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挑战，历史之思维 ——关于散曲创作俚语入曲...

楼晓峰 · 发表于 2018-12-10 13:33:12

时代之挑战，历史之思维

——关于散曲创作俚语入曲问题的探讨

（中华诗词学会第32届研讨会录用）

作者信息

楼晓峰，1958年生，浙江遂昌人，浙大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从事写作服务和自由撰稿。系中华诗词学会、香港诗词学会、中华辞赋社、中国楹联学会、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成员，中国辞赋家协会、浙江省诗联学会、丽水市诗联学会理事，遂昌县诗联学会副会长，遂昌县汤显祖研究会、贯休研究会会员。诗词曲、楹联、辞赋作品常见于《中华诗词》《香港诗词》《浙江诗联》《中华辞赋》《中国楹联报》《中华楹联报》《对联文化研究》《中华散曲》等媒体，各类理论文章在全国性研讨会入选15篇（其中一次为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全国性报刊入选12篇，省级研讨会入选4篇。

内容摘要

虽然散曲理论界存在“俗盛雅衰”、“凡曲必俗”的极端倾向，但是，散曲书面语之传统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元代散曲作者使用俚语数量并不多，常见的俚语词汇数量和使用频率也不高，越是名人大家，使用规范书面语行文的频率越高。一些古代常见的通俗俚语失去了原来通俗易懂的意义，反而成了新的语言障碍。文学共性原则和社会生活变化的现实要求散曲语言向书面性和全民性方向发展。在现代汉语普遍通行的时代，固有俚语不再有大面积流行的空间，不具备新俚语产生的土壤。

散曲是曲的一种形式，其行文章法继承了宋词长短句结合的形式，语言风格则在宋词平易近人的基础上继续俗化，它的形成动机是为了打破文学被上流社会垄断的局面，便于吸收基础较低的平民阶层加盟，鼓励更多的平民投入文学娱乐和创作，以“雅俗共赏”的风貌实现文学的大范围普及和包容。因为在此前的近体诗、词等创作实践中，端庄、典雅风格占了绝对上风，为了扭转这种承袭了千百年的文学局面，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散曲理论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俗盛雅衰”、“凡曲必俗”的极端倾向。这种倾向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创作思维。

笔者认为，散曲这一文学形式已经走过了七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汉语经历了两次规模空前的发展历史，因此，在当代时期，“俗盛雅衰”、“凡曲必俗”理论既不符合散曲形成的历史事实，更不利于当代散曲的普及和发展。本文围绕这一论题，对一些与“俚语入曲”相关的普遍问题进行探讨。

一、散曲书面语之传统地位不因俚语入曲而动摇

各时期散曲创作实践表明，散曲在语言风格方面始终都是书面语为主、俚语为辅，即在一定程度上“雅俗共赏”、“庄谐并存”。既然散曲的形成是为了接纳更大范围的平民阶层加盟，实现文学全面发展、普及和包容，那么，最初的倡导者就不可能在提倡俚语入曲的同时，在主观上去抵制和排斥传统雅正行文的惯例，只是因为固有的上流社会群体的存续是不言而喻的，不用人为去推动和维护，而新的平民阶层群体的加盟则需要舆论进行导向和推动，因此在舆论宣教上难免会出现俚俗声音压倒典雅声音的现象。但是，在当代散曲研究界却有人主张“每一首散曲作品都要用上几个俚语词汇”，还有人遇到全文不用俚语的当代散曲作品便评论其“不是曲，更像词”。这种极端理念对于当代散曲生僻、过时俚语入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俚语入曲”的本义只不过是散曲作为一种俗化的文学形式在保持传统诗词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向平民化延伸的一种手段而已，并不是排斥语言的典雅成分，以规范化的书面语行文从古至今都是一切文学包括散曲创作的主流方向。散曲书面语之传统地位不可能因俚语入曲而动摇。

二、古代散曲作品俚语数量并不多见

查阅并统计《元曲三百首》词汇信息可以发现一些俚语（这里的“俚语”指的是近体诗里没有，宋词里不多见的纯粹口语，其中有的是方言俚语，有的则可能是已然消失的过时俚语；与“俚语”相对的是近体诗和宋词中常用的规范化书面语）入曲的现象。

首先，从俚语数量结构上分析，发现元代散曲作者使用俚语数量并不多，300首作品中有171首清一色都是用规范书面语行文，没有使用俚语，而且在另外129首作品里面，俚语使用频率也不高，每首作品仅为一、二个的居多，两个以上的是少数。

其次，从作者结构分析，一共85位作者中有48人68首作品未出现俚语，只有17人25首作品每首都出现俚语，有20人则两种情况都有。其中坚持不用俚语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0.57，凡作曲必用俚语的作者占仅全部作者的0.2，两者都用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0.23。

再次，从高产作者分析，收录作品7首以上的9位作者共有129首作品，其中有91首未出现过俚语，只有38首作品使用了俚语。

此外，虽然三百首作品中有129首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俚语词汇，但是，所涉及的俚语词汇量并不多，除了一些临时性、不固定的俚语词汇外，常见的俚语词汇只有以下这么几十个而已：

都、都是、的、把、了、些、些些（少许）、这些、也（亦）、恁（那么、那样）、甚（什么）、甚么、哪里、那里、~也、~儿、~得、~个、~着、~耳、~杀、~煞、~煞煞、也么哥（句末语气词，无意义）、只落得、因此上、那些儿、是搭儿（到处）、那搭儿（何处；哪里）等等。

由此可见，在提倡俚语入曲的元代，用规范书面语行文现象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包括使用俚语作者群体占比和使用俚语作品总量占比。大量使用俚语的以新人、小家为主，越是名人大家，使用规范书面语行文的频率越高，反之，使用俚语的频率越低。同时也证明，在元代散曲艺坛，规范书面语与适当地俚俗兼容并蓄、雅俗共赏论断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因为理论界俚俗声音高过典雅声音而在创作实践上出现本末倒置的趋向。

但是，由于片面性舆论导向的作用，俚俗语言压倒规范书面语理论对于当代散曲创作的负面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需要引起理论界的重视。

三、文学共性原则要求散曲语言规范化

从艺术范畴上看，文学属于语言和理念艺术，而非直观视觉艺术，它要求依赖语言为媒介来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和信息传导，这是包括散曲在内的所有文学的共性，这种共性也必然决定着当代散曲在语言风格上具有规范化的客观要求，这种规范要求一是表现为语言的书面符号形式而不是音乐听觉形式；二是提倡语言通俗性首先要服从全民性的前提原则，不能对典雅语言产生排斥情绪。当代散曲对此要求尤为强烈，这是因为，从元代初散曲盛行到五四新文化以后散曲失传，这中间经历了650年时间；从古代散曲失传到当代散曲恢复又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在这长时期的历史变迁中，汉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化。

一是民间口传俚语形式的变化，一些固有的口传俚语渐渐消逝，一些新的俚语则渐渐被创造出来，于是，一些在古代散曲作品中常见的通俗俚语渐渐成了与散曲俗化本义相反的历史遗存现象，失去了原有的通俗易懂的意义，反而成了新的语言障碍。如“碜可可”、“是塔儿”、“那塔尔”、“丝撏”、“逼匝的”、“剌塔”、“宁奈”、“银棱儿”、“咄嗟儿”、“撮醋醋”、“也么歌”等等，与文言词汇相比较，其费解、障碍程度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二十世纪初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开始向平民阶层普及，新中国成立后，以书面形式为底本的“官话”经过规范和完善，成为了全国为五十六个民族通行的“普通话”，从而使汉语书面语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普及和通行。

三是在这几百年的汉语发展过程中，作为散曲所依附的曲谱几乎全部失传，且不可能重新恢复，因此当代散曲即使能恢复到此前的盛行状态，也只能像近体诗、词那样恢复其文字语言形式，不可能恢复到原始的音乐形式。

四是经过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的语言改革，汉语在规范化和全民化方面迈出了极大的发展步伐，出版了多部权威性、规范化汉语工具书，大量脱离时代生活的俚语、俗语、方言词汇被排除在外。从此，汉语体系不仅在内部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完善，而且还在使用范围上进一步影响到了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以上四种现象从四个方面对当代散曲的语言风格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目标相一致的要求，就是除了保留散曲特有的押韵、平仄、句式等格律要素以外，其语言风格要向书面性和全民性方向发展，即使继续提倡俚语入曲、俚俗制曲的传统，也要从当代流通的新的语言词汇里面吸收新的俚语要素，而不能继续照搬古代散曲作品中已经然固化的、严重过时的俚语或者纯粹方言性质的俚语。

四、社会生活变化决定当代散曲语言向规范发展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本身具有适应时代的客观要求。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文学复兴以来，中国文学普遍实行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并存的道路，传统文学无论队伍、活动和发展形势都明显胜过现代文学。而且传统文学内部又呈现诗、词、曲、赋、楹联等多种细分形式。在如此格局之下，势必在古、今文体之间、传统文学内部各种文体之间形成受众竞争的局面。既然在传统文学遭冷落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会有这么大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回头选择传统文学，除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国学、国粹、国脉情节以外，笔者认为还与时代生活有关。当代社会人们案头各种信息资料，文化书籍推积如山，工作、学习压力普遍沉重。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一旦从职业场上、资料堆里抽出身来，总是选择形式小，篇幅短的文学作品来阅读。比如小说选短篇看，格律诗选绝句读，律诗选五律读，绝句选五绝读，词选小令读，楹联选短联欣赏，赋文选小赋浏览。而散曲中一些脱离时代俚语词汇的存在尤其是一些方言性小范围俚语、严重过时的历史性俚语和一些只表示句末语气而不具备实质性意义的、“些些”、“是搭儿”、“那搭儿”、“也末哥”之类俚语的生搬硬套，或者一首小令重复四、五个“儿”子，或者不具备实质意义的“也么个”等词语重复两三遍等等，这些现象不仅造成当代散曲创作的资源浪费，给语言凝练带来负面影响，还给局外人阅读散曲带来障碍，从根本上违背了散曲平民化的本意。

五、现代汉语不具备俚语产生的土壤

从宏观而言，现代汉语拥有八大方言，从微观而言，各大方言区内部小方言不计其数。而俚语大多是乡土人士、乡土文学的创作，属于方言产物。在元朝，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汉民族共同语言，人们只能用方言进行交流，于是在记录和使用语言词汇的时候，难免把雅正词汇和俚俗词汇一起流传下来，这是历史造成的，并非不正常。但是，在当代，已经有了高度统一和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即普通话，“汉民族共同性”是其首要原则），其内涵、外延界定明确。一部1960年试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在56年间修订了8次，平均7年修订一次，每次修订都有大量词汇被吐故纳新，凡新产生，可以在汉民族内流行的词汇一般都被作为新词汇收入，成为汉语规范词汇。因此，就当代汉民族共同语而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俚语词汇产生和存在的土壤，因为俚语词汇一经产生，在7年时间里，就或因为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或因为不合理、不健康而被排斥在外，不可能继续存在和大面积流行。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曲，必须正视和面对这一历史现实。

综上所述，在元初散曲形成到上世纪初散曲失传的较长历史中，俚语词汇只是作为散曲语言风格俗化的辅助语言而存在，虽然“俗盛雅衰”、“凡曲必俗”是散曲理论界的一种倾向，“俚语入曲”也可谓是散曲的一大特点，但是“俚语入曲”主张始终未能成为散曲语言追求的主流方向。而当代汉语规范化和前所未有的社会生活变化则从文学语言规范性、时代性、全民性等多方面对散曲创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如此历史关头，作为当代散曲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历史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