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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文坛的事最多，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隋炀帝虽然贵为帝王，也难免于此，因为自忖写不出“空梁落燕泥”句子，就将诗的主人薛道衡杀了。他曾经好不脸红地说过如果让他去参加考试的话，一定是天下第一。以帝王而为文霸的还有梁武帝，有次他和沈约互写关于栗子的故典，因为比沈约多了三事，此老非常得意，不料沈约却对人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梁武帝听了，老脸挂不住，非杀了沈约不可，靠了徐勉力劝，老沈才逃得一死，可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四声谱》却由于武帝的护短而难得推行了。 以上只是个小插曲，延续到了明代，文人之间的轻毁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代文坛的斗争比任何一代都要激烈，明人似乎对拉帮结派情有独钟，政治上的小团体不绝如缕，与明朝相终始。当清兵已挟着劲风铁甲南下的时候，东林党的余绪还在和阉党你纠我缠，叫嚷不清。文坛的那些人物更是丝毫也不逊色，各树各的旗子，和今天的圈内人士一样，互相吹捧，高自标榜。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领袖，在他之前是谢榛，谢榛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文名高，年岁大，小圈子少不了他，李攀龙屈居第二，心中很不是滋味，可自己又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只能唱唱高调，喊喊口号。写出的散文完全是对秦汉文章的生吞活剥，《明史》说他的文章“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写的诗更是一塌糊涂，他写的许多拟古乐府干脆就是把前人作品改动几个字就攫为己有了，和剽窃，抄袭并无二致，公然于古人集中做贼。而他自己却非常自豪，常说“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狂妄地将自己当作文学之路上的一盏明灯，他在诗中写道“惟吾竟长夜”，与儒家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出一口。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个文学青年大肆吹捧他的那些被人们讥讽为“假古董”的诗文。其中，王世贞更是不余遗力地大写马屁文章，“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在这种不正常的吹捧下，李攀龙对于自己拉起的圈自己做不上老大而不满了。先是在讨论诗文时互相指责，发展到后来，竟不免对谢榛进行人身攻击，因谢榛一目失明，便公然骂他“岂使一眇目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王世贞等一帮圈内人士更是推波助澜，直至把谢榛逐出后七子的圈子。李攀龙也就成了当然的领袖，因为此时他的资格最老。 以李攀龙为首的这个文人圈子很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容不得比他们强的人，谢榛的被攻击是最好例子。更容不得别人对他们的大作言三语四的，如有人偏要犯忌，就群起而攻之。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对他们的“文必秦汉”非常反感，说“今世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王世贞便对归有光大加诋毁。归有光曾经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激烈抨击李王等人“盖今者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排前人”，庸妄人指的就是李王辈。王世贞看了很不服气反驳道“唯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反唇相讥“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清人袁枚曾经痛斥李，王一派的诗为“粪里嚼渣，顺风接屁。”近人朱东润先生也不满于李王辈把制言论的文霸作风，在《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一文中说“元美之在当时，鞭策天下，其地位几同于暴秦，于时弱者俯首以归，强者稍稍起而议其后”。在所有的反对派中，当数大戏曲家汤显祖做得最为刻薄。王世贞仰慕汤的大名，登门拜访，汤不与相见，王世贞看见汤的书桌上放着自己的《弇州四部稿》，但是被汤显祖涂抹殆遍。不仅如此，汤显祖还把李攀龙，王世贞诗赋中的典故出处，抄袭的《史记》《汉书》唐诗等一一标出，刻木发行，搞的李攀龙，王世贞极为难堪。 尽管李攀龙王世贞的文霸作风如此酷烈，正真的作者还是敢于站出来作斗争的，谢榛宁可不当七子的领袖，也不妥协于文霸的淫威，文人的良心始终不渝，能不令后人汗颜。 以古之视今，人不是靠封，删，禁来独立一家之言的。也不能超出文学之外而用道德来杀人，而常常这种道德又是双重的，苛于人而宽于己。当今很多人不幸都犯了这些毛病。你能依仗手中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作品和观点完美、高大，能奈何无常，别说百年，就在有生之年，又能堵住悠悠之口？ 标榜自己是君子，将一切异己都归类小人。殊不知，君子有真君子和伪君子之分，小人有真小人。柏杨先生对此有过精辟见解。大意是真小人好过伪君子。让镜山这些年在网上遭到的围追堵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又何尝不是那些自命为君子辈所为。我这些年没少在网上混迹，对网上的事情也是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人事也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句话，那些君子的行为并不比镜山这个小人（这些人数年来赠与镜山的标签）高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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