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诗心-徐晉如
吾国文学传统,实即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之传统。中国光辉灿烂的诗国文明,是士大夫创造出来的。汉之大赋、汉魏六朝之古诗乐府,唐之诗、宋之词,莫不如此。惟元曲悖离此一士大夫文学之传统,故元曲之文学价值不能与唐诗宋词相比。今人可诵唐诗宋词名篇无数者,问能诵元曲否?职是之故,我们这门课上只讲诗词,而不会涉及曲的写作。
所以,我们提出,学习古典诗词,就是“要承传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审美情趣。其价值倾向,无疑应该是否定低级而宏扬高级,否定丑恶而颂扬美好,否定卑劣而礼赞高尚;否定庸俗而倡导高雅。”
因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贵和高雅。如同科学和自由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样,高贵和高雅也是人类永远心仪的生存佳境。否定这一点,那就是自甘堕落。而我们半个世纪的文学遗产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 当代诗词的创作,也一直就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
当代诗坛有这样三种人:第一种人没有任何思想,一辈子习惯听话,香港回归了,他就写一首七律,澳门回归了,他又写一首七律;神五上天了,他就填一首词,神六上天了,他又填一首词。从来没有属于个人的见解和情感,他们的一切作品,都是新华社社论的韵文体。第二种人,他们倒不会像上述的人那样,他们的诗倒是涉及到一些个人的东西,整日价吟风弄月,在网上遇一个美眉就填一首词,遇另一个美眉又填一首词,然而其情既不真,其志又伪,清代的金应珪把这种人写的东西叫作“游词”。诗词绝不应该是一种精巧的玩具,真正的诗人,是要把生命作为祭礼奉献于诗歌的。第三种人,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关注到社会的不公、关注到民生的疾苦,但是,他们的诗作并没有经过情感的酝酿,他们就像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揭示出一些别人不敢、不愿说的东西,依然不是真正的诗。正如白居易的那些新乐府,同样不是诗,而是韵文体的报告文学。
要学写诗,首先要做诗人,要做一个追求高贵和高雅的人。然则何谓高贵?何谓高雅?请试言之。
丰子恺先生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这里所说的宗教徒,非必要信仰某一具体的神,而却必须要有信仰。夫惟有信仰者最高贵。爱因斯坦亦谓: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而普朗克,也正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因为信仰而探索的科学家,也是真正的高贵者。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此Idea,即王国维之信仰,王氏因此Idea而殉身,真如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所说“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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