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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0 0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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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涉国学的时候,淹留于新儒家学问中,在他处论坛曾就中学之体(儒)作过篇小体会。现从王阳明公心学义,回头再读新儒家学,已觉其有理不尽处,然其理想亦自有高格在,以削兄此回复,愿与削兄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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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有其千载不移之义(宜),亦有其自身难愈之疾。
若至少在上个世纪中叶之前,由孔孟一脉传承下来的儒林儒学,还略能代表中国有良知,欲维新,求大治的知识人士阶层与此阶层的主体世界观,还略能将他们的世界观即思想诉求体践的综合称作为道统的话。这样一个【道统】的概念,有内圣与外王的两面,于外王,又至少包含着两个千年以降几乎未变的内容:
一是坚持国家威权主义。无论是王国,帝国还是国父而后的中国,国家(君,正府)的权威至上,其他各种社会宗教团体的活动必须是以不悖离国家(君,正府)的指导原则,服从国家(君,正府)的管理支配为大前提的。
另一是道统当为国家权威之基石,而道统高于君权,能得以限制君权。哪怕在多数时期这样的限制只得一个理论与象征形式上的意义。然而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扩充之,亚圣得言民重君轻;退步论,陶令不肯折腰事贵。后汉有范孟博鸣争风雨,儿赴死而母嘉其义;中唐有韩昌黎元道诋佛,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 ”。“从道不从君”往往是支持着大儒先贤们忘身乐死赴仁蹈义的最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而有关阐扬及养成此种精神力量的理论与方法,则是【道统】内圣一面的内容了。
国人对“一”有种特殊的情结,道要述一,国要统一,术要定于一,天人亦要合一,今日知识界颇有注意到一现象的学者,将之归纳为一元世界观。于是与之相对,另有二元世界观的概念出世。(可参见陈弱水先生相关著作)
世界观一元二元之演变,与国家威权主义之沉降息息相关。因此始皇用法时就焚书坑儒,汉武一尊时儒则罢斥百家。董子以后,通经致用义理臧否成为汉儒一元世界观之主体,而他们精神世界则从天人感应渐沦入谶纬的怪胎。待经义一元僵化后,此一世界观与汉帝国便几乎同时崩塌。魏晋唐宋,外患内忧接踵,值国家威权主义最为薄弱之时,玄释大开,道佛兴起,所谓赖乡夺洙泗之席,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二元世界观,即有两组不同的人生理想或指导原则。一是社会与伦理,人间秩序方面的,仍以儒为代表的古典经义为指导,另一是个人生活及精神层面的,则或归道玄或归佛释甚或有道佛双修的。这个二元世界观在跨中国中世至近世存在几乎千年,直至南宋理学兴起前,南宋孝宗赵昚亦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其实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不满道释与儒学二元,要求以儒学一家同时为人间秩序与精神世界的指导原则的呼声已然兴起,以韩愈李翱为领袖。然后此风大兴在北宋,有张周二程诸儒极力光扬,终于大成于南宋朱子之手。宋儒避开汉儒通经致用的路数,直续孟圣性善说,又将玄释心性部分的义理消融扩充入内,遂成一内圣外王能密接圆融可至天人合一境地的一元世界观学说,是为理学。此后朱陆王各理虽异大道无二,理学便自宋元而明清,直至民国。期间史实具在,国家威权主义遂至顶峰。昌黎横渠诸公,程朱陆王诸贤于超拔玄释再建道统处自是绝大功臣,然外内一元后难免重蹈汉末经术之僵化旧途亦是事实。
另一面,道统对君权的限制不力,一人一家一族之前,政府无力内阁不障。士大夫阶层全体沦为犬儒的时期亦不为少。
道统实践于现实政治中的结果与道统精神之矛盾,此前学者大多注目于“道统欲行其道,须先借君权而上位,因此有不得已妥协于君权处,董子甚而要去作天人感应的迂回”方面,将君权与道统的冲突往往阐述在天子与政府(内阁)职能重叠即所谓的帝相之争上。
其实道统中坚持国家威权主义的内容,千年来执着于一天下,定于一的思维,使得[道统]本身也并未彻底解决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问题,[道统]要求相关人间秩序的各种制度定夺最终要集中在这样的一位德至上能至强位至尊的绝对权威手上,可对这位权威的制衡则除去道义精神以外于制度上个几乎没有。但既然已经将其定义为【德至上能至强位至尊】,只怕对”君权外道统“一”之制衡并未在儒家的设计之内,此是儒自身难愈之疾。更而况即便在一些特殊的君权不障的时期,替代君权制御政府运作的也并不是[道统]理想中德能至上的圣贤,这一类人或集团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表现为外戚,太后,宦官,门阀与权臣总总,成为治乱的源头。
上世纪中叶以后,移居海外的一些国学学者如胡适,徐复观,牟宗三,钱穆等人均对儒学的过去现状进行过深切的反思与再认识,并对其在共和以后的政治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这方面牟宗三先生在理论上取得的建树最大,他指出儒学至朱王学成时,内圣与外王在理论上已经能够圆融,这样很难主动再去容纳一些非东方性的事物。应先后退一步将内圣与外王割裂,使其能在不离儒家正诚格致仁义礼信的大道的前提下翻纳进世界尤其是西学之新事新理,如民主,科学,法制,契约精神,等等,一如魏晋时之大分以纳玄释。其次则再大合,一如南宋时儒将墨法道释合作一体大成于理学。
牟先生这一理论至高至深,精妙处后人还多需学习探讨。然牟先生因深切了解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历经过魏晋至唐的二元世界观,再至宋明的回归一元的脉络。他在设计退一步割裂开的大分时,已经构绘好了再之后的大合情景。因此可以说,牟先生所设想的大分,并非是要退回至二元世界观中,而仍是在他的新儒学的一元世界观的大构架下实践。这是牟先生要以新儒家的立场为中国未来之天地立心,未来之万民安命的缘故,也契合牟先生君子大儒的名实。
我对牟先生的理论及远景赞叹敬仰,亦认为退一步,割裂开是儒学要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命的必然。然而再之后,是否必要用一元的世界观进行大合,我无有牟先生那般的远见,于他学术理论的理解也尚浅,至少目前无意全盘接受。以我之浅见,魏晋之风流,盛唐之豪迈,北宋之繁华,亦并非在一元世界观的情景下成就。而那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唱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二元世界观下立身的儒士,他们人格上的健全岂非更为后人乐道。
于时于今,世界万态多元,各国政治都在目下,内圣即便许孔,外王又何必必儒?外内更何必必求一术一元?儒之千载不移者,内圣为本。而道统之难能驯服君权处,实可大胆扬弃。桥梁具在,人偏有欲探石涉水为真趣者,此其风骨也。我辈好去游园采薇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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