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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的来由 郭舍人《汉武集》说: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坐。 唐代欧阳询成书于贞观年间的《艺文类聚》,该书卷五十六: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 但《三辅黄图》卷五云: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台,在长安城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 是元鼎二年春或元封三年似乎不是要点。《三辅黄图》说柏梁台建造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是符合史实的,《史记》、《汉书》可证。章樵的观点是:“柏梁建于元鼎二年,登台赋诗乃元封三年也”(见《古文苑 注》)。这种说法,相对较为客观。 这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南宋章樵的《古文苑注》。此前流传的“柏梁联句”诗歌,其作者,东方朔以外,本来都只列官名。《古文苑》亦是如此。然而章樵的注释,则开列了每句诗歌的具体作者姓名。 这就是说汉武帝元丰三年,在长安城的北门柏梁台(大概是以柏树为梁的亭台)建成后,武帝在柏梁台宴请臣子,凡是与会臣子必须“能七言始得上坐”。当时“能七言始得上坐”者连汉武帝在内,一共二十六人,人各一句,所吟之诗必须符合自己的官职、身世。于是凑成一首二十六句的联句,诗歌史上称之为柏梁台联句。这是一首二十六句的七言诗,而且每句都押韵,声韵一韵到底,且有重韵。因系各人一句,所以各句前后,意不相属。后人称平声一韵到底,且逐句入韵的七古称为“柏梁台体”。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即系标准的仿柏梁台体。
汉武帝时的柏梁诗 日月星辰和四时。骖驾驷马从梁来。 郡国士马羽林材。总领天下诚难治。 和抚四夷不易哉。刀笔之吏臣执之。 撞钟伐鼓声中诗。宗室广大日益滋。 周卫交戟禁不时。总领从官柏梁台。 平理请谳决嫌疑。修饰与马待驾来。 郡国吏功差次之。乘舆御物主治之。 陈粟万石扬以箕。徼道宫下随讨治。 三辅盗贼天下危。盗阻南山为民灾。 外家公主不可治。椒房率更领其材。 蛮夷朝贺常会期。柱枅欂栌相枝持。 枇杷橘栗桃李梅。走狗逐兔张罘罳。 啮妃女唇甘如饴。迫窘诘屈几穷哉。 南濠诗话:汉《柏梁台诗》,武帝与群臣各咏其职为句,同出一韵,句仅二十有六,而韵之重复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时。”卫尉则云:“周卫交戟禁不时。”梁孝王云:“骖驾驷马从梁来。”太仆则云:“修饰舆马待驾来。”在司马云:“郡国士马羽林材。”詹事则云:“椒房率更领其材。”丞相云:“总领天下诚难治。”执金吾则云:“徼道宫下随讨治。”京兆尹则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将军云:“和抚四夷不易哉。”东方朔则云:“迫窘诘屈几穷哉?”御史大夫云:“刀笔之吏臣执之。”大鸿胪则云:“郡国吏功差次之。”少府则云:“乘舆御物主治之。”其间不重复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质直雄健,真可为七言诗祖。后齐梁诗人多效其体,而气骨远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诘屈,直戏语耳。”
二、柏梁联句的真伪问题 关于此诗的真实性问题,是因为清人顾炎武提出了质疑。他说:“汉武帝《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其主要观点是:梁孝王早已在柏梁台建造之前去世,史书中所记梁平王来朝也不在元封年间;郎中令、典客、治粟内史、中尉、内史、主爵中尉等六官皆是太初以后官名,而不应该预书于元封之时,事实上汉武帝是在柏梁台被烧半年之后始改官名。因此顾炎武得出结论说:“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 顾炎武的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于史有据,但是仔细分析却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这首诗的最早出处,据逯钦立考证,并不是晋人所作的《三秦记》,而是西汉后期的《东方朔别传》,这为此诗的可信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证据。并进而指出:“检柏梁列韵,辞句朴拙,亦不似后人拟作。”方祖燊则在逯钦立的基础之上,详细考证了《柏梁诗》的来源出处、文本流传等问题,并就顾炎武提出的几点质疑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与辨正,他根据相关文献指出,元封三年汉武帝作柏梁诗之时,正当梁平王之世,顾炎武并不能证明他当年没有来朝;诗中所记载的官名,本来不是诗的本文,而是后人对作者的追记,而史书上用后来的官名追记前代之事也是常有之事,班固的《汉书》中就多有这类例证。特别重要的是他对《柏梁诗》的诸多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以探求其原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这诗句子上只标作者官位,没有注作者姓名;而这些官位,是编《东方朔传》作者追注上的,其中采用太初后官名,有‘光禄勋、大鸿卢、大司农、执金吾、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七个。(2)内容方面:武帝和群臣所作句多就自己的职分而咏的,也有些寄规警之意,东方朔则出于诙谐之语。(3)韵式方面,是每句押韵,一韵到底;全诗二十六句,而重韵占十四句;所用的韵,是‘支之咍灰’韵,这种通韵,正合古韵的标准。(4)在全篇一百八十二字中,重字有五十六字。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日众人勉强杂凑成篇的情况,以及其质朴的面目。” 客观而论,可以这么说:“柏梁台诗”中,即使混杂有后人附会的诗句,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其所有诗句的真实性;即使所有诗句都是后人拟作,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历史上并不存在汉武帝“柏梁联句”采用七言体之事。因此我认为柏梁体联句是真实存在。这样清除了下面论述的障碍。
三、柏梁体的源头 那么,这种体是不是汉武帝的首创呢? 我认为先秦时任何一种诗体的形成最先都源于民谣或镜铭。比如《汉书》卷七十七《刘辅传》引里语:“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刘辅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郭圣通所生次子,东汉宗室。 《孔丛子》引《时人为孔氏兄弟语》:“鲁国孔氏好读经,兄弟讲诵皆可听,学士来者有声名,不过孔氏哪得成。”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序》记桓帝时汝南、南阳二郡民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桓帝初天下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虽然这些例子都出于柏梁联句之后,但说明民谣对实体形成的重要性。我相信古诗研究者一定能找出在柏梁联句之前的例证。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吴越春秋》里的三首诗也特别值得关注。如《河梁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阵兵未济秦师降,诸侯怖惧皆恐惶。声传海内威远邦,称霸穆桓齐楚庄。天下安宁寿考长,悲去归兮河无梁。 作者是先秦无名氏。是一首先秦时期的诗词。这首若真是先秦的作品,则很有说服力。 《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简称《上郡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此歌见于《汉书·冯野王传》,其中“大冯君”指的是冯野王,冯奉世之子。汉武帝末年,冯奉世以良家子弟选为郎,当了宫廷卫兵。“小冯君”指的是冯野王的弟弟冯立。这首诗见于《汉书·冯奉世传》。《上郡歌》是冯立继其兄冯野王之后担任上郡太守期间,流传于基层官吏和百姓中的一首民歌,史称系“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而歌之。这首民歌原本无题,标题为后人所加。 宁戚的《饭牛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宁戚本为春秋初年齐桓公时人,传说他曾经饭牛车下,叩角而商歌,齐桓公闻之,举以为相,此事在《吕氏春秋》、《淮南子》里均有记载,但是并没有辑录他的这首歌。后世出现了许多《饭牛歌》,显然出于后人附会,不会是宁戚所作,歌句也互有异文。现存最早的版本,当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裴骃集解引东汉应劭语,后来这首歌又被收入《琴操补遗》,可见其流传之广。 汉代镜铭中有大量七言存在。 汉代七言镜铭最早出现于西汉,盛行于东汉。 尚方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游天下敖四海,寿敝金石之国宝。 此镜铭大概是东汉的。 汉有善铜出丹阳,卒以银锡清而明。刻治六博中兼方,左龙右虎游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居中央。常葆父母利弟兄,应随四时合五行,浩如天地日月光,照神明镜相侯王,众真美好如玉英。 此镜铭大概是新莽镜。 刚刚不是古文研究专家,所取证据无法究其源,但我坚持认为柏梁体并不是汉武帝的首创。 更早的根子在于《诗经》,《诗经》中已有句句押韵的诗,如《召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多行露。”露、夜均属铎部。《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上。爱得我所。”鼠、黍、汝、顾、土、所都为鱼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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