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体式和格律研究（转）

北山钓者

三、唐诗体式和格律研究

　　唐诗格律和语言研究概况　唐代是近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唐诗本身的语言美、声律美也是唐诗迷人的魅力之一，所以历代唐诗研究者无不对唐诗的各种体式及其格律进行过分析和探究。本世纪学者则在传统的格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音韵学、西方语言学的一些方法，对唐代近体诗成立的过程和唐诗各种体式的声韵、格律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本世纪较早对唐诗格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是郭绍虞，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探讨近体诗诗律形成问题的文章，主要解决了近体诗的声韵系统的“四声二元化”问题。五六十年代，林庚也对唐诗的格律和语言有过探讨，他先后撰写了《唐诗的格律》、《唐诗的语言》等文章，主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音乐性、声律美的角度，阐述了唐诗语言形式上的魅力，同时也对唐诗的韵律节奏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力图对当时新诗格律的建设有所贡献。本世纪在古典诗律学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学者则是王力，他的《汉语诗律学》从句式、语法、韵律等方面全面、系统的分析了中国诗歌的诗律，其中对唐代古近体诗歌格律的分析颇多己见，是本世纪唐代诗律研究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在王力之后，徐青也对古典诗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除了出版了《古典诗律史》这样一部对中国古典诗律发展演变史进行描述的著作，还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探讨唐代古近体诗格律的文章，在唐诗分体声律的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九十年代以后，香港学者邝健行也颇致力于唐代近体诗律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吴体与齐梁体》等论文，出版了《诗赋与律调》这样一部对诗赋的律体、律调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九十年代以后，论及唐代诗歌格律问题的学者还有何伟棠、杜晓勤、吴小平等。
　　本世纪的唐诗语言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较早问世的成果是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以来流行于诗词剧曲中的特殊语辞，详引例证，解释辞义与用法，兼谈其流变演化，对于研究唐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四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王力一直致力于中国汉语史的研究，其《汉语史稿》和《汉语语音史》，虽然不专论唐诗的语言问题，然对唐诗中的语法和音系多有论述，故而亦可视为唐诗语言研究的重大成果。
　　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是本世纪唐五代韵书汇辑与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著作。该书与以往同类书多用摹写本不同，凡是有照片的残本都用照片影印，凡原本污黯与摄制不够清楚的，另加摹本或摹刻本，是迄今收罗最为完备印制最为准确的唐五代韵书总集。根据体例性质和内容的相近，作者提出把这些韵书分为七类：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眗的《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和五代本韵书，从而说明了《切韵》系韵书在唐五代发展的具体过程，对于唐诗研究者了解和研究唐诗中的用韵情况和音韵体系具有极大的帮助。另外，周祖谟还有《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之一些资料》文，对理解唐人的“四声”概念也有助益。
　　〖美〗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耀译的《唐诗的魅力》是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研究唐诗的一个实践，该书共由三篇论文组成：《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较重视语言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印证。在其中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希望提出“一种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的诗性结构的分析方法”，另外作者十分注重对唐诗的意象与词语的研究，他们摒弃了一些西方学者喜欢从汉字的象形性论汉字有单独构成意象能力的错误观念，而在传统诗论所说的句法、用字的具体语境中来谈唐诗的意象，因而所论较符合中国古典诗学本身的语言特征。但是，作者在具体的研究理论和操作方法上仍有用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硬套唐诗的弊病，故某些结论有主观之嫌。高友工另有《律诗的美学》一文，也是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律诗形式上独特的美学意蕴。
　　本世纪专门研究唐诗用韵问题的专著则是鲍明炜的《唐代诗文韵部研究》，该书按时代为序，将唐代各个重要作家诗文的用韵情况一一梳理、排列出来，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们的用韵特点及其对诗歌风格的影响，可惜目前只出版了初唐部分。
　　专门研究唐诗语言问题的专著则有蒋绍虞的《唐诗语言研究》，该书从格律、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唐诗的语言形式作了研究，旨在帮助读者读懂唐诗，推动唐诗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为作者认为，到当时为止，除了在唐诗语词方面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其他方面似在王力《汉语诗律学》以后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在蒋绍虞之后，唐诗语言研究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九十年代出版了好几部研究唐诗语言方面的著作，如程湘清的《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孙寿玮的《唐诗字词大辞典》、〖日〗志村良治著、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曹广顺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黄淬伯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等。
　　唐代古体诗研究　唐代古体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初盛唐时期曾发挥着近体诗所无法承载的抒情功能，所以颇受到唐诗研究者的注意。
　　本世纪较早对唐代古体诗格律特征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王力，他在《汉语诗律学》中的第二章详细讨论了“古体诗”的用韵、五古的平仄、七古的平仄、古风的黏对及其出句末字的平仄、入律的古风、古风式的律诗、古体诗的对仗、古体诗的语法等问题，其中大多是以唐人作品为材料进行分析的，所以人们后来在研究唐代古体诗的格律问题时，多参考本书。
　　本世纪探讨唐代古体诗的专著不多，主要有王锡久的《唐代的七言古诗》。该书以时代为序深入探讨了唐代各个时期、各个重要作家的七古诗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一部唐代七言古体诗的艺术流变史。作者在《序论》中指出，“从艺术创获上说，七绝与七古无疑是唐诗中最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两种诗体”，“唐代诗人往往是以覃精竭思地创作七言古诗来驰骋诗才，表现其磊落情怀的。由于七言古诗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唐人对它在艺术创造上表现出非常突出的追求新异的祈向。”作者认为，唐代七言古诗还具有和其他诗体迥然相异的题材特点，首先是它的体制宏大，便于铺陈叙写，担当了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展现广阔的生活画面，描写多姿多彩的自然山水的主要任务；其次，七言古诗适宜于表现感慨淋漓、激壮苍凉的题材内容；再次，七言古诗还往往以绘形绘色地描写刻画各种各样的雄杰奇伟，乃至诡谲怪诞的事物和现象为其题材特色。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唐代七言古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描画了唐代七古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
　　研究唐代七言古诗的文章主要有赵昌平的《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史有为的《试论初唐七言古诗创造浑融意境的艺术经验》。其中赵昌平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讨了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作者认为，造就盛唐七古“不可端倪，达于化境”、“诸体备陈，笼罩百代”的成就的，不仅是靠处于发展顶峰的盛唐时期诸大家的意匠神功，而且不可忽视以“四杰”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借赋体改造前代七古的开创之功，同时也有过渡的第二阶段李峤诸人对“四杰”歌行进一步改造之力。作者通过对唐诗前两个时期将近二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七古诗作的句式、声调、诗歌意象、布局、取势等特点的分析，认为诗歌艺术作为文学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其演进，总是后一代诗人对前代诗人积累、创造的诗歌艺术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的结果。
　　七言歌行是唐代七言古诗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诗体，在初盛唐诗坛曾经产生许多名篇佳作，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之研究得较为深透。本世纪最早对唐代七言歌行的艺术成就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陈延杰和林庚。
　　陈延杰在《论唐人七言歌行》中说，“唐人诗所可流传于世，百代不朽者，一为七绝，其次歌行。”作者将七言歌行分为十四个体式，然后分阶段论述歌行体在唐代的发展和演变。作者认为，“唐人歌行，入议论而好为拙怪，不拘常调者，始自阎朝隐。至任华又扩之，遂开卢仝刘叉一派”，“自韦元甫造木兰歌，于是开叙事诗一派。”
　　林庚早在四五十年代编著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就以热情洋溢的笔调盛赞初盛唐为“歌行的盛行”、“七言诗的天下”、“七绝与七古的天下”。作者指出，“由于七言诗所带来的解放，于是初唐以来涌现了大量的长篇歌行，这些歌行的盛行表现了文学语言获得解放的愉快，虽然有时不免过于轻快，甚至成为感情的泛滥，却带着最年轻活泼的调子。”“七言初期的三三七的雏形，说明七言乃是三字节达于完善、成熟的形式，进入语言上全新的阶段。那无拘无碍的解放情操，通俗而奔放的纵情歌唱，乃是诗坛深入浅出的最好基础”，盛唐时期的七古“是经过初唐的七言歌行又洗炼提高而出现的，从陈子昂提倡风骨之后，七古就进一步代表了这个要求而纵情歌唱着。”作者这些充满诗人激情的评述，吸引着后来众多学者投入到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研究之中。
　　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唐人歌行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具深度者有王志民的《初唐诗人对发展七言歌行的贡献》、《唐人七言歌行论略》、郝朴宁的《“歌行诗”的形成过程――以初唐为透视点》、张晶的《初唐歌行略论》、王从仁的《初唐歌行体制溯源》、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等。
　　其中王从仁文通过对现存魏晋至盛唐前期所有的七言诗的全面统计和系统的格律分析，考察了七言歌行的发展轨迹。作者指出，七言歌行的句式来源于七言古诗，每个单元的体制，则来源于音乐上的四句一解；其次，韵脚的频繁转递，源于六朝小赋；再次，在诗句的平仄调配上，则源于新起的律诗；又次，各单元的蝉联，则吸收了六朝民歌的顶真手法。这些因素熔铸一炉，锻炼出一种全新的体制，形成了独具风采的七言歌行。
　　葛晓音文则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对歌行体制体调的规范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由此揭示了初盛唐歌行艺术风格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特点。该文指出，初唐乐府歌行是在陈隋七言乐府歌行偶句对仗进展的基础上形成独特风貌的。其特征有二：首先是七言古诗乐府歌行化。初唐人不仅高密度地综合使用前代七言乐府中已有的各种字法和句式，而且还能使高密度地使用多种复沓排比句式的作法与篇意章法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其次是篇制宏伟，铺叙繁富，挥洒淋漓，将梁陈七言乐府宜于长篇赋写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前一特征又突出地表现在以“篇”诗和“行”诗为代表的七言歌行中。总之，初唐七言乐府歌行虽以其骈俪淫靡被明清诗话视为承袭梁陈“初制”，但确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体制规范，而且以后世难以企及的声情宏畅流转之美，成为七言乐府歌行史上不可复返的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初唐歌行的这一特征与其内容重在情的咏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七言在这一阶段未能完全形成其自足独立的语言节奏有关。
　　相对说来，学界对唐代五言古诗的研究则冷清得多，相关的成果主要有张明非的《论初唐五言古诗的演变》、《从王维五古看唐代五古的嬗变》和莫砺锋的《论初盛唐的五言古诗》。其中张明非前文指出，初唐古诗的“律化”现象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作者将初唐五古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其间，不仅仅是陈子昂，太宗君臣、王绩、’四杰‘以及薛稷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莫砺锋文也是试图通过对初盛唐时期五古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汉魏六朝五言诗之间的沿革关系进行考察，重新评价唐代五古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和价值。作者认为，初盛唐的五古当然是有汉魏六朝五言诗发展而来的，入唐以后，五言诗却朝着今体和古体两个方向分道扬镳，随着五言今体的形式和艺术的逐步完善，五古的形式和艺术也趋于完善。由于这两者是同步发展的，所以它们同时在杜甫手中臻于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唐代的五古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汉魏六朝五言诗的水平，并足以与唐代的其它诗体相媲美。作者还特地指出：由于五古的历史比其它几种五七言诗体更久远，积累更丰富，所以它更早发生了极盛之后难以为继的情形。所以，杜甫以后，唐代五古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唐代绝句研究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学者撰文探讨唐代五绝和七绝的起源和艺术成就，如陈斠玄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陈延杰的《论唐人七绝》、邵祖平的《七言绝句榷论》、钱畊莘的《唐代七截的体裁及其分类》等。
　　其中陈斠玄文认为，“无论五绝或七绝，均滥觞于汉魏，酝酿于六朝，而成立于隋唐”，他认为绝句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骈俪和声调，故而他又探讨了绝句的声律和章法、修辞，将五七绝进行了比较，对唐代绝句进行了品藻，作者最后指出：“绝句之长，一在音节之谐适，一在情思之委婉，徒有音节，则为空响；徒有情思，亦非佳作。以其篇只四句，尤应有弦外之音，味外之味焉。故绝句之作，难于古律。”陈延杰文也探讨了绝句的起源、体制、分类，将唐代七绝之作家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一一进行评述，他认为，“唐以绝句为乐府，而歌人多能解其意也；又可知唐人绝句非歌唱之，不足以得其妙焉。况高华清丽，流调宛转，其神韵之飘渺，尤非言语所可描写者哉！”
　　邵祖平文是本世纪上半叶对七绝所进行的最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全文共由十一部分组成：（1）小引，（2）七绝之正名，（3）七绝之拓始及其成立时期，（4）七绝之体裁及与乐府之关涉，（5）七绝诗盛行之由来，（6）七言绝句之分类，（7）七绝诗品示例，（8）七绝作家杂述，（9）七绝之作法，（10）七绝之解法，（11）结论。他说：“七言绝句自七言歌行及乐府来，绝对本在律诗之前，律诗当从绝句扩充而成，何有绝诗截取律诗之理？”作者认为，七绝起于南北朝时的古绝句，而成于武后之“看朱成碧思纷纷”诗，谓“此诗声调之美，情意可掬，盖七言绝句今体已完全成就之证，亦入乐府之始。”七绝成立于初唐，盛唐以后极为盛行，至今不衰，似有数因：（1）用韵极少，（2）入题不迂回，（3）不必运典，（4）不必对仗，（5）可用当时语，（6）可抓住现在，（7）写情甚深刻，（8）易于传诵。
　　从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唐人绝句研究十分冷清。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对唐人绝句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好几本对唐人七绝进行选注、评析的著作，如沈祖棻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刘学锴等的《唐代绝句赏析》、黄肃秋、陈新的《唐人绝句选》、孙琴安的《唐人七绝选》等，均各有其特色。其中刘永济著尤为独到。作者首先定了十条 “取的标准”，这显然要求读者要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难以理会这十条标准的具体内容的范围。而且该书注简而释精，长于阐明诗意，在分析艺术、评论诗风、辩证歧说等方面，均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且多择取“宋元以后诗话家、诗选家论绝句之语”，所以学术性很强。
　　其次是出版了一部对唐代绝句发展史进行较为细致描画的专著，即周啸天的《唐绝句史》。该书在唐绝句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经验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如作者虽然颇为欣赏盛唐诸公，但对于历来毁誉不一的杜甫绝句，却极为重视，为之专辟一章。杜甫是全书中唯一立了专章的绝句作家。其中又详细分析了杜甫绝句突破传统的原因，从内容体裁题材到艺术风格的拓新及其在绝句史上的意义。在绝句艺术经验方面，除随时加以拈出外，又在盛唐绝句一章中设专节加以分析。其中第六条为“组诗体制，聚零为整”，强调组诗的整体意义。
　　再次，是产生了一些较具研究深度的论文，如李传国的《唐人七绝问取艺术试探》、陈贻焮 的《盛唐绝句刍议》、田耕宇的《晚唐律诗、绝句兴旺原因初探》、葛晓音的《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等。
　　其中陈贻焮文一反时人说诗重思想和现实意义、轻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的做法，对盛唐时期各个作家的绝句创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美学价值进行了细入而独到的分析，并给予的高度肯定的评价。作者在文章中还探讨绝句的起源，他指出：一，梁陈七绝确如胡应麟所说主要采用《垓下》格；二，从宋齐之间的汤惠休到梁简文帝、萧子显，到北齐魏收、到陈江总，都有一、二、四句皆押同一平韵的七言绝句。唐以后的五七言绝句和竹枝词等民歌大多这么押韵，也比较便于吟咏和歌唱，足证这种音律上的自然趋势确乎是存在的；三，由于七绝体制短小，要想写好就得注意构思的精致。七绝每句比五绝多两个字，语调就容易显得流利婉转些；加之梁陈诗人多用来写宫体诗，颇重用辞设色；又深受江南民歌的影响；因此无形中变形成了一种幽雅清丽的风格。所有这些，无疑为唐人七绝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借鉴。作者认为，在从梁陈七言绝句过渡到唐绝句的过程中，隋炀帝的几篇作品对唐绝格调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证明七绝体音律始备于隋末之说不谬。
　　葛晓音文也重点探讨了绝句的起源问题和形成过程，作者首先指出，在探讨绝句起源是应该将“绝句”这一称谓产生的时期与绝句这种形式产生于何时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作者认为，“绝句”的初始定义是以古绝为主要对象的，“绝句”之称起于宋梁，它的出现并非诗歌律化的结果。魏晋五言古绝主要起源于汉代五言四句的歌谣和乐府，而对乐府的模仿引起了文人创作五言四句体诗歌的浓厚兴趣，这是促使南北朝五绝数量逐渐增多的基本原因。但是，在乐府和拟乐府之外的文人五绝自宋至梁也在逐渐增多，而且愈往后愈有超出乐府和拟乐府的势头。作者指出，在齐梁时期，五绝已经出现了古近之别，这种古近之别因来源不同可以从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加以区分。如果从格调上溯古绝的源头，可至汉魏。而单纯从声律来看，南朝清商乐府也是古绝，只是部分乐府与非乐府绝句的律化都是从永明体开始的，与五言八句体的律化是同步的。人们所常说的“律绝产生于律诗之后”的说法显然不合事实。而前人所谓律绝源于六朝子夜体，则是混淆了声律和格调的差别。至于七绝的起源问题，作者的看法也与现代国内外学者的一般看法不同，她认为七绝的源头应该追溯到西晋的民谣，而非北朝乐府民歌。但它开始时是句句押韵，到形成隔句押韵的绝句，还经历了一个押韵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梁中叶，到隋代结束。作者由此解释了明清人所说的五绝调古、七绝调近的原因，认为五七绝起源和形成的不同途径，正是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五七绝在源起时显示的格调差异，在初唐形成一种定势。绝句发展到盛唐，虽然已形成五、七绝的基本体制和格调差别，在句式、篇法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无论是声律还是作法都没有定型。绝句的定型是在中晚唐到宋代完成的。然而它的巅峰期却是在盛唐。也就是说，绝句是在发展到最自由的阶段而进入最完美的境界的。当然在绝句走向自由之前，经历了一个必然的阶段。六朝、初唐文人对声律的讲究、对句式的探索，部分解决了绝句与生俱来的以及在律化过程中又产生的可续性问题，促使人们自觉地追求绝句篇章的完整性，以及“句绝而意不绝”的艺术效果。但盛唐文人没有把前人的创作积累变成可供遵循的规范，也没有继续寻找各种促使绝句体制特征定型的作法，而是从绝句的源头去寻找不受任何法式约束的创作活力，将乐府民歌自然流露、不作加工的原始状态，升华到自由抒写、法极无迹的更高层次。这是盛唐绝句具有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唐代律诗研究　五律和七律是唐代新起的艺术形式，而且在盛唐以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功用，成为唐代诗歌体式中最为璀璨的艺术明珠。本世纪的唐诗研究者对之倾注了较大的心血，取得了成果也较多。
　　首先，本世纪产生了一些较有深度和影响的研究唐代律诗的专著。如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徐青的《古典诗律史》和赵谦的《唐七律艺术史》等。王力著全面系统地归纳分析了唐代五律、七律的各种格律形式，对一些拗救和变格也作了探讨，是后来学者研究唐代五律、七律格律时的重要参考。徐青著在王力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在《古典诗律史》中描述和探讨了唐代五七律的形成过程和形成原因，还对唐代五七律的黏对形式作了更为细入的探讨。他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分析唐代律诗格律形式的文章，其中《初唐诗律概要》、《初唐七言诗的格律》、《初唐五言诗的格律》、《盛唐诗歌的格律特点》、《七言近体诗的律联及其变式》、《唐诗律句、律联概要》、《唐代黏式律诗概要》等。赵谦著则试图将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于中国传统的诗律分析、艺术评点结合起来，对唐代七律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评述，其中对各个律诗创作大家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和艺术成就的评价尤为深入、细致，且不乏新见。
　　其次，本世纪学界对五律的形成和定型问题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讨论。传统看法认为，五律的成熟和定型是在初盛唐之交的沈、宋之手完成的，但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异议。
　　如，刘宝和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撰著了《律诗不完成于沈宋》一文，他通过对王绩现存诗歌格律的分析指出，王绩五言新体诗的合律程度不但明显高于当时其他诗人，而且其诗集中已经出现了完全合律的五言律诗，所以作者认为，律诗不完成于沈宋，而是完成于王绩之手。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并没有在学界产生多大的反响。
　　到九十年代，邝健行再次对“律诗完成于沈宋”的说法进行质疑，他在《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中通过对《文境秘府论》中所保存的唐人论述诗歌声律材料的挖掘，发现元兢《诗髓脑》中所说的“换头术”正是律诗对黏的正确方式。作者认为，“换头的提出，标志着黏缀找到了正确的法则，也等于说律调自此完成，时间很可能在上元、仪凤之间，总之在高宗后期。”作者又通过对初唐五言新体诗格律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在合律程度上，“沈佺期还好，宋之问的位置偏低，因为宋氏的作品，句联对黏不合格的地方还比较多。如果说制定律调的人合格的程度比同时其他人还要差，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作者认为，“把沈、宋看成确立律调的人的看法，值得商榷。”
　　邝文发表后不久，杜晓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中指出，元兢虽然发现了“换头”术，却并没有马上被人们接受，对当时诗坛创作的影响也不大。沈宋二人不但将之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通过自己在诗坛的号召力和影响，使得朝野之士纷纷仿效，严遵此“律”，乃至于在神龙、景龙中形成了“沈宋体”或“律诗”。再从沈、宋二人的现存作品来分析，其合律程度也明显高于他人（由于杜文与邝文统计和分析沈宋的作品范围不同，所以数据和结论也就有异）。当然，传统说法也有掠人之功归于沈、宋之弊。严格说来，沈、宋二人只是在前人律化经验的基础上，将元兢发现的“换头”术肯定下来，奉之为“律”，并加以推广，使得“律体”的声律模式基本定型了。
　　再次，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对唐代律诗创作艺术进行探讨的文章，如周勋初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赵昌平的《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程千帆等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孙琴安的《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赵谦的《中唐后期七律论》、《初唐七律音韵风格的再考察》等。
　　其中孙琴安文通过对唐代近万首七言律诗的详细考察、辨析和归纳，认为唐代的七言律诗共有雄浑苍茫、高华富丽、浅易通俗等五个派别。并对这五个派别的基本风格特征、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演变的线索，分别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除了从文学因素追寻查找原因外，作者也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甚至诗人本身的气质、才赋等进行考察。并针对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忽视研究晚唐诗的现象，对晚唐的许多七律名家所作的贡献，给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赵谦前文则指出，自贞元至大和“短短四十年，染指七律的诗人近70，七律达1600首之多，超过了前200年七律创作之总和。”文章就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韩愈、贾岛、刘禹锡、柳宗元、李绅、杨巨源、牟融等诗人的七律逐一进行分析，指出他们各自的风格特色。其中对白居易七律创作的研究最细入，评价也最高：“由于他的出现，唐代七律创作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七律叙事功能的增强，二是七律的通俗化趋向”。

知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