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寅恪走下神坛

北戴河

       以下为李继宏文章及讲话：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将毕生养尊处优的陈寅恪，刻意塑造成一个时乖运蹇的悲情人物，将陈寅恪的缺点包装成学术大师的特征。将偏执势利的性格缺陷粉饰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贵族精神等等，比如该书第六章提及陈寅恪在中大历史系开课，选修的学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来个。这件足以证明陈寅恪缺乏教学技巧，陈寅恪故居其实是整个康乐园最好的房子，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两层小楼附近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说到环境的优越，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提并论。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还有众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可以随时使用当时中山大学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甚至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觅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终活活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第325页）。当然，陈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膑足的遭际，是颇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时代众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相比，以七十九岁遐龄寿终正寝的他，已经足够幸运。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千万别以为当年的教授很容易当上，若是没有可以倚仗的祖荫，哪怕名满天下如郁达夫，或者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如李济，也只能从讲师做起。陈寅恪的人生际遇之佳，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他1890年出生在显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是大权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陈寅恪无须为生计烦恼，从而能够专心求学；他年方十四岁即东渡日本，随后又在欧美留学多年，直到1925年才参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纪的中国，家里有条件供养自己在海外读书到三十五岁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吧。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确实比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要高明一些。这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最主要原因，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词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录进众多电子数据库的今天，再对陈寅恪这种本领赞叹不已，未免有点矫情；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掌握文献检索技巧的大学生，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准确程度，都远远超越了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诗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再者，他对资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学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这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之说。依据陈寅恪1956年亲笔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留学各一年，从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国和德国留学三年，嗣后即归国担任教职，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甚至直到1999年，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热衷于追读这个多少有点煽情的故事。

北戴河

见风就是雨，是错误的思维方式，有风是可能下雨，但不等于下雨，对不能证实的结果就深信不疑，是智障。许多人光知道下结论，不懂得严密地论证，瞎胡估计，是浅薄，盲人摸象，妄议高深的问题，只能是不靠谱。不需要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帮忙，极左对革命危害很大，他说要抓一百个反革命，有人说，没这么多，五十个，他就火了，连说话的也抓。退休要干无害的事，无聊也不要干有害的事。无聊而干有害的事，包括，花钱不值，吃喝有害健康，游玩过累，说的使人反感，违法传谣，好心没好报，出力不讨好的事。

削足翁

83岁的中央档案馆资深研究馆员、毛泽东手稿保管和研究者齐得平先生  1950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做档案工作，从1960年起专做毛泽东手稿的保管工作，对毛泽东手稿的情况如数家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是毛泽东手迹的权威鉴定专家。据他介绍，现保存的毛泽东手稿有25000多件，其中文电19356件；文章381件；书信1229件；诗词546件；题词题字379件；讲话记录1830件；文集、选集530件；阅批图书96473册。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献，是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最晚的一件是1976年6月与华国锋谈话时写下的便条“国内问题要注意”。坊间传说，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下四张纸条，其中一张是“有事找江青”。齐先生当场展示了毛泽东这些便条的复印件，一共四张。前三张，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为1976年4月30日所写；最后一张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为1976年6月25日所写……

北戴河

削足翁 发表于 2017-12-18 22:15
83岁的中央档案馆资深研究馆员、毛泽东手稿保管和研究者齐得平先生  1950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做档案工 ...

这一段文字比较可信，江青在法庭上也说过，你办事我放心，不全，还有，有问题找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