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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远东书记处最初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拨款和建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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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29日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近指导东亚、东南亚工作。由维经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拉菲斯负责出版工作、格列尔(教授)负责工会问题、福京(年轻人)负责青年工作，以及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远东局，以维经斯基为主席。还有曼达良(切尔尼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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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18日，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组成远东局苏联代表团，在上海聚集并立即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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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局吸收了青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作1年的纳索诺夫。中共派出陈独秀化名老头子为驻远东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学家为常任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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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参加中共执委会工作。其间，中共许多重大决策是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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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批准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新的人员组成：鲍罗廷(化名银行家）、罗易(化名约翰逊）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一名代表，并拟由当时并未在中国的列普赛任远东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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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远东局原成员福京和曼达良离开中国。4月9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解散了远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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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至5月9日参加完中共五大后，维经斯基很快被召回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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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为协调政治代表和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增补布留赫尔 (化名加伦、乌拉尔斯基)。6、7月间，罗易和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在他们的继任者牛曼和罗米纳兹 (化名伯纳)到达中国之前，只剩下了布留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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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 ，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中国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布哈林、拉斯科尔尼科夫、布朗，以及候补委员马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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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决裂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为八七会议。1927年11月，罗米纳兹返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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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东方书记处，负责人库西宁。1928年3月，东方书记处成立军事委员会，主席别尔津，成员有米夫、布柳赫尔、赫梅廖夫、马马耶夫、苏兆征、向忠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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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赤色工会国际派驻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书记米特克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乔治·哈迪)在中国履行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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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代表牛曼继续在广州工作。阿布拉莫维奇(化名阿尔诺、阿尔布列赫特)和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在上海。1928年4月米特克维奇返回莫斯科后，由阿布拉莫维奇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职责，直到1929年初。1928年6月12日，东方书记处决定成立常设中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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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操纵秘密召开中共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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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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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7日-9月1日的共产国际六大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原来的11个书记处减为8个，其中之一是东方书记处，其领导人是库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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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东方书记处委托，10月29日起，米夫着手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11月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不同时期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人员有：米夫(负责人)、阿尔诺特、瞿秋白、张国焘(晚些时候黄平)、库丘莫夫、加藤、舒宾、纳索诺夫、阿布克夫、别尔津、格列尔、弗赖耶尔、沃林、马季亚尔、瓦西里耶夫、马祖特 、邓中夏、罗登贤、王若飞、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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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效地解决组织和技术性问题，从1928年底工作到1929年成立了小中国委员会(库丘莫夫、米夫、瞿秋白、张国焘)和在必要情况下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参加的专门的中国问题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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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局
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远东局负责人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中央代表格哈德·埃斯勒（化名罗伯特）、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英语：George Hardy (labor leader)）（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赤色工会国际的另一位代表с·斯托雅尔替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Г·别斯帕洛夫（马西）。在恢复党、工会、共青团组织中给中共中央很多帮助。1930年2月到8月雷利斯基在莫斯科，由埃斯勒代理负责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和肯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充分肯定、信任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远东局的新班子：米夫为远东局书记（1930 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国），成员有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1930年8月至1931年8月在上海）、埃斯勒（罗伯特，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斯托利亚尔（在中国工作到1931年6月）、别斯帕洛夫(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4月)和米林（即盖利斯，苏联红军总部第四局人员，只有一只胳膊，1930年9月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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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军事小组组长，1931年4月回国）。
1930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己全部回国，又由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的白色恐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陈绍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1931年4月，发生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下旬，远东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陆续撤离上海，米夫和盖利斯、别斯帕洛夫一起离华，1931年6月鲁德尼克（牛兰）及其妻子被捕，接下来远东局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9名成员中的7位)，代表机构（远东局）事实上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只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茨维伊奇留在上海至1932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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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王明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要求，经米夫同意后，便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并于11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王明任命其为代表团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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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3日与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两次开会讨论东方书记处领导班子，决定由东方书记处三位副主任米夫、马季亚尔、萨法罗夫组成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集体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米夫负责总的领导，萨法罗夫负责中东与非洲黑人国家，马季亚尔负责近东与所有阿拉伯国家。1932年2月，增补弗赖耶尔为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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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代表格伯特到上海，工作到1935年5月。1932年3月4日，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阿图尔·埃韦特（德国共产党员）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1932年9月到上海。1932年11月远东局在上海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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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由满洲抵达上海，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自愿申请去苏区，1933年10月化装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为由强行剥夺权力，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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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下旬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美国共产党员，化名弗雷德）到上海。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赖安到中国，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局组织工会与反帝工作。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贝克到“到上海从事工会工作”，于1934年5月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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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断
1934年3月下旬，曼弗雷德·施特恩被召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1934年8月初埃韦特被召回，远东局成员剩下赖安、赤色职工国际驻华代表贝克、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叛变。1934年10月赖安被召回，远东局实际上停止工作。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的努力无结果。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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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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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在1926年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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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1926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