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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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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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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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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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9]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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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labour［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具有一定质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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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第61页。

[17] 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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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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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象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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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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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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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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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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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如果承认，由于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末，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末，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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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10/20、10/50、10/100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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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种反思的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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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里马克思引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载于伊曼努尔·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mmanuelis Bekkeri》. Tomus IX. OXonii, 1837, p.99, 100）。——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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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2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

【35】 伦巴特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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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虽然他十分浅薄，但却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例如在《韦斯明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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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象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象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36】，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37】

【36】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7—134页)。——第84页。

【37】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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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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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了一个极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国家的贵族热中于降神术，特别是桌子灵动术。而这时，在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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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2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或diurnalis)，Mannw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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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2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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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疥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39】）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4页。——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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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2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40】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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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Fourth edition. London, 1822, p.21）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住宅区。——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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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51页。——第93页。

[30] 第2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42】）

【4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页。——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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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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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伹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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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