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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肩前贤当自励 墨法自然启明心--兼论我的书法观
刘田依
晚辈后生们要为我办个书法网,我莞尔一笑。对于一个活了八十多岁的人,多少次把名利放下,只求内心的澄静幽灵和通明剔透,世事早已如过眼云烟,惟我一生醉心的书法,能给予我直觉体味。
五岁着墨,十四岁拜于右任为师
于右任的书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惊奇绝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伟大艺术。他的书法,论者常以他的一首诗来评价:“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所以人们就认为写诗那一时期以魏碑为中心,故所作行楷,皆有碑意。其实,这首诗的书风,主要是源自赵孟頫的风格,并兼以赵的师承者唐朝李邕的书体,因为,李邕的书法已有魏碑的碑意,但比魏碑更为精妙。
算起来,我从4、5岁开始接触于右任书法至今,竟有七十年之久。令人奇怪的是,越是到晚年,对于右任书法越是痴迷,内心更生出若干的观念。于右任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老学斋”,我也以 “老学翁”来自嘲,真是不谋而合。
由于父亲刘觉民早年反满情,到辛亥革命以后一直与于右任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父母也深深地敬仰于右任才学与书法艺术,所以家藏无数的于右任和众多著名元老的书法作品。我五岁时,我父亲得了重病而回到河南巩县北山口村的老家,家里没有像样的房屋,但唯一突出的是在家中的四壁上挂满了于右任的书法,其中以《正气歌》最为显眼,所以我每日一早睁开眼睛,就看到满墙的《正气歌》一类的于右任书法,朝夕映入眼里的就是那越看越好看的于右任书法。我虽然看熟了这些字,但幼小的心里并不知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好看,看着看着印象不知不觉加深了。到了幼年时,看着人们在写对子,有些大人就玩笑地问:“毛头(我小名叫毛头),你会写吗?”因为我看大人写对子看得出神,大人们自然就注意地问我会不会写,认得不认得。其实,我并不认得,可是一种喜欢看字的朦胧的爱好,显出与众小孩的不同。于是,我母亲就请了乡里一位写得最好的赵培贤来教我。赵先生写的一手赵孟頫的字体。在乡里十分有名,到处能看到他写的字。我跟他学了一年多,就在七岁时,就上了小学三年级。因为,五岁起是母亲教我读四书。我父亲常年在南京监察院任职,职务是监察委员兼冀鲁豫三省监察使。我母亲早年在南京常常协助父亲工作。父亲回乡养病时,母亲就教我读古书。我母亲字也写得好,她写王羲之的《十七帖》,所以一发现我从小小的心里就被于右任的书法所感染,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便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学写楷书,慢慢的我也懂得《正气歌》的字义,自己就学着摹写。当时,也没人说学字也应学楷书。而我呢,楷书、草书同时学起来,当时并没有从书法家这个路子上走,认为学写字是学文化的必要课目之一。所以,也就学学停停,不知怎的,可能我对写字的反映比较灵快,稍稍学一个时间就能写出大样来。这个启蒙学习,给我一生带来永远挥之不去的爱好。我九岁早早上了中学,在中学的国文老师看我交的大字作业,很奇隆,警异地写下“笔力劲健,可嘉!”美术老师教大家画梅花等,这就是我爱好书画的开始。十岁到洛阳生活、上学。十二岁时,又认识了对门的洛阳最有名的,也是惟一的一位书法家李振九,他的小儿子李叔焕十六七岁就写得和他父亲十分相似的书法。我们同学,相差四五岁,但由于我的模仿力强,也能写出类似李振九的字体来,所以我们相处很亲密。十四岁我到南京投奔于右任,母亲求于右任代为照应,这样我就正式拜于右任为师。她去忙于经营,为我们未来生活计,就到北京去。
书法正道,师承前贤
如今的书法艺术,年轻的一代谈论最多的是创新,而我以为,中国书法的正道,是如何继承前辈贤人精湛绝伦的书法艺术。康有为等人提倡的“尊魏卑唐”,其实是一个误导。康有为的字是地地道道出自唐人颜体书风,他的“横平竖直”的口号正说明他没有能力美化字的结构。因为他维新失败,又不得志了,就在书法上故弄玄虚。多少古来大家好以汉魏标榜自己如何崇古信古。言过其实的人大有人在。米芾说:书不入晋,终入魔道。其实他的所有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没有一点晋人风味。苏东坡的一首诗就提到米芾的书法有倾斜的弊。而米芾自己就狂言:善书者只有一笔,而我独有四面。我近来把米芾所有的作品找来一看一临,觉得他是当时的吹牛者,许多字写得难看。可是后来的文人竟把米字奉为二王传统,晋人风味。有一位清代书论家在论中说,书法应有自己的面貌。什么是自己的风格?不会写字的人也是自己的风格。我看了此人的书法,俗不可奈。还有一位明代傅山,提倡“宁支离,毋安排”,其实他在学习传统书法上下了不少功夫,他的草书没有抑扬顿挫,一顺跑的带笔连草。有什么可取呢?但他们的书论正好给当代的所谓新书法者以口实,乱划、乱涂。说得过分点,今天所谓的新书法,简直是在糟蹋书法艺术,书法不继承前人,就是数典忘祖。于右任的书法,正是吸收了前人的精华,以装点自己的书风。唐朝李邕的《李思训碑》就是自古以来最完美的行楷字帖。至今也无出其右。于右任集其大成,写出更为丰富的字样来,这一点钟明善先生早在《书谱》杂志就分折了于右任的许多特立独异的字来。
大师=天才+体悟
要成就一位书法大师,必须要有充分的天智条件。过去的极左思潮不敢单提“天才”一词,只承认马克思的“实践出真知”,其实,没有天才再实践也实践不出来。人与人是有差别的,要不然,自古以来,那些先师、先知、先行者从何而来,是地球赋予的。这是事实,不是理论家吹出来的。譬如音乐家莫扎特,活了36岁,写了600多部作品,西方音乐学者研究,即使用36年的时间去抄写莫扎特的作品都抄不完,这就是一个人的天才决定的。
于右任一生以看贴、读贴为主,其实,看清楚了才能真正学到手,许多人边看边写,左右一摆,字型就看不准了,因此才会使人临了多少年,才有点成绩。我学了于右任先生的看帖、读帖的做法,所以,我每临一种帖,几遍头就学会了,写后再仔细校阅一下,就可以出手了。其实,写字是在心脑之间的运动,所谓意在笔先就是这个道理。写字的时候,也是人思考和感悟的过程,一幅字完成的过程后,内心也在不断的参悟和感受,这叫“字居心后”。这就是为什么书法大家,都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哲学观,为什么都能够通古今之变,究天地之机。如果把天才作为成就大家的起始条件的话,参悟就是个人大的造化了。
草书就是效率,效率就是革命
我们今天在纪念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社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更好地学习于右任的书法。标准草书创立伊始,就为了发扬汉字草体字如何为全体国人、全世界华人在使用这一文字工具时的便利性,借以推进社会各类事业的快速发展。至今这一研究,还停留在第十次修订本的成果上。甚至连书法学子们也没有全部运用其成果,更谈不上推广到全世界华人中间去了。真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做这个机构的人,不是做官坐汽车,拿工资,应是兼职的不拿薪。于右任当年的草书社的同人们都是兼职的。大概胡公石是个办事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才是个二十几岁小青年,刘延涛是草录于右任口述的人,他那时也不过是个书记员,他是我父亲从家乡带来的。但涛哥有书画底子,画是在北大跟胡佩衡学的,书法是到于右任身边后才逐步学会写的,标准草书应该为我国文字改革的一大工程献计献策。我用书面向文化部长孙家正提出,国家一定要将改进汉字草体字方面付诸实践,以期将来使汉字形成“印刷用楷,使用用草”的语言文字工具。世界各国,英、美、俄、日、法、德、意等国都有用两种字母并行的情形,为什么我们在印刷、行文方面,还用楷书,虽然是简化了一些字,但还有不少费时、费笔的汉字在障碍我们的使用。我以为应由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持,请熟懂草体字的人员,集思广益,将汉字大字典中的字一一以标准草体字的手段交给人民,从小学认字起,就一楷一草地学,各报章杂志都分别标出草体字来,逐步将公认成功的草字,制成铅字,字形取自古人历代书家,选其易学、易认、准确、美观的字来逐步试验,通过报章杂志联系全体人民,边定边改,直到公推认可为止,以后还有不断再改进的可能。纳入五年计划,由各级政府督促。我估计在一代人中间推广,只消一二十年就能形成气候。这样,中华文化的传播就更为便利,世界交流就更为迅速,草体字的速度三四倍于楷书,再复杂的字,草字只需一两秒之内就可以完成。繁体字、楷体字的书写速度要四五秒钟,熟练之后,草体字可在四分之一秒内完成。这对于国家民族的建设、发展该有多么大的好处。
当然,书法家的运用更可以发挥得更好。这就是于右任当年创研标准草书的初衷。历史可以断定:国民党没有办成的,共产党定会付诸实现。当年于右任身边的地下党员丁云青先生,是于右任器重的。丁先生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考古系的高才生。他学识渊博,监察院人戏称他为“辩证法”,只知他思想激进,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我就是在他的教导下,懂得革命的道理,参加革命的。于右任为他写了许多字、许多诗稿、笔记等都交由丁先生保管。后丁先生准备飞往北平,蒋介石得知其动向后,就迅速派人动员走了。
五十年前,我在海政学作曲的时候,李伟才老师曾对我讲过,艺术的精义在于对比、平衡、统一。这六个字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并一直影响我的书法创作。对比,是与古人的书法比较,书法是中国的国粹,任何书法作品都必须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如果离开前人的基础,我们的任何创新都是幼稚可笑。平衡,是从书法的字体架构上观察。平衡的艺术在于你理解了汉字的创造原理,从而巧妙的搬弄结构,表现出汉字的美感,失去这一条,字体就会变得干瘪枯萎。统一,是篇幅的和谐完整,个体服从整体,行文服从灵感,这样才能体现整体架构的内涵,这既是中国哲学和的境界,也是书法成为作品的基本条件。
我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回顾我走过的历程,使我更加坚信追求艺术的真谛必经逆境的熔铸。我一生的乐趣,都在学习于右任的书法中获得。处逆境而不馁,临羞辱而不惊,选定目标,抱定信念,不求名利的风光,但求内心的清澈透明,这就是我一生追求书法艺术最大的心得和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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