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体众说

刚刚

                                        一说吴体就是拗体。

      诗有“吴体”之争，则源于方回的“吴体”诗论。宋末元初之方回编著《瀛奎律髓》正式提出“吴体”概念，将杜甫之“吴体”始列于“拗体”一类，视“吴体”为七言律诗中的“拗体”则肇始于此，影响也最大。他在《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所选18首七言“拗字类”诗中，几乎均进行了与“吴体”相关联的笺说。如于杜甫《题省中院壁》末“原批”云：“此篇八句俱拗，而律吕铿锵，试以微吟，或以长歌，其实文从字顺也。以下吴体皆然。”方回“吴体论”的错误主要在于：“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这一核心结论，完全属于其信口开河所致，而没有丝毫材料上的依据，即其所言，并没有着眼于材料的角度，去解释 “吴体” 为什么是 “老杜集七言律诗中”之“拗字诗”这一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在他选的杜甫19首吴体中，至少有16首都是方回主观臆造的结果。 若如方回所言，“老杜集七言律诗中”有19首“拗字诗”，这些“拗字诗”在老杜集中又“谓之吴体”，而杜甫只在《愁》诗题下注明“强戏为吴体”的举措，表明其集中18首“拗字诗”绝非“吴体”，否则，杜甫又焉有不将其一一标注为“吴体”之理呢? 仅此，即可知方回的“吴体”为“拗字诗”之说，是并不符合杜甫“强戏为吴体”之创作实况的。

       明胡应麟，其《诗薮》外编卷五云：“老杜吴体，但句格拗耳。”明确指出“吴体”即“拗体”。其说既出，流布甚广，影响更大。

       明王嗣《杜臆》卷七《愁》诗下注云：“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虽也认为“吴体”与“拗体”为一体，但其着眼点却不在体式，而在于艺术风格特征。

                                      一说吴体为吴均体

       宋王观国《学林·大刀》：“古乐府所载，如《藁砧》诗者数篇，其取譬皆浅俚，故撰诗者不显姓名，后人但以古诗称之。江右又谓之风人诗，有‘围棋烧败袄，看子故依然’之句。围棋者，看子也；烧败袄者，故衣然也。鲍明远诸集中亦有二篇，谓之吴体。盖自《雅》《颂》不作，迄於魏晋南北朝以来，浮靡愈甚，始有为此态者；悉取闾阎鄙媟之语，比类而为之。”（按按今本《鲍参军集》题只作“吴歌”，不是“吴体”，明人有吴歌八首，并不是吴体。）

      清人桂馥《札朴》卷六有“吴体”一条云：“杜诗七言拗律题下自注云：戏效吴体。案：《梁书·吴均传》：‘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杜所谓吴体，盖谓均也。清拔言不拘声病。”明确指出所谓“吴体”即齐梁时流行之“吴均体”。

       吴体与吴均体的比较

      “吴均体”之风格特征就其总体而言即所谓“清拔有古气”，意即清峻流畅通脱而较少当时缠绵绮丽之风，多有古朴之意。具体言之，则以“怪以怒”为其形式特征。“怪”更多地表现在遣词造句用韵等方面不守常法而显拗峭，“怒”则指其诗文中富有一股齐梁间少见之牢骚抑郁不平之气，而气“怒” 又以其文“怪”而显。

      杜甫“吴体”不谐音律，以所谓拗体出之，用词造句亦不守常法，刻意营造所谓“怪”之氛围，而其失意不平之“怒”气溢于其间。

      语音之拗与表达方式的世俗化倾向，构成了杜甫“吴体”鲜明的特质。正由于杜甫“吴体”具有明显的独创性，故使后之学者很难把它与齐梁时“吴均体”联系起来，从而亦使“吴体”来历变得模糊不清。

      但杜为七言诗，吴均则多五言。《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方序云：“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又云：“五言律亦有拗者，止为语句要浑成，气势要顿挫，则换易一两字平仄，无害也，但不如七言吴体全拗尔。”

                                                一说吴体为俗体。

      清·徽州歙人黄生《杜诗说》卷九云：“皮陆集中亦有吴体诗，大抵即拗律耳。乃知当时吴中俚俗为此体，诗流不屑效之。独杜公篇什既众，时出变调，凡集中拗律皆属此体。偶发例于此曰‘戏'者，明其非正声也。”指出“吴体”形式上虽同于拗体，然其来源实出于吴中民间俚俗。他们抓住吴体的吴做文章。

      施蛰存《唐诗百话·皮日休、陆龟蒙：杂体诗五首》说：《杂体诗》一卷之外，皮、陆唱和诗中还有许多吴体诗，也值得我们注意。在讲杜甫诗的时候，我讲过他两首吴体七律，那是“吴体”这个名词初次出现。注释家都不很知道它的意义，直到清代的桂未谷还以为吴体就是吴均体。到中唐时期，在许多诗人的诗中常常可以见到吴声、吴吟、越调等名词，显然可知吴人吟诗的声调与中原不同。如果用吴人吟诗的腔调来做诗，就会做出一种拗句诗。但是，我猜想，这种诗用中原人的腔调来吟诵，是拗句；用吴声来吟诵，可能并不拗。中唐时期，中原人士到江南来的很多，他们喜欢听吴侬软语，于是吴声时髦起来。这情况，正和东晋时流行吴声歌曲一样。陆龟蒙是苏州人，他高兴做几首吴体诗。皮日休受他的影响。况且也在江南住过几年，他们二人的诗集中有好几首用吴体的唱和诗，可以证明吴体诗就是拗句诗，而不是吴均体。

      清人梁运昌在《杜园说杜》说“凡篇中杂以方言谐词者皆是吴体”。包含着“什么是吴体”的两个方面：一是“吴体”之“吴”所指为吴地的“方言谐词”，也即今江苏一带的方言；二是因为以吴地的“方言谐词”入诗，才导致了“吴体”不同于正格“平仄谱式”的平仄句式的产生。而此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如果将这种因与果综合起来观照，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杜甫在创作《愁》诗时，由于采用了吴地的“方言谐词”，因而使之形成了某些不同于正格(含变格)“平仄谱式” 的平仄，而这类平仄，即为所谓的“拗”。其特点归纳为一拗二方言。

       杜甫的吴体是否与吴地关系密切，我们可从杜甫一生的足迹考证。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吴国在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后扩展至淮河下游一带。我们平时称吴地泛指中国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历时数年。开元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其父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天宝三年（744年）与李白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后回到长安，客居长安十年。天宝十四年（755年）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至德二年（757年）四月，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被贬到华州（今华县）。长安收复，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最后到了成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当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从中可以看到杜甫主要生活在北方（最长）、湖北和四川（十几年），虽20几岁“漫游”“吴越”“数年”，但不止是吴，还有越，而且是漫游，对地方方言只能粗略了解，不像专住一地数年对当地方言熟悉并有所研究。杜甫写作吴体主要是居住在草堂期间，要用方言也应该用四川方言，不会去用只了解鸡毛蒜皮的语言去写作的（刚刚个人看法）。

                                                         一说吴体乃别体。

      清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二十五《题省中院壁》后纪批云：“吴体与拗法不同，其诀在每对句第五字以平声救转，故虽拗而音节仍谐。”又《愁》诗下纪批：“此四首皆吴体，全不入律，与前首用拗法者不同”，认为“吴体”虽拗但不同于一般“拗体”，其形式上自有特征，故别为一体。这种看法可贵处在于与一般拗句区分出来，也就是脱离方回画的拗体圈圈。

                                                        一说吴体乃杂体。

       清陈仅《竹林答问》云：“杂体中尚应补吴体”，则认为“吴体”乃“杂体”。

       清代梁章钜：“七律有全首不入律者，谓之吴体，与拗体诗不同。方虚谷《瀛奎律髓》合之‘拗字类’中，非也。如杜少陵之《题省中院壁》《愁》……诸诗皆是。其诀在每对句第五字以平声救转，故虽拗而音节仍谐。宋人黄山谷以下多效为之。”虽没说属于什么体，但不同意拗体说。其实结合二人说，“杂体中尚应补吴体”，不是一般的杂体，而是七律中全首不入律的杂体。我基本上是持这种看法的。

       历代学者虽于“吴体”之声律特征用力甚多，但均无结果。综上所述，古代学者对“吴体”之认识，计有胡应麟之“拗体说”，黄生之“俗体说”，纪昀之“别体说”，陈仅之“杂体说”，以及王嗣之“风格说”五种，但总体不脱“拗体说”之框架。

       现代学者对“吴体”之认识多承前人观点，未出其右。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吴体”就是“拗体”。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吴体”条所说与纪昀之“别体说”相似。傅璇宗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释“吴体”与陈仅之“杂体说”又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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