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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言诗体没有发展下去的原因 六言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由骚体走向格律，由句式不定走向四句八句的常式，最后完成各体的定型，从稀珍品种到宋朝的蓬勃发展，六言诗体以格调苍劲、浑朴的姿态大步特有的格律特征，显示出独特的诗歌魅力，奇怪的是为何未能广为流行？未能成为正体？这个谜一直是理论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说法各种各样，我们挑选一些说法，来讨论一下它们的合理性。 一是节奏说。认为六言诗的音节不自然。钱良择言其“音促调板”（《唐音审体》）。六言诗句其实是由三个双音节构成，即二二二，不若五七言有二二一/二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二一等诸多变化。五七言音节灵活，抑扬婉转，近体之平仄更诸多变化。六言诗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都过於“直方”（俞见龙《六言唐诗画谱》），就是因“偶方奇圆”（汤显祖《答凌初成》）的缘故。 此说不合理，四言只两拍，还被尊为正体，六言有三拍，和五言七言一样的拍数，虽比七言促，却比五言缓，为什么五言七言就能流通？何况宋朝做了那么多的打破222拍的试验，出现两拍、四拍和不同节奏的三拍，这样比只有两种节奏的五言七言灵活多了。因此节奏说没说服力。 一是字数说。相应的，六言诗句用字也受二二二节拍的限制。近代音韵学家董文焕在其所著《声调四谱》一书中，从六言诗的字数句式评价六言诗。他说：“六言诗自古无作者，以其字联皆耦，体用一致，必不能尽神明变化之妙，此自来诗家所以不置意也。”如果要作六言古诗，很容易和辞赋的六言句相似；如果作六言近体，则又和词的六言句相近。由于六言诗“句皆联耦，体用一致”，不能充分发挥汉语言曲尽变化之妙的特点，所以诗人们对这种诗歌体式都不太留意。 “六言诗自古无作者”是无知，“此自来诗家所以不置意”，恐怕也是没读过宋诗。四字何尝不是“字联皆耦，体用一致”，比六言还缺变化呢。五言诗与赋体的五言，七言诗与赋体的七言，何尝不“相似”，它们可，六言诗不可，何太偏乎？ 一是语气说。萧涤非在论及曹植的六言诗《妾薄命》时说：“字较七言又少一字，不合语气之自然，故自诗骚以至词曲，皆鲜有其体。”在他看来，六言诗这种诗歌形式“不合语气之自然”。这种说法与赵翼“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说异曲同工。褚斌杰解释六言诗在我国古代未能广为流行的原因：“六言诗在我国古代并未普遍通行，它的主要缺点是音节过于死板。六言虽比五言多一字，延长了句式，但它缺乏奇偶相生的调剂。六言诗句是由三个双音节词构成的，这在词汇上限制了单双搭配，特别是三音词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它缺少三字尾的悠长声韵，因而显得‘音促调板’（《唐音审体》）。故清赵翼《陔余丛考》说：‘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耳。”’他把六言诗不能广为流行的原因，归结为六言诗“音节过于死板”、“缺乏奇偶相生的调剂”，并引清人钱良择和赵翼之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语气说其实还是节奏说。 “皆鲜有其体”与董文焕“此自来诗家所以不置意”一样臭味相投。六言诗“不合语气之自然”，为什么同样双音节的四言就“合语气之自然”？六言诗在南北朝时222节拍，“音节过于死板”、“缺乏奇偶相生的调剂”，不如五言的有221也有212的变化，还有些说得过去，但是经过宋朝的节奏革新，六言诗节奏多种，哪里还会“音节过于死板”、“缺乏奇偶相生的调剂”？同样的四言也与六言一样“缺少三字尾的悠长声韵”“音促调板”，一流通，一不流通，何也？ 一是难写说。大多数人认为六言诗“难工”，但是具体依照什么样的格律规则、怎么个难法却没有人详细说明。据说唐人就已经意识到的“六言为难工”。唐人皇甫冉《酬张继》之序云“枉以六言诗见怀，今以七言裁答，盖拙於事者繁而费也”，意是六言诗比较难抒发，他只好多花费些笔墨，用七言诗来酬答张继。南宋洪迈便从皇甫冉的这句话引伸出了“六言诗难工”一说，他还举其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为例，说：“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而六言不满四十首。信乎其难也！”洪迈根据唐人六言绝句不满40首这一状况，发出了六言诗“信乎其难也”的感慨。 皇甫冉只说“拙於事者繁而费”，不是说六言诗难写，而且七言更容易抒发当时的心情。他自己就有六言诗《送郑二之茅山》等四首，他的《问李二司直所居云山》还加深难度，使用了杂体中的问答体。七言六言的区别，皇甫冉是有所会，却没有明白表达出来，然后被洪迈错解为难写，后人因错就错，无人深究。今天我来明白的说一句，各种诗体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比如在五言流通的时代，祭祀上却多用三言而极少用五言，就在于三言庄重。六言长于景而短于情（见“贡献”的具体分析）这才是皇甫冉当时用七言不用六言的原因，不是什么“难工”“难写”。六言诗如画，精品甚多，我们反而可以看出六言多“工”易“工”。洪迈所见不广，唐朝其实不止40首六言，约在300首左右，当然还可以说太少。两宋的六言诗有2100多首，不亚于两宋的四言诗。洪迈是南宋人，却不知本朝事，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虽然南宋后期著名诗人刘克庄也曾发出过“六言尤难工”的感慨，但他谈的是自己创作中的深刻体会，他是六言诗数量第一的诗人。此“难工”非常人所体会的“难工”。正因为为何六言诗难工，皇甫冉、洪迈和刘克庄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所以给后人留下了编造的缺口。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说六言诗 “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耳”，虽然说六言诗“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但“虽工”却也承认六言诗可“工”。 陆时雍《诗镜总论》“六言甘而媚”，则承认了六言诗的文句优美。 一是无用说。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就说六言重在“自在谐协”，“若稍有安排，只是减字七言绝耳，不如无作也”。清代音韵学家董文焕在其所著《声调四谱》一书中评价六言诗说：“六言诗自古无作者，以其字数排拘，古之则类于赋，近之则入于词……六言则句联皆耦， 体用一致，必不能尽神明变化之妙，此自来诗家所以不置意也。” 就是说六言只是七言减一言，或近于赋，或近于词，不如无作。若按此推理，则四言也是无用之作，比五言减一言，比三言加一言，再推理下去，杂体诗也是无用之作。这是唯心的推理。我们知道各种句式各有自己的风格、作用，正因为有了各种句式，诗词界才百花盛开。再看潘德舆的原话。潘德舆论六言诗，着眼于“自然”二字。在《养一斋诗话》中，他这样写道：“或问六言诗法，予曰：王右丞‘花落家归’，此六言之式也。必如此自在谐协方妙，若稍有安排，只是减字七言绝耳，不如无作也。”他把唐人王维《辋川六四句诗，视为六言之法式。他认为，六言诗创作必须遵循“自在谐协”的原则，不能有人工雕琢之迹。如果刻意雕琢，稍加安排，就和七言绝句减去一字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的诗还不如不作。他这段话本身并没错，前提是“自然”，其实，若不“自然”，何止是六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也照样是“不如无作也”。后人断头截尾便出现这种无用说。 一是正宗说。以晋朝挚虞为代表。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极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论诗，持“宗经”之态度，以四言为诗歌正体，其他各体诗歌虽然“备极曲折之体”，却不是音乐之正声、歌诗之正体，这样就把魏晋时期迅速崛起的五七言诗都排除在诗歌正体之外。当此之时，六言诗仅是偶尔露峥嵘，被排除在诗歌正体之外，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连正在兴盛的五言七言也排除在外，未免太保守了。从历史来看，正体杂体的地位是交互的可变的，所以这种宗诗说是最没市场的。 一是声律说。有人分析唐诗，说唐之五七言盛行更与进士科有关，及其后便定型为五七言的天下了。唐代进士科以五七言诗取进士，是造成五七言诗发达的巨大动力。二是当时的乐工歌妓演唱的多是五七言诗；唐代六言绝句如张说《舞马词》、刘方平《拟娼楼节怨》、王维《田园乐》、张继《塞姑》、韦应物《三台词》、王建《宫中三台词》、《江南三台词》等等，近半数为乐府诗，尚可配乐而唱。而在宋代，诗与乐进一步分家，六言绝句几乎全是无音乐伴奏的“徒诗”，其声律方面的弱点便暴露无遗。换言之，与五七言绝句相比，六言绝句是最缺乏音乐美的诗体。 “以五七言诗取进士，是造成五七言诗发达的巨大动力”，这的确是五七言诗发达的重要原因。但第二点就毫无道理了。 所举例是词，词是可唱的。唐朝的格律诗已脱离了音乐，用音乐的声律来要求格律六言诗，就无理可循了。既然又说“宋代，诗与乐进一步分家”，那么六言绝句几乎全是无音乐伴奏的“徒诗”，哪来的什么“声律方面的弱点便暴露无遗”？如果真暴露无遗，那为什么宋朝的六言诗反而突飞猛进呢？ 一是舆论不利说。古人对六言的评论以毁居多，前面各种论调引用的观点，都不利于六言诗的发展。如“与宫商不协”（李调元《诗话》），“六言本为别调”（靳荣藩），“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耳”等。徐师曾在其所著《文体明辨》一书中，特列六言诗一体，并对六言诗作了简略介绍和评价。他说：“按六言诗，始于汉司农谷永，魏晋间曹（植）陆（机、云兄弟）间出，其后作者渐多，然不过诗人赋咏之余耳。”徐师曾的评价虽仅“不过诗人赋咏之余耳”数字，却表明了他对六言诗的基本评价。在他看来，六言诗不仅不是诗歌正体，甚至连杂体也算不上，因为它是诗人“赋咏之余”，是诗人有兴趣的时候才想起来的一种诗歌体式。 就算六言诗是“赋咏之余”，也不是后来渐少的原因，词号“诗余”，何尝不是“赋咏之余”，今不也成为正体吗？但舆论说倒是很有理。舆论对一种诗体的兴旺起很大的作用，比如对杂体诗的不利舆论，就成为杂体诗发展的最大畔脚石。因此对六言诗不利的舆论，也会束缚六言诗的发展。可是，前面“贡献”部分也谈到对六言诗有利的评介，为什么就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原因有两点，一是那些好的评论都较肤浅，缺少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因此不能在诗人与读者中生根。二是缺少权威者的呐喊。地位那么低下的元曲，凭着王国维大师力挽狂澜，就成为正体文学了。六言诗如果有这样一位大师托举，说不定也能成就辉煌。 但是，舆论虽重要，却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恐怕得从历史进程上去考察。 汉朝时，六言与五言七言一样，都处于杂体的平等地位，但开始启动时，六言比五言七言跑慢了一点，到南北朝时，五言七言已成气候，六言还在不紧不慢的踱着方步，到了唐朝，五言七言又借助科举考试的东风迅猛发展，六言诗才开始紧追，结果拉下来就不是一步两步了，而是遥远的距离。到宋朝，六言踏上风火轮猛追，创造了六言诗历史上的辉煌。按这种势头发展，后来者居上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就在大出风头时突然改朝换代，假如接班的仍然是汉人朝代，也许影响不大，偏偏是元人入主，元曲大出风头，词借着与元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继续发展，诗歌则开始萎缩，元诗数量少，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诗，格律诗尚且如此，六言诗更抵抗不住，六言诗就这样被腰斩了。常言说势不可挡，那是前有阻力，后有推力。当脚下加绊子，上身冲力正猛时，摔得就更凶，六言诗就属于这种情况。后来便再而衰三而竭了。我以为这才是六言诗突然退潮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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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8 06: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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