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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蓬草 于 2024-8-19 11:41 编辑
哲学印象:逻辑学之三段论
蓬草 2022年4月1日
本是倚天剑,千年为至尊。 偷窥一寸雪,亦可抖精神。 (读《三段论》,蓬草 2023年7月3日)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思维推理方面,尤其是他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其表达形式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表达形式如下:
凡是人都是要(有)死的(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是要(有)死的(结论)。
三段论是与归纳推理相对应的演绎推理,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思维工具。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学是进行哲学思考和获得知识的工具,因此逻辑学可以看作是哲学的基础或前提。他的弟子们后来把他的逻辑学著作编辑成书,统称为《工具论》。但是它的这个作用曾遭受很大质疑。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很不满意,在《新工具》这本著作中,培根强调了归纳法的重要性。后世公认,培根的著作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也有很多人认为:三段论的大前提蕴含着结论,似乎就是重复着已知的东西。据此,有人认为三段论推理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知识。
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至少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要深入认识事物,就离不开理性思维,摆脱不了演绎推理。那么三段论如何能够成为思维的工具呢?用一种非常感性的说法,三段论仍然一把剖析思维推理过程的利剑。它虽非万能,却必不可少。我们不妨试着将这把利剑拔出一两寸,见识一下它的寒光。
第一,三段论和其它逻辑推理一样,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或减少思维本身的错误。如果三段论的前提正确而推理错误,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我们从错误的前提出发,运用错误的推理,也有可能侥幸碰到正确的结论。不过这太不可靠,而且这种经验会进一步强化我们错误的思维方式。避免思维错误是避免自相矛盾,获取知识的重要前提。其实在建立逻辑学之前,人类就已经进行逻辑思维了,只是还没有形成理论。例如,苏格拉底在进行哲学思考和追问时应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提出问题,然后从各种解答中找到逻辑错误,从而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二,三段论可以帮助我们把知识系统化,使零散的知识有序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生物科学中特别明显。三段论的基础就是区分属和种差,从而使我们能够建立复杂的分类体系。比如,我们可以试着对一些动物做这样的分类:脊椎动物是有脊椎骨的左右对称动物;哺乳动物是能够通过哺乳养育后代的动物;灵长类是生存于陆地,大脑发达,具有灵性的哺乳动物;猿是没有尾巴的灵长类动物;人是直立行走的猿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会理解某种动物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理解关于这种动物的个别知识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比如生物学家观察到鸭嘴兽和针鼹的残骸中发现了乳腺,就可以不仅断定它是属于哺乳动物,而且即使没有见到它的脊椎,也可以断定它属于脊椎动物。
第三,三段论中的大前提虽然蕴含着结论,但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我们却不一定一提到大前提中的一般性知识中就直接得到结论中个别知识。例如,生物学家已知:所有能分泌乳汁的动物是哺乳动动物(大前提1)。他们又观察到鸭嘴兽能分泌乳汁(小前提1)。由此推出结论:鸭嘴兽是哺乳动物(结论1)。这个推理过程和哺乳动物的其它特性无关。但是当动物学家联想到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大前提2),他们就可以依据鸭嘴兽是哺乳动物(结论1变为小前提2),从而推断出鸭嘴兽是恒温动物(结论2)。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恒温和鸭嘴兽这两个概念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学而不思则罔”,没有推理,知识就无法融会贯通,潜在的知识就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进行这个推理的条件是在两个独立的大前提之间建立联想,而这个联想的基础是两个大前提都是对同一事物的描述。也就是说,这种推理要由联想来触发,而推理本身则必须遵循逻辑(例如,哺乳动物的概念必须保持同一)。
第四、数学定理和数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演绎推理。提出数学定理可能需要联想、想象、类比、顿悟和直觉等非逻辑心理过程的参与。数学定理的严格证明都是依赖演绎法实现的。按照数学家的说法,数学归纳法也是演绎法,或者说是披着归纳法外衣的演绎法。欧几里得体系是在几条公理的基础上依靠演绎法建立的。与此相对应,逻辑学的发展也与数学密切相关。最严密的逻辑表达形式不是用自然语言,而是数学语言。或许由于这些原因,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往往是数学家或对数学极为感兴趣:例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布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布尔创立了布尔代数或布尔逻辑;罗素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写了《逻辑哲学论》。
第五,运用三段论可以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经过归纳推理得到的,这两个前提都有可能是错的。三段论本身与前提的正确与否无关,不管前提如何,推理本身是有效的。正确的前提加上正确的推理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错误的前提经过正确的推理必然得到错误的结论。这第二个方面特别重要。
我们做科学研究时,先是提出一个假说,由此推论应该观测到什么结果,如果结果不符合推推理得到的结论,而且经过反复验证别的步骤都没有错误,那么假说就是错误的。不断提出和验证假说,科学才能发展。因此应用演绎推理具有巨大的认识论意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大前提是根据不完全归纳总结出来的,因此这些大前提就存在错误的可能。要推翻大前提的一般性论断,就得依靠演绎推理加上证明个别结论的错误。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哺乳动物都有快眼动睡眠,于是归纳出大前提: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快眼动睡眠。由于海豚是哺乳动物(小前提),我们推论海豚也有快眼动睡眠(结论)。可是当科学家记录海豚的睡眠时,发现它们并没有快眼动睡眠。这样,通过实验检验,我们就推翻了结论。但是没有演绎推理,我们只能推翻这一单一结论。而有了演绎推理,我们就能推翻大前提的一般性的论断(所有哺乳动物都有快眼动睡眠)。推翻了大前提,就可以使我们避免把它当作教条,从而少犯错误。在这里,归纳和演绎是互补的,不可偏废。
作为一个特例,生物学上的分类原则也是基于大量的归纳推理而建立起来的。有了分类的原则,生物学家就会在观察到新生物时将其归入某一类生物或创建新的种属。由于生物种类的庞杂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种分类体系也就必然存在着缺陷。因此新的观察往往会推翻已经建立的一般性判断(或大前提),从而导致生物分类的改变。在归纳和演绎交互作用动态的过程中,生物学的分类体系才逐步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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