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翻译须加入所引诗文的译文

老童子

三、所引《诗经》之诗，是《左传》不可或缺的语词

《诗经》在春秋时代的普及，比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要广泛、深刻得多。《诗经》与《语录》的字数大致相当，文革人能全文背诵《语录》的人很少。在春秋，凡是有读书权力的人——士，都能倒背如流，并能在恰当的场合，“断章取义”，用诗表达自己的意思。不但周朝之士能背诵，连语言文字与华夏不通的戎人也能背诵。例如《襄公十年》，晋国的执政卿士匄指责戎子驹支在诸侯猎国之间说晋国的坏话，致使诸侯生心。驹支赋《青蝇》以对。《诗》曰：“营营青蝇，停于篱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可恶，兄弟生嫌”，表达意思十分贴切。

《诗经》之诗，是重要的外交语言。例如，秦穆公准备送重耳到晋国为君，飨宴重耳，重耳赋《新台》之诗，将自己刻画成扶不起来的癞蛤蟆，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秦穆公则赋《六月》，向重耳显示秦国的军威，暗示重耳，回国为君后要听话，否则要像征伐猃狁一样，“至于大原”。重耳的高级政治参谋赵衰则借《六月》中的“以匡王国”，拜谢秦穆公将重耳比喻为周朝的大将尹吉甫，匡扶周室。“断章取义”，兴比甚是微妙。

《诗经》也是重要的文学语言。例如，《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对孙文子不满到要杀他的程度，孙文子也感受到了即将来到的危险，便溜回自己的封地戚邑，派儿子孙蒯到朝中听命。卫献公竟然让乐师向孙蒯演唱《巧言》之卒章。诗文是：“你算什么人？不过河边麋。无力又无勇，位高即作俑。腿伤脚又肿，你凭什么勇？诡计十分多，徒党有几何？”将卫献公的跋扈霸道、没有心计、口无遮拦的莽夫形象，显露无遗。

等等。《左传》中记录引用《诗经》的有二十五个编年，引《诗经》71篇次，都没有将所引诗文抄录入《传》。这在春秋，在书写、出版都困难的时代，这样作是恰当的。因为《诗经》已是士大夫都能背诵的书，只要提到《诗经》的篇目，士大夫们都知道，也能理解客人讼此诗所要表达的内心思想。但如果将这样的行文方式，一直保留到今天，这就错了。今天，对于《诗经》，不但一般人不熟悉，即令是《诗经》专家，能背诵全本《诗经》的恐怕也没有几个，只引篇目不录诗文，《左传》相关各篇，就成了缺文少字的断篇残简。卫献公斥责孙蒯时的跋扈鲁莽，就无从知晓。

所以，本《白话左传》，将《左传》所引《诗经》篇目的诗文，根据文意，将诗文翻译、补充于文中，让《左传》文章成逻辑语言，而不需要像专家一样，一边摆着《左传》，一边翻阅《诗经》，尽量方便一般读者，这是《白话左传》的重要特色。

小吉仙

好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