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就象红岩上傲立雪中的红梅花一样，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永放光彩。
江姐，原名江竹筠，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10岁的时候，江竹筠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在当今社会，有人可能已经忘记了江姐，甚至有人在否定江姐的人生价值。但谁也否定不了，没有无数的江姐，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无数先烈们的奋斗，终使我们不必再以忍受敌人的酷刑或在刽子手的枪口下牺牲生命来表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然而，能不能经得住各种诱惑，永远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准则，仍然是新时代的一种考验。只要脚踏实地，以党的宗旨为理念，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人，不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中淡漠理想、迷失方向，缅怀先烈时就可以问心无愧。在党的生日之时，让我们共同祭奠追思伟大的革命烈士江姐，像江姐一样永远记住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江姐就象红岩上傲立雪中的红梅花一样，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永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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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乐姐文丰笔健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