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老师《散文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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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经历了古民谣、乐府、古体诗、近体诗、新诗（其间包括词和曲）等多个阶段，其中兴起的任何一种诗歌形式都曾达到过顶峰，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尽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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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不管怎么演变，每一种诗歌形式至今仍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青春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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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中国古代曾分别称为“诗”和“歌”，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了。但总体上，我们可以把中国诗歌分作两大类，即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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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又：“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初唐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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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引述对非专门的人可能未见、可能未懂，但至少能发现其中多有“志”、“情”、“情性”、“气”、“声”和“吟”、“咏”、“感”等字眼，可见诗歌是与人的心志、情绪、感触极大相关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非同寻常，故不同于上述记叙文、论说文和散文这样的一般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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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清·叶燮《原诗》中讲：“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词句，递嬗升降不同”。这里说的是诗歌的品质、规律和特点，其历经多少演变，发生了不少变化，却一直未离开对凝练的语言与一定的字数、声调和韵律的要求。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历来的古诗歌都讲究声韵美、诗句的对称美和非对称的参差美，这又是其它文章样式不可比拟的，因而诗歌也是一种特殊的文章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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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白七言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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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一篇游记。游记一般用散文来写，这也是由人的一般游历特点决定的。同时，用散文写游历中的见闻也相对得心应手。但是，你怎么也不能把李白的这首长诗看成散文，因为他只写了自己的梦境，而非真的写什么游历，因而还不够“散”。开篇对见闻的描写，也只是铺衬。这篇也不能看做散文诗，还是因为全篇没有按散文的抒情方法去行文，而是大张旗鼓地借梦抒怀，诗情溢于言表，因而它不具有散文的品质和形质，只具有诗的品质和形质。况且，全诗运用了丰富的想像和夸张，尽情抒发了诗人的浪漫情怀，情绪跌宕，气势高亢，更甚者，诗中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的振聋发聩之语作结，这些都证明非诗不可以夺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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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诗歌与散文的不同是近体诗，那种对称美和起承转合的独特章法是散文所不具备的，如杜甫《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看看这首诗，算不算一种特殊的文章样式？其次，词与散文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如：辛弃疾词《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词尽管有时从创作章法上看，与散文的“散”无异，但它独一无二的格式美和韵律美，却又是散文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那些故意把词写成散文样子的做法，虽值得商榷，却依然属于对词的创作而不属于散文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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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代诗歌与散文

现代诗歌兴起于近代新文化运动，是从西方舶来的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它虽脱离了上面那样的古诗词格律和章法的限制，但却保留了诗歌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尽管不再追求平仄和严格的用韵，但这足以使它有别于散文。况且，假如散文有时可以以抒情见长的话，诗歌的抒情永远要比散文更直接、更强烈、更迅捷。如郭沫若《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 X 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能量的底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我便是我呀！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再如郭沫若《炉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啊，我年青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从这两首新诗可以看出，诗歌是人情绪的喷发、心怀的飞扬，它可以不用记叙和描写任何事物、景物，却可以单独使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段来抒发心情，这样的诗与借物托情的散文、哪怕是极其抒情的散文还是好区分的。当然古代诗歌也大多借物托情，但不存在这个“是否好区分”的问题，因为在形式上我们就可以轻易辨别得出来。

倒是现代诗和散文有时却不好区分。甚至不要简单的以为分行的是诗歌，不分行的是散文或散文诗。

如臧克家《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是分行的，其实它差不多等于一首议论性散文，只不过它没有像散文那样写开去，而是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从而更有利于把情感高度的集中于作者无可辩驳的思辨力上。再如舒婷《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舒婷的这首诗和上面臧克家的诗表现的内容完全不同，却出奇般的如出一辙。又如徐志摩《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首诗充满了富有感情的比喻和联想、想象，加上悠扬的旋律感，不算诗还能是什么？但从这首诗的细腻的描写上看，似乎与前面朱自清的那段《荷塘月色》又无二致，当谓散文诗，加上作者不断放射的视角，俨然又是一首散文了。如果你记得徐志摩的另一首诗《翡冷翠的一夜》，那充满对细节的描绘和对复杂情绪的铺陈，非散文特色不可以比之。所以，就现代散文和诗歌来讲，它们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又似乎没有明显的界线。这就是现代散文和诗歌的实际现状，散文诗正在拉近诗歌与散文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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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闲语

另一方面，无论古代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文章到了诗歌这种样式，它就成了高度凝练、高度概括的语言形态。在这种语言形态里，文字内涵的深度陡然增加，因而就很难用别的语言样式来诠释它，所以那种想用散文的方法来解释诗的做法，到头来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故语言是人思维和情绪的统一体，一当在某种思维和情绪的调动下形成了某一具体的文章样式，之后就再难以用其它的样式来代替了。如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若是换成这样的句式：

明亮的月光照在床前，看着它，让我怀疑那是地上结出的霜，于是干脆抬起头望着那一轮明月，低头时不禁思念起故乡来。

这的确是散文化的语言，字数虽然多了不少，应该有更多的作用吧？但是诗的味道已荡然无存。尤其当诗中出现“双关”，或多义现象的时候，只有依靠人的感觉去领悟，而无法靠某种翻译来解释。甚至此时，连作者自己也无所作为。所以现代大诗人何其芳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综上，我们应该至少说清了这么两个问题：一是文章体裁是由人的思维和情绪共同决定的，二是散文和诗歌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渊源，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同时，它们是好区别的。但是到了现代，这种区别已出现淡化的倾向。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期望用现代散文类似翻译似的理解古代诗歌或今人写的旧体诗歌。因此，本文的用意是让人更好地理解散文与诗歌真正的面貌，从而把它们只看做一般的说话工具而能以轻松自然的心态，更得心应手地运用它们，不至于被所谓“高深”的学问吓跑后，再回来听人论道散文与诗歌。其实人们日常的说话何尝不是散文？偶尔心血来潮时所说出的一句半句韵文或带有明显节奏的话语又何尝不是诗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