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千年老猢狲 于 2018-6-2 09:50 编辑
读《涵天楼诗话》,得知涵天楼主钱明锵先生的挚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经学研究专家文幸福先生有警句名言云“不知比兴,何以观诗”。还得知“这句话已在《诗经》界广泛传闻,并且在有关《诗经》的学术论文中予以引用”。我们不用管钱明锵先生与文幸福先生是如何成为的挚友,也不管一定是深知比兴的经学研究专家文幸福先生到底已经把《诗经》研究到了怎样的程度,更不用管这句话对《诗经》研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是想探求一下它对诗词创作和鉴赏的意义何在,因为同样该是文幸福先生挚友的钱明锵先生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其实所谓“观”,应该是只指欣赏而与创作无关的。而欣赏者除了应该包括创作者和研究者之外,是还应该包括那些既不创作也不研究的人的。而这些只是欣赏者的人在读一首诗,比如《关雎》或《硕鼠》时是不会管什么比兴不比兴的。只要他们不是木得要死的白痴,他们在读《关雎》时,就一定会从关关鸣叫着的雎鸠鸟,想到那个唱着美妙歌声的女孩子;一定会从那随着流水漂动着的长短不一的水草,想到那女孩子的苗条的身材;如果那水草还可以被想象成是润滑的,那是还会让他产生美妙的触觉感受的。至于《硕鼠》,凡是在骂人上略微有一点天赋的人是都会欣赏的。如果在这时有谁对他们说什么比什么兴的,也许还会扫了他们的兴也说不定,当然那些天生就有着研究之癖好的人除外,也许还会听得津津有味也说不定,近而就成了像文幸福先生那样的经学研究专家就更加说不定了。 其实也未必仅仅对于欣赏者是如此,即便是创作者也未必非要知道什么“比兴”的,当然那些笨得要死还要写一写的人是除外的。至少一个天才的创作者是应该天生地具备使用这些技巧的能力但又未必非要知道这些技巧的名称。最好的证据就是《诗经》的作者们应该是并不知道“比兴”为何物的,因为他们写这些诗的时候连给这些技巧命名的研究专家们还没有出世也说不定。 最后也许就剩下像文幸福先生这样的研究专家们是非知道“比兴”为何物不可的了。也许是因为不知道就没饭吃也说不定。
有着“当代诗侠”之美誉的钱明锵先生现在是已经将创作者和研究者集之于一身了。他在也不知是哪首诗作得了“华夏杯”全国诗词大赛优秀奖之后的感言中说:“为了适应现代诗学的发展,重新建构新的系统的诗学理论已破在眉睫。我们期待着有一个统一的、能够融合古今,融合中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理论建构的产生。”作为一个诗的创作者,对于诗的理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期待本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诗歌创作本是天才的事业,但我们也不能、更不敢要求进行诗歌创作的人各个都是无师自通、不学就会的天才。假如就有一两个、两三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人在受到了什么刺激之后头脑一热便拿起笔来也要写两句的话,我们也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来阻拦。这些人在自认为知道了写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写,或者不仅不知道怎么写甚至连写什么也不知道时,肯定也会对理论产生出这样或那样的期望的。不过要构建像钱明锵先生说的那个“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现代诗学理论建构”也实在是太困难了,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也并没有必要的事,难道我们被那些“统一”折磨得还不够么? 钱明锵先生的期待实在是给理论家们出了个大大的难题。也许是因为等待了很久却不见有人来接活的缘故吧,钱明锵先生便只好自己出手了,扶危济困,原本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侠义的。于是便有了《涵天楼诗话》和《涵天楼诗法讲座》之类的东西,这自然也是没什么不对的,因为一个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即便是万能的上帝也奈何不得。至于事情做得是否令人满意,那是可以另当别论的。 在肯定了“不知比兴,何以观诗”之后,钱明锵先生便来直面“比兴”了。先是把朱熹和钟嵘的观点拿来进行比较,并得出在“比”上钟嵘高于朱熹、在“兴”上朱熹高于钟嵘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也便有了钱明锵先生的观点:“比”不仅是简单地找物体共同的相似点,更要在形神统一的基础上,扩大艺术形象的审美意蕴和精神品格;“兴”是指用在一首诗或一章诗开头具有引发诗情、起烘托气氛作用的一种修辞格式,或一种艺术表现方法。钱明锵先生在说“比”的时候所犯的只是一些小的错误。把相似点说成是共同的相似点也许只是在语言逻辑上的疏忽,把本应该是一个大概念的“事物”说成了一个小概念“物体”却似乎在说明自己对于“比”的理解还太过于狭隘了些。在说“兴”的时候问题就出得更大了一些了。指出“兴”是一种修辞格式或艺术表现方法是没错的,说这种修辞方法是用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并具有引发诗情、起烘托气氛作用也大抵是没错的,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修辞方法呢?钱明锵先生没有说。也许是因为在前面已经借用朱熹之口说过这里就用不着再说了吧?也许是因为后面有举例说明可以让人去体会就用不着再说了吧?于是我们只好到朱熹先生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和钱明锵先生的“雌雄雎鸠的关关和鸣之声引发了诗人寻找配偶的联想”中去寻找答案了。于是我们发现了这一观点的缺陷,既然钱明锵先生在这一观点上已经同朱熹先生站在一起了,那这缺陷就既是属于朱熹先生也是属于钱明锵先生的了。 首先这一观点太过于表面,没有看到要想“引起所咏之辞”,并使之“具有引发诗情、起烘托气氛作用”的关键是要选择好那个要“先言”的“他物”,而要想选择好这个“他物”,就必须把握好这要“先言”的“他物”与所要“引起”的“所咏之辞”或者说是“所咏之辞”的所咏之物二者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否则无论对于欣赏还是对于创作就都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其次是这一观点太过于片面。或许这错误并不应该算在朱熹先生的账上,因为古人的说话为了节俭笔墨是要讲求简约的,他的“物”本来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只是被钱明锵先生这样的后人理解错了。“物”自然可以指“物体”,也自然还可以指人或动植物,比如钱明锵先生所举的《关雎》,但也自然还可以指事,比如《伐檀》的以伐檀引出仇富,这也许至少是钱明锵先生所没有想到的。 最后就是钱明锵先生的举例说明了。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钱明锵先生是凭什么把“关关雎鸠”解释成“雌雄雎鸠的关关和鸣”的。有研究表明在《诗经》中“雎鸠”一共出现了四次,其他三次都是专指女子的,为什么这一次会除外,难道不来除外就不行了么?更何况在“雎鸠”的下面还有“荇菜”,难道也要分出一个公母来么?第二个问题是不知道钱明锵先生是如何将思想变成了行动的。读罢《关雎》,知道那写的只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很可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的女子的思念之情,像钱明锵先生所言的“寻找”的行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历来在谈到《诗经》的创作方法时都是赋、比、兴并提,朱熹和钟嵘也都不会例外的。但在《涵天楼诗话》中,赋却几乎是失去了踪影,至少是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不知道“经学研究专家”文幸福先生和有着“当代诗侠”之美誉的钱明锵先生为什么会对比和兴如此地情有独钟而对赋却如此地冷酷无情。也许是因为赋太过于朴实了吧?也许是太朴实也就太没有诗意,太没有刺激,就不能像“关关雎鸠”那样让人产生出那么丰富的联想并将思想变成行动了吧?看来孔夫子把《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实在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很多人是只读了《关雎》就不再去管其他了。 但对一个真正的诗的创作者和欣赏者来说,所谓的赋、比、兴都不是很重要的。《诗经》也只是因为历史上的第一部才显得有一些耀眼。尤其是在写作技巧上,后来的诗人们已超过了它不知多少倍,他们建筑起来的高楼大厦才是中国诗歌最为美丽的部分,只是有些人才能低下便只能在较低的层次游逛罢了。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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