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人评点写论副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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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2 14: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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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操纵秘密召开中共六大。1928年6月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28年7月17日-9月1日的共产国际六大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原来的11个书记处减为8个，其中之一是东方书记处，其领导人是库西宁。受东方书记处委托，10月29日起，米夫着手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11月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不同时期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人员有：米夫(负责人)、阿尔诺特、瞿秋白、张国焘(晚些时候黄平)、库丘莫夫、加藤、舒宾、纳索诺夫、阿布克夫、别尔津、格列尔、弗赖耶尔、沃林、马季亚尔、瓦西里耶夫、马祖特 、邓中夏、罗登贤、王若飞、余飞。为了高效地解决组织和技术性问题，从1928年底工作到1929年成立了小中国委员会(库丘莫夫、米夫、瞿秋白、张国焘)和在必要情况下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参加的专门的中国问题会议制度。
远东局
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远东局负责人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中央代表格哈德·埃斯勒（化名罗伯特）、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英语：George Hardy (labor leader)）（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赤色工会国际的另一位代表с·斯托雅尔替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Г·别斯帕洛夫（马西）。在恢复党、工会、共青团组织中给中共中央很多帮助。1930年2月到8月雷利斯基在莫斯科，由埃斯勒代理负责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和肯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充分肯定、信任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远东局的新班子：米夫为远东局书记（1930 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国），成员有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1930年8月至1931年8月在上海）、埃斯勒（罗伯特，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斯托利亚尔（在中国工作到1931年6月）、别斯帕洛夫(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4月)和米林（即盖利斯，苏联红军总部第四局人员，只有一只胳膊，1930年9月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三人军事小组组长，1931年4月回国）。
1930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己全部回国，又由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的白色恐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陈绍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1931年4月，发生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下旬，远东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陆续撤离上海，米夫和盖利斯、别斯帕洛夫一起离华，1931年6月鲁德尼克（牛兰）及其妻子被捕，接下来远东局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9名成员中的7位)，代表机构（远东局）事实上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只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茨维伊奇留在上海至1932年夏。
1931年，王明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要求，经米夫同意后，便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并于11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王明任命其为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10月3日与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两次开会讨论东方书记处领导班子，决定由东方书记处三位副主任米夫、马季亚尔、萨法罗夫组成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集体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米夫负责总的领导，萨法罗夫负责中东与非洲黑人国家，马季亚尔负责近东与所有阿拉伯国家。1932年2月，增补弗赖耶尔为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成员。
1932年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代表格伯特到上海，工作到1935年5月。1932年3月4日，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阿图尔·埃韦特（德国共产党员）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1932年9月到上海。1932年11月远东局在上海恢复工作。
1932年11月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由满洲抵达上海，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自愿申请去苏区，1933年10月化装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为由强行剥夺权力，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
1933年4月下旬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美国共产党员，化名弗雷德）到上海。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赖安到中国，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局组织工会与反帝工作。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贝克到“到上海从事工会工作”，于1934年5月抵达。
关系中断
1934年3月下旬，曼弗雷德·施特恩被召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1934年8月初埃韦特被召回，远东局成员剩下赖安、赤色职工国际驻华代表贝克、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叛变。1934年10月赖安被召回，远东局实际上停止工作。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的努力无结果。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召回。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在1926年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1926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蒋介石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苏联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切断与各国共产党的正式、附属关系，从而减低苏联的政治责任。但苏联仍对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力。
非基督教运动
陶飞亚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共产国际曾在幕后策划和推动非基督教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1928年6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会议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今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常驻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在此之前设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1928年6月到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历时12年，前后共有四届代表团。
1928年之前的代表
1925年，蔡和森
1927年，向忠发
第一届
从1928年6月至1930年7月：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
第二届
1931年9月至1937年11月：王明、康生（1934年）
王明〔陈绍禹〕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一说陈绍玉），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克劳白夫等，安徽金寨县双石乡（现属安徽六安市）码头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对其评价为：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康生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曾化名赵容、张溶，笔名鲁赤水，男，山东诸城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人物，生前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死后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1935年起，随着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工作和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1935年7月25日至8月7日），王明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根源在于当时的世界特别是欧洲政治形势下，共产国际总结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而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王明从共产国际“六大”和他本人的“左”倾观点出发，成为坚持错误意见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在1934年共产国际“七大”筹备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肃批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索波列夫主编、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1年版的《共产国际史纲》记载：
“在讨论过程中也表达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贝拉·库恩、洛佐夫斯基、克诺宁和王明——起初还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作一定的修改。他们要求对革命高潮的成熟程度作更高的估计，使共产国际陷入不现实的预测之中。他们起初坚持说，社会民主党仍应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支柱，右倾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革命工会应该保持独立，等等。但是，在深入的讨论过程中，这些观点逐渐被克服，主张这些观点的人也承认要修正自己的看法。1934年6月至8月预备委员会的讨论，奠定了共产主义运动新政治方针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 495/1/3/201-204”
1971年王明还在世而且就在莫斯科，苏联又出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而大力扶植和宣传王明的历史功勋、中共元老地位，这段记载证明了王明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左”到什么程度、受批评到什么程度。
李光（即滕代远）1934年底到达莫斯科，并进入中共代表团工作，1935年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是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稿军事部分的起草人。陈潭秋（化名徐杰）、潘汉年（化名白林）、邓发（化名方林）、高自立、曾山（化名唐谷或唐古）、孔原、曾涌泉、杨松、赵毅敏等。1935年5月，遵照党中央关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的决定，陈云（化名史平）从四川泸定到上海，于8月底9月初抵达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3名正式代表之一，并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接见。吴玉章主管宣传工作，负责在巴黎出版中文版《救国时报》。潘汉年在陈云等的主持下，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始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接触。秉承共产国际七大的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杨松执笔起草了给东北的《六三指示信》、《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由王明、康生签署发表。
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国际主席团委员、执委会执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整个亚非拉民族殖民地工作。但从共产国际“七大”起，根据各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转移到制定国际共运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策略上，原则上停止干涉各党内部事务。1935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机关结构的决议，明确指定“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同时任命杨松（俄文名瓦西里耶夫，前任吉东特委书记，1937年回国任《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兼中宣部副部长）和郭绍棠（俄文名克雷莫夫）为国际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协助季米特洛夫工作。毛泽东曾充分肯定“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
1935年10月2日，中共代表团组建了满洲问题委员会，史宾（史平之误，即陈云）、唐古（即曾山）、孔原、白林（即潘汉年）、冯空（又作冯康，即魏拯民）、吴平（即杨松）、一民（即赵毅敏）等为委员，成为东北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上级领导。
1935年12月23日，在由米夫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1936年1至3月中国工作计划中，满洲工作统一由杨松负责；康生（共产国际七大后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被指定主要负责华侨、海员俱乐部、学校、筹备中共建党15周年纪念等项工作，并会同梁朴（即饶漱石）共同负责工会工作，会同杜宁（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共同负责改组中国救济会工作。
陈云成为代表团主要领导后，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和给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八分校（主要培养东北抗联干部）授课时，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指长征初期）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大力宣传了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誉为国际共运的五大“英勇旗手”之一，其他四位旗手是在监狱中和法庭上与德、日法西斯斗争的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日共中央委员市川正一、匈牙利拉科西。甚至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做中国问题报告时，出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经全世界代表听到之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万岁的空气，延长到五分钟之久”的场景。毛泽东缺席当选为第七届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5年底1936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毛泽东传略》一文，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军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领袖之一”、“斯大林在中国底最好的战友”、“最高的领袖”，表示“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下的，在巴黎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救国时报》，累计发表毛泽东著作20篇、照片15幅，其中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照片共发表6次，该报刊从未刊发王明照片；发表毛泽东生平1篇，即斯诺著《一个卓绝的伟人》。《救国时报》实际上承担了中央党报的职能，特别是成为孤悬敌后的东北抗联学习党中央精神、了解国内外局势的几乎唯一的渠道。
第三届
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王稼祥
第四届
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时
余声
1956年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中办秘书局副局长裴桐（负责档案工作），率田风起、乐尔耕组成三人接收小组赴苏联，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接收了两万余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历时一个月完成交接任务，档案安全运抵北京，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这批档案，包括中共中央和一些地方机关、中共一大至六大党代会文件；“五卅”惨案和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材料，如孙中山的声明、讲稿等。这些档案材料反映了中共早期历史和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极为珍贵。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都由于建党初期没有妥善的档案工作，国内没有保存下来；都是从这个渠道获得了保存在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原件，再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反共产国际协定
反共产国际协定 （又称防共协定，德语：Antikominternpakt，日语：防共協定）是纳粹德国与大日本帝国在1936年11月25日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协定，由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签署。此协定后来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在1939年最初的签署国只有意大利王国、匈牙利王国、满洲国和西班牙国。1941年时，这个协定的签署国包括了保加利亚王国、汪精卫国民政府、克罗地亚独立国、丹麦保护国政府、芬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罗马尼亚王国、斯洛伐克。
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与德国外长（英语：Foreign Minister of Germany）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时的照片
协定包括3条正文、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档案。主要内容有：缔约国相约互通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紧密合作，协定和采取必要的防止措施；对“受共产国际威胁的第三国”采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请其加入本协定；设定常设委员会，协定反共事宜。秘密附属档案规定：当缔约国一方遭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并立即商讨“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该协定的签订是德、日、意法西斯为扩大对外侵略相互借重力量的产物，标志着轴心国的初步形成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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