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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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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人诗趣长青首席版主兼奇文神韵执行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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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7 17:3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选诗一般有三种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像《红旗歌谣》;一是艺术标准,像《花间词》《香艳丛书》;一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的。
      第一部诗选是《诗三百》(《诗经》),孔子把一千五百年的诗选出310首(实存305首),“删诗”指的是春秋时期诗歌很多,据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那么他选诗的标准是哪一条呢?一般的评论是他采用了政治标准。这是根据孔子自己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蔽,概括。译文:《诗经》中三百多首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孔子自己说标准是“思无邪”,那自然不错。但什么是“思无邪”?分歧就大了。
      第一种看法:邪,邪念。思,思想。将“思无邪”释为“思想纯正”或“思想没有邪念”。
      杨伯峻、吴树平:孔子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这种观点在大陆学者当中颇有代表性,许多书籍中有关本句的解释大同小异。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不是一部译著,没有严格的译文,但是从其诠释来看,他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是为了‘思无邪’。”
       第二种看法:邪,直。思,语助词。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对“思无邪”作了这样的注解:
      思无邪:《鲁颂"駉》篇辞。或曰,诗有美刺正变,所以劝善而惩恶。则作者有三百篇之思,皆归无邪,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有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此说似较前说为得。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诗曰:“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祛祛,强健貌。徂,行义。谓马行直前。思马之思乃语词,不作思维解。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然亦不当大违原意。故知后说为允。
      钱穆先生列举了两种通行的观点,并表明自己倾向于后者。然而,后一种观点没有文字学上的根据,只是学者们根据诗文大意所得到的一种模糊的推断而已,因为“邪”不仅与“直”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它与“直”的反义词“斜”是同源字!
      有别于大陆传统,台湾学者似乎继承了钱穆先生的所取的观点。傅佩荣先生的白话译文为: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称之为:无不出于真情。”傅先生对于“思无邪”的注释是这样的:思无邪:出于《诗"鲁颂"駉》,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引申为诗人直抒胸怀,所作无不出于真情。这个注释的问题在于“思无邪”这三个字在诗中并非用来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他把真正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的“思马斯徂”与前面的“思无邪”搞混了。
      第三种看法: 删诗者,删烦删滥。邪(ya)为语助词。思,考虑周到。
      有人指出《诗经》中多有不合于孔子道德思想的诗篇(崔述)。
      《日知录》“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日知录》论得甚当。其实是人们翻译“思无邪”出了问题。“邪”非邪恶之邪,乃语助词,与“耶”同类,古时常用。 宗元【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可视为一篇【唐颂】,其【无邪ya】,思无也:念头(思)没了(无也)!因此真实的意思是“思无”二字, “思”,段玉裁的《说文解字》解释是深通,能深通的想,就叫思,联系《日知录》所论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全面的考虑不要遗漏,因此不管是好的坏的,文雅的淫荡的都得有典型留下来,以资后人参考。于是孔子的选诗标准既不是政治标准,也不是艺术标准,纯粹是档案收集标准,与我研究杂体诗收集资料时的思想如出一辙。我这考证打破了政治第一的标准,推翻了几千年的定论,可能有损圣人的形象,有人大概又要跳起来骂娘了。
       第四种看法:邪(yu),馀也。思,诗人之感觉之想象。
     【思无邪(yu)】之正解就是:【思无馀】!【思无邪】,指《诗》直白、自然、淳朴、比兴联想有度,没有多余的东西。
     【思无邪(yu),思马斯徂(cu)。】:仿佛(“思”为诗人之感觉之想象)一匹马都不剩了(思无邪【馀】),就跟马儿都走了一般(思马斯徂)!【马儿】更无【正邪】之分!这里【思】指诗人之感觉、之想象,不是一般人常言的【虚词】!
      因此,从字义上讲,【思无邪】之【邪】解读成邪恶之【邪】,也明显有误!
      将“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和“思无邪”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疆”和“期”是表示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文字,因为诗文有排比对称的特点,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斁”和“邪”也应该与此类似。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斁”字。
     “斁”:《诗经全解》的作者们将其释为“厌”,并将“无斁”据杨合鸣《疑难词语辨析》释为“思虑详审,无有厌倦”。这显然十分牵强。在《汉语大字典》中,“斁”的确有“厌倦”、“讨厌”、“解除”、“盛貌”等义项,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它也有“终”、“终止”的义项,而后者与前面的“疆”、“期”一样,表示时间、空间的某一界限的意思。《说文"攴部》:“斁,终也。”唐朝元稹《莺莺传》:“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明朝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扬其耿光,有永无斁。”可见,“思无斁”即“思绪没有终止”的意思。
      然后,让我们考察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邪”字。
      “邪”:《诗经全解》的作者们根据杨合鸣《疑难词辨析》将其释为“思虑纯正,无有邪曲”。“邪”除了“邪恶”、“不正”等义项之外,它还与“余”(馀)相通,表示“剩余”的意思。《史记"历书》:“举正于中,归邪于终。”裴駰集解引韦昭曰:“邪,馀分也。终,闰月也。”《左传"文公元年》作“归馀于终”。可见,“思无邪”即“思绪殆尽”、“绞尽脑汁”的意思,与“疆”、“期”、“斁”有所不同的是,后三者表示思考还没有达到疆界,而“思无邪”则表示思想者已经竭尽全力,再也想不出新的花招的意思。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孔夫子才选择“思无邪”来概括全诗,而不是“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当中的任何一个。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整个诗文描写的就是马,马怎么会有所谓的“邪”与“正”呢?钱先生靠哲理得出了正确的大方向,可惜他没能进一步考察全诗。
       孔子借用《诗经》中的“思无邪”目的是说明作诗时诗人的思维是不受限制的,即所谓的“诗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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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有邪”的思想表现:爱情诗—— ——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 作者 思无邪
       (一) 爱情诗——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
      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以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如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都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进光所照射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功颂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的给他们以厚重的面目,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这些爱情诗就像开在荆棘丛中绚烂的玫瑰,”那么美丽又带着一份坚韧与铿锵。
     《诗经》中的爱情诗占了国风的三分之一,《小雅》中也有一部分,可见其数量之多,同时也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伟大魅力。
      《召南·行露》,实际上诗中写的是一位已婚的男子,看中了一位姑娘,生起强聘之心,并蛮横无礼的以打官司来要挟姑娘嫁给他,但是这位姑娘却不为所屈,在那个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奋起反抗。并不是朱熹所说“以礼自守”,而是她争取平等自由的呼声,这在那个时代显然是与礼不符的。
      在《邶风·摽有梅》中,这种呼唤爱情自由的声音来得更高。这本是一首讲述一个年轻的女子大胆地追求她爱慕的小伙子的事,有人却把它理解为“淫诗”,一个渴望自由爱情的女子怎么会作出所谓“淫奔”之事呢,她在诗中的大胆表白只是她的发自内心的诉说,只能说,她的大胆行为在《诗》的时代是与他们所遵守的礼是有严重冲突的。但是他们的爱情丝毫没有做作,流露的是真诚、自然。
      在《鄘风·蝃蝀》中,女子为了追求婚姻的自由,敢于蔑视“礼”“道”观念的束缚,不理睬世俗观念中要求女子要遵守贞信之节的清规,以至勇敢到冲破天命的桎梏,奔到恋人身边去了。“大无信也,不知命也”真实地描写了这位女子追求个性解放的气概,女主人公为了追求个人的婚姻自主,采取了当时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私奔”的做法,其实质正是对当时礼教的挑战与反抗。
      而在《鄘风·柏舟》中,女子对包办婚姻的反抗也表现的极为炽热。“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髧彼两髦,实维我持”,这是她在大声的呼喊“他前额的短分两旁,我和他天生一双,我到死不变主张。”连说两次“母也天只!不谅我只!”表达了她对干涉和阻挠自己婚姻自主的母亲的反抗,但是在她的那个时代,女子要求婚姻自主是她的母亲所不能体谅和容忍的,她的怨天恨母,是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制度极度蔑视和公开反叛,这种惊人的勇敢行为,在当时社会里,无异是对旧礼教最强有力的控诉。而朱熹却说:“此刺淫奔之诗。”他的观点,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他在评论“郑卫之乐”时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诗集传》)
      现在我们来看《郑风》里的一首《将仲子》,这是一位热恋中的少女写给自己心上人的一首优美的情诗。她爱着仲哥儿,诗一开头就说: “求求您仲哥儿呀……”在这委婉的规劝言辞中,倾诉着一位热情、温柔的姑娘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首诗的第一章前三句,即“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显然是这位怀着羞怯恋情的姑娘万不得已说出的,当她说出后,又怕引起仲子的误解,以为她不爱他了,因此紧接着申明:“我哪敢吝啬杞树枝啊,怕的是我爹和我妈呀”。道出了姑娘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苦衷。那时这个姑娘的思想感情在起伏翻腾,终于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仲哥仲哥真想你呀”的真情,可是最后思想还是顾虑到“爹妈责骂也怕呀”,刚燃起的恋情和勇气,又被现实抑制。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言“仲可怀也”,这表明这位姑娘坚决地、深切的爱着仲子,反映了她对婚 姻自由幸福的憧憬和追求。但是在当时,哪有妇女恋爱自由可言,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姑娘想与自己心爱的人谈论自己的婚姻问题是不许可的,这在当时是要受到父母的管制、兄弟的干涉和众人的非议的。诗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是屈服于这种舆论压力,但内心并不是拒绝仲子,在本诗一连三章的“岂敢爱之”和“仲可怀也”的誓言里,蕴涵着这位姑娘对仲子的执着的爱情,以及对当时旧礼教压制的极端不满和抗争。尽管这位姑娘的抗争是软弱的,但也使我们认识到旧礼教的桎梏是怎样摧残千千万万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情的。整首诗里丝毫没有朱熹之说的“淫”,反而是一首优美的情诗,要说它有什么特别,那也只不过是在思想内容上与周礼有一定的冲突,并不是孔子所说的真正的“思无邪”。
      再来看《郑风》里的另外一首爱情诗《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诳也且!”说的是一位与她所爱的男子相谑的情歌。“如果你思我,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的人了!你这笨拙的傻小子! ”的确有民间打情骂俏的风味,是亲昵,也是戏谑,情味无限。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首诗“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表现出一种特别的风调,且“这种心理,没有一个诗人敢将它写出来!”那么与孔子所说的“郑声淫”就应该是相符的了,只不过对于他的这个说法我们也不敢苟同,在周礼渗透的文化下,这种不顾一切礼教规定的行为实是不允许的,但这种爱情是真挚的感情的流露,是值得赞美的。
      而对于已婚的女子,周礼中严格要求女子要对丈夫从一而终,丈夫可以随意休掉妻子,而妻子却只能成为丈夫的附属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甘受夫权的压制,“尔不我蓄,复我邦家。尔不我蓄,言归斯复。不思归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只以异。”《小雅·我行其野》丈夫喜新厌旧,女子对于他的无情无义痛加批判,她不再祈求丈夫能够回心转意,而是坚强的选择了离开。她决心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重整家园,开辟新的生活途径。她是一位敢于与旧礼教决绝的刚毅、果敢的妇女,对于从一而终的教条,她充耳不闻,勇敢地反抗,去选择新的生活。在王化之国,这种思想显然是与礼不符的,就算是回到娘家,也是要被人非议的,但是她不管了,毅然地与旧礼教决绝。但是在那些没有完全被王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是王化之地所无法享有的。
     《郑风·萚兮》所表现的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男女交往自由的情况。郑国本来也是王化之国,但是因为没有完全被王化,所以保留着男女交往的某些古代遗风,所以也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据史载:郑厉公四年(前 697 年),郑国大臣祭仲的女儿雍姬问她的母亲:“父亲与丈夫哪个亲近些?”她的母亲告诉她:“父亲只能有一个,而丈夫却个个男人都能做。”一个贵族出身的高贵的妇人竟然用这种与礼不符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女儿,郑国一般人的男女观念,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选择是自由的、开化的,这才是符合人的本性需要的,但是对于王化之礼是极大的挑战。在孔子那里,雍姬的母亲,这位世家命妇可以改口称“淫妇”了。另外,在有些诸侯国虽是周王室子弟封国领地,然而,其原有的文化传统较为突出,而周人又给以特殊的政策,于是这里的文化同周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机遇更加明显,其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许志刚说:“在这一方面,卫最具代表性。”(《诗经论略》)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莪、 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命以《康 诰》,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里原本是殷商都城。武王克商,以封纣王之子禄父,并封管叔、蔡叔于其周围,以监视武庚。后来,禄父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平息了叛乱,杀管叔,放蔡叔,遂以其地封康叔。封康叔之时,除了赐予他众多的礼器、仪仗外,还令他带领殷民七族。同时,在政策上较为宽松,准许他沿用“商政”。这样特殊的部落,特殊的政策,就使此地原出的文化传统更加鲜明地保存在社会生活中。“卫地人的精神风貌,文化状况同周王朝统治严密的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既要接受周人的礼乐文化,又不能操之过急,要在文化交融中,巩固其统治。这样也给了殷商文化继续存在,继续保持其影响力的机遇。”(《诗经论略》)《汉书·地理志》云:“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 夺,薄恩礼,好生分。”由此可见,在康叔之时不曾对以殷商遗民为主体的卫人进行强化的统治,其原有商纣文化,始终在起作用。这样的文化结构一方面会增加文化交融中的有机元素,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冲突。像这样的诗歌,之前所说的《鄘风·柏舟》就很具代表性。《诗经》中表现与礼冲突的爱情还远不止这些。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明确其思想内容有许多是与周礼相冲突的。
                (二)政治讽刺诗——怨愤的乱世悲歌
      政治讽刺诗——怨愤的乱世悲歌 —— 郑振铎说:“这些乱世悲歌,与民间清莹如珠玉的恋歌,乃是最好最动人的双璧。”《诗经》中与周礼有所冲突的思想内容不仅仅表现在爱情诗方面,一定数量的政治 讽刺诗也表现出了它与礼不符的一面。在前文中已说过,王化下的统治地区,不管是臣子还是百姓,是没有全力对统治阶级发表言论的。君主被视为天子天命是不可违的。但是自古至今,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最终会导致人民起而反之。虽然有时候他们的力量很小,但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会让他们高声呼喊。
     《邶风·新台》、《鄘风· 墙有茨》、《鄘风·鹑之奔奔》等诗篇反映的是百姓对贵族阶级、统治集团、国王君主们的荒淫无耻和乱伦现象的讽刺和痛斥。他们实在是看不惯这些人的荒唐无耻的现象,因而勃发心头的怒火,责骂他们不是好东西。这在当时是极不允许的。《新台》和《墙有茨》两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两篇堪为姐妹篇。卫宣公既娶媳为妻,作新台于河上,乱伦于先。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宣公庶长子公子顽私通,生子五人,乱伦于后。诗篇将卫国百姓对上层统治者糜烂腐化、荒淫无耻的蔑视尽泄于字里行间。将宫闱深处最见不得人的污秽之事于“不可道”中,巧妙的全部“道出”。像他们这样大 胆的揭露统治阶级荒淫失败,即使是在《诗经》的民歌中,也是为数不多的。由此可以看出,周礼之于他们,已不再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他们把自己的悲愤尽泄于世。
      类似这样的悲愤之作还有三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齐风》中的《蔽苟》、《南山》和《载驱》三篇可谓是三架马车,诗的主旨是相同的,都是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与奢侈放荡,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艺术方法揭露齐襄公与文姜兄妹通奸的丑行。 《左传·桓 公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妻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 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水,遂及卫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对于这件事,《公羊传》也有记载。由此可见他们的无耻有多么令人发指。《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劳动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而反抗的诗篇, 《硕鼠》、《伐檀》两首最具代表性。对于统治者的不劳而获,严酷的剥削,他们把这些人比喻成硕鼠,高呼“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他们希望统治者不要再无度地剥削。虽然他们的这种反抗算不上有多大的影响,但毕竟是他们真正勇敢地把矛头直指统治阶级,而视礼教清规不顾。
      不仅仅是这些平民百姓反抗这样的压迫,痛斥昏庸的统治阶级,就连周王室的大夫出于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也对统治者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小雅·节南山之什》中《正月》、《何人斯》等诗都是大夫刺幽王的诗篇。西周末年,自然灾害连年发生,而周幽王却不知戒惧,反而宠幸褒姒,制造出“烽火戏诸侯”的荒唐行为;重用小人佞臣,以至乱政殃民,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在这几篇诗中,周大夫对周幽王的恶行揭露的十分深刻,“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且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以太阳、月亮昏无光来比君王昏庸无道。“哀今之人,胡惨莫惩!”这句话道出了他最深沉的无奈和愤恨,可叹今日众奸佞,何不惩止这暴政!“职竟由人”,他最终道出了真正的原因,“祸患却因有坏人”。他毫不避讳而是大胆地说了出来。对于“君立臣行”的规定他提出了异议、反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君有贰心,他们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忠君。无论是黎民百姓还是周王室大夫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唱出的这一曲曲悲歌,对于世俗的礼有很大的冲击作用。
                             结束语
      《诗经》中的思想内容与周礼相冲突的部分远不止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两方面。但是从这两方面来看,孔子所言“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过于以偏概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生忠于礼的思想约束了他。其次,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孔子所理解的思想深度还不能达到我们现代人的认识水平。也可以这样说,他所生活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考。但是,他对《诗经》所做的贡献,我们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他是水的源头,而后人只不过是沿着源头的活水顺流而下的细小支流。
      从确定论题到写作完成,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选择这一论题所要涉及的内容很多,所以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让我无从下手。所幸有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帮助,使得我的论文能够如期完成。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学识的浅薄,有些内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诗经》的思想内容精而广,所需研究的方面还很多。在这次写作中,我学会了用辩证的眼光来看问题,并且认识到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的重要性。在此衷心的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书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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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愉快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6-18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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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棹江湖 发表于 2018-6-17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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