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老干体诗病
探讨了何为“诗”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老干体存在哪些问题。当今老干体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内容之浅,文字之俗,是古代的“应制诗”、“台阁体”无法相比的。从诗的各方面要求看,所谓“老干体”若非伪诗,也已“病入膏肓”。 如上所述,在老干体和老干部诗作之间不能划等号。实际上,老干体创作队伍通常包括三类人:官场中人、普通退休干部和中青年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诗词初学者。也因此,老干体之病有二,一为诗词初学者通病,与是否老干无关,二则为老干体独有的诗病,如官话套话、假大空等。而后者,又与老干体形成的历史源流有关。总之,这些诗病的存在,是大时代下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至于老干体创作队伍中的个体,不过是这一环境的具体体现,如人所说:“有一代之人,斯有一代之文。老干体者,一代之文也”。 1. 格律与修辞 格律方面,老干体最大的问题便是不懂格律的意义。老干体作者们不按格律写诗词,七言四句就叫七绝,七言八句就叫七律,显示出不拘一格的精神,并自称“创新”,表现为作品毫无抑扬顿挫的韵律感,疙里疙瘩不顺口。即便他们将格律一知半解作诗词的全部或大部,也因忽略了形式美与意蕴美的辩证统一,依然徘徊在低级规则上。这恰如古人之“买椟还珠”。此种“无知者无畏”为诗词初学者之通病,倒与是否老干无多少瓜葛。 更诡异的是,毛泽东诗词中绝大部分是七言和词,其自述“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19]。于是,老干体亦与此同,极少五言。不知这是出于眼光狭隘还是“恋父情结”。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连邯郸学步都算不上,只能叫做“亦步亦趋”了。 在艺术手法上,既然说“诗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可惜的是,体制化的人最缺乏的便是想象力。这便是老干体的最大问题之一。老干体承接郭沫若之“新台阁体”,以周颂、汉赋为宗,多为赋体,极少比兴,故缺少形象思维。而如果诗词不按形象思维创作,缺乏想象空间,那么即使合格律,也非诗词。因为无形象思维,便无韵味和意境,味同嚼蜡,而没有韵味和意境之韵文本非诗词。以此观之,老干体被讥为“格律溜”,并不冤枉。这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形象思维、不懂得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有关。如台湾林炳堂先生写的《寄望新政》诗:“政党轮流喜万分,还期治国立殊勋。招贤组阁廉施政,心血频输夙夜勤。”[1]诗人有感台湾选举,政党轮替,属于“旁抒美刺”类,但比兴全无,流于叫嚣,立意浅露,无法感人,诗沦为时政的附庸和传声筒。 修辞上,老干体并非不讲究,而是大用特用“春雷”、“春潮”、“硕果”、“新苗”等俗滥之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老干体作者们文化层次低,艺术修养差。文化层次低,故而内容空泛;艺术修养差,故而直白浅露,漠视格律,且不顾起承转合、腾挪提顿之技法。最终造就了通篇革命口号,文化内涵贫脊,套话连篇,感染力无从谈起的大批诗词垃圾。 另一方面,文化层次低者也很难把握艺术夸张与吹牛之间的区别。 区别何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是艺术的、美的。“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毫无美感。我们可以看看1958年开始的“新民歌运动”中的《红旗歌谣》中的一篇《端起巢湖当水瓢》,云:“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若以格律论,分明是一首七绝,但毛泽东在看过《红旗歌谣》后,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22] 尽管“新民歌运动”所针对的只是民歌,但很明显的是,这股浅显直白之风对老干体有着直接的影响。究其原因,恐怕与文化层次相近带来的语言习惯相似有关。 2. 通俗与庸俗之辨 在几千年来的诗词创作过程中,通俗一直为世人所倡,引白乐天例,言必称“有井水处有白诗”。此话虽有待商榷,然即使其成立,也须知通俗并非庸俗、粗俗,不等于真的“人人一读就懂”。 诗以雅正立。所谓雅正?即典雅淳正,它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和主流。诗毕竟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必须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才能欣赏。过份强调以大众喜恶为标准的所谓大众化,必然导致诗歌的庸俗轻薄;追求人人能懂的所谓通俗化必然导致诗歌的叫嚣粗疏。真的要写成文盲都懂的样子,就不叫通俗,而叫媚俗、趋俗,过份趋俗势必滑到庸俗,甚至可能将粗鄙不堪引为光荣。道理很简单,诗讲究意境,而意境需要细心揣磨。没有基本文化素养,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顺口溜、标语口号才无须注家与鉴赏家。取媚大众,必然导致诗走向死胡同。正如老诗人童明伦先生在批评有人高喊“诗词大众化”时所说:“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皆懂。剩余价值论、声韵学、京剧甚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一种程度”[20]。因此,“大众化”、“通俗化”不过是那些平庸化作品的遮羞布和护身符而已。 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道理,而成了一种现状。 再通俗的诗也是作者对语言与意境进行提纯过的,没提纯过的不叫诗,只能叫伪诗、顺口溜。两者的差别,便如网友们评价新版《射雕》中李亚鹏表演的郭靖一样:“人家只是憨厚,又不是弱智”。不明了什么是通俗与庸俗,可对比下面两首诗,同是咏物,高下立判。 其一,是老诗人臧克家的《老黄牛》:“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23]语句虽通俗,但意境经提纯,诗人寓志于物,借牛自况,议论精警,读来饶有兴味,自是好诗。 其二,老干体的《咏牡丹》:“国泰民安看牡丹,青春润泽现金男。短裙紧裤新时代,乡镇风光靓几番。”[24]“国泰民安”,陈言叠出;“短裙紧裤”,俗之又俗,浪费空间,诗人之情思亦未提纯,平庸之至。 观今之“老干体”,内容的的歌功颂德,题材的应景趋时,语言的直露浅白,风格的叫嚣粗疏,目的的谄媚趋俗,手法的单调呆板等等,都严重地偏离了雅正的方向,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杨启宇在其《新旧诗之我见》中不无调侃地说:“我们不禁要问,大众能选总统,但大众能选李杜么?”[1][2]p116一语破的,真为灼见。 3. 语言体系问题 考诸老干语言体系与诗词语言体系,两者间实则存在巨大的鸿沟。 如前所述,诗词建立在古文雅言基础上,以细腻的人本思想、史籍典故为底蕴,铺陈华彩,气韵流转,而前者罗列革命语言,以标语式文字入诗,充塞着官话、套话,表达手法单一,爱憎分明一目了然,内容空泛,语言乏味,是政治上的高大全。 看完了山东作协王某的大作,我们不妨再从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的诗词精选集中选两篇: 《浣溪沙•温总理看望人大学子》: 总理英姿健步来,万千学子笑颜开,欢呼夹道队排排。 一路声声频问好,千言句句尽关怀,殷勤答问唱和谐。" 《浣溪沙•组建新学院》: 喜气洋洋进会堂,资源整合创新强,院旗一展掌声长。好事多磨磨好事,文章难做做文章,紧随时代共辉煌。 如果说郭老之后的老干体创作队伍多是些混迹官场日久的老干部,文化素质差,没有接受严格全面的传统诗歌教育,对格律诗词缺乏基础,一知半解的话,那么身为作协副主席的王某、身为大学校长的纪某又当如何? 对此,著名诗人、评论家叶匡政认为,“老干体”也是当代一贯文风的表现,往往主题先行,多有歌功颂德,常常夸大其词,问题出在人们定型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上。老干体诗词看似个人创作,但其实和官场公文一脉相承,可以看做是其延续。有时,这和一个人的文学素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有的可能明明学习了很多诗词知识,但写起来却全然不顾,并自以为是创新,有激情有新意。这其实也和长期的官场文章的影响有关[25]。他们长期处在官场,泡在官话、套话中,听的、写的、说的都是这些,所习惯的语境是公文,乃至于改变了他们对于语言、文字的趣味,也改变了他们对于诗歌本身的认识。官场文化的应景趋时、套话连篇风气势必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加上大多文化修养并不高,因此,在诗词创作中把套话官腔带进来了,讲套话、打官腔成为其诗词的突出特点。 4. 官体诗之弊:应制化 如前所述,诗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徐晋如认为,中国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文化积淀,它投射到人心,便形成一个阶级——士大夫族的集体心理趋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情感,但这种集体化情感与真正的诗之间,依然是以真诗人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独特的情感方式作为津梁[15]。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人民日报》2005年7月14日发表的张先海评论诗坛现状的文章《诗要唱出大众的心声》说:“古人云,诗言志。这个志,首先应是大志,即人民之志”[27]。此即所谓“诗人须从‘小我’走向‘大我’”。但是,考虑到“人民”本来就是个政治词汇,“诗言人民之志”与当初的“诗言志”便已经不是一码事了,而成了一种以言志为幌子的应制。徐晋如认为,要求诗人作集体性情感表达的,不是暴君,就是做稳了的奴隶[15]。如此,实则将诗逼入死路。 江海客君在《苍梧闲话》中言:“自‘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吾国文学就完全成为了工具。虽然这工具看起来如此冠冕堂皇,于是一切个人之描写均成了小资情怀,人民、山河、历史这些宏大的对象进入了视野,引人进入玄幻之神圣、崇高意境,至今不绝,‘老干体’更是其中恶俗之代表。究其实即是扼杀自我,消灭差异,造成集体心理上之趋同”[26]。 诗人们既要抒“大志”,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诗词创作中出现“老干体”也就在情势之中了。所以,“老干体”作为一种“时代印记文学”存在,是一种必然。人们打着“反映时代气息”的旗号,遇事必吟,逢喜必歌,有节必咏。神九上天了,人们歌之;国庆佳节到了,人们咏之;党代会开了,人们歌之;名人诞辰了,人们咏之;某某大桥通车了,人们歌之;某某市评为文明城市了,人们咏之。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看似有物,实则空泛。作者每事都要评论,基本是表态诗,不过把套话、废话换装成韵语罢了。这类诗看似贴近了现实,其实远离了诗歌之本质。诗不是成为心灵和性情的自然感发,而成为新闻时政之报道,说教连篇,空洞无物。以此观之,则诗已死。 这种自觉的应景趋时其实是应制诗的还魂和蜕变。不同于古时宴集、宫召时被动的应制,老干体并非强求,而是作者发自内心、配合时代的主动应制。这类应制诗大多千人一面,了无个性[1][2]。如梁继红《党庆九十周年感怀》诗:“咏唱迎华诞,诗成意未穷。千言凝一语,党在我心中。”[29]p3尽管格律还严谨,用语还精炼,但终觉陈词满目,标语口号套话连篇,是典型的自觉应制诗。诗人滕伟明先生在《走出诗词创作的误区》一文中批评道,“这类诗纯属表态,基本上都是废话套话,除了作者名字不同外,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甚至十年后的话都一样,可以任意挪动,恐怕不好说是诗。” [28]证之以下诗,并不厚诬:“群英汇聚气呑虹,喜见神州舞巨龙。巧绘宏图云浪涌,高扬赤帜国威隆。虎添双翼开新宇,鹏展重霄驻劲风。万马奔腾齐奋进,千秋伟业耀苍穹。”(王少轩《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29]。 这类诗之产生还与整个中国唯经济利益至上、文化(文学)遭遇前所未有之尴尬的大环境有关,与特殊的政治气候有关。在经济至上及所谓“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背景下,人们丧失了自我,忘记了责任,忽视了诗以刺世的本质。因此,诗歌中批判精神的缺失实时势使然[1][2]。 5. 词汇问题 无论唐之应制诗、明之台阁体还是今之老干体都一样,诗的官气化后面必然是内容的歌德化、情感的空洞化。因此装腔作势,陈词滥调,套话连篇是它们的总体特点。 唐时,人们最常用的词是“凤池”、“冕旒”、“九重”、“皇州”、“皇猷”之类的语句。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岑参《和贾舍人早朝》)、“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杨师道《奉和正日临朝应诏》),词颂皇恩浩荡,用语典丽堂皇,气势居高临下,但用语陈滥,了无新意,官气十足[1][2]。 今日,既然要引入“宏大叙事”来“言大志”,老干体多用气势宏大的“千年”、“天下”、“九州”、“中华”、“神州”等狠词,“群英”、“巨龙”、“赤帜”、“万马”之类陈俗之词,以掩盖“志大”之下内容干瘪的“才疏”之态。官话、套话之外,却少了唐人的典雅丽藻。如“深谋远虑心凝聚,发展坚持科学观”(栾兴阶《醉梅花·六十春秋业绩煌》)、“重整山河归锦绣,复兴民族铸瑶台”(郑纯超《纪念于右任诞辰130周年》)、“四项议题优惠广,三通路径便捷辽”(夏大中《贺两会南京成功会谈》)、“开放大潮声朗朗,风荷雨柳荡晨烟”(杨天山《到韶山》)[29]p8-26如“喜看飞船翔宇宙,欢呼跃马续征程”、“中西开发川原壮,上下廉明社稷清”等,都深得老干体精要。人们可以很容易在这些诗歌中看到“改革”、“和谐”、“跟党走”等通俗易懂而与时俱进的字眼。这些连篇套话,放到任何会议、喜庆中都可套用;十年二十年后还可套用,个性丧尽,诗意荡然。 许多老干体作者功底既差,便常陷入“凑字”困境中。于是,他们便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连词和虚词,以令人头晕目眩的超常规拆解或省略法,让诗句难得地保持了整齐划一,“颂扬高”、“强又大”、“出尧天,色艳鲜”之流便如此热气腾腾地新鲜出炉了。 6. 情感与内容问题 应该说,老干部作为我国政权的“螺丝钉”,为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模式一直在主旋律引导下。在“和谐”成为主旋律最强音的今天,老干体作者们更不可能偏离半步。对他们而言,更加紧密地靠近主旋律,弘扬主旋律,歌颂正能量是应有之义。因此,那些认为他们情感空洞的说法未必能成立。他们可能真的是饱含巨大热情在歌颂,但是,人们为何感觉不到,而称老干体“空洞无物”? 人们之所以不愿读“老干体”,正是因为其口号标语式的字句不能打动读者。老干体作者们创作时也许有真情有渴望,有欲止不能的冲动,但问题是:我们早过了因为几句口号而热血沸腾的狂热年代,没人能从套话中感受到多少真情,更不可能因为听了口号便潸然泪下。 “假大空”报告诗其实泯去的正是真情。比如,香港回归时出现了不少回归题材的诗,尽管其中也有好诗,但更多的诗套话连篇,如李经历的《回归颂》:“ 妄占香江久蓄谋,走私鸦片入神州。销烟烈火惊熊豹,媚外阴风引鹫鸠。共处和平天下愿,孤行霸道世人仇。实施两制黎民福,一统中华展伟猷。”[30]p86 也许作者写作时有真情与冲动,但过多痛史的铺陈显得提炼不够,过多陈言套话的使用使得真情被掩。 江海客君在《苍梧闲话》中言:“历史上那些引发大众共鸣之诗作无不是诗人关注自身内心之心血倾诉,一旦有意识地走向“大我”,无非是主旋律所宣扬之集体主义情怀,而这恰恰是文学之大敌。吾国近几十年之文学实践堪为佐证”[26]。考诸唐宋诗词,凡酬唱、颂赞、贺寿者少有佳作流传,多以贬官、悼亡、游吟山水、咏史为人所赞。美颂之辞,即便能流传千古,也是因为其文辞华美。至于口号,刻薄地说,口号若能打动人,母猪就能上树。 值得注意的是,老干体之情感内容空洞化,一方面与“应制”、“歌德”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当代诗词本身的空洞化。 以性灵论,今人学诗,多于格律、对仗平仄之基本技法上下功夫,痴迷于文字技巧,沉湎于唯美与语言雅致,以为全豹,实一叶障目而已,而孜孜以求于藏头、步韵、轱辘之雕虫末技,参唐仿宋,缺少总体构思,诗多东拉西扯,勉强凑句,内容多酬唱应答、游山玩水、谈情说爱,千人一面,几无真情实感,实则无性无灵。 老干体与之相比,只不过以标语口号代替了委婉曲折,以大白话、官话套话代替了文词幽雅。两相比较,一者吟风弄月,悲花垂泪,时代上分不清唐宋元明;一者歌功颂德,纪念抒怀,在年代上雷同于子丑寅卯。所以,老干体内容的空洞化其实错不在其本身,而是一种通病。只不过,老干体的空洞化带有其自身的鲜明标记。 7. 艺术价值 20世纪的中国,是沧桑巨变的中国。个人在时代的风雷激荡中如秋风一叶。作为老干体创作队伍主流的老人们,每个人都有一本故事,人生的起伏跌宕,是很可以凝练成千古流芳的诗句的。放开眼去,将岁月凝成智慧,在历史的厚重沧桑中书写自己的感悟,“赋到沧桑句便工”。可惜的是,我们在老干体中并未看到这些,看到的只是干巴巴的革命语言。令人怀疑,他们的文化层次是否真的适合诗词。 可怜的是,老干体作者们出了不少集子,却毫无出现一二名诗名句的可能。翻开金灿灿的封面“某某诗文集”一看,大作们一无真情实感,充斥空话、套话和口号式叫喊;二无格律;三无技巧,浅薄直露。到头来,所谓“文集”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想看,上边的方针政策在变,他们的诗句也便前后矛盾地“痛、病、快乐着”。 不过,凡事既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亦然。老干体诗集对跑官者、出版社、印刷厂、破烂王们自有好处,至于其承启之功和艺术价值方面嘛。。。。这个这个,我们还是讨论一下世界和平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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