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0
注册时间2020-1-19
威望737
金钱4742
贡献3385
金牌会员
 
威望- 737 点
贡献- 3385 次
金钱- 4742 枚
|

楼主 |
发表于 2020-2-26 09:56:37
|
显示全部楼层
61.也谈诗歌写作“流行病”
重阳jm/文
近读《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4月总第4期,谭五昌博士《当下大学生诗歌写作“流行病”》一文,受益多多,感慨多多,疑惑多多。不能一言而尽,只就其中几点简言之,诚望向谭博士请教。
“流行病”之一:选材狭窄,情感陈旧。文中说当代大学生诗歌写作的题材范围,多局限于“乡土”“亲情”“爱情”这单调的诗歌景观且构成了诗歌写作中题材及主题的“癖好”。尤其对伟大的“母亲”崇高的“父亲”成了重点礼赞对象。而对都市生存环境则“一言不发”。因而,谭博士大发感慨地说:“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古老魅力,却难得从中读出现代汉诗的一丝风味。”
我想当代大学生诗人们大概可能多出身于乡村吧!他们对乡村既熟悉又富感情,他们对父母的崇敬,对爱情的憧憬,纯朴天真,可亲可爱。这乡情,亲情,爱情,这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魅力,不管是远古,现代或将来,永远是鲜活的,甚至是永恒的。谭博士怎么就说是“古老”的呢?怎么就没了“现代汉诗的一丝风味”呢?那么“情感”是什么?何谓情感的“新”“旧”“陈”?现代汉诗的“风味”又应该是什么?是“都市生活情调”吗?或是别的什么?
“流行病”之二:作品语言直白、通俗,呈现散文化或歌词化倾向。谭博士说得很对,当今诗语言被有意无意地“驱逐”出诗歌文本之外。诗语言的散文化确实是个大大的蔽端。然而,诗语言的“歌词化”毕竟要比“散文化”强得多。因为中华诗是“韵文”,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无韵不成诗。诗语言的散文化,没了节奏和韵律,实际上就不是诗了,固然不可。但诗语言的“歌词化”则未必不可。因为自古以来,诗、词、曲都是可吟可唱的,也就是说“诗词曲”与“歌词”是相容相依的,不同种也同类。“诗歌诗歌”,诗可为歌,歌亦可为诗,诗与歌同化并无不可。“整首诗通篇押韵,节奏、旋律感特强”是诗歌的典型特征,何谓“流行病”?何谓“宜读(朗读)不宜看(阅览)”?“思想匮乏”固然不可,但整首诗不押韵无节奏不抒情就“宜读宜看”了吗?诗语言的“散文化”固然不可,“歌词化(韵律化)”也不可,那么谭博士的诗语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流行病”之三:趋鹜名家,盲目模仿。谭博士在评说了当今大学生诗群的“克隆性”(完全模仿)或盲目模仿后说:“更有甚者,少数深受‘快餐诗歌’影响的大学生作者还把难登大雅之堂的汪国真当作‘克隆’对象,写下一行行具有汪氏风貌的‘美丽诗句’,更是‘主动’将自己‘放逐’于诗歌的殿堂之外”。我不知道谭博士所说的“快餐诗歌”是什么,也不明白汪国真是怎么“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当今的大学生诗者能写出“具有汪氏风貌的‘美丽诗句’”却又怎么是“‘主动’将自己‘放逐’于诗歌的殿堂之外”的?谭博士的“诗歌殿堂”是什么?里面都有些什么?
“难得从中读出现代汉诗的一丝风味”的“情感陈旧”的“乡土”“亲情”“爱情”的固然不可有,“失去了其真正的诗意品质,称得上‘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也不可有;诗语言“散文化”的固然不可有,诗语言“歌词化”的也不可有;趋鹜名家,盲目模仿的“克隆性”的固然不可有,“汪氏风貌的‘美丽诗句’”的也不可有 ……。而当今的诗歌殿堂被“无韵诗”塞得满满的,几乎容不下其它什么诗了。那么谭博士的那些“可登大雅之堂”的“诗”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又会放在哪儿呢?
2006.06.28
首发2007年8月《艺苑》总195期。
62.中国白话语言的发展 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重阳jm/文
近读《诗歌月刊•下半月》总第4期中《中国新诗的发展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白话语言的发展》(梁小斌答老巢问)一文,受益良多。深感老巢与梁小斌的对话是当今中国人对中国新诗的最深刻最真实的剖析。拉开了中国诗人想弄清中国新诗真面目的序幕,揭开了蒙在中国新诗头上近百年的面纱。一句话:中国诗人终于想弄明白中国新诗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了。特别是“中国新诗究竟‘新’在哪里?”这一问,如同闪电划开了夜幕,如同春雷震憾着大地。
老巢说:“当一个问题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它怎么听都傻。很多人因为回答问题暴露出他们的愚蠢。”我觉得老巢这句话说得非常坦率,也非常勇敢。我不妨也在此亮一回傻气,露一把愚蠢,以求讨教或者共勉。
中国诗歌,由于历史的原因,通常被称为中华诗词。而中华诗词,通常又被指代为格律诗词。因此,中华诗词似乎只能代表中国诗歌而不能统盖中国诗歌。所以,“中国诗歌”或“中华诗歌”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那么“中国诗歌”何以有“新”“旧”之分呢?
也许中国人习惯于将中国古典诗词称为“旧诗”,将五四运动时产生的白话诗称为“新诗”吧。很显然,“新诗”是相对于“旧诗”而言的。由此便产生了“新诗到底‘新’在哪儿?”的问题。梁小斌的回答非常正确:一,它是非诗性的语言;二,它是一种泛诗歌的概念。由此两点,就可断定:中国新诗不是“诗”。为什么?因为一,中国诗是有诗性的,“非诗性的语言”构不成诗;二,“泛诗歌”是广义的。就是说,在广义上是“诗”,在狭义上不是“诗”。正如说广义的“人”,木头人、石头人,稻草人等具有人形的东西都是“人”,但它们都不是狭义上真正的人。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诗”呢?在中国,“诗”是“韵文”,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无韵不成诗。这就是中国诗的“诗性”。而“新诗”是由无节奏无韵律的非诗性语言构成的,所以它不是“诗”。所以,梁小斌感慨而诚恳地说:“中国新诗写作者将会承担一种无名的下场”。当然,这也必定是中国新诗的下场。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诗是由中华民族独特语言,独特文字形成的独特文体。中国诗有其独具的诗语、诗性和章法,它是国语大法的一部分。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诗文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中国诗,不是这个“样子”的就不是中国诗。中国诗是凭着中华民族诗文化的独特性而立于世界诗歌之林的。任何违背中华民族诗文化独特性的行径都不会有好下场。
中国新诗不是“诗”,当然可以是别的什么。“散文诗”是个明智的称谓。它称“诗”但不是诗,是散文,是诗化散文。散文诗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美国诗人惠特曼倡导“打破诗与散文的形式壁儡”,诗与散文没有了形式区别,从此,散文诗盛行于世。二十世纪初,自胡适提出“全面西化”的政治主张,刘半农“从海外盗取天火”创作出第一首无韵诗始,一些激进分子迎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洋诗”引进中国,即所谓“中国新诗”的诞生。其实,“新诗”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所以说“中国新诗”是泊来品,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新诗”。
那么,真正意义的中国“新诗”有没有呢?回答是肯定的:有。那就是中华新韵诗或新韵白话诗,简称“新韵诗”。
那么,“新韵诗”是个什么样子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中国诗歌即中华诗词发展到“曲”之后,也就是元代之后,中国白话语言的文字化、书面化的生发,小说、戏剧、说唱曲艺的产生与发展很快。其中虽都引用了大量的传统诗词曲,但在演唱的过程中,为了适唱适口适意,对唱词进行了不断地大量地改造和创新。特别是一些传统剧目,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不断地修改和更新,已达到极致极美。它们已不再是传统的诗词曲,而是诗词曲的变异形态,在此统称为“唱词”。它们都有中国诗的“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就是中国“新体诗”的萌芽。尽管诗与唱词是有区别的,但它们毕竟都在“诗歌”的范畴之内。
比如京剧(亦称京戏),是中国古老而最具名望的剧目,外国人直称其为“北京歌剧”。京戏里的唱词,最具中华诗词曲的特征和风格,但它已不是传统的中华诗词曲,而是诗词曲的变异。中国各地都有各自的地方戏曲剧种,如东北评剧,二人转,河北梆子,天津柳戏,山西捞子,山东吕剧,安徽黄梅戏,沪剧,粤剧,川剧,湘剧等等,其中的唱词,比比皆是中国诗的“样子”,我们能否认它们就是中国的“新体诗”吗?至于民间小调,小曲儿,歌谣,民歌,顺口溜,打油诗,自度曲等等,更是多的多,它们都有中国诗的“样子”,至少也是中国“新体诗”的好胚子。
晚清时期黄遵宪提出“诗歌革命”,吴芳吉“新体诗歌”的实践,都为新韵诗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白话语言突发性的开放,最早出现了以胡适为首的“有韵译诗”为代表的“有韵白话”诗及之后以郭沫若为首的一大批“有韵白话”诗的出现。而那时的祭祀歌曲,喜庆歌曲,军营歌曲及后来的校园歌曲,战斗歌曲,革命歌曲,少儿歌曲,青春歌曲,以及现代的流行歌曲,影视歌曲等等,它们的“歌词”都极具中国诗的“样子”,我们怎么能否认它们就是中国的“新体诗”呢!
新中国法定推广使用普通话及汉语拼音后,普通话韵母四声韵的出现,给中国“新体诗”带来了无限生机,“新韵诗”大量出现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可以用普通话说唱的曲艺唱词,可以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在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广大民众中迅猛地传播。唱歌,听歌,看电视,观看文艺节目是中国人民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韵歌词,是新韵诗歌中最活跃最鲜活最有生机的一部分。“新韵诗歌”是最完美的现代中国诗歌的“样子”,是中华诗词的“直系亲属”“近亲后裔”。它不就是真正意义的中国新诗吗?
如此说来,中国诗歌至元曲之后的“新体诗”应该是“唱词”“歌词”“歌曲”“有韵白话”和“新韵旧体”等“新韵新体”诗歌。它们的总体形态是新韵的自然的自由式。“新韵”的就不是旧韵的;“自然”的就不是强求的;“自由”的就不是固守的。
“新韵诗”不是创造发明,而是“发现”和“发展”。“新韵”诗的参照物是“旧韵”诗,“旧韵”诗指以“平水韵”为代表的古韵所依附的“格律”诗词曲。“新韵”诗的概念产生于普通话韵母四声韵。但新韵诗的产生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更远。因为普通话是以中国北方语系为基础的,而中国北方语系是中华民族古老语言的延续,是历史的演变与发展,所以不会有明显的时限。正如“格律”的“法定”是在明代,但格律诗的产生却是在元、宋之前的唐代甚至更远。所以说,新韵诗早就有,只是没有被理论化或概念化而已。因此,用“新韵诗”的标准去衡量对照过去几十年甚至更远的中国诗歌,不难发现“新韵诗”的存在。那便是中国诗歌至元曲之后新体诗的“萌芽”。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期间还出现了《中华新韵》韵书。因此,那时即使是依旧韵创作的格律诗词曲也难免有新韵的渗透。所以说,当今的“新韵诗”并不是初萌,而是在成长壮大中,是在走向成熟。所以说,中国白话语言的文字化、书面化是中国新诗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中国新诗是在中国白话语言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从而也是相互促进的。也可以说中国“诗歌语言”是向中国“白话语言”发展的。因此,是中国白话语言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诗”,其实多指无韵白话诗。虽称“白”话,其实一点儿也不“白”。它语句堆砌颠倒,语意模糊离奇,语法混乱叛祖。它不但不是“诗”,甚至不像“话”。它不但不能推动中国白话语言的发展,反而是对中国白话语言的糟蹋!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诗史的中国,容许无韵自由诗的泛滥,是可悲的,也是极为有害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新诗”只有与中华传统诗词曲和民歌民众语言相结合,采用普通话韵,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成为现代新韵诗歌,才能发展壮大,走向繁荣。
新韵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新韵诗的发展是中国诗歌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
2006.07.02
首发2007年5月《艺苑》总1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