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作为诗人的命运
【日】林田慎之助著
曹 旭 译
本文以郭璞残存的《游仙》诗为中心，参考郭璞的传记资料和其他文学作品，理清了《游仙》诗构造，同时对郭璞作为诗人的命运加以考察。
一
郭璞《游仙诗》今存十四首。钟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条所引“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二句，未见于十四首之中。因此可以断定，应该还有其他的篇章。尽管郭璞《游仙诗》最初的首数不明，但由此可以看出，恐怕还会有篇幅相当长的诗篇。以游仙为内容，或以游仙为题的诗，在六朝诗史上著名的篇章比较有限，尽管曹植、嵇康、张华、何劭等人也写得不少，但均为短制，从这一点看，郭璞的《游仙诗》具有与众不同的形式，这一形式，因为与阮籍的《咏怀诗》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内在面，并连续不断地歌咏同一内容的做法差不多，所以，作为朱明遗老的王夫之就曾经说过：“步兵一切皆委之《咏怀》，弘农一切皆委之《游仙》”（《古诗评选》卷四《船山遗书》）。因此，从《游仙诗》里，应该可以窥见郭璞的志向、怀抱和思想轨迹最深层的东西。今天，上述不少诗歌已经散佚，已不可能看到《游仙诗》的全貌，但我仍想以他残存的《游仙诗》为中心，参考他的传记资料和其他文学作品，以弄清《游仙诗》的构造，同时，对郭璞作为诗人的命运加以考察。
二
钟嵘《诗品》对由汉迄六朝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作为评论对象而网罗殆尽。但只要看一看这些诗人的传记，一种异样的感觉就会袭来，其中被杀害、受诛死的诗人意外的多。汉之班固，魏之何晏、嵇康，晋之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张华、曹摅、刘琨、卢湛，宋之谢灵运，谢混、袁淑、王僧达、鲍照，还有齐之谢朓等，都是未能保全性命的诗人，而这里所举的东晋诗人郭璞（字景纯）的命运也不例外。像这些诗人的命运，超越时间去看，也许不正是中国知识人士一贯对自己所抱的政治理想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和积极参与的必然结果吗？也许正是那样吧。然而，在被虚伪的道德所束缚，被宿命的阶级构造所拘锁的中世纪这段苛酷的时间里，上述这种悲惨遭遇的比重就更大。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当上官僚，活跃于政治舞台为自己生活的第一要义。因此，即便在这一酷烈的时期里，要他超然世尘也是不可能的。能够忍受酷烈的时间并把爬上高位的人，享受着现实的荣耀；不能忍受这段时间的人，则成了隐者，并细细地玩味孤高的寂寞；折腾在这一时期的人，沉溺于被污辱的人生；不满于这一时期的人，受现实的剧变而被诛杀：概莫能外。对外部社会的现实反映敏感，并以挑战者的心情使之表面化的诗人郭璞，在这奇酷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叛逆者，必然受到现实的报复，逃不脱被杀头的命运。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郭弘农集题辞》中，对郭璞的死就作过“亦足见烈士殉义，虽死可生，乱臣贼子不能杀也”的评价，这一评价，是敏锐地判断由于失去调和、均衡的现实矛盾引起的倾斜，在危机中豁出自己的生命，并由此而获得了永生的诗人的光荣。
郭璞被东晋大将军王敦杀害，乃在晋太宁二年（324）春正月，其时，郭璞为王敦记室。在原本好清谈，有机略的豪放之士，还是在北方西晋时代就已闻名的王敦幕下，聚集着为数众多的名流之士。郭璞在辞去东晋尚书郎的官职之后，不久，王敦便看中他的才能想把他招致幕下。郭璞辞任之际，正是元帝驾崩，明帝刚刚即位之时。当此之际，从东晋创建开始，便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敦，便结成了凌驾于王室之上的潜在势力，一变为当初丞相王导倡导政教一致的宽松政治，受军阀支配的危机局面即将到来。元帝几乎为此忧虑得病。在太子时期就以勇敢决断闻名的明帝即位后，与王敦的矛盾确实越来越深。王敦监视明帝的动向，布置自己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明帝也在结集朝臣的势力，王敦决意用武力进行挑战，《晋书·郭璞传》记载说：王敦举兵之初，曾要郭璞占卜此事能否会取得成功，当时，郭璞卜出了“无成”的凶卦，对王敦请自己占卜他寿命几何的问题，郭璞作出了若谋反晋室，寿必不会久长的回答。这使王敦十分震怒，怒气冲冲的王敦要郭璞卜一卜自己的寿命，郭璞平静地回答，吾命尽于今日，这更激怒了王敦，即刻逮捕了郭璞，赴南岗处斩。当时，郭璞四十九岁，然而，郭璞的预言果然猜中，不久，王敦病死，其叛乱的军队亦被平定，东晋王朝平安无事。郭璞死后，“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着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太平广记》卷第十三引《神仙传》）对于日后的这种传说，张溥曾表示怀疑1 。可见，这一化作神仙升华的传说是不可信和无事实根据的，这应是郭璞死后，后人制造出的荒诞的传说。《晋书·郭璞传》里也有类似荒唐无稽事迹的记载，但如果从中引述二则逸事，以说明郭璞对于自己所选择的死早有预感的话，也许是颇具深味的。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世说新语·术解》篇）
璞素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妇间，便入，璞曰：“卿来，他处自可径前，但不可厕上相寻耳。必客主有殃。”彝后因醉诣璞，正逢在厕，掩而观之。见璞裸身被发，衔刀没醊。璞见彝，抚心大惊曰：“吾每属卿勿来，反更如是！非但祸吾，卿亦不免矣。天实为之，将以谁咎！”璞终婴王敦之祸，彝寻亦死苏峻之难。
（《晋书·郭璞传》）
人们对自己的死有所预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以上的故事正说明，从被王敦招为记室开始，郭璞以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对王敦篡夺东晋王朝的野心和谋叛的动向便有所预测，并对自己在其中必须表演的角色命运有所感知。被王敦所杀的郭璞的态度，不仅仅只是占筮者的态度。它已超越了占卜准不准的问题，而成了一种必须阻止王敦谋反的具有确定识见的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出郭璞不畏权力的坚强的自由人的意志，冷静地使一切都按预定的进行。
三
郭璞（276324）的传记，其中记载不明确的地方很多。今暂且依据《晋书》本传。他出身于河东闻喜，即今山西省。有一个客居河东的郭公，精通卜筮，郭璞从之受业，遂传授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虽汉代的京房，魏代的管辂精于此道，不能过也。关于郭璞的性格，《晋书》曾有“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郭璞不拘小节的奔放性格。据此，再照《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的《郭璞别传》，郭璞的人物形象就更加轮廓鲜明。
不持仪检，形质穨索，纵情嫚惰，时有醉饱之失。
不检束于仪礼，以白眼视俗事，纵情泄欲，醉饱后常有过失。从《别传》记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郭璞也许是具有老庄自由性格和行动的人。《晋书》本传的全部文字，几乎都是由荒唐无稽的故事构成的。《世说新语·术解》篇以及《太平广记》所记载的他的事迹，也多卜筮之术和神秘的逸话，作为传记的资料，超越常识类推的地方太多。为此，陆侃如氏曾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晋书》卷七十二有他的传，鬼话连篇，甚不可信。大概他喜卜筮也许是真的，但那些是灵异的传说未必是事实。故在上文的叙述里一概没有采入。”还有，最近为明人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作注的殷孟伦氏，也评论说：“他（张溥）却在《郭弘农集题辞》中强调术数应验。……这些地方，都暴露出张溥唯心主义思想的一面”（《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注》后记），指出张溥题辞承袭《晋书》、《神仙传》、《世说新语》等所载郭璞荒唐无稽事迹的非科学之处，分清了文学批评的界限性的问题。这是今天对郭璞展开评论的中国古典学者共同的态度，然而，也有意外的是，在这种非科学的神话里，有时也确实反映了郭璞其人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和浮雕般精彩的形象。以下所引这段无稽的传说，便记载了郭璞在晋室南渡之际，中途至庐江，寄身于庐江太守胡孟康邸所，爱上了胡家的婢女，竟然巧妙地得到了她，并与她一起到江南避难情景的逸话：
璞将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璞携婢去。
（《晋书·郭璞传》）
这种小豆三升变化出数千赤衣人的故事，固然是灵异应验的无稽之谈，但设想出这个方法的本身，却把郭璞爱上婢女，想把她弄到手的好色的行为，表现得活龙活现。根据陆侃如的说法，传说故事只是些表面形式的东西，如果一如原样地用来作为传记资料处理是错误的。但是，即便这些故事只是些街头巷尾的传说，也必定有一个构成传说中心的内核，即在使人们感到吃惊的不可思议的事件里，潜藏着人们卓越的精神和行为，只是为使这种精神和行为鲜明化，才运用了说话人特有的虚构成分2 。假如从这一视点去看的话，在逸话传说中便可以窥见那一人物的风貌，看起来荒唐无稽，其实逸话本身正抽绎、聚合了这一人物形象的核心，这确实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史书郭璞传本身连篇都是荒诞无稽的传说，那么，从这些无稽的传说中重新勾稽出郭璞本来的面貌，就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不求官职，过着与自己相适应的带隐者意味生活的郭璞，具有对自己预见的自信和占筮者相符合的识见，并展开了对政治锐利的批判，南渡以后，被王导赏识并作为东晋之臣则是以后的事了。太兴初年，郭璞作《江赋》，后复作《南郊赋》，他的才能被文帝所识并被任命为著作郎。观此二赋，即可明白，郭璞对在江南重新建立东晋王朝，在政治上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然而，不久这种期待便付诸东流。这种期待的失望，便是《晋书·郭璞传》中“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所说的疏文，在《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太兴四年条中，也说“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东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因为这一疏文，是在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四年奉呈的。今天，在他的文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他残留的以“省刑疏”为题的疏文，郭璞象预言者那样确信并惶惶不安，太兴三年秋以降，经年霖雨不歇，这一现象，是关满了监狱中的人的怨气造成的，还有，发生在建兴四年十二月，一个叫淳于伯的人被解市处斩时，发生了血由下往上逆流及于长标的怪事，这些怪现象，都是处刑不当产生的。因此上疏希望及时革除治世的弊端，请求施于恩赦。兴味颇深的是，作为上疏，“省刑疏”略去了通常诉说愿望的记述，毫不忌惮地选择了当政者处置不当这一问题。
然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惑；职次屡改，则觊
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者之所慎也。
疏文从创业的开始说起，抓住了当政者无原则可言的统治方法，锐利地涉及到为政者未尽的责任。在这一上疏的第二年，即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资治通鉴》卷九二），从这一记录的事实可知，郭璞对中兴的政治，圣教风俗的实现以及法令刑教这些政治现象，进行了极为峻烈的指摘，并一再上疏。
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咎徵渐成，臣甚恶之。顷者以来，役赋转重，狱犴日结，百姓困扰，甘乱者多，小人愚嶮，共相煽惑。虽势无所至，然不可不虞。……陛下上承天意，下顺物情，可因皇孙之庆大赦天下。然后明罚敕法，以
肃理官。
（《晋书·郭璞传》引皇孙生上疏）
天的存在，具有绝对的公正性，并支配着宇宙的秩序，这是儒教的看法。这种儒教的发想，是把因暴雨洪水而在饥馑中号泣的民众的嗟怨，看成是上天对为政者恶政的一种叱责，从而使要求发布大赦令的郭璞的疏文，具有动人的力量。
对站在民众一边揭露现实的诗人来说，刑法严酷主义的恐怖政治带来的，是更深的绝望的状况，预见到这一点，并在拯救这种积弊中能够提出具体的政治改革措施，对于改革动脉硬化的官僚机构，整治乱脉一般的法制制度，是必要的。在这二篇疏文以外，在他的文集中，还存有“谏留任谷宫中疏”为题的一篇疏文。读这篇疏文就可以知道，建国初期燃烧着施行美政热情的元帝，到了他的晚年，已开始变得精神颓废。
暨阳有个叫任谷的女人。因农事疲劳在树下休息，突然被一个穿羽衣的人淫之。事毕，羽衣人杳然而去，不知所至。任谷此后遂有妊娠。满月将生孩子时，羽衣人又突然来到，并以刀戳穿任谷的阴部，取出一蛇子便去。任谷以后至宫廷成为宦者，并上书，自称自己有道术，元帝遂把她留在宫中加以重用。郭璞劝谏元帝的，就是这篇“谏留任谷宫中疏”。疏文一开始便说：“任谷所为妖异，无有因由。陛下玄鉴广览，欲知其情状，引之禁内，供给安处。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紧接着又说：“案《周礼》，奇服怪人不入宫，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而登讲肆之堂，密迩殿省之侧，尘点日月，秽乱天听，臣之私情窃所以不取也。”以此揭露任谷，并献策，建议把作为妖蛊诈妄之徒的任谷放逐到异裔之地。而容忍不合理的事物，在受妖言鼓惑的态势中趋于昏聩，乃是心理颓废的表现。随着为政者这一颓废的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便出现了任谷，及时地识破这一颓废的现象，上谏当政者，把任谷从宫廷里放逐出去，郭璞的上疏，提出了合理的政治建议。这道疏文提出不久，元帝病殁，任谷也就逃出宫中，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郭璞此后也就辞去了尚书郎的职位。
四
郭璞辞去尚书郎的理由，《晋书》本传上记载说是以母忧去职。但是读《北堂书钞》卷六十所残存郭璞的《辞尚书郎表》就可以知道，郭璞说以自己劣弱之质，无用之才，不能胜任督责之官，剧繁之任，大概也是一条理由。但是，以这些作为辞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间接的原因是，郭璞所以此时卸任，元帝的死，对他无疑有很大影响。郭璞为官，器重他的人是元帝。因此，对元帝的政治，郭璞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但还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复杂的理由缠绕在一起。如“母忧”，“无用之人”，也许都是组合成这种复杂的原因。但对他来说，还应该有更为直接的原因。就目前所知道的有两则资料。一是四言诗《赠温峤》三首，以及一则以《客傲》为题的散文，都是郭璞的作品。《客傲》暂时放在后面论述，且先看他的《赠温峤》诗。
温峤是在明帝东宫的时代里，郭璞作为布衣交结的显贵之士。现在这里所引的，是《赠温峤》的第二首和第三首：“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义结在昔，分涉于今。我怀惟永，载咏载吟”（其二）。此诗为沈德潜《古诗源》所收，沈氏赞“异苔同岑”句“造语新俊”。在这首诗中，郭璞爽朗直率地歌唱了他们之间同志的深情和义节。问题在第三首诗句。
子策骐骏， 我案骀辔。
进不要声， 退不傲位。
遗心隐显， 得意荣悴。
尚想李严， 逍遥柱肆。
诗中“尚想李严，逍遥柱肆”之句，是依据老子、庄子的故事而来的，假如由此考察它展示了隐栖郊野的心情，则可推定此诗应作于郭璞辞去尚书郎职之际，为感激温峤的友谊而作此相赠。“子策骐骏（骏马），我案骀辔（驽马）”的首句，是把名门出身的温峤和寒门出身的自己进行对比中产生的，在那里，郭璞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表现出人意料。总之，在强大的门阀豪绅构筑起不可动摇的官僚机构中，尽管他怀抱着卓绝的知性和才能，但在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官吏，他还是尽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并体验到了那种痛苦的程度。程千帆氏在他题《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辩异》的论文里，从这些诗句看到了郭璞还处于二律背反的心情之中。因此以为诗人郭璞还没有在政治挫折中截断他那难以截断的政治热情。至此可以看出，在郭璞的政治建议中，最值得珍视的，就是这种人品上的，一以贯之的纯真生命的燃烧，直至阻止王敦反叛，自己濒临死亡的瞬间，这种燃烧还在持续。可以说，这种向死亡方面的倾斜，一开始就已经包含在这种参与政治的情势中。
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的《郭璞别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璞）时有醉饱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尽，岂酒色能害？”在这段逸话中，郭璞的言论行动不受礼教的束缚，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具有强烈个性的自由人的气魄。干令升，即《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郭璞在东晋元帝时期同任著作郎之职的友人。只是在《晋书》本传中，“伐性之斧”一语，已被改成“非适性之道”，不过，对于郭璞来说，友人干宝所谓“伐性之斧”的意图，其中具有何种深意，他是不会不理解的，应该说，朋友的这一忠告，他充分理解。只是这两个寒门出身的人，不知出于什么时候，靠自己才识所赢得的官僚地位遭到贬斥，且被不安所纠缠。近似于名门豪族世袭制度的官僚机构，在名义上的礼教伦理秩序已腐败不堪的中古社会中，郭璞也好，干宝也好，尽管具有卓绝的文学才能和超人的识见，但在意识到这种机构秩序之时，也许就会像冻住了一样感到绝望，认识到在中世纪日常生活中存在丑怪事物的干宝，采集了在民间广为流布，且为民众所笃信的神奇鬼怪的传说。在对现实和假设的判断上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知道，对不合理的生存，他实在不能忍耐。也许正是这个干宝，不忍目睹醉酒痴狂的友人过多流露出可怜的绝望，因此不得不加以忠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郭璞对此却加以拒绝否定，并毫无忌惮地公开申明自己是不会被伤害的。在中世纪独有的虚伪秩序意识框架的束缚之下，人们的自然本性遭到扭曲，自由的想象力因被耗干，而变得萎缩，在这种情况下郭璞却具有过多的奔放的生命力，这对于干宝来说，对劝说没有效果感到遗憾并表示担心，对于拒绝忠告的郭璞的生活方式来说，直至死的瞬间，体现绝望的，仍是那丝毫不变的勃勃生气，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否定现实的无政府主义精神。
五
郭璞《游仙诗》的写作，是在他的政治热情受到挫折的时期。总之，离开他辞去尚书郎职务这一时期去考虑这些诗的创作是困难的。《游仙诗》中所歌唱的“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第一首）、“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第七首）、“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第十二首）等句，都是郭璞已经历了政治的挫折，充满了愤懑的感情，决心与世俗的污浊诀别，并驰骋想象于清澄而纵情独往的世界。
京华游侠窟， 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 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 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 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 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 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 长揖谢夷齐。
（《游仙诗》第一首）
像不知从什么时代开始的优秀的诗歌那样，郭璞的《游仙诗》，也同样是以回复失去的人性为主题的。以京师游侠之徒的栖居之处为歌咏的发端，郭璞在这首诗中，表现了朱门权贵夸耀富贵，实际上只是些不自由奴隶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外部中发现了病入膏肓的部分，在这切断与之有关的意识当中，就能获得内部自由的世界，获得充实，由此，对主从关系，由于固执地坚持节义名分而饿死的伯夷、叔齐的精神构造，透过堵塞不通的激烈的外层，看出其中秩序意识的郭璞，在他的诗句里，也许就把他们的节义看成是小节，并宣告与之诀别。
感叹朱门权势与寒门出身的自己在地位上的差别，有左思的《咏史》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首以比喻起兴的诗，表达了尽管是英俊，但由于门第低下，也不得不处于下僚地位的阶级矛盾，并对此加以批判。与左思相比，当郭璞在歌唱“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的时候，尽管他具有与左思相同的绝望，但由于他从绝望中积极地面向游仙世界，从而摆脱绝望，充满超越这种阶级矛盾的意志。
在郭璞疏文中展开的政治建议中，最令他郁郁寡欢的，是民众的饥馑和支配奴隶拥有庞大庄园的朱门贵族，他们蔑视郭璞低卑的官职，对郭璞敏锐的预言也嘲笑为占筮者的妄言。从《客傲》3为题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正是借郭公这一人物之口，超越这难以抗争的门阀显贵屈辱，并可以窥见在这种悲壮观念下努力的痕迹，与曹植、张华、何劭的《游仙诗》相比，郭璞《游仙诗》所以大放异彩，正在于这种现实矛盾和屈辱激烈对抗的内在冲突，在想象的世界中得到解放这点上。
试看何劭的《游仙诗》：
青青陵上松， 亭亭高山柏。
光色冬夏茂， 根抵无凋落。
吉士怀贞心， 悟物思远托。
扬志玄云际， 流目瞩岩石。
羡昔王子乔， 反道发伊洛。
迢递陵峻岳， 连翩御飞鹤。
抗迹遗万里， 岂恋生民乐。
长怀慕仙类， 眇然心绵邈。
（《文选》卷二十一）
这首诗以高高耸立，不知凋落的常青的松柏发端，与嵇康以“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起首的《游仙诗》有共同之处，没有超出游仙诗发想的常套。怀抱贞心，愿意像松柏那样常青的作者，希望舍弃余事，学王子乔故事里那种驾鹤云游万里，登仙而去的姿态，只是把神仙故事调换成五言的句式平淡地表现出来。想象登仙的心仅略微舒展了一下，接着便被堵塞，从而以登仙的羡望结束。魏曹植在《辨道论》中，说游仙乃是虚妄的，骗人的东西。郭璞也说：“虽欲腾丹溪（不死之乡），云螭非我驾。”（《游仙诗》第四首）说明，对那种理想的境界，自己还在摸索，也没有得到。但是，以上由神仙思想而产生脱离现实世界的愿望，用来作为现实世界诗的素材，不是不可思议的。屈原在《楚辞》里就诗杂仙心，以后，彭咸、赤松子、王子乔的故事就不断在诗中闪现，因为神仙思想以及道家的理念，都被原封不动地搬到诗里，以致游仙诗的观念大体上都是以游玩的平淡形象为结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里评论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宏）孙（绰）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在辞趣没有变化的平淡的玄言诗正风靡东晋的时期，郭璞（景纯）的诗所以显得格外挺拔，高出一头，是因为他与其他玄言诗人有不同之处，即具有“徇务之志”，在现实的改革中，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可以说，郭璞与他们是具有不同类型灵魂的诗人。总之，郭璞《游仙诗》的志向，并不在“溺乎玄风”，而是从自己的“徇务之志”受到挫折出发，认识到，包围着自己生存的现状是不自由和不合理的，从这种不自由、不合理的现状中解放自己产生的内在冲突，通过丰富的想象力，独具个性的《游仙诗》便能创作出来。以下所列举的诗，便是其中的一首：
六龙安可顿， 运流有代谢。
时变感人思， 已秋复愿夏。
淮海变微禽， 吾生独不化。
虽欲腾丹溪， 云螭非我驾。
愧无鲁阳德， 回日向三舍。
临川哀年迈， 抚心独悲吒。
（《游仙诗》第四首）
以时光短促作为诗歌歌咏的主题并不少见，中国诗人大都喜欢这么做。郭璞的《游仙诗》，大体上也是以叹惜日月逾迈，岁月流逝为主要命题展开的。例如：“静叹亦何念，悲此妙龄逝。在世无千月，命如秋叶蒂。兰生蓬芭间，荣曜常幽翳”（《游仙诗》第十四首），便给我们留下如此美丽整饬而悲哀的诗句。前所举《游仙诗》第四首，尽管描写了与此相同的主题，但诗中风味为之一变。这是一首以丰润的想象力，运用典故雕刻具有深厚诗意造型的诗歌，也许因为它用独特的方法展开了主题。总之，这首诗以二句一联的方法，在六联诗句中安排的各种意象，并不固定在一个视点上，而是一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曲折地去表现，一面全体统一地追求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从而把诗意从司空见惯的单调的主题中解放出来。在那里，郭璞的《游仙诗》表现出与玄言诗不同的独特的诗趣和动力，此即一例。
我们再看这首诗中“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一联，自我解放的内在冲突，正如传说中雀入于海化为蛤，雉入于淮化为蜃，但在人世却是什么都没有变的停滞，想求得变化是内在支撑着这首诗并发为高调的内涵。对于郭璞来说，其求变的心情是如此的激烈。
以德而挥戈使落日倒回九十里的鲁阳公的故事，出于《淮南子》微禽变形的传说，其典出于《国语》；在《游仙诗》里，还有其他出于《楚辞》、《山海经》等古代传说故事，郭璞都加以应用，纵横驱使并溶解在主题之中。“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游仙诗》第三首）、“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第六首）、“晦朔如循环，月盈已复魄。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第七首），从这些诗句里可以看出，郭璞经常把《韩诗外传》（吞舟）、《列仙诗》（赤松，浮丘）、《国语》（杂县、鲁门）、《礼记》（蓐收）、《楚辞》（朱羲）等书中的传说故事加以活用，极其变化之能事，以构成丰富的意象，塑造出卓异的形象，这就是《游仙诗》显著的特征。
运用典据，故事过多的倾向，是贯穿于六朝文学中的恶弊，但郭璞的《游仙诗》却避免了这一缺点，恐怕与他曾注释《尔雅》以及《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还有《楚辞》和《子虚》、《上林》二赋有紧密的关系。《晋书·郭璞传》末尾曾有如下的评价：“史臣曰：景纯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透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称赞郭璞为中兴才学之宗。这个评语中的异书，因为是指郭璞所注的《穆天子传》、《山海经》之类的著作，是从正统的儒家立场视为异端之书。郭璞在异书的理解和解释上倾注热情的意图何在呢？他在《山海经》的开头就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迁夸，多奇怪倜傥之言，莫不疑焉。尝试论之曰：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至。’吾于《山海经》见之矣。”由此可见，古代朴素原始的感情里混和着恐惧，从超越恐惧的愿望出发，随心所欲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假想的世界。郭璞正读出了这一点，事实上，以上那种假想的世界，正是现实生活的结晶，以那种证据考察《山海经》这本荒唐无稽的书，就能在除经书字句和自己经验外一切都不能理解的顽迷尚古主义者的精神构造里，投入庄子的逆说理论。郭璞还进一步说：“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而物之本身并无所谓异，就看看待客观事物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何。由此可见，当人们把《山海经》目为奇怪倜傥之言，是以外部看待《山海经》之时，独有郭璞从人物的内部去看。这种注释态度，在中世纪，应该说是建立了异书注释的坐标，而超越了嗜好的范围。沿着既成秩序的外侧去看待虚构化的传说故事，能够读出人世社会内部和外部现实紧密联系的真实情况的郭璞，在他的诗歌中，采入大量的神话故事，驱使丰富壮丽的想象力，就能给复杂的心情中的生活本身，给予贴切的表现。
六
元人陈曾绎曾评论说：“（郭璞）构思险怪而造语精圆，三谢皆出于此，杜、李精奇处皆取此，本出自淮南小山。”（《诗谱·重校说郛》 第七十九）因为这是从《游仙诗》的诗体构造和郭璞的内部加以考察的，所以是值得肯定的发言。钟嵘曾说他“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指出，郭璞的《游仙诗》，是以潘岳华丽的诗体为模范的，这也许是着眼于两者之间在诗体、修辞表面有类似性的发言。钟嵘的源流说，仅仅局限于郭璞的诗评，对于诗体表现诗人内部构造交错的纽接点及论证原理的源流，却未加考察。清代王士祯对于钟嵘的郭璞诗评就未能深辩这一点已提出过批评4 。
郭璞的《游仙诗》，对发生在民间人多未晓的传说故事进行了挖掘，并在其中寄托自己的志趣胸怀，在这方面，也许与屈原的《楚辞》是颇为相近的。
青溪千余仞， 中有一道士。
云生梁栋间， 风出窗户里。
借问此何谁？ 云是鬼谷子。
翘迹企颍阳， 临河思洗耳。
阊阖西南来， 潜波涣鳞起。
灵妃顾我笑， 灿然启玉齿。
蹇修时不存， 要之将谁使。
（《游仙诗》第二首）
此诗的最后四句，据李善注，可知是承袭《楚辞·离骚》诸篇而来的。何焯说：“景纯《游仙》，当与屈子《远游》同旨”（《何义门读书记》）；方东树也说：“景纯《游仙》，本屈子《远游》之旨，而撮其意，遂成佳制”（《昭味詹言》卷三）；程千帆氏先在他的论文中说，《远游》据通人考证，并非屈原所作，但又论述说，其文辞旨趣，实《离骚》之延长，固无妨于何焯之论也。然而与现实无缘，只是在清静的世界里遨游的《楚辞·远游》，与并不是脱离现实，只是在天地间寻找寄托，述说自己愤懑的《离骚》的旨趣，是全然不同的，因此，程氏的看法并不正确。其后，林庚氏的“《游仙诗》取屈原《离骚》的写法，又加以更多的浪漫的想象”（《中国文学简史》上）的《离骚》源流说，也许更能从前所举《游仙诗》的文辞里得到证实。然而，郭璞《游仙诗》取《离骚》篇的写法，却与支撑这一写法的屈原的诗歌精神济世的志向受到挫折有关，在观念的想象世界里超越丑恶的现实，在激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上与屈原有深切的共感，这也许能从郭璞的一个侧面中反映出来。
逸翮思拂霄， 迅足羡远游。
清源无增澜， 安得运吞舟？
圭璋虽特达， 明月难闇投。
潜颖怨青阳， 陵苕哀素秋。
悲来恻丹心， 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第五首）
因为“吞舟”之语，来源于《韩诗外传》中“孟子曰：夫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之句，因此，遂以吞舟之鱼喻度量很深的士人。收辑此诗的《文选》李善注，以为是比喻俗尘不足容的仙者，且更进一步把明月、圭璋也作了比喻仙者的解释。总而言之，这首诗是以度量很深的人们，不能居于俗尘之中，有道德的人如灿灿美玉，反令世俗惊讶遭受怀疑、屈辱的悲哀为主题的。连在世俗中追求没有波澜的小安也不可能得到；“顾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网既紊，浮鲵横腾。运首北眷，邈哉华恒。虽欲凌翥，矫翮靡登。俯惧潜机，仰虑飞罾。惟其嶮哀，难辛备曾。庶晞河清，混焉未澄。”（《答贾九州愁诗》其二）表现的是郭璞发自肺腑的辛酸语，而“戢翼栖榛梗”一诗，则更表现了他的危机感。
从西晋永嘉年间开始，社会变得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宁，从这一社会逃避出来的文学家，全都在黄老的虚谈里，追求观念上的慰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东晋时期的诗歌，就都是一些缺乏风力，好讲道理的平淡的玄言诗。那种情况，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以及钟嵘《诗品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东晋诗坛，独有郭璞纠弹现实的腐蚀面，在变革现实的绝望中，最终受到现实决定性报复的诗人。他的《游仙诗》，是在对人世完全绝望，从而运用仙界的想象力，并在其中企图反映人世的十分美丽的诗篇，同时，也是东晋诗坛孤独的异端的存在。
确实，这一诗人的命运，其生存方式，也许可以说是属于嵇康“讦直露才”（《诗品》“魏中散大夫嵇康”条》）的精神系谱。清代刘熙载曾评论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忠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艺概》）生活在魏末晋初转形期的嵇康的亮节，当为郭璞所知晓。但是，决定诗人命运的，却不仅只是那种生存方式；其残留下来的全部文学作品，已决定了这一命运。但如果从表面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运用典故修辞和丰润的想象力写出《游仙诗》的系谱考察，则郭璞的《游仙诗》与其说是与嵇康的诗相似，不如说是与阮籍《咏怀诗》的世界更为接近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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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郭璞集题辞。
2 参照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卷。
3 《客傲》为《晋书·郭璞传》所收。
4 参照《渔洋山人诗话》卷二评驳类：“（钟嵘）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之说），尤陋矣！又不足深辩也。”
5 刘师培云：“左思、刘琨、郭璞所作，雄浑壮丽，出于阮嗣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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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5 15: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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