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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改革派的幾个主张
徐晉如
改革派的第一个主张是论为诗词必须反映当代生活，要有“时代气息”。这种论调的提出者，不但不懂诗词，更加不懂文学。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绝不是表现社会生活。即使文学中大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也还是为表现心灵服务。“时代气息”，体现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变动。古人歌颂殉节的烈女，今人则对她们寄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古人鼓吹忠君，今人则强调独立自由，这就是“时代气息”。
改革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诗词必须要放宽用韵，尤其要取消入声字。汉语中平上去入四声，平、上、去是调值，是声音的高下，而入声则是调长，是声音的长短。高下相形、长短相间，构成了汉语独特的音韵之美。今日的普通话没有入声，乃是因为普通话是在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形成的语言，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语言。没有了入声，使得汉语仅有声音的高下而没有声音的长短，发音单调。
不仅如此，古人押入声韵的古体诗和词，本来音节短促，用以诵读极有韵味，而今天用普通话来念，就会韵味全无。大体说来，南方的苏、浙、闽、粵（包括客家话）的全境，及湘、鄂、川的部分地区，都还保留有入声，即使是北方话中，以山西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河南、内蒙的部分地区，入声也未消失。更何况，海外华人诗家，其祖籍大多在华东、华南，作诗无不用入声，保存入声，有文化认同的因素。因此，今日诗界的当务之急，不是取消入声，而是要尽快创制出一套专供吟诵采用的语音体系，对平水韵的韵字进行拟音，保留全部入声，就像京剧韵白那样，成为诗词写作者必须掌握和信守的标准。
改革派的第三个主张是反对用典。按用典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辞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就经常用古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典故。对于诗词来说，要在那么精短的篇幅内，表达尽量多的意蕴，用典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用典和白描，是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本无所谓优劣之分，但今人却恨不能一个典故不用，只要大白话。其动机，无非是懒得读书，不愿去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已。
诗词，不仅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诗歌文体，也是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形式，要像保护古琴、保护昆曲一样，绝不能有一丝变动。但是，诗词毕竟是为着吟咏情性，因此，它就必须要反映出诗人不同于古人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诗词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是古人的附庸。
在诗词中反映出今人的人文精神，这一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举了黄遵宪、蒋智由、夏曾祐等人采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的尝试之后，指出：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
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他的确具有一般诗论家所不具备的卓越的眼光和哲理的高度。他实际上已经指明，诗词要发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变革的并不是诗词，而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的人格进步了，诗词才能获得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想写好诗词，就得在人格上演进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梁启超认为，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人本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每一个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只存在着契约关系，国家并不比个人来得更神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房客和公寓的关系，体现为每一个个人在社会中各有其位、各有其权也各守其分。
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一切价值当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谓自由的含义，就是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妨碍到他人的利益，那么谁也无权干涉我。当然，现代知识分子的含义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这就需要诗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前人优秀的思想精髄，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百年来，个性的独立与自由，代替了家国的兴亡之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中占第一位的东西。在晚清民国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僧苏曼殊，他的诗作就特别强调个人情感的发抒。像“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猛忆玉人明月下，消无人处学吹箫”、“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吴门和易生韵》），个人的身世与历史的沧桑足可等量齐观，正是个性独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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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9 2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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