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老师《关于诗歌的评论》

龙家小院

【原创】关于诗歌的评论
huge（远山绿叶） 发布于2017-06-24 22:08   点击:3962   评论:5  

关于诗歌的评论
——《诗之心得：怎样留住诗意？》补
一
在《诗之心得：怎样留住诗意？》一文中，我说：“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那些喜好与人辩论诗的问题的人必须为之努力，这样才能增强语言的可信力。这时即使言论有所欠缺，别人也不至于揪住不放，因为能力可以证明经验。”有人提出，这样说是不是绝对了些？并指出，某些文学文艺评论家一生也没有写过小说、散文，也没有做过导演、编剧，不还是一样被人称道？我说，这个情形恰恰不适用对诗歌的评论，因为诗歌有它极强的独特性。
小说、剧本等文学艺术，基本反映人们生活里的故事，情节要求具体，来龙去脉要交代清楚，一般篇幅较长，有些评论家从来不好写或不善写，都是正常的，丝毫不会影响其评论质量。苏联时期有一位大评论家曾尝试亲自写小说，最后却主动放弃，自叹不如，也未伤及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他尽管不善写（不应认为不会写，这只是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可他熟悉那里边的生活，对如何反映并使之成为艺术有足够的见地。诗歌评论则不同，中国历史上还没有那个评论家、理论家不善诗的例子。例如《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诗品》作者钟嵘，《人间词话》作者王国维。也都能诗。古代小说家、戏剧家也几乎都是能诗善词（曲）的，如关汉卿、吴承恩、曹雪芹。诗歌短的仅有几句话，这就证明诗歌是一种足可以信手拈来的文学体裁，写好固然不容易，可那是另一回事。
经验和见地是文学艺术评鉴的关键。连几句简单合辙押韵的言语都不能顺口诌来的话，谈何经验？见地又有何信？诗歌总的看是对形象性语言的运用，但也有抽象性的一面，这是由其简洁概括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像其它语言艺术那样可以将生活场景完完整整地可至粗可至细地描绘出来，因此人的生活经验和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就不一定对得准诗歌的诞生过程，即不一定促成诗的必然产生。写如是，评亦如是。不过“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主张只针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专著、专论而已，不包括人们日常泛泛的对诗的谈论。
凡是带有抽象性的艺术，其评价就越离不开经验。从某个意义上说，诗词的抽象性是仅次于书法、音乐的，没有良好的实践修养是不可能有真知灼见的。经验告诉我们，诗是经灵感激发从毫无准备到脱口而出的语言艺术，是从诗意产生到记录的过程所必然指向的结果，这是其他语言艺术并不具备的。尽管对有的人而言从脱口而出到最终定格诗稿，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比如修改、润色，沉淀，但这并不能否定诗的速成性。所以照搬其它体裁的评论经验来评论诗歌是不恰当的，带着不谙诗之速成之法的明显缺陷来评论诗歌也一定会有欠缺。经验产生见地，“能诗”的经验才是评论诗歌的前提和要素。“能诗”是诗歌创作的一项发达能力，是有关诗歌一切经验的基础，写与评都要从这里出发，否则很难悟到诗歌的真谛到底在哪里。而“会诗”只不过代表一般的写诗经历或者能力，还不能上升到诗意无处不在，这样的人作为写诗启蒙老师还是可以的，如果作为诗评家还远远不够格。
不过当今正式的非正式的“诗评家”还真的不少，有的还大名鼎鼎，可这有何用？中国诗歌艺术本身（主要是旧体诗）并没有重新振奋起来。中国诗歌要想重新走入辉煌，就必须依赖广大的诗歌创作队伍，而且诗歌创作是诗歌评论的源泉，以古评古，以古评今的诗歌评论评价模式，过分强调欣赏，忽视写的经验，越来越凸显出它对新时期诗歌发展的不适应性，甚至制约了诗歌的发展。只有大量的诗歌创作队伍不断涌现，至少要不比评诗的人少，且形成互相学习的氛围，也许才更能促进诗歌创作经验和水平的提高，这个观点恐怕是没有异议的。
任何艺术，任何时代都不缺少评论家，但艺术实践才是最根本问题。所以让人更轻松地参与写诗创作实践，这个“让”字要比多少个“评”字都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其实我们所说的“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正是这个意思，从实践的层面力主任何评论都应从激发人们主动写诗、爱好写诗出发，评论者要评写结合，不以纸上谈兵的方式要么把人评得瞎写一通，要么把人评得避难而退，谁都不愿写。当然这个主张里我们并没有排斥对待诗评应该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认为凡有益的评论评价都是不可缺少的，写诗也要主动去接受别人的评论评价，写诗与欣赏或创作与评价，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姊妹花，缺了谁另一个都不会太美丽。
况且，诗评与诗论还有所不同，即诗评不完全等于严肃客观的诗论。诗评，说到底是评价，诗论重在理论探索，二者虽然都是人经验和见地的反映，但诗论更着重于对诗的本原，创作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是对什么是诗、怎样写诗以及诗的价值的认识，理论性自然要强一些，也没有多少感情色彩。而诗评则集中于对某一作品本身的领会和解读，因而诗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倾向性。诗论所运用的经验和表达出的见地，既可来自于亲身实践经验，也可来自于日常阅读所形成的学识性经验。诗评由于要深入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的实践过程，仅凭学识性经验是不够的，诗评者必须是具有很高水平的实践者，所以敏锐的观察力、科学的分析和良好的实践经验，是诗评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当下很多情形却不是这样的，很多诗评文章既看不出评者的实际创作能力，也看不出他真正深入了诗的作者的创作过程多少，甚至还没有读懂就赤膊上阵了，这很符合现今的浮躁风气，却不符合诗评的规律和诗评者自身应该尽到的责任。
又由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实在之神奇，独一无二，比如中国文学从民谣和占卜起步，人人便懂得追寻日月星辰与天地人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构想和借助适应了人的心理寄托，有利于释放生活中的烦恼与迷惑，诗歌很快便占据了主导地位；民间音乐的采集和宫廷音乐的发展，让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吏都能以倚声填词为热；更甚者从毛笔诞生之日起，凡拿得起毛笔的人便人人不是书法家，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始终不能将艺术的探求（包括理论）与实践分开，所以今天也不便违背这个规律了，“别人实践，我来评”的现象，也就是毫无道理的。
二
一般都认为诗是形象语言的艺术，这没错。但如何把形象语言变成艺术？这中间的门道就值得说说了。那是什么呢？是抽象。形象语言必须经过人脑的抽象才能上升为艺术，诗歌就是最重视这个“抽象”的艺术。因而可以说，诗是运用形象语言以抽象化的方式结构起来的韵文艺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同一首诗歌的价值评判不同？有人说是人的好恶和欣赏习惯作祟，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对诗的抽象方法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诗的语言不过是作者给诗披上的一层外衣，他的真实内涵是通过作者抽象劳动完成的。然而在“七分衣裳三分人”的欣赏心理状态下，人的眼睛对本质的认识有些模糊罢了。所以对一首诗其作者抽象劳动的认识，必须要通过亲身经历与实践才可领悟到。比如诗的语言是通俗还是华丽，是细腻还是粗犷，是简约还是繁冗，是严肃还是俏皮，等等，有人把这归结为风格，毋宁说是作者的抽象劳动或抽象劳动习惯使然，因为“风格”一词可以概括一首诗的特点，但不能因此而揭开它的本质。抽象劳动在其它文学形式中也大量存在，但深刻程度皆不如诗。
像“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样的语汇，谁都会说，但把这些结构为“飞流直下三千尺”，却是作者独特的抽象劳动的成果。如果用这种抽象劳动去写小说、散文、剧本，那最终也不是真面目的小说、散文，而是史诗（长篇叙事诗）、散文诗、诗歌剧一类的东西，或如古代楚辞、赋。诗的抽象劳动，其结果是语言的标志性。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李白）、“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一览众山小”（杜甫）、“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岳飞）、“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等皆属标志性语言，这些语言代表了诗人各自抽象劳动的深度，一经面世便不可被替代，后人可以引用，但不具新意的重复却只能是徒劳的。诗就是这些标志性语言的集合。古人所谓“炼字”、“炼语”、“炼句”虽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这层意思，但也不无误导，因为没有在本质上真正说清怎么“炼”的问题。标志性语言，因为其标新立异且前所未有的言语结构和内涵，往往被人喜爱而成为广为传咏的名言警句。可是任何这样的句子当时都是作者写来为全诗服务的，是作者在运用形象语言的基础上抽象劳动自然而然的结晶，而非为写名言佳句而故意累积成诗。现在写诗填词出现为追求警言佳句而写诗并乐此不疲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尽管众多，却不可取。为求佳句而写诗，必然离“苦吟先生”越来越近，而距在诗意调动下自由展现人写诗的情趣越来越远。虽然前者也不乏灵感刺激，但因违背了写诗的意义，其诗的价值也就打上了问号。这样的人评论起诗来定然南辕北辙，可能入得潮流，却找不到源头。我们的主张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形，才提出来的。
还是那句话，“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是针对一些专著、专论而言的，不包括正常的交流心得体会的文字。
我不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诗词在唐宋以后为什么要走下坡？读到的文章可谓不少，总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却又不能被完全说服。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国文学形式发展的多样化，不是使诗词从主要文学形式中退避出来的主要原因，而是诗词本身自唐宋以后越来越被固化和神秘化所造成的。加之某些研究在贵族审美倾向的影响下的推波助澜，人们对待写诗填词态度从亦步亦趋逐渐走入过分谨慎，越来越不自由，创作热情的下降，创作队伍随之减少，自然导致了诗歌艺术的下降。遍览唐宋诸多诗家诗作，无疑可证明那时有文化的人大都能文善诗，可见写诗的人多了，能留传下来的好诗才层出不穷。是至毛泽东，旧体诗才有了新的突破。其原因在于他能主动打破僵化的束缚，以信手拈来似的创作热忱将诗词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如此丰碑，却如鹤立鸡群般孤芳独立，影响深远也让人望尘莫及，因为人们很难具有他那样的人格风范和豪迈经历。不过自此可以看出，人的创作热情、实践的自由感，才是关乎诗歌创作局面兴衰的关键原因。我相信当今网络中方兴未艾的诗词创作热，在一定程度上显露了这个端倪。
但是这个“热”，同时也伴随着对古典诗词的再挖掘。挖掘是必须的，不挖掘便不知其根之所在，不然热也是虚热。正如良马只有寻觅到了草原才能发现驰骋的天地有多大，可是这也意味着它从此恐再也挣脱不出套马杆，它走得越远被套牢的可能性越大。所以诗词热也离不开诗词欣赏，诗词欣赏时刻左右着诗词热的起伏。在评论别人诗词时，某些网站上所谓的专家、大师正在以倾尽所能的姿态，有意把人引向对诗壳的过分关注，而将内容、情趣、寓意的欣赏推于次席。相反，在对待古人诗词上他们却不仅能做到对内容的关注，甚至还能过分到牵强附会、任意引申的程度，对古人的创作自由也能给予尊重和理解。显然，他们对欣赏古今诗词存在着双重标准和狭隘的市侩风气，这和套马杆毫无二致。换言之，套马杆本无何不好，就看它被谁拿来如何使用。
三
另一方面，诗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也要反映生活，也要生活气息越浓越好。舞文弄字虽属于头脑中的躁动，但绝非是在脑子里一味地编织想象，而是放眼于真实的生活，并将实际的生活感悟及时地迁移到一时一地、一情一感被激发出的那一刻，直至获得一发不可收的文字能力。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把一段段生活场景描述下来，就成了小说、散文、剧本一类的东西，诗却不是这样。诗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的提炼性（从语言外部看是提炼性，从内部看则属人脑抽象行为），所以诗不是靠耐心和语言罗列（平铺直叙）就可完成的。诗不仅要求作者有使用文字的口头或笔头能力，更要有观察和捕捉生活的敏感，用提炼的语言来及时诠释这种敏感，诗便喷涌而出了。那么“敏感”哪里来呢？只能来自不断的且高密度的写诗实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主张“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原因。人有能力是一回事，熟能生巧又是一回事，但二者却难以同日而语，因为其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从人的一般心理来讲，写诗是个人情趣，不管出于娱人还是娱己的目的，都不是专门拿来让人说三道四的，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期待人欣赏，与人沟通。如果不能从内容和寓意上与写诗的人共鸣，读者或褒或贬之词很难保证公允，评论失于偏颇就更难避免。
诗既要提炼又要避免提炼过度。不提炼诗则不成诗，提炼过度则晦涩难懂。评诗只有体恤作者当时的心境和语言运用心理才能有的放矢，这是要靠写诗经验才能有所保证的。同时评古人诗和今人诗也有不同，古人诗里传下来的大都经过了沉淀，一是达到了怎么挖掘都不为过，一是使用什么态度评价古人也听不见。但是对今人诗，一定要从爱护的角度出发，尽量给予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这才是得体的评论，其“得体”也必然来自大量的写诗的实际经验。
还要说一下，那些非专论的一般的写诗读诗感受上的交流，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评论或评价，与我们主张“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没多大关系，这样泛泛的交流即使提出很深刻甚至尖刻的意见，也属于正常且直接的感受，写诗的人是不该因此而感到伤害的。一个作者只有经得起人的各种推敲，他才能从中受益，才能让自己的诗走进好诗的行列。
任何人阅读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感受，且愿意将这份感受与作者分享，这是对作者多大的尊重和鼓励！这一点，要与还没有深入去感受作品就挑三拣四的所谓评论分开。当然如果读者把他的感受上升为专门的学术性评论，更是难能可贵，难道这不是哪一个作者都乐于接受的吗？有深入感受和有亲身体会的诗评才是最真诚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
交流感受和体会，是极其重要的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有效方式，一个人从真实感受出发，可能有褒有贬，这时连他是否会写诗也不重要了，因为这样的交流与居高临下套用学识的评价不同，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接受的。写诗即便遇到了这样的“打击”，也应视作正好提高的机会。写诗既然是情趣使然，就不应该把它当做展现学识来对待，所以保持良好的情趣，诗才能写好，别人有些批评又有何妨？不过话说回来，写诗的人不能把自己写的每一首诗，都当做宝贝似的不忍割舍，这个会对作者形成桎梏，最终会影响诗的品质。好诗是从数量中挑出来的，属偶得，故不可为其所累。人最需要的是把诗意及时记录下来，至于诗写得好不好，可另当别论，不必计较。
以上我们从诗的评论、诗的创作和诗的作者三个方面，谈了主张“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理由。下以一小诗作结：
滔滔江与海，何处不能诗。放眼观天下，无非远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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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远山绿叶） 发布于2017-06-24 22:08   点击:3962   评论:5  



关于诗歌的评论

——《诗之心得：怎样留住诗意？》补

一

在《诗之心得：怎样留住诗意？》一文中，我说：“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那些喜好与人辩论诗的问题的人必须为之努力，这样才能增强语言的可信力。这时即使言论有所欠缺，别人也不至于揪住不放，因为能力可以证明经验。”

龙家小院

有人提出，这样说是不是绝对了些？并指出，某些文学文艺评论家一生也没有写过小说、散文，也没有做过导演、编剧，不还是一样被人称道？我说，这个情形恰恰不适用对诗歌的评论，因为诗歌有它极强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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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剧本等文学艺术，基本反映人们生活里的故事，情节要求具体，来龙去脉要交代清楚，一般篇幅较长，有些评论家从来不好写或不善写，都是正常的，丝毫不会影响其评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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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有一位大评论家曾尝试亲自写小说，最后却主动放弃，自叹不如，也未伤及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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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尽管不善写（不应认为不会写，这只是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可他熟悉那里边的生活，对如何反映并使之成为艺术有足够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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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尽管不善写（不应认为不会写，这只是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可他熟悉那里边的生活，对如何反映并使之成为艺术有足够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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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评论则不同，中国历史上还没有那个评论家、理论家不善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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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诗品》作者钟嵘，《人间词话》作者王国维。也都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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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家、戏剧家也几乎都是能诗善词（曲）的，如关汉卿、吴承恩、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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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短的仅有几句话，这就证明诗歌是一种足可以信手拈来的文学体裁，写好固然不容易，可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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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见地是文学艺术评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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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几句简单合辙押韵的言语都不能顺口诌来的话，谈何经验？见地又有何信？诗歌总的看是对形象性语言的运用，但也有抽象性的一面，这是由其简洁概括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像其它语言艺术那样可以将生活场景完完整整地可至粗可至细地描绘出来，因此人的生活经验和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就不一定对得准诗歌的诞生过程，即不一定促成诗的必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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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如是，评亦如是。不过“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主张只针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专著、专论而已，不包括人们日常泛泛的对诗的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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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带有抽象性的艺术，其评价就越离不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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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意义上说，诗词的抽象性是仅次于书法、音乐的，没有良好的实践修养是不可能有真知灼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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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我们，诗是经灵感激发从毫无准备到脱口而出的语言艺术，是从诗意产生到记录的过程所必然指向的结果，这是其他语言艺术并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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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有的人而言从脱口而出到最终定格诗稿，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比如修改、润色，沉淀，但这并不能否定诗的速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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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照搬其它体裁的评论经验来评论诗歌是不恰当的，带着不谙诗之速成之法的明显缺陷来评论诗歌也一定会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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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产生见地，“能诗”的经验才是评论诗歌的前提和要素。“能诗”是诗歌创作的一项发达能力，是有关诗歌一切经验的基础，写与评都要从这里出发，否则很难悟到诗歌的真谛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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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诗”只不过代表一般的写诗经历或者能力，还不能上升到诗意无处不在，这样的人作为写诗启蒙老师还是可以的，如果作为诗评家还远远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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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诗”只不过代表一般的写诗经历或者能力，还不能上升到诗意无处不在，这样的人作为写诗启蒙老师还是可以的，如果作为诗评家还远远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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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诗”只不过代表一般的写诗经历或者能力，还不能上升到诗意无处不在，这样的人作为写诗启蒙老师还是可以的，如果作为诗评家还远远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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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今正式的非正式的“诗评家”还真的不少，有的还大名鼎鼎，可这有何用？中国诗歌艺术本身（主要是旧体诗）并没有重新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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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要想重新走入辉煌，就必须依赖广大的诗歌创作队伍，而且诗歌创作是诗歌评论的源泉，以古评古，以古评今的诗歌评论评价模式，过分强调欣赏，忽视写的经验，越来越凸显出它对新时期诗歌发展的不适应性，甚至制约了诗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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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量的诗歌创作队伍不断涌现，至少要不比评诗的人少，且形成互相学习的氛围，也许才更能促进诗歌创作经验和水平的提高，这个观点恐怕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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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任何时代都不缺少评论家，但艺术实践才是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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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人更轻松地参与写诗创作实践，这个“让”字要比多少个“评”字都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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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人更轻松地参与写诗创作实践，这个“让”字要比多少个“评”字都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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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所说的“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正是这个意思，从实践的层面力主任何评论都应从激发人们主动写诗、爱好写诗出发，评论者要评写结合，不以纸上谈兵的方式要么把人评得瞎写一通，要么把人评得避难而退，谁都不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