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苏东坡的生长环境

北戴河

小谈苏东坡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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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呦呦鹿鸣 于 2018/2/26 8:51:33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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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景祐三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卯时（1037年1月8日），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县城内纱縠行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富有文学传统的的知识分子家庭。关于苏东坡的出生现在一般都是这么描述的，但仍有一些痴迷苏东坡的粉丝们坚持认为苏东坡出生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包括这句“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对苏东坡小时候的读书生长环境的描述，也有人提出异议。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诗句出自苏东坡《答任师中、家汉公》诗。写作此诗的苏东坡时年四十二岁，正在江苏徐州担任太守。在这首酬答两位眉山老乡的五言诗中，作者深情地回顾了父亲苏洵与当地名士史经臣、任夫子等人的交往，以及自己儿时对他们的良好印象：“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初。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何尝疏小人，小人自阔疏。出门无所诣，老史在郊墟。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皇祐初年，苏洵还在眉山县城家中潜心钻研，闭门苦读，他和史经臣一样都是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闲暇之余，苏洵带上少年苏东坡到眉山郊外去探望好友史经臣。很显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描述的是“老史”所处的家庭环境。绿竹掩映，书籍满屋，读书人这样的居住环境，在四川自古以来就司空见惯，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现在一些解读苏东坡诗词的人，把“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说成是“老史”家的专用标签，认为把这句出自苏东坡的诗句用来描绘“苏家”就是谬误，就是张冠李戴。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本来就是夸张写法，“老史”家门前绝对不至于不多不少生长着一万竿绿竹，书房中也绝对容纳不下只有皇家才拥有的四库全书，小东坡那时更不可能一根根、一本本去计数。这和后来流行的对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传为明代才子解缙撰写） 意境一样，都是对书香门第的描述。既然是泛泛而谈，以点概面，用“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来描绘“苏家”这样的读书人家也未尝不可。关键是看“苏家”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与这句诗毫无关联。  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三书》言：“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之家”。苏洵为欧阳修描述了自己从京城归来后，眉山家庭房屋毁坏的破败景象。苏辙《次韵张耒见寄》言：“我家初无负郭田，茅庐半破蜀江边。”。其《藏书室记》云：“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产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苏辙表明了苏家在眉山城边有肥沃的田地（负郭田），家中藏书丰富，耕读传家。有粮有田，“无衣食之忧”，说白了，苏家就是住在城里的搢绅阶层、地主阶级。苏东坡《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云：“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可见苏家门前也是绿竹、松柏丛生，苏东坡兄弟坐拥书城，从小就具备良好的读书环境。用“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来描绘“苏家”同样是贴切的。

    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诗云：“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荡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苏辙在诗中回忆起兄弟二人年少时读书的情景。“南轩”是苏家的书房，四周青松、翠竹密布。兄弟二人在此闭门攻读，探讨天下大事，豪情满怀地书写文章，潜心修炼君子治学、济世之道。“南轩”留下了苏东坡兄弟奋斗的足迹，珍藏着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美好记忆。苏东坡《梦南轩》记载：“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怀思久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家乡眉山纱縠行故居是如此令人怀念，以至于苏东坡临近暮年都还时常梦见回到茂林修竹掩映的“南轩”。

    庆历七年(1047) 对于苏家是个不平凡的一年，三十九岁的苏洵再次名落孙山，从京城回到家乡。五月，父亲苏序又不幸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苏洵的二哥苏涣丁父忧，携带家眷回到眉山为父亲守孝。十二岁的苏轼、九岁的苏辙兄弟初次见到了他们的二伯苏涣。苏涣非常喜欢这两个侄儿，为他们讲述自己少年时发奋读书的经历，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苏洵遭遇科场失意，心灰意冷，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年，苏洵为儿子们取了大名“轼”、“辙”，并特意写了一篇寄寓深重的文章《名二子说》。苏洵还将书房“南轩”改名为“来风轩”。

    为什么苏洵将书房命名为“来风轩”呢？有人认为是印刷版本错误，“风”乃“凤”之误。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是高雅君子的象征，苏东坡也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诗句，“来凤”即凤凰到来，祥瑞吉祥，书房起名为“来凤”岂不更好？殊不知“来风”二字大有讲究。苏洵精研《易经》，晚年“作《易传》百余篇”，自信“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后来苏轼、苏辙兄弟在父亲影响下都成为《易经》研究专家 。“来风”二字正是取自八卦中的“巽”卦意象，代表风。《易·说卦》云：巽为木，为风。位东南，主吉。从字面看，“巽”从二巳。巳，子也。二巳，二子也。“巳巳”与“共”联合起来表示“二子一起(辅助大人)”。如此看来，苏洵将书房命名为“来风轩”的寓意就明朗了，就是寄希望于两个儿子。好在苏轼、苏辙两兄弟在翠竹掩映的“来风轩”中刻苦学习，终于成就大才，没有辜负父亲苏洵的殷切希望。

    至于有人说苏东坡是农民，恐怕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了。要说“划成份”，苏东坡无论如何都会被划为“地主”。即使苏轼、苏辙兄弟要往农民身份上靠，最多也只能算是“学生”。苏洵生于耕读人家，他的诗文也涉及到自己生活的清苦，但并未见他自诩为农民、曾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描述。更何况，苏洵在二十七岁之前，一直无所事事、四处游荡，是闻名眉山的公子哥儿。即便二十七岁后幡然醒悟、发奋读书了，还是不顾家，游学各地，将家庭生活的重担推给弱女子程夫人。他恐怕算不上地道的农民吧？那么，后来已经贵为朝廷命官的苏东坡为什么在诗文中偏偏要一再强调自己来自于山野农村呢？苏东坡在《跋李伯时卜居图》中云：“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苏辙在其晚年所写的《葺东斋》诗中也曾言：“我生山溪间，弱冠衡茅住。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在《自写真赞》诗甚至说自己“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而且“三苏”在很多诗文中都说自己“在乡里”、“乡闾”、“乡间”。自己是“山中人”、“田家”、“世农”。仔细分析，也不奇怪。须知千百年来，中国都是重农抑商的社会，农民身份并不像今天那样容易被人嘲笑。苏东坡兄弟强调自己“生于草茅尘土之中”、出身乡间田家，无非是自谦的说法。倒是苏辙在《堂成》诗中说得直白：“三世读书，粗免躬耕”。苏家世代居住在眉山城里，在乡下有土地、房产，而且能够雇佣农民，免除了耕耘种植等辛苦的体力劳动，苏家子孙才得以安心读书，走上出仕为官的道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传奇经历，是北宋时期老百姓的梦想，更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苏东坡如愿以偿，骄傲地登上了天子堂，他当然也没忘记时时表演一番农民秀。

    可以肯定的是，苏东坡少年时期，的确曾经跟随祖父苏序等长辈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他耕田、放牧、种树，这些偶尔为之的活动都成为他在为官以后不断夸耀自己是农业好手的资本。苏东坡的《戏作种松》诗云，“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一个“戏”字表明了东坡的真诚。想来也是，我们年轻时的植树运动可是人海战术，几个小时就累得够呛，但真能够成活的树苗却不多，何况他一个小小少年。苏东坡还在题画诗《书晁说之考牧图后》中说：“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寻山跨坑谷，腾趠筋骨强”。看看小东坡多能干，一边熟练地放牧牛羊，一边还不忘在牛背上专心读书！这让我联想起诗圣杜甫的《百忧集行》：“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实际上，杜甫小时候就是个病秧子。苏东坡这首《书晁说之考牧图后》诗重点在后两句：“烟蓑雨笠长林下，老去而今空见画。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逐渐衰老的苏东坡感叹：早就有人劝我功成身退，归隐田园，自己却贪恋富贵，把劝告当耳边风。如今老了，受尽官场争斗折磨，后悔啊，还不如做个牧牛翁自由自在。苏东坡在这些诗文中给自己的少年时期放了几个烟雾弹，让人以为他真是个放牛娃。于是有人按图索骥，要帮苏东坡找到儿时的那“山”、那“谷”、那“田”。于是“三苏父子”被迫迁出眉山城，苏东坡兄弟更是被考证出生在一个叫“拨股祠”的地方，而且铁定成了熟知耕种的农民后代。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可怜的苏东坡兄弟在“来风轩”十年寒窗苦读，结果连眉山“城里人”的资格都不是。“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 、“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苏东坡兄弟时刻都在思念故乡眉山，却有家不能归，成为千古憾事。我们感动于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就更应该尊重他们对自己“生我养我的地方”的那份真情。对苏东坡的生长环境可以研究、探讨，但不能戏说、编造，那种“削古人脚适今人履”的做法，可以休也！   

北戴河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蕴涵着优秀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一致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第二，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秦汉以降，“重民爱民”成为历代王朝宣称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阐发。比如，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

    第四，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第五，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第六，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中庸”就是合宜的分寸、合宜的“度”，恰到好处，收放恰宜。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孔子把这种“中庸”之德定位为极高的道德境界与政治智慧，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

    第七，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

    第八，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

毕史瑁

唉！所谓名人，其实也都是苦读出来的！

北戴河

       用诗人自己的诗句，来判断诗人的真实处境，肯定有很大出入，连回忆录都是不可全信的，何况诗词本来就允许夸张，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