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刚刚 于 2018-9-7 16:00 编辑
《江南弄》是不是词 先抄点别人的论述:“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南梁代,形成于唐代”,这个“始”是发源,并不是“就是”。“形成”才是确认。 “而词则是先有曲调,再按调谱填词,其长短有固定格律。而且按乐填词现象在隋唐以前就出现了。南朝梁武帝有《江南弄》七曲,同时的沈约有四曲,萧纲有三曲,体裁完全相同。可说是词的滥觞。词与乐府的区别还在于词所配合的是新兴音乐。” “按乐填词”的“词”与文体的“词”,不要打等号。《江南弄》“可说是词的滥觞”,滥觞本谓江河发源之处水极浅小,仅能浮起酒杯(滥:泛、浮之义;觞:酒器,可以盛酒,言其微)。后比喻事物的起源、发端。与上面说到的“始”一个意思,并不是“就代表他”。 “而刘熙载便直指江南弄是词,‘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具词体”只是“句有阕”,并没有“调有定格”因此这个“词体”指的是粗胚、雏形,“而堂庑未大”,也就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空口无凭,还是让我们检查一下《江南弄》是不是词吧。 词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阕。” 《江南弄》 “调有定格”还没做到。首先那时的《江南弄》,还处于改革阶段,《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又沈约作四曲:一曰《赵瑟曲》,二曰《秦筝曲》,三曰《阳春曲》,四曰《朝云曲》,亦谓之《江南弄》云。”“武帝改西曲”说明是改革,改革有没有定型呢,从武帝到沈约的《江南弄》,就有很大的不同,据宋人沈括、朱熹等的解释,在唱这些齐言的歌辞时,还需要加“和声”、“泛声”,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萧纲萧衍所写的9首都有和声,到沈约时和声便没有了,这说明《江南弄》还在变化中,没“定格”不能为“词”。 再看押韵。从萧纲萧衍的江南弄来看,每首上下阙转韵是一致的,但有上阙押平声韵,下阙押入声的(甚至出现上阙押平声韵,下阙去声“意”字和入声“极”字通押的奇怪现象)。有上阙押上声韵,下阙押平声的。有上阙下阙都押平声韵的(仍然是转韵),这种首数最多。有上阙押入声韵,下阙押平声的。有上阙押去声韵,下阙押平声的。这种古风押韵状况一直到明朝作品也没改变,仍然保持古风的四声押韵,而不用格律的平仄押韵法。 再看平仄运用。这是是否词化的关键。因为词是格律的,检查四字以上的24有没有平仄分明。萧纲萧衍的9首中只有下面这首符合: 江南弄七首 其七 朝云曲(南北朝·萧衍)
张乐阳台歌上谒。如寝如兴芳晻暧。容光既艳复还没。
复还没。望不来。巫山高。心徘徊。 根本的平仄这一条无从着落,谈何属于词?更主要的是那时哪来的平仄概念,就是沈约提倡的四声八病也被萧衍反对,萧衍可不会按沈约的要求去写作的,他写的声调完全是按曲的要求进行的,他的曲也不是按原曲而是“改西曲”,这种改动不是一改就定,而是不断地改,所以每首句中的声调不断地变化。 “句有阙”这条则基本上做到了,1、节律:两阙组成,上阕三句,每句七字,句句都是223节奏。下阕四句,每句三字。2.结构:顶针,下阕之头为上阕之尾。这两点具备了词的雏形。
结论:江南弄是词的雏形,南北朝这种词的雏形很多,所以说词起源于南北朝,或说南北朝是词的滥觞。滥觞者,水的起源。换个说法就是萌芽。不管用什么词语来说,都只是说明含有词的因素而已,它不是词,离词还十万八千里呢。而且它直至明清都没有成为词。词要各个要素发育成熟成为一个整体,才是一种文体。一趾一器官相同那叫支离破碎。把永明体说成是近体诗的也是用残尸冒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