样一穿凿,一首清丽俏巧超俗出尘的即景小诗便完全变了味。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从上面例子看,除了前两首是对新法真正有感而发,其它都属于强制性的歧义。 《宋人佚事汇编》、苏轼元丰八年五月曾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侍御使贾易、赵君锡等人陷害苏轼,把他这首诗次序变换为: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按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病逝。两月之后〔元丰八年十月〕,苏轼始作此诗。原诗中“好语”系指“岁逢大有年”。然而贾、赵等人将诗句位置一换,首联的“好语”就没有了下文,于是将苏轼诗中的“好语”曲解为“神宗逝世”之事,以之构陷苏轼。在这场“诗案”中,“换位体”遂成为贾、赵等人玩弄卑劣险狠手法的工具。其实若按格律诗的格律来推求,一三句是不能换序的,因为会失粘失对。可是这样简单的道理,当时也没人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