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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玙墓志与唐进士科试杂文》陈铁民
内容提要 早在武后垂拱二年，已出现进士科试杂文用一诗一赋的例子，这比起清徐松所考，往前推移了 48年；徐松关于“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的说法，缺少事实根据，难以成立；由徐松的说法引出的关于唐诗繁荣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之关系的结论，尚有可商之处。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六三《大唐故亳州谯县令梁府君之墓志》云：“公讳玙，字希杭，京兆长安人也。……公生而岐嶷，见异州闾，羁髾之年，日新□藻，明《穀梁传》，入太学。逮乎冠稔，博通经史，诸所著述，众挹清奇。制试杂文《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及第，编在史馆；对策不入甲科，还居学。间岁，举进士至省，莺迁于乔，鸿渐于陆；属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简充斋郎，逡奔执豆。其年放选，郑部雄藩，原武大县，公牵丝作尉。”[1]1407对以上这段话，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解读。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在“仪凤四年己卯(679)”下云：“梁玙……以开元二十年卒，年七十三推之，本年为二十岁。其应制及第当在本年或明年。所载试诗赋题，为存世唐人试诗赋的最早记载，弥足珍视。‘皇家有事，拜洛明堂’云云，当指武后亲享明堂、改制称帝一事，因知玙复于永昌元年(689)进士及第。”[2]211-212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在仪凤四年“应制及第”下补“梁玙”，云：“按梁氏卒于开元二十年(732)，享年七十三，则其二十岁在仪凤四年。亦见陈补。”又于永隆二年(681)“进士”下补“梁玙”，云：“按梁氏……二十岁在仪凤四年(679)。又其举进士及第在永隆二年 (681)。”[3]82-86按，上述两种对《墓志》的解读，都存在问题。“间岁”者，隔一年也。《汉书·韦玄成传》：“上陈太祖，间岁而袷。”师古注：“间岁，隔一岁也。”陈尚君《正补》断梁玙应制及第在仪凤四年、举进士及第在永昌元年，这明显与《墓志》中的“间岁”之语不合；孟二冬《补正》断梁玙应制及第在仪凤四年、进士及第在永隆二年，虽同“间岁”之语相合，却与《墓志》中的“属（适值）皇家有事拜洛、明堂”之语抵牾。那么，什么才是对《墓志》的正确解读呢？
要对《墓志》有正确的解读，其首要的前提是，对唐代的科举制度有准确的了解。《正补》、《补正》皆谓梁玙“应制及第”，所谓“应制及第”，指的是应科名不可考的制举登第。徐松《登科记考·凡例》：“今以制举及第姓氏文章之可考者，各标其科；若有姓氏而科之名不可考者，则依《登科记》初唐之例，标曰应制及第。”事实上，梁玙首次所应的科举考试，既非制举，亦未曾登第。根据何在？首先，唐代制举通常只有一个试项：即试策，《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注云：“制举试诗赋自此始。”可知此前的制举，并不试诗赋，而且据现有的材料，此后也基本上没有再试过诗赋①”；而《墓志》所记梁玙首次应的科考，却有两个试项，即先试杂文（诗赋），而后试策。其次，《正补》、《补正》皆谓梁玙应制及第后又去应进士试，这同唐代的制度是不相合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指出：“大约制举的名望高出于其他科目，在唐代，就有进士及第后又再应制举试的，有明经及第后应制举试的，有现任职官应制举试的，而相反的情况却没有，并无制举登第再去应进士、明经试的。”（第114页）按，唐人应举的目的，无非为了做官，而依唐制，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了出身，即做官的资格，还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授官，当时往往有进士及第后候选多年尚未得到官职的情况，所以便有尚未得到官职的进士及第者再应制举试以求速仕的；而制举及第者，一般都能立即授官，既然已解决了做官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应进士试了。②第三，梁玙若果应制举及第，理当立即授官，不会像《墓志》所说的那样，在及第后“还居学”。所以，梁玙首次所应科考，并非制举。
那么梁玙所应，究为何科？我认为应是进士科。进士科唐初只试策，至高宗永淳元年(682)，才改为两个试项。《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条流明经进士诏》：“自今以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即为恒式。”末署“永隆二年八月”。此诏发布于永隆二年(681)八月，由于其时当年贡举期已过，所以只有到第二年（永淳元年）才能正式实行进士科的两场考试：第一场试杂文，第二场试策。《墓志》“制试杂文”云云，说的正是高宗下诏实行进士科两场试后，梁玙参加试杂文和试策的情况，因此梁氏所应应是进士科，其时当在永淳元年之后不久。唐代进士科的两场试（后改为三场试），每场定去留，第一场试杂文通过，才得以参加第二场试策，试策也通过，才算真正及第。《墓志》称梁玙试诗赋“及第”，是指第一场试通过，唐代科举考试皆据成绩之高低设定若干等第，如《新唐书·选举志》云：“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考试成绩达到设定的等第为“及第”，也就是应这场试中式、被录取之意；称“对策不入甲科”，则指第二场试未通过，总结果仍为落第。所谓“不入甲科”，只是试策未及第的一种委婉说法。《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按令文……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丙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进士实际无甲科，唐人的传记、墓志中常说的“登甲科”一类话，不过是誉词③，因此不能将“不入甲科”理解成“登乙科”。由下文“还居学”（返回太学读书）之语，亦可证梁玙首次应进士试未登第。
梁玙首次应进士试在哪一年？要弄清这个问题，须先弄清他第二次应进士试及第的时间。《墓志》谓梁氏进士及第时，“属皇家有事拜洛、明堂，简充斋郎”，关于拜洛，《通鉴》则天后垂拱四年 (688)载：“四月……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图……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两《唐书·则天皇后纪》所载同。关于拜明堂，《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曰：“永昌元年(689)春正月，神皇（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考则天于垂拱四年五月下诏拜洛，所以梁玙之被选为拜洛典礼的斋郎，应在此年五月以后；而其进士及第，则当在五月以前，即垂拱四年春。至于梁氏授郑州原武尉的时间，应在其以斋郎身份参加享明堂典礼之后，即永昌元年季春（唐时吏部铨选，始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毕）。既知梁玙进士及第的时间为垂拱四年，也就知道他首次应进士试落第的时间为垂拱二年（说见前）。垂拱二年梁玙已二十七岁，这同《墓志》中“逮乎冠稔”等语是否矛盾？按，《墓志》先叙梁氏幼年入太学事，又接叙其到了二十岁，学问大进，有多种著述，为众人所汲取，而后再叙其应试事；“逮乎冠稔”四句与“制试杂文”四句所述为二事，“众挹清奇”句下应加句号，我们只能说梁氏应试事发生在“冠稔”之后，而不能说它即发生在“冠稔”。
据《墓志》，垂拱二年(686)进士科的杂文试题为《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朝野多欢娱诗》今皆不存，《君臣同德赋》则仍有一篇保存在《文苑英华》中。《英华》卷四三首篇即此赋，未署作者姓名（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本署“失名”），它当是梁玙或同时应试者所作，而《全唐文》卷六九二却将它误作中唐白行简之文收录，此赋之前一篇为白行简《文王葬枯骨赋》（《英华》卷四二末篇），《全唐文》编者遂误以为此赋的作者也是白行简，《御定历代赋汇》卷四一收此赋署“唐阙名”，即不误。④《君臣同德赋》曰：“巨唐累圣重光，盛烈贯于千古，英声超于百王。……君臣同德而均美，圣母临人而永昌，岂徒超五臣而逾十乱，固将六五帝而四三皇！”圣母，对帝母、皇太后的尊称。如《旧唐书·文宗纪》：“文宗……乙巳，即位于宣政殿。……戊申，尊圣母为皇太后。”此指武则天。据两《唐书·则天皇后纪》、《通鉴》等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崩，皇太子李显（中宗）即皇帝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而是时武后“既将篡夺”，“自临朝称制”；次年二月，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睿宗）为皇帝，“皇太后仍临朝称制”；到了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后遂自即帝位，“改国号为周”。赋所谓“圣母临人（民）而永昌”，即指武后临朝称制而言，所以此赋当作于光宅元年(684)以后；《正补》、《补正》断梁玙首次应试在仪凤四年(679)，这同赋中的“圣母”等语不合，因为那时高宗还在世，武则天只是皇后，而非帝母、太后，不得谓之“圣母”。又，赋中有“巨唐”之语，所以它当作于武后改国号为周以前。上述这一切正好证明，笔者上文定梁玙首次应进士试的时间为垂拱二年(686)，完全可以成立。
据徐松《登科记考》，唐进士科试杂文用一诗一赋，始于开元二十二年(734)，现在本文所考，已将试杂文始用一诗一赋的时间，往前推移了48年。早在武后垂拱二年，就有试杂文用一诗一赋的例子，这个事实对于唐诗发展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关于进士科试杂文两首，《登科记考》卷二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对徐松此说，当代学者大都表示赞同。如《唐代科举与文学》说：“（徐松）这段话说得扼要明白，对于唐代进士试杂文的演变讲得十分清楚……徐松的话是有事实根据的。”（第169页）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说：“高宗永隆二年(681)诏进士试杂文，由于加试杂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应进士举者的文字水平，故所试杂文即为士子所熟习的箴、表、铭、赋之类。……直到开元末年，杂文仍未专用诗赋。正如清人徐松在《登科记考》卷二引录永隆二年八月诏时所说……。”[4]148-149按，由于永淳元年(682)进士科开始实行试杂文以后的历年杂文试题，实际上大都难以考知，所以徐松的上述说法，是否有确凿的事实根据，也就很可怀疑了。
下面，先将永淳元年以后可考知的进士科杂文试题一一列出：
垂拱元年(685) 《九河铭》 《高松赋》
垂拱二年(686) 《朝野多欢娱诗》 《君臣同德赋》
开元元年(713) 《长安早春诗》 《出师赋》⑤
开元二年(714) 《旗赋》
开元四年(716) 《丹甑赋》
开元五年(717) 《古木卧平沙》诗⑥ 《止水赋》
开元七年(719) 《北斗城赋》
开元十一年(723) 《黄龙颂》
开元十三年(725) 《终南山望馀雪》诗 《花萼楼赋》⑦
开元十四年(726) 《考功箴》
开元十五年(727) 《积翠宫甘露颂》 《灞桥赋》⑧
开元十八年(730) 《柳陌听早莺》诗⑨ 《冰壶赋》
开元二一年(733) 《积雪为小山》诗⑩
开元二二年(734) 《武库诗》 《梓材赋》
开元二六年(738) 《明堂火珠诗》 《拟孔融荐祢衡表》
开元二七年(739) 《美玉诗》 《J2R207.JPG荚赋》(11)
天宝六载(747) 《罔两赋》
天宝十载(751) 《湘灵鼓瑟诗》 《豹舄赋》
天宝十五载(756) 《东郊迎春诗》
以上进士科杂文试题，凡未加注说明根据者，皆据徐松《登科记考》。下面，试将以上资料同徐松的说法作一番对比与分析。自开始试杂文的 682年至先天元年(712)，凡31年，除去一年（延载元年，694）不贡举，实为30年，按规定每年杂文试题两个，应有试题60个，然而其中可考知的，却只有1/15，即4个。在这四个试题中，有赋二、诗一、铭一，根据这样的资料，难道能够得出712年以前进士试的“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的结论吗？显然不能。再看一下“开元间”的情况：开元时期共29年，应有杂文试题58个，其中可考知的有22个，包括赋十、诗八、颂二、箴一、表一。在这22个试题中，诗赋达18个，占82%，“箴铭论表之类”只有4个，占18%。又，天宝时的情况是：共十五年，应有杂文试题30个，其中可考知的只有四个 （诗二、赋二）。徐松所描画的唐代进士试杂文的演变情况是，自682至712年，杂文两首指的是“箴铭论表之类”，到了开元(713-741)间，才“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并出现了杂文全用诗赋（即用一诗一赋）的情况，直到“天宝之季（末）”，杂文专用诗赋的固定格局才最终形成。然而，我们由上述不完全的资料所看到的演变情况却是，自682至712年，诗赋在杂文试题中已占多数，而“箴铭论表之类”，只占少数，而且早在武后时代，已出现了杂文全用诗赋的情况；到了开元间，诗赋在杂文试题中的比重又进一步增大，已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而且杂文全用诗赋的年份也大增（开元间每年两个杂文试题都可考知的年份共有八个，其中用一诗一赋的年份即占了六个）；至于杂文专用诗赋的固定格局最终形成的时间，徐松说在天宝之末，从开元时期杂文试题的演变趋向看，当过晚。
自682至712年的杂文试题，徐松自己仅只考出了两个（一铭一赋），那么，他根据什么说这个时期的杂文，指的是“箴铭论表之类”呢？我认为，他根据的是，自己对杂文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关于杂文，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先以十分之九以上的篇幅，论述其包含有对问（始创于宋玉的《对楚王问》）、七（首制于枚乘的《七发》）、连珠（始于扬雄《连珠》二首）三种类别之文；又在此文的结尾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凡此十六名，虽总称杂文，然典可入《封禅篇》，诰可入《诏策篇》，誓可入《祝盟篇》，问可入《议对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章可入《章表篇》，所谓‘各入讨论之域’也。（览略篇，或可入《诸子篇》。）”[5]269刘勰的所谓杂文，明显有广狭二义之分，前者（包含对问等者）为狭义，后者则为广义。广义之杂文，兼含了用韵之文与无韵之笔。那么唐初进士科加试的杂文，指的是什么文章？上文提到的永隆二年(681)发布的诏令说：“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文律，谓文章之音律，见《文选》陆机《文赋》“普辞条与文律”五臣注。试杂文既以“识文律”为及第标准，则杂文当为用韵之文或主要为用韵之文。再从已考出的杂文试题来看，垂拱年间有赋二、诗一、铭一，显庆四年(659)有表一、箴一（见《登科记考》），开元十一年有颂一，由这些事实大抵可以推知，712年以前的杂文，指的是赋、诗、铭、箴、颂、表之类，其中赋、诗、铭、箴、颂为用韵之文，表为无韵之笔。(12)”徐松的说法同上述结论的不同在于，首先，徐松遗漏了最为重要的赋、诗；其次，徐松未及颂而提到论，论为无韵之笔，现在我们尚未见到初、盛唐进士科试杂文有用论的例子。唐人对于杂文还有别的理解与用法。在杂文专用诗赋之后，唐人或径以杂文指诗赋，如权德舆有《上巳日贡院考杂文不遂赴九华观祓楔之会以二绝句申赠》诗，“杂文”即指诗赋，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说：“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又，唐人有时也以杂文指诗以外的各种体裁之文，如白居易《与陈给事书》：“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谨献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伏愿……退公之暇，赐精鉴之一加焉。”此“杂文”包括赋而不包括诗。柳宗元《上江陵严司空献所著文启》：“宗元启……谨献杂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贬，终身之幸，无以加焉。”题称“献所著文”，则此“杂文”亦应不包括诗。到了宋代，常以杂文指诗、赋以外的各种体裁之文。如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分成赋、诗、歌行、杂文等38类，诗、赋皆在杂文的范围之外。又如欧阳修《与张菜秀才第一书》：“前日辱以诗、赋、杂文、启事为贽，披读三四，不能辄休。”所称“杂文”亦不包括诗、赋。延及清代，仍常以杂文指诗、赋以外的各种体裁之文。如《四库全书·曹子建集》“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之得二百十篇。”又《盈川集》“提要”云：“《盈川集》十卷……凡赋八首，诗三十四首，杂文三十九首。”所称“杂文”都不包括诗、赋。徐松显然承继了这种对杂文的理解，所以在仅只考出两个杂文试题的情况下，即断定自682至712年的所谓杂文，指的是“箴铭论表之类”，然而如前所述，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现在已考知的这个时期的杂文试题的实际。
《唐代科举与文学》赞同徐松的上述说法，并由它引出如下的结论：“可见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余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世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第170页）由于徐松的说法，系从自己对杂文概念的理解出发，而非自事实出发，所以由此引出的上述结论，也就不免有可商之处，或者说，须作进一步研究。应该承认，唐代诗歌的发展繁荣，对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制度的确立，是颇有影响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即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对于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及其后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前所述，自 682至712年，诗赋在杂文试题中已占多数，到了开元时，诗赋在杂文试题中的比重又进一步增大，已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这显然会把士人的注意力引向诗歌，造成他们普遍重诗、学诗、作诗的风气，正如广德元年(763)杨绾《条奏贡举疏》所说：“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经，从此积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这种诗歌的大普及，对于士人写诗技巧的培养、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诗歌高潮的到来，无疑都具有促进的作用。可以说，唐诗的发展繁荣与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这样说，也许比较全面和客观。
收稿日期：2006-09-26
注释：
①关于这个问题，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六章，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七章第四节皆有详述，可参阅。
②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七章第四节，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参见《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一章第三节。
④《文苑英华》卷43第二篇《垂衣治天下赋》，亦未署作者姓名，《全唐文》同样将其误作白行简文收录。
⑤本年此二试题据《正补》之说，见陈尚君《自选集》第221页。
⑥《文苑英华》卷187省试八有王冷然《古木卧平沙》诗，考冷然于开元五年登进士第，则“古木卧平沙”当为本年进士科试题。按，唐时每年应进士试者“常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1），他们所写的省试诗，绝大多数已为历史所淘汰，只有极少数的省试诗，得以在当时流传并保存了下来；这些诗的作者，大多为当年的及第者，或虽未及第却有诗名的人，所以此处姑将“古木”诗当作及第者的省试诗看待。下文注同。
⑦本年此二试题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之说，见该书第273、274页。
⑧此题据《正补》之说，见《自选集》第225页。
⑨《文苑英华》卷185省试六有陶翰《柳陌听早莺》诗，考翰于开元十八年登进士第，则“柳陌听早莺”应为本年进士科试题。
⑩《文苑英华》卷187省试八有刘慎（眘）虚《积雪为小山》诗，考慎虚于开元二一年登进士第（参见《登科记考补正》），则“积雪为小山”应为本年进士科试题。
(11)本年此二题据《正补》，见《自选集》第228页。
(12)参见《文心雕龙注》。
【参考文献】
[1]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陈尚君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4]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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