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诗人的解放

千年老猢狲

      

诗与诗人的解放

    有着“当代诗侠”之美誉的钱明锵先生在谈怎样才能做诗人的时候说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无愧于人的人，有人品，才有诗品，才能算诗人。这无疑是在给诗人设置一个很高的门坎，也无疑给诗和诗人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而一个人人品的好坏其实是很难断定的，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距离很远的人。在想到了被有着“诗词泰斗”之称的林从龙先生所举出的“文如其人”的典范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陆游之后，我们不禁又想到了先是诗人后来又成了散文家的朱自清先生。

    因为不吃美国人的面粉被饿死（可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媲美）而以“最有骨气”著称的现代文人朱自清先生一开始是写诗的，据说是因为什么人说他本不适合写诗而更适合写散文才放下了诗去写散文，结果便写出了《荷塘月色》等一系列著名的散文而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散文家。但后来他又去研究文艺理论了，不知是不是也是因为什么人说了什么话的缘故，还是因为要养活自己的“一个女人”不得不去教那“几节课”而把自己教成了“学究儿”。但他后来也并没有成为什著名的理论家，至少他在文艺理论的研究上所享有的名望是无法和他在散文创作上享有的名望相提并论的。至于他的“不食周粟”是不是因为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那是我们想也不敢那样想的。

    从现在比较时毛的姓名学的角度来看，朱自清先生的死法实在是因为他名自清的结果。“水至清则无鱼”，当水清到因为水底下连泥也没有因此怎么搅和也搅和不浑的程度时，那鱼即便生出来也还是要死的。朱自清生前生活的简单也是出了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女人加几节课”，如此而已。有时，当天上的月亮很圆水中的花很好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让他的心中“很不平静”，于是他也会在吃饱喝足、女人去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出去转一圈儿，以期有什么奇遇使自己的生活复杂起来。那月下的荷塘实在很像是个舞厅，甚至更像是个“浴”池，同时也象征着整个的现实社会，表面上看去是美极了，但在美的下面却掩藏着丑，就如同那荷叶下面掩藏着污泥一样。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但他却受不了。他用手中的笔把那美丽细细地描写了一番，就是他的这一番描写才让他的散文脍炙人口的。虽然在有些年诸如“出浴的美人”之类太带有性感的词语被从中、小学的课本中删掉了，但文章一直都是必选的篇目，尤其是这段对荷糖月色的描写都会是景物描写最好的范例。但如此的美丽尽管打动了不知道多少人，对描写者本人却是一点用也没有。所谓“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真是“清”得不能再清了，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自”愿的。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之所以好，是因为里面有多重意义隐含着，其中对虚伪现实的否定是最主要的，而且这否定也并不像某些没有读懂的人所说的是有余地的。他所描绘的江南就真的那么好，好到只有真、善、美，连一点点假、恶、丑都没有么？其实是未必如此的。虽然那“南塘”比起这“北塘”也许要大很多，甚至可以“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但它也还是土围成的；尤其是虽然那水是深了些但那水底下也还是少不了污泥，而塘的大和水的深对于游乐于其中的人来说是更具有欺骗性、也更具有危险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水性不是很好的人来说就还是不去的好。再说了，如果说朱自清所举出来与江北对比的江南便是他的理想国，那他还跑江北来干什么呢？

朱自清有一首很长的诗《回去》，其中把“回去”一语反复地说了许多遍，那和他在《荷塘月色》中的出来绕着“荷塘”转了一圈儿之后的又回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满世界的转了一圈儿之后要回到“故乡”去，而后者是既然回不了“故乡”，就只好回到“家”——“一个女人加几节课”的孤独与寂寞的个人生活中去罢了。这“回去”是他与世俗决裂的宣言，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结果。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并不全在于这社会，从本质上讲，朱自清所在的社会和他之前或之后的人们所在的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同，是洁身自好还是同流合污都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所要思考的问题。至于最终是以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要由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并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分出相对的高低是可以的，强求一致就不对了。而且即便是朱自清有极强的洁癖，也不会干净得鞋底上连泥也不沾。因为他除了是个文人之外还是人，要吃喝住行，要娶妻生子等等，也避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或者做出一些“有愧于人”的事来，不过我们生活得离他太远而不知道罢了。而如果单从好洁这一角度来看，朱自清的洁癖已经称得上是一种病症了。

    要文人们都做到“文如其人”也太难了。“自誓终鳏”却又娶妻纳妾的元稹和自诩高情逸志却又谄事权贵到“望尘而拜”之地步的潘安仁自是文不如其人的典型，即便是被林从龙先生推为“文如其人”之典范的几位也未必都是如此。《屈原外传》云：“屈原细瘦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长得好自然会让人喜欢，好打扮是想招人喜欢，一天要洗三次头发却实实在在是有病了，而且他的病症大概要比朱自清严重得多了。“善淫”之传不必说了，在《离骚》中把怀王当作美人来爱不是比潘安仁对权贵的“望尘而拜”也差不了多少么？那皇帝难道不是最大的权贵么？杜甫不也是靠着有“酷吏”之称的严武讨了许多年生活的可怜人么？这与傍了玄宗又去傍李璘的李白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再有，语言的欺骗性原本就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可以信口开河和文过是非上，也体现在其同行为的不确定的关系上，尤其是当时过境迁之后，这种不确定就由于此一时、彼一时而完全的合理化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对他说出的所有的话都担负责任，尤其是那些对于他人并不造成直接伤害的豪言壮语。社会生活是复杂且残酷的，人的思想感情是可以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偶尔地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一下也都只是一种生活的策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是如此，文人也一样，而且“文人无行”一词还似乎是在说在言行不一这一点上文人比普通人更有过之，这也无非是文人比普通人太爱说又说得太漂亮的缘故。

    在这一点上，诗人和文人又有一些不同。诗是可以言志又可以抒情的。志者思想也，是有恒的。情者感觉也，是多变的。言志的诗人更近于文人，抒情的诗人更近于艺人。让一个言志的诗人随便地改变所言之志是不可能的，但让他在行为上一定要按他所说的去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让一个抒情的诗人永远抒一种情是不可能的，让他今天一定要为昨天说出的话负什么责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诗只是一些漂亮话而已，让你看只是让你感受美，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这一点上，过去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在过去，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纯粹的诗人是没有的，诗往往只是一块敲开仕途之门的砖头，在统治者眼里一个人的“人品”是比“诗品”重要得多，因为他们是要利用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的。因此屈原便成了宠臣，李白也进了皇宫，苏轼甚至还做了几天宰相，但上帝的公平往往也就体现在给了你这个便不再给你那个，如果谁有了这个还要那个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所以这些做了官的诗人们几乎没有一个没为此受苦的，这几乎成了一种必然。造就这种必然的原因自然是封建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凡有才能而无背景的人要想出头除了当官是没有其他办法的。但现在不同了，尤其是现在，诗和诗以外的东西离得越来越远了。诗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诗人也不再是统治者的“狗”，诗和诗人都因此而纯粹了。

    而且现在评价一个诗人的标准也变了，就如同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时只看他是否成功一样，我们在评价一个诗人时是看他是否写出了好的诗来，其它是可以不闻不问的。一个人只要不去图财害命就行，而一个诗人只要能写出好诗来有时是可以连所谓的志也没有的，比如那些专以抒情为能事的诗人，他们是完全可以今天爱这个明天又去爱那个的，而且每次都爱得死去活来才好。而那些以言志为能事的诗人的志也已表现为一种独立的意志，是未必一定要和谁去保持一致的。

    当然所谓的抒情和言志是可以两兼的，而且除此之外一个诗人还可以是一个文人或艺人，甚至于还可以是一个官员或去卖红薯，但这都已经与诗无关，只是一个人的谋生手段。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诗人成为一种职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想靠诗来养活自己都难更不要说发财了，这也许正是诗的伟大，也是诗人的伟大。诗的背后是诗人，一个诗人，不论是言志的、抒情的还是两兼的，除了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之外是并不需要再怎么样的。这是诗的解放，也是诗人的解放。我们是应该为此而欢呼的。

    简单的来说，诗人就是能写诗的人，人品好可以去做圣人，但与诗无涉。可以两兼当然是好事，但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呢？

                                                                                                

                                                          2007-11

菜根谭文学院

拜读佳作，学习问好，敬茶奉果，遥祝夏祺 !

梅花山人

再有，语言的欺骗性原本就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可以信口开河和文过是非上，也体现在其同行为的不确定的关系上，尤其是当时过境迁之后，这种不确定就由于此一时、彼一时而完全的合理化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对他说出的所有的话都担负责任，尤其是那些对于他人并不造成直接伤害的豪言壮语。社会生活是复杂且残酷的，人的思想感情是可以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偶尔地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一下也都只是一种生活的策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是如此，文人也一样，而且“文人无行”一词还似乎是在说在言行不一这一点上文人比普通人更有过之，这也无非是文人比普通人太爱说又说得太漂亮的缘故。
    在这一点上，诗人和文人又有一些不同。诗是可以言志又可以抒情的。志者思想也，是有恒的。情者感觉也，是多变的。言志的诗人更近于文人，抒情的诗人更近于艺人。让一个言志的诗人随便地改变所言之志是不可能的，但让他在行为上一定要按他所说的去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让一个抒情的诗人永远抒一种情是不可能的，让他今天一定要为昨天说出的话负什么责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诗只是一些漂亮话而已，让你看只是让你感受美，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诗人说一些豪言壮语及漂亮话不是什么难事，难在言行一致

梅花山人

    简单的来说，诗人就是能写诗的人，人品好可以去做圣人，但与诗无涉。可以两兼当然是好事，但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呢？

------诗人就是会写诗的人，跟人品好坏不构成正比，写得漂亮、说得好听往往只是文人的漂亮外衣

小吉仙

好文拜读，问候先生！

千年老猢狲

李金发自白：

　　1、我时常诧异，何以数年来人们会忽视了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而一味向外探求，而且还要一唱百和，称之为文学革命。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件荒唐极了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稍有留意就会发现，东西方诗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是有着同一之感觉和思想的。我总是想着要将他们相互沟通起来。
　　2、虽然没有必要把做诗说成是多么神圣的事业，但至少不是俗事，而且还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像我这样懒惰的人或许是不配来做诗的，但我竟然会做起来，而且还要结集出版，这在当初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我因此也不想像有些人那样，极力来说明自己的诗是什么主义。我以为读者只要把这些诗一首一首地读下来，必能收获到一些特别的感受。
　　3、我是接受了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影响之后开始写诗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是更喜欢拉马丁、谬塞、和沙庞，觉得他们与我的距离比波特莱尔和魏尔伦要更近一些。
　　4、两个诗集（指《微雨》和《食客与凶年》）出版以后，在中国这个贫弱的诗坛里，一定会引起些骚动。有的人也许会大加赞许，但更多的人——尤其是创造社里的那些人——也一定会对其嗤之以鼻。但我的诗也许只是个开始，随后这样的作品便会日渐多起来，人们也就不会再那么少见多怪了。现在已经有了戴望舒的《望舒草》，还有穆木天、王独清也都发表了不少这样的作品，据说都是很不错的。
　　5、我的诗起初只知是一种特别的体裁，现在却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象征派，或者也可称其为颓废派，但这都并不是多重要的事。
　　6、诗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东西，要用特定的词句将诗人所感受到的和所想象到的那些刹那间的意象抓住，使之成为人人可欣赏的东西。诗能言人所不能言。诗人是富于哲学意识——即自以为了解宇宙人生的人。任何人类的行为和大自然的景致，都可以触动诗人的神经并使其发出这样或那样的感叹。诗人不像一般人，除了养生送死之外对什么都无动于衷。诗人都是超人，所以为普通人所不能理解，以为他是在故弄玄虚，这都是很正常的事。诗人是孤独和寂寞的。诗人是独往独来的天马。
　　7、世界之任何美丑善恶都可以成为诗的对象。诗人能歌这咏那，但所言不一定是真理，甚至也许是对真理的歪曲，甚至根本就是谬误。我平日作诗，不曾存在寻求或表现真理的想法，只当它是一种抒情的手段——一种灵魂的游戏。
　　8、我作诗的时候，从不考虑人家懂与不懂，只求发泄尽胸中的意绪，那也仿佛是一种情欲，不发泄出来是会很难受的。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只是个人精神活动的记录，是醉酒之后的引吭高歌，也因此从不希求人人都能了解其中的意义。
我作小说虽然很少，但我也有我的想法。我认为任何人生悲欢离合，以及时常会为人所忽略的那些生活断章和残片，都可以作为小说创作的材料。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批评家的嘴里一定要有诸如“时代意识”、“追求光明”、“革命人生”等等那么多的空洞的言辞呢？
　　9、我做诗时全不注意音韵；只是在章法、造句和意象上下功夫。有人说我的诗有自然的音韵，或许那只是自然而然的节奏吧。我不反对自由诗押韵；因为在不过于牵制自由发挥诗意的状态下，押韵的诗更能引发读者的兴趣。我虽然很也喜欢看押韵的诗，但自己的诗却常常是并不押韵的。
　　10、夜间的无尽之美，在于其能将万物变成模糊一团。所有看不清的物之轮廓，恰恰能显露出一种柔弱的朦胧之美。月的光辉，更好像是特用来把整个世界都摇荡于半透明的云中。这半透明的云，在诗人眼前常在，诗人会隔着这云去观察一切，以完成其大美的创造。诗是神秘的。这神秘正是那大美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