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你死我活

九门提督

不必你死我活

一、概述

最近，读了一篇唐翰存副教授撰写的《文学病象之“旧体诗垂死病”》文章（注：此文为网络转载，若有出入，敬请原谅）。个人认为此文文风粗野，令人侧目。文学批评要思想深刻，鞭辟入里，行文温婉，以理服人，而不是歇斯底里，让读者觉得作者家的祖坟似乎被人刨了。 孔夫子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发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一个通病：爱走极端。于是乎，他老人家鼓吹“中庸”，教规弟子过犹不及。缺什么，就提倡什么，自古及今都是这么过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几千年以降，都是主旋律。其他姑且不论，单单在文学评论领域，就新意叠出，到近现代终于达到登峰造极——这其实是一种“暴力”。

唐副教授这篇文论，说到底，新意不多，拿他人的旧砖砌自己的新墙，显得有些气虚。气虚而火旺，估计是大量摘引胡适先生观点，顺便将那个时代主流风气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些许——那就是“愤怒”。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一百多年，其实距离我们不是那么遥远，当心平气和回首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就难以避免地有些感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做得有些过头了。

唐文很长，前后有些地方轱辘话比较多，大略有九个方面，如下表格所列。分类只是大概其，并非特别严格，此处可以商榷。尽管九个方面，要是一一加以驳论，还是有些多，择其中几个略微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编号	论点分类	新诗	旧体诗
1	各自起源	“中国新诗恰好是从中国传统诗词的根基上生出来的，继承的恰好是古典诗词的正统。这其中，有没有外来的影响？当然有。”	“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沉淀’比较悠久，有人说因为没有宗教，缺乏终极信仰，于是唐诗宋词就变成中国人的宗教。……不过，就古典诗词而言，经过漫长的教化，它的确在中国人的心里生了根，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形成对诗歌的审美定势。这种顽固的审美定势，为当代人的旧体诗创作提供了文学接受的基础。”
2	主要论点	活文字、活文学	死文字、死文学
3	彼此关系		“旧体诗人和旧体诗的拥趸者教训起新诗来，却往往很有底气。”
4	当代地位	“新诗对中国诗歌的贡献率是百分之一百……”	“……旧体诗的贡献率基本上等于零。”
5	各自表现	“新诗中的出类作品，跟当代人的思维、生活、情感、话语方式息息相通，深切衔接一处，而且以其语言的先锋诗性，淬炼和引领了时代的高级言说。”	“……大意是说当代人写的旧体诗，既无古诗的精神气貌，也无古诗的风骨，更无境界，只是由于它们采用五言、七言，读上去押韵，像有格律的样子，这就给人某种错觉，让老百姓觉得这就是诗了。其实，就是这所谓的格律形式，现在变成了一块遮羞布，再怎么臭的诗，拿这块布一遮，看上去都‘诗礼簪缨’的样子，颇能糊弄粗鄙之人。”
6	韵律观点	“新诗使用‘自然的音节’，只是不在格律上下功夫，何尝就为‘无韵’？所谓韵，也不仅仅只有‘尾韵’，还有其他韵，节奏本身就是韵。再退一步，哪怕什么韵都没有，就不是诗？”	“当代旧体诗的一大毛病，就在于它还死抓住韵不放手，因为要押韵，很多时候就以韵害意，弄得雕琢无比，生活气息窒息。在用韵方面，当代旧体诗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有人坚持古音，恪守‘平水韵’，有人主张顺应现代汉语和今天普通话的发音标准，采用‘新韵’。”
7	新文化运动	极力鼓吹：胡适	极力反对：章太炎、黄侃等   保守温和：鲁迅（对诗歌是外行）   反对到欣赏：柳亚子
8	创作难度	“当然，能写好旧体诗，不一定就能写好新诗。因为从某种角度看，新诗比旧体诗还要难写。将大白话写出味道，写出光彩境界，且有句有篇，才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本事和水平。”         “而新诗就不一样，新诗没有遮羞布，几句话出来就知道你的半斤八两，藏也藏不住。——当然新诗你写得再好，在愚民眼里他也看不懂，觉得这不是诗。”	“我之所以说写旧体诗有一块遮羞布，就是因为再差劲的诗用格律一遮，用伪古典的语言修辞一遮，在愚民眼里都像是诗。”         “也因此，许多人宁愿写旧体诗也不写新诗，因为一写新诗他会露陷儿，不如在旧诗里继续装。还有些人，他们是新诗写不下去了，原有的那点水平难以为继了，才转身去写旧诗，反过来还数说新诗的种种不是。当然也有晚年思想趋于保守，因“恋旧”而写旧体的，也有纯粹爱好旧体诗不爱新诗的，也有新旧体兼写的“两面派”。”
9	未来存在	“新诗（自由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成为‘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的一个结果。新诗呼之欲出，新诗呼之已出。”	“在‘民俗文学’这一建议的基础上，我也愿意进一步献言：中国的古典诗词，完全可以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而且极有可能一申请就成功。”         “‘旧体诗’与‘新诗’长期共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旧体诗在短时期内不会消亡，也不必消亡。虽然不能和新诗同日而语……”

二、死与活

诗词的发展总是与时俱进的，自然诗语也不例外。但是，懂诗词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诗语并不与我们日常交流所用的语言完全等价。（注：使用“诗语”一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可能不是方家之术语。）这种差异，自古及今都是存在的。从差异之大小分布来看，宛如半个杏核：一头尖，中间鼓。就是在《诗经》那个时代，诗语与日常语言之间差异也不是很大，以后差异逐渐拉开距离，直至唐宋，以后这种差距几乎不变，保持至今。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二：其一作者几乎都是“士”阶层；其二诗词受众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换句话说，自从专业的诗人登上文学殿堂，就注定了这种格局。还没有听说过哪位诗人写完了诗，到乡间地头对着老农吟诵。以诗致君尧舜，李白如此，杜甫也如此。隋唐以降，科举兴起，诗作为干禄功能日益明显。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李白，李白甚至不屑通过科举，直接以诗干禄，居然做到了。因此，以隋唐为界限，其以前曹氏父子、陶渊明等人的作品，可谓真正抒发性灵的；其后逐渐变得越来越世俗，功利性明显。陆法言在其《切韵·序》篇中论述到：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鱼（语居反）、虞（语俱反）共为一韵，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尤（于求反）、侯（胡沟反）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消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训诸子弟，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

可见，这种诗语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复杂性，存在已经很久远了。可能有读者会问：如何知道唐朝的诗语与日常语言之间存在差异？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只须比较一下唐时期政论名篇与唐笔记小说，就可窥见些端倪。张鷟，人称“青钱学士”，唐玄宗时期著名写手。  

“贞观年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为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朝野佥载卷一》）

可以粗略看出，以上这一则笔记小说，通俗易懂，应该比较接近当时之口语，特别是这句“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再进一步推测一下，可能这句话也是经过张鷟“艺术”加工了，想必原来更加口语化。像这样的文字，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政论文相比较，不难看出哪个更加接近当时口语。再与当时流行的诗篇比较，不难看出诗语比笔记小说语言要难，因此可以说唐时诗语与日常口语不是一回事儿，两者之间差异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看来还是比较明显的。唐朝大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大量前人词汇，熔铸造就了唐诗这座不朽的丰碑。要是按照唐副教授的逻辑，唐诗在当时就是“死的”，岂能活到现在？以此类推，宋元明清时期都是“死的”，既然根部都是死的，且死了近千年，唐副教授又声称“新诗”也起源于旧体诗，而且还是“正统”——不亦惑乎？

新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说它是外来的，也能说得过去，没有必要向旧体诗套近乎，因为从新诗本身来看，它没有继承旧体诗那些传统基因。西学东渐，我们向西方学习并引进了很多，新诗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不必讳言。

新诗的出现以及后来的发展，总体上来看还是成功的。过去一百年间，涌现了大批优秀的诗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旧体诗与新诗各自有自己的拥趸者，并不奇怪，通天大道各走一边——其中，不乏新旧两栖者。 拥趸者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很正常，但没有必要“既生瑜，何生亮？”——新诗想要旧体诗的老命，旧体诗想要新诗的小命。以至于像唐副教授那样恨不得将旧体诗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旧体诗这辆老爷车究竟还能跑多远，新诗拥趸者其实不必操心，倒是该操心新诗时下的魔怔。说什么旧体诗拥趸者攻击新诗，可能有这种现象，不过是个别现象。新诗之所以魔怔，而是新诗自身自由过了火。世间任何事物若一直处在极端，早晚是要崩溃的——时下的新诗就是如此，孔夫子的那句“过犹不及”以及温柔敦厚之本色，新诗那里很罕见。久之，诗人自己也就崩溃了，屈指一算，就知道迄今为止有多少新诗诗人崩溃了。

二、韵与律

在文学范畴里，诗用韵是非常普遍的，具有世界性，非我独有。不仅是诗，在先秦时代，后世尊崇为五经的典籍，以及其他诸子文集，用韵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用韵比讲究“律”，要早得多。不讲究“律”的时代，不等于“律”不存在，其实“律”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从这个角度而言，用韵倒是我们祖先的“发明”。之所以说“律”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祖先后来“发现”了它，掌握了它，规范了它，大力提倡并实践了它——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汉字的发音与音节本身就是天籁：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然音符。

一个简单问题就来了：诗，为什么要用韵？在古代，乐师多是盲人，除了演奏以外，还肩负着“诵诗”。盲人所诵的是易记得“文”，即“用韵比偶”的韵语形式。《周礼·春官·大司乐》：“以声节之曰诵”，注意这个“节”字——因此“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读”是大不同的。因此，在先秦典籍中，既能见到唱诗的记载，也能见到诵诗的记载。在《诗经》中也有不少篇章明言为“歌”，即能唱，诸如《魏风·园有桃》、《陈风·墓门》、《小雅·何人斯》等；也有一部分明言为“诵”的，诸如《小雅·节南山》、《大雅·蒸民》、《大雅·崧高》等。古人有理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对口头传诵这种原始传播形式的一个重要要求——这种口头传诵讲究文采的精神，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韵书，最早出现在魏晋时代，那时的学者总结了以往各类经典，将同调、同韵、同声的字按照韵部编排在一起，用反切注音。著名的有隋朝的陆法言的《切韵》、唐朝孙愐的《唐韵》，以及宋朝陈彭年等人编撰的《广韵》，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韵图，将以上韵书中的字按照二维矩阵的形式排列，不仅给出声、韵、调，而且对每个字音值进行了规范化。著名的韵图有《韵镜》、《七音略》等。这些韵书、韵图的出现，对诗词曲的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语言的发展是动态的，加之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民族、文化、教育上的作用，反映在韵部方面，就是韵部有一个合并数量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入声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逐渐消失，这也是旧体诗词用韵最大的软肋——这个软肋就是唐副教授之流攻击旧体诗词底气之来源。

其实，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之动态发展。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读《诗经》时就发现有很多韵脚字与当时的发音有差异，甚至完全不一致，于是就出现了“叶韵”之说——就是将一些读音与当时发音不一致、不和谐的韵脚字临时改读以求押韵。其后，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叶韵”之说泛滥，以至于为了和谐而擅自改动古书文字，使得先秦古籍面目全非，几不可读。针对这种现象也有部分学者如吴棫、杨慎质疑“叶韵”之合理性，直至明朝陈第将“叶韵”之说彻底推翻。

“夫《诗》，以声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长言嗟叹，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将从容以紬绎，夫鸟兽草木之名义，斯其所以为诗也。若其义深长而于韵不谐，则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传统观点诗词用韵是默认的，正如陈第所言诗之所以为诗，用韵必不可少：“若其义深长而于韵不谐，则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对于时下诗词爱好者而言，作品是否用韵，那是作者的自由，用旧韵还是新韵，那也是作者的自由，什么韵也不用，那也是作者的自由。包子有肉不在褶，诗，有无诗意，有无诗味，与韵几乎毫无关系。

对于“律”发现并逐步规范，此处就不再赘述，喜欢旧体诗的读者也都知道个大概。韵部的变化以及入声的消失，其实并不影响“律”的存在，这其中不过少了些规则而已，略微简化，对写作并无多大影响。 不独诗词如此，世间有很多活动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其有规则，甚至有着严格的规则。

三、其他

至于写新诗难还是旧体诗难，本人觉得这没啥意义，因为是难是易取决于作者本人的才情，与体裁关系并不相关。就像孙猴子，能将金箍棒舞弄的虎虎生风，却提不起观音大士的净瓶。所谓对文学的贡献，那更是无稽之谈。诗词，是修身养性的，岂能像衡量GDP一样来看待诗词？

近代鲁迅先生对诗的评论，其中不难看出非常自谦的，可是到了唐副教授那里就做实了。柳亚子那句话怎么看怎么觉得都是言不由衷——他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那句话呢？

四、结论

新诗、旧体诗之间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存在竞争，因此没有必要相互攻讦，大不了老死不相往来——最好，相忘于江湖吧。  

五、参考文献

[1] 陈第 著《毛诗古音考》

[2] 陆德明 著《经典释文》

[3] 《韵镜》

[4] 张鷟 著《朝野佥载》

森林生态

好!

虎溪三笑

森林生态 发表于 2019-6-2 02:01
好!

多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