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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0 14: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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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言”是春秋时期的普通话吗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泛滥以来，尤其是经历近半个多世纪文化极端主义为患，汉语文的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当今学界的语文素养，特别是文言的阅读能力大大下降。“雅言”一词的误解即为一个例子。
今天有不少人用当代之事理解古人之文。把雅言说成是春秋时代的民族共同语，就像今天的普通话。
那么，这样的解释是如何证明的呢？全凭想当然。他们说，《论语》上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周游列国，学生众多，如果没有一种普通话作为共同语，势必语言不通。可是文献上孔子没有使用翻译的记载，因此孔子说的“雅言”就是当时的汉语“普通话”。由此“考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实现了“语同音”。
有点常识和生活经验的话，不难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春秋时代的教育普及程度远低于现代。现代中国，在广播电视普及之前，“国语”、“普通话”的推广尚且收效甚微，何况两千多年前诸侯林立的中国了。
上世纪已经有记录声音的技术发明应用。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留下了相当多的语音录音。例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人都各用各的乡音，他们活动范围内交际的人，各地都有，可他们并没有用翻译，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比如共产党内吧，毛泽东、刘少奇是湖南人，说湘语，朱德是四川客家人，说四川官话，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说客家话，陈伯达是福建人，说闽语，张闻天是无锡人，说吴语，周恩来是淮安人，说江淮官话，……等等，没听说谁说国语说普通话的，那他们交谈、开会时，难道都带翻译？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大中小学的教师，能操普通话的还少之又少。大部分老师都用各自的方音教学。
著名画家、散文家、教育家丰子恺《教师日记》中记载，抗战初他逃难到广西，在乡下一所中学任教，教国文和美术。丰先生是浙江嘉兴人，说一口吴语，当地学生也不会说“国语”。丰先生在第一堂国文课上对学生说：本来应该是老师学你们的语言，可是老师年岁大了，学语音比较困难了，所以请你们来适应老师的语音。于是，丰子恺拿出课本，用吴语语音朗读课文。就这样，学生熟悉了老师的发音，彼此交流无碍。
既然当代人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从前不同方音的人用汉语交流，并不存在多大的隔阂，那么，以孔门弟子乡音不同断言孔子必说一种普通话，当然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为什么不同乡音的人可以自由地交流而无需借助翻译人员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用的是统一的词汇系统，也就是书面词汇。方言之难懂，主要的不在语音，而在词汇。语言系统中，词汇繁多，而音素数量极为有限。方言的语音系统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大家使用相同的词汇，互相熟悉一段时间，便不难晓知各自的意思。所以孙文与蒋中正尽管语音殊异，可以亲密交谈。广东人叶剑英在常委会中自然也不需专配译员。而湖南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做报告，也无需说什么“国语”。
事实上，《论语》本身也否定了“雅言是普通话”的臆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明明是说孔子的雅言，只用于讲解“诗”、“书”（後代儒家称为诗经、书经）这些典籍和举行礼节仪式时的用语，至于日常生活与人交谈，当然仍是“俗言”。
汉代扬雄的《方言》是语言学的宝贵资料。扬雄记录的“方言”，是与“通语”相对的。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一书从始到终只谈词汇，毫不涉及语音。例如：
“娥、泽，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泽，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好”是通语，“娥”、“泽”、“媌”、“姣”、“姝”、“妦”是不同方言区独特的方言词。这此方言词相当于不同方言的一组同义词，都含有“好”的意思，用通语说，则都用“好”。这里的通语、是不同方言区共同通用的词。
这就好比你提一个建议：“明天我们去西山看红叶好不好？”说河南话的可能说：“中”，说广东话的也许说“得”。这“中”、“得”就是河南、广东的方言词，而“好”则是通语词。
那么，“雅言”究竟是什么呢？孔颖达疏：“雅言，正言也。”即典雅正式的语言，李泽厚译为“文言”，这是最准确的译文。李泽厚说：“中国一大特色是言（口头语言）文（书面语言）的殊途同归。……中国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有支配、统率、范导功能，是文字（汉字）而不是语言（口头语言）成为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这样理解，才能使读者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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