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中的文灾字祸歧义（诗词文字狱的姐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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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海自荐案

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四月，江南宁国府武学生员李超海（宣城人）向安徽学政德风出具呈文，请求考试武生时拔取他，并献上自己所著的《武生立品集》。李超海因历次乡试不中，牢骚颇盛，如云："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为甚"；"重为君重，轻为君轻，若何文重武轻"；"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心"及"大明进士"等。德风从书中检出"狂悖"言词，奏报朝廷，乾隆皇帝谕令查处，李超海被拟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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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譄投呈奏折案

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七月，寓居京师的山西高平人严譄到大学士舒赫德府宅投呈书信与一件奏折，请求舒赫德把这件指责贪官污吏、请立皇后的奏折转呈皇帝。严譄在都察院做过书吏，役满留京在一家旅店当账房。他听到不少关于皇上与皇后关系的议论，因而上书献言，除奏折外他还写了一封《呈四阿哥启》，因故未投呈。舒赫德接到呈件，立即拘禁严譄，并派人搜查他的寓所，搜获奏折底稿和《呈四阿哥启》。

由于所议之事涉及宫闱，乾隆皇帝对案件非常重视。办案人员对严譄严刑逼供，拘讯严譄在京所结识人员和老家亲属，追查消息来源，最后照"大逆"律定拟：严譄凌迟处死，家属从坐。乾隆皇帝命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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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翱投书案

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月，湖南安化县八十六岁的刘翱在省城向巡抚颜希沈呈献他早年著的《供状》书。刘翱粗通文字，《供状》捏造康熙帝颁给陈鹏年的谕旨，称颂雍正帝继位之正，指斥曾静、吕留良。他自以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数十年间一再向官府投献此书而遭拒绝。此次听说朝廷征集遗书，便不辞年高，亲自到省城投献。他还在书后添写了几句话，内云："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颜希深拘审刘翱，问到献书动机，刘翱供称："当年呈递，原有邀恩妄念。如今衰迈，并无他望。因编集是书曾费数年心力，其中或有可采，亦未可定，不甘埋没。"颜希深派人搜查其家，拘讯其亲族乡党，没有发现新的情况，便上奏朝廷。新任巡抚李湖提议比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治罪，乾隆皇帝命把刘翱发遣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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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蕃投呈秦疏案

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六月，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王大蕃在江西南昌想同乡程景伊（在朝充协办大学士）写信，要求代呈奏疏。疏中随意编造贪官虐民的情况，以及征粮、关税、考试等方面的弊端。结果，比照"假以建言为由，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例，加重一等发遣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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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献策案

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九月，六十岁广西生员吴英在省城桂林拦住布政使朱椿的大轿，呈献《时务策》一篇，请求代奏。策中提了五条建议：蠲免钱粮；添设社仓、义仓；免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其中第一条有两处文字犯御名，且有"狂悖"语句，如称朝廷减免钱粮，"其恩未元，其泽未长"。因而遭到逮捕，家属十多人也解到省城受审。最后，广西巡抚姚成烈依"大逆"律定拟：吴英凌迟处死；二子、一弟、一侄斩立决；妇幼配给功臣家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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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家鉴试卷写条陈案

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八月，艾家鉴参加本省乡试，作文不成，写条陈请主考转奏。他原先常在衙门帮书办缮写文册，知道一些公事、禁约之类，于是就地方事务写了几条建议：鹤峰州学进学各额原为八名，请增加四名；州城兵营军粮原由荆州北路运送，请改南路；州属每年征黄柏税银十四两，请免征，等等。条陈开头还编了四句诗："妄求名誉赴科场，忽忆弊端敢缕杨？下顾今朝枉到此，惟祈百姓颂君王。"乾隆皇帝命治其"妄控"之罪，比经照"蓦越告机密重事不实，发遥远充军"例，把艾家鉴发遣乌鲁木齐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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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知邺献诗案

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月，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抵达浙江。临海县训导章知邺不听学政窦光鼐劝阻，硬要向天子献诗。窦光鼐奏上其事，乾隆帝当即召见章知邺，命他作诗，结果诗作拙劣。章知邺竟又表示愿意从军。乾隆帝不能忍耐，把他革职充军辟展（今新疆鄯善）。章知邺在戍地作笔记"妄为悖逆语"，诬陷窦光鼐，终于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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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呈书案

王珣是直隶盐山（今河北盐山）人，家有围屏十幅，上写王勃《滕王阁序》全文；又有对联一幅，上写："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围屏字幅和对联都出自"乩仙"之笔。他为此编了四本书，叙述"神书"、"神联"的来历，并"申明《四书》大义"，认为历史上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都不对，臣子应该守本分，即使断头也不该接受君位。为了讨好满清，他把所引《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一句的"夷狄"二字改为"义帝"。王珣之兄王琦进京投呈，官府拘捕了王珣兄弟及诸葛移等人。办案人员认定王珣"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妄图哄骗银钱，甚至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照"造作妖书"律定拟：王珣斩立决，王琦充军乌鲁木齐；盐山知县陈洪书坐失察罪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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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天豹献历书案

直隶高邑（今河北高邑）人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历》一部，预拟年号三十余个，意在颂扬清朝国祚长久，将超过号称八百年之久的周朝。书中把乾隆一朝年限定为五十七年。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四月，智天豹打听到乾隆帝将谒西陵（在今河北易县），指使门徒张九霄背负《万年历》在御道旁守候，准备拦驾呈献。张九霄被吏役拿获，智天豹也被捕。最后，智天豹以妄造年号，不避庙讳，捏造先帝显圣的谎言等罪，斩立决，张九霄秋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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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后献书案

刘裕后是山西兴县人，行医为业。他父亲是黄河上的筏工，不幸于乾隆初年溺死。刘裕后昼夜哭泣，遂成疯症，十多年来时发时止。其间写成《大江滂》一书，书名取义是：父亲身沉大江，使孝子泪雨滂沱。二十年（公元1755年）五月，刘裕后行医至山西保德州，正逢山西学政按临主试，便闯进试院投呈《大江滂》。他以为书能转奏，不料当场被当作罪犯拿获。经检查，书中自比圣贤、仙佛，称颂父祖至于僭拟帝王，以及讥刺朝廷等。山西巡抚请准圣旨，把刘裕后杖毙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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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鼎试卷写表文案

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八月，五十岁的徐鼎应浙江乡试。他无意按题目作文章，却把事先写好的一篇《平缅表》默写在试卷上，然后在考场上自缢，经抢救脱险，移交审讯。徐鼎交代说，临试前夜他睡在号房内，听见有人呵斥他，不许他在场内作文；又见一个大胡子把帘子揭起，眨眼不见。受此惊吓，他想寻死，又觉得死得没有名目。三月间，他见抄报上有征剿"缅匪"的消息，曾做过《平缅表》，打算进呈。《平缅表》都是歌功颂德之词，不致惹祸，但徐鼎的行为严重犯规处，杖一百，革去生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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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起炎注经呈词案

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爱慕两个姨表妹，写了一篇长长的呈词，借以请皇帝做媒。第一部分是关于《易经》、《诗经》的问答，共三十则。每条都假设皇帝"陛下"任意取《易经》一两句发问，然后由"臣"（冯起炎）任意取《诗经》若干间句作答。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呈词的第二部分是冯起炎对《易经》经文的解释，共十四条，引喻失义。冯起炎用以上两部分来显示才学，为第三部分开路的，第三部分才是全篇呈词说道："臣尝到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冯起炎把呈词揣在身上，于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正月进京伺机投呈。二月，乾隆帝将往易县谒陵，冯起炎闻讯便赶赴车驾将要经过的长辛店一带守候，被官役拿获。署直隶总督袁守侗在奏折中作称："查冯起炎以婚姻细故私写呈词，欲于仪仗前呈递，实属蚩妄不法。其图娶人女虽迹类疾迷，而语言尚属清楚，又安知非色令智昏，肆其狂吠？自末便稍为宽货。且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献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乾隆皇帝朱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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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容可以丁文彬书获咎
番禺庄容可中丞有恭尝为学使，一日出行，有丁文彬者献书于道左，庄谂其夙有心疾也，置不问。及擢巡抚，则事隔五年矣，而丁之书为人所劾。高宗大怒，下严旨于庄，责令呈进备观览。庄复奏，以寻觅不见为言。高宗谕曰：“丁文彬指斥本朝，妄肆诋讪，庄有恭之意，盖恐进呈此书，则罪戾显然，故藉词寻觅不见，以避重就轻。夫大逆不道之词，岂有曾经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系闻信查出，私为销毁耳。庄有恭受朕深恩，不应狡诈为鬼蜮伎俩至是也。其罪不在巡抚而在学政，且欲保全学政俸禄养廉耳。着照伊学政任内所得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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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彬著书案
丁文彬是浙江上虞人，读过几年书。略晓文义。他想著书求名，抄袭而成《文武记》、《太公望传》，于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呈献江南学政庄有恭。庄有恭收了丁文彬的书又把这两部书增补改写为《洪范》、《春秋》。作者在书中以"天子"、"王帝"自居，并且大行封赏：父母封"王"封"后"；兄、叔等人封"公"封"太宰"；暗自恋慕过的一董姓女子封"妃"。丁文彬年幼时，叔祖丁芝田在山东任教官，与孔府衍圣公某订交。丁文彬随这位叔祖在山东住过几日，终身不忘，藉此想入非非，在《洪范》、《春秋》中妄称该衍圣公曾将其二女许配给他，于是分别封"后"、"妃"，孔府其他人也封予高官显爵。丁文彬还编造《时宪书》，自拟国号"大明"（后改"大夏"），年号"天元"（后改"昭武"），自画钱币样式，自订冠婚丧葬制度等。十八年（公元1753年）五月，三十八岁的丁文彬携带《洪范》、《春秋》和《时宪书》等来到曲阜孔府，向素不相识的当代衍圣公孔昭焕献书、攀亲。孔照焕呈报山东巡抚，巡抚上奏清廷，最后照"大逆"谋反例把丁文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他的亲属及看过"逆书"的王士照等人分别判斩监侯、杖、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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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刷卖《孔明碑记图》案

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浙江有人出售《结盟图》和《惩匪安良图》板片，李浩觉得有利可图，便买下板片自行刷卖，又自编《孔明碑记图》，加印其中。八月，被瑞安县拿获。《孔明碑记》传单上有五句"隐语妖言多不可解"题记，其中一句是"两两相争不见天"。据李浩说，他在老家从熟人那里见到这份传单，就请工匠刻成图文相配的印板（刻有石碑和孔明像），随时刷印，连同另两图一同出售。

案发后，福建、广东两省官吏对《孔明碑记图》的来历进行彻底追查，拘讯了一大批人。另两图是劝人行善的，无不法字句，但因为与《孔明碑记图》结缘，也受到追查。最后谣传的来历则越查越糊涂，极其例外地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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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功编造诸葛碑文案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林志功编造所谓诸葛碑文，投进知县饶晋均轿内，当场被捕。审问中，林志功称碑文语句是三茅君（道教神仙）口授给他的。闽浙总督杨廷璋、浙江巡抚庄有恭联衔上奏，以林志功"妄称诸葛，自比关王，情类妖言"，拟依"造谶纬妖书传用惑人不及众"例，把案犯解刑部发遣黑龙江、宁古塔等处给与披甲人为奴；其叔父林鸿瑞虽不知情，也应依律治罪，因年老准其收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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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元投呈字帖案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福建南安县人林时元投递字帖，字帖杂糅"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令公"、"林家府"、"第一军师"、"贤臣"、"龙翁"、"龙母"等词句。地方官奏称"该犯实系病发疯狂，并无为匪实迹"，拟照"妄布邪言、书写张帖、煽惑人心，为首"例判斩立决。乾隆皇帝得奏，对"实系病发疯狂"之说大为不满，传谕无论真疯假疯都应严加刑讯，明正其罪，以儆戒众庶。三月，林时元在省城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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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元编写逆词案

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寓居湖北恩施的流亡文人刘三元（原籍湖南溆浦）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乾隆皇帝朱照"大逆"律，刘三元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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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梁逆书案

王作梁又名王坤治，江西南昌人，略知文墨，随兄王才宗在安徽安庆学做生意，认识当地商人金懋明，后得疯症被送回老家。四十四年（公元1779）三月，他在家写了四封书信，作一包托人带给金懋明。金懋明收信见背面写有"坤治元年"字样，惊惧万分，当即呈官。安徽巡抚裴宗锡据以上奏，乾隆帝谕令江西巡抚海成捕讯犯人。海成遵谕办理完毕，因王作梁"书符写怪，妄称年号"，奏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兄王才宗缘坐斩决，其余免议。最后王作梁如拟处死，王才宗改为秋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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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思藻《吊时文》案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夏秋间，江苏常熟一带闹风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朱思藻摘取《四书》中的一些词句，如"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之类，添加一些话，凑成一篇《吊时文》，藉以排遣伤时之情并向来访的亲戚张世美夸诵。张世美把它带回家中叫儿子抄了一份，随手塞在身上。张世美外出讨债，误将抄文连同债约一起付出，结果落在监生景如梓手中，景如梓到官府出首。案件逐级上报，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悔慢圣言，鸱张讪谤"的罪名请旨将朱思藻处斩，张世美重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其余有关连的人也受到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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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雍和呈词案

十七年（公元1752年），江西泰和县童生李必亨独自往四川寻找逃亡的仆人，在蜀地盘缠用尽，困境中算命乞讨，受尽凌辱。他到处投诉求助，张贴呈词向各界告哀乞怜，人们反而把他当疯子，最后被官府递解回籍，沿路所受折磨不待言说。回家后李必亨由绝望而狂愤，胡乱写成一篇"逆词"，责怨上天，责怨孔子，以"尔""汝"称呼皇帝，指斥乾隆。

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六月，江西学政谢溶生按临吉安府考试生、童。李必亨改名李雍和应试，乘机把诉苦的呈词和怨天尤人的"逆词"偷偷塞在学政行李中，谢溶生回省后事情发露。李雍和被捕解到省。江西当局照"大逆"律上奏定拟：李雍和凌尽处死，枭首示众；胞弟李大有斩立决；李雍和妻、幼子、幼侄解刑部，配给功臣之家为奴，清廷照准，只改动一条：李大有秋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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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寂元呈词案

王寂元原名王献璧，甘肃成县人，读书无成改学医，后又做过和尚，法名寂元，遂称王寂元。他身患疯症，时好时发，经常捏造神佛下凡的妄言以诓编钱财。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九月，陕西学政钟兰枝到甘肃阶州考试生、童。王寂元闻讯，编造了一份后来被指为"肆其狂吠，恣意谤讪"的"逆词"。共"大逆"的程度，连后来办案的官吏都不敢抄录引用，所以至今无从知其片言只字。钟兰枝路成县，将进公馆落宿时，预先埋伏路旁的王寂元冷不防将"逆词"投入学政大轿，自己乘夜色掩护逃之夭夭。王寂元在"逆词"中直置已名，官府没有费多大工夫便把他缉拿归案。审讯中，王寂元供称做这种事时疯病发作，身不由主。官府不由他分说，径依"大逆"律定拟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家属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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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世进呈词案

柴世进是江苏山阳（今淮安）县船工，家庭连遭不幸：妻亡之后，儿子落水淹死，本人思子成疯，时发时止。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正月，柴世进疯病发作，手持红纸包闯入两淮运使衙门，当即被吏役拿获。经检查，纸包内有字纸九张，都写满"逆词"，甚至有"大逆不道"字句，接着又在他住过的地方和他弟弟柴世禄家中搜得同类字纸。原来这些字纸上的"逆词"都是柴世进从小说书上胡乱摘抄来的。江苏巡抚明德却郑重上奏，题为"为拿获造作逆词人犯，请旨亟正典刑，以彰国宪、以快人心事"。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已批准刑部等衙门核批，及看过"逆词"材料后，认为不值得上报复审，命就地杖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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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起玲以由衷言褫贡生
段松庐名起玲，乾隆时之新化岁贡也。刚介狷狭，其学以坚苦朴实为主，躬耕授徒以养母，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交。着《由衷言》内外篇，自道所得，亦心斋、二曲、刚主诸人之流也。尝于众中面讦人过，为怨家所忌，阴结其徒，挟所著内外篇，以诽谤上告。时书禁甚严，几蹈文网。当事有知之者，按其书，实无狂悖语，乃坐其徒以诬告罪，然松庐之贡生亦被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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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绶刻《硕果禄》、《介寿辞》一书
沈大绶刻《硕果禄》、《介寿辞》一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乾隆四十四年(西元1779年)，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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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请谥案
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会一是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博野尹嘉铨，由举人历官至京卿，乾隆辛丑，以布政使休致。高宗南巡，嘉铨遣子赍奏请，为其父元孚侍郎会一请谥，并从祀孔庙。高宗震怒，派英廉、袁守侗二大臣检查嘉铨所廿者各书中有悖谬处，谕云：“朋党自古大患，皇考世宗御制是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示。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之语，颠倒是非，显悖圣谕。且大有‘为帝者师’之句，俨然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堪为朕师傅否乎？昔韩愈云：‘自度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也？又所著《名臣言行录》，将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悉行胪列，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子孙恩怨，即由此起。又伊在山东藩司任内，面求赏戴花翎，敢于朕前自述对伊妻言，如不得赏，无颜相见等语，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深鄙其人，实自此始也。至其托言梦中神人告以系孟子后身，当传孔子之道。又朕制《古稀说》，而伊乃自号古稀老人，且娶年逾五十之处女为妾，所行种种乖谬，正如少正卯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所必诛者。伊从前经朕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终其余年，乃恶积贯盈，自行败露，此实天道昭彰，可为天下盗窃虚名妄肆异议者戒！尹嘉铨着即处绞。”然胶州逄福陔观察则尝告咸阳李孟符主政曰：“嘉铨虽奉严旨，旋蒙赦宥。盖爰书已定之明日，高宗知某之与嘉铨契也，命其往狱宣诏，并赍赐御厨酒肴，阳为己所携入，以与之饯别者。谕令酒罢毋遽就死，先以嘉铨所言，暨饮食与否，回奏俟后命。某遵旨往，有顷复奏，谓嘉铨谢恩就坐，颜色不乱，惟深自引咎，谓负圣恩。凡饮酒三杯，食火腿肥肉各一片。上微哂。俄召嘉铨至，先数其罪，后乃宣旨，赦令归田。又问尚有何奏嘉铨，奏云：‘蒙皇上天恩，至于此极，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颓，无以图报，祇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万寿，国家升平，虽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间断。’上大笑曰：‘汝尚欲活至百年乎？’因挥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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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拦舆献策案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朝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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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塾家藏江统的《徙戎论》
乾隆四十五年，山东寿光县人魏塾，这个人是县里著名的刺头子，因为山东巡抚国泰借口乾隆东巡泰山，所以私自加税，他就带头呼吁大家不要交税，这样，他就成了地方官的眼中钉，就派人去搜查他家，一搜搜出一本江统的《徙戎论》，江统是西晋时人，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西晋朝廷征发北方少数民族人充实到中原地区所造成的，所以江统就写了这本《徙戎论》，分析局势，总结教训。魏塾在上面有这样一句注解：“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就是这句话惹了大祸，“戎”、“胡”等字触犯了乾隆的忌讳，因此魏塾斩立决，家属斩监候。
•        《徙戎论》是西晋文士江统所著[见本书第六章]，大意列述历史上汉族王朝对异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劝惠帝把五部之民迁徙于西北边远地区，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求得晋王朝的长治久安。

山东寿光人魏塾读《晋书•江统传》，对传中载录的《徙戎论》发生兴趣，便把它另纸抄出，并在抄文末尾加了一段百来字的批语，表达读后感想。他恨晋惠帝不听江统之言，以致酿成"五胡乱中华"的混乱局面，最后说："然岂独晋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乾隆二十二年，南疆回部***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布那尼敦与霍集占倡众叛乱（后被清军平反），所谓"后绪"指的就是这次事件。魏塾不过是对时事发一点感慨，案发后，官府却认为是对当今盛世的毁谤，照"大逆"律拟凌迟处死，家属从坐拟斩立决等，正在南巡途中的乾隆帝命改为斩立决，家属改斩监候等。

孤鹤

可见直接批评满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评，只是不颂圣，发几句牢骚，有戳穿满清所谓盛世谎言的嫌疑同样有罪。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危险，就算批点古人的意见同样有危险。
类似的案子还有一个，“山东的地方官从一个乡下读书人家里抄出了几部禁书，此外还发现所批的晋江统之《徙戎论》，当作要案上奏，结果得圣谕，‘斩立决’了。读书人在旧书上写些批语，发点议论，原是平常事，为什么会招来如此的严惩呢?首先是因为江统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罢了，现在今人又来加批，称之为“意思深长”，这就不可恕了。……江统的原文结尾说:‘以四海之广，上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新为长也’这里所议论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讳，以清之臣民竟自赏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大逆无疑了。” 黄裳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乡下读书人的名字，这是应该补上的，此人是魏塾，他敢批点《徙戎论》，确实比批点《赵壹传》性质要严重得多了，将其从凌迟改为斩立决，从乾隆一伙一贯的作风来看，倒也确为名副其实的宽大处理了。

孤鹤

程树榴诗文序
安徽省贡生程树榴在他所刻的诗文序言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乾隆对这句话左看右看不舒服：“天有什么老少，肯定是这家伙对最近的王锡侯案不满，所以故意借造物来比拟我，讽刺我老头子，说我越老越辣。这个人心机大大地坏。”于是，判决程树榴斩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