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韵年华

许传刚

                                                                    声韵年华

1.    长言短言期

   └———————┘

   先秦            永明后         

   汉朝           483年以后

2.                            四声（声律、四分期）

                             └----------------------------┘

                   孕育期              确定期

                └----------└----------------------------┘

             东汉        永明后                      唐朝沈宋

      公元67年后   483年以后                    686-708              

3.                                                                     平仄（格律、二分期）

                                                                  └-----------------------------------┘

                                      孕育期      形成期         确立期            定型期

                                   └-----------└------------└-----------------└-----------------┘

                     梁武帝时期的刘滔   唐初          沈宋                杜甫

               大同年间（535—544）   618-686      686-708          770年以后

小吉仙

学习。

金筑子

应该是沈宋时期就已定型。

许传刚

金筑子 发表于 2017-10-10 20:17
应该是沈宋时期就已定型。

沈宋时期为确立期，定型期在杜甫死后

苏星空

许传刚 发表于 2017-10-10 20:22
沈宋时期为确立期，定型期在杜甫死后

不知 “定型期” 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小三羊

刘韬  666-681之间

刘韬，是什么时期人士？

小三羊

金筑子 发表于 2017-10-10 20:17
应该是沈宋时期就已定型。

大唐科考近体诗的诏令是681年，难道科举考试近体诗的时候，唐近体的格律还没有定型吗？

许传刚

苏星空 发表于 2017-10-10 20:32
不知 “定型期” 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杜甫对格律诗还在进行探讨，还想突破，因此他的晚年大量写拗律诗，770年死后，格律诗变化就不大了，尤其是李贺一批人的格律诗大多数与宋朝的格律诗没多大差异，所以学者们把定型期定在李贺时期。我则从格律诗的变化角度，把时间更具体的定在杜甫死后

小三羊

许传刚 发表于 2017-10-11 09:26
杜甫对格律诗还在进行探讨，还想突破，因此他的晚年大量写拗律诗，770年死后，格律诗变化就不大了，尤其是李贺一批人的格律诗大多数与宋朝的格律诗没多大差异，所以学者们把定型期定在李贺时期。我则从格律诗的变化角度，把时间更具体的定在杜甫死后

你探索或研究的不是唐近体的格律吧！

许传刚

小三羊 发表于 2017-10-10 23:48
大唐科考近体诗的诏令是681年，难道科举考试近体诗的时候，唐近体的格律还没有定型吗？ ...

大唐科考近体诗的诏令是681年，属于确立。确立期是规矩的建树期，只是一个大框框，具体的规矩要一步步探索一步步完善，所以经过一百年才定型了

许传刚

                                              一、长言短言期
       在反切产生以前我们的古人已经对汉语的语音进行过描写，已意识到汉语有声调的不同。但无系统，说法多样而都不细加解说，这些囫囵语往往造成多种理解，使人摸不着头脑，所以我称它为声韵朦胧期，这段时间较长，从先秦到永明年间，具体地说是到齐武帝永明七年（489 年）。
                                  1、说法众多
      有急气、缓气、急舌、长言、短言、疾言、徐言、内言、外言、横口、踧口、笼口、闭口等术语。据赵振铎先生考察，高诱的《淮南子》《吕览》注中，多使用“急气”、“缓气”、“急言”、“徐言”、“缓言”的概念来分析字音，也注意到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析。何休注《公羊》，有长言、短言之分。
     《淮南子•说林训》“士（亡？）马不发户辚。”高诱注：“辚，户限也。楚人谓之辚。读近邻，急气言之乃得之也。”
     《淮南子•说山训》“牛车绝辚。”高诱注：“辚，读近蔺，急舌言之乃得。”
     《淮南子•俶真训》“夫牛蹏之涔,无尺之鲤。” 高诱注：“涔，读延祜曷问（原文有误），急气闭口言也。”
     《淮南子•泛论训》“太祖軵其肘。”注：“軵，挤也，读近茸，急察言之。”《淮南子•泛论训》“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高诱注：“軵，挤也。读近葺，急察言之。”
     《淮南子•地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东汉高诱注：“旄读绸缪之缪，急气言乃 得之。”
     《淮南子•修务训》“腃●哆咴。”注：“腃读权衡之权，急气言之。”（腃，正文及注刻本均误作■，今正。）
     《淮南子•原道训 》：“蛟龙水居易之交。” 高诱注：“蛟读人情性交，缓气言乃得耳。”
     《淮南子•修务训》“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高诱注：“駤读如质，缓气言之，在舌头乃得。”
     《淮南子•本经训》“飞蛩满野。’注： “蛩，一曰蝗也，沇州谓之螣。读近殆，缓气言之。”
     《吕览•慎行篇》“崔杼之子，相与私鬨。”注：“鬨，斗也，读近鸿，缓气言之。”
     《左传•哀二十六年》“六卿三族降听政。”《注》“降，和同也。和同卽切降字，乃疾言徐言之别耳。”

     《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
     《汉书•王子侯表上》：“襄嚵侯建。”晋灼：“嚵音内言毚兔。”
     《汉书•王子侯表上》：“猇节侯起。”晋灼：“猇音内言鸮。”
     《尔雅•释兽•释文》：“猰，晋灼音内言●。”

     《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 何休的注分别以主动句“伐人者为客”和被动句“见伐者为主”分别读伐长言之短言之。

       刘熙《释名•释天》：“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
　　《释名•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而高也。”
　　《地形训》：“北方……黑色主肾，其人惷愚。”高诱注：“惷，读人谓惷然无知之惷也，笼口言乃得。”

                            2、解说
      “缓急”类被用以描写语音，始于《汉书》：“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小同。” (卷二十八下) 作为语音学术语的“缓急”，是“缓言”和“急言”的统称。用“长言”、“短言”、“缓言”、“急言”等对难字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作描述性说明。      东汉高诱等人已经意识到不同声调的存在，而以“缓急”概念来表示其间的差别。王念孙赞高注曰：“训诂既详，音读尤审。急气缓气、闭口笼口诸法，实足补前人所未备。”急气、缓气、急舌、长言、短言、疾言、徐言、内言、外言、横口、踧口、笼口、闭口等说法都是汉代注家譬况字音用语。急气就是所谓的疾言，缓气就是所谓的徐言。急舌，见“急舌言之”（《淮南子•说山训》“牛车绝辚。”高诱注：“辚，读近蔺，急舌言之乃得。”）应就是“急气言之”，即“急气”。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认为从这些例子来，急气缓气之说，似乎与声母声调无关，它们可能是指韵母的洪细。大约言急气者，多为细音字，凡言缓气者，多为洪音字。古人把字分为四等，一二等为洪音，三四等为细音，江永音学辨微辩等列云：“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 如鸿，殆，一等字；交（古读gao），二等字。涔，茸，邻，蔺，腃，三等字；缪，四等字。这就是说三四等与一二等有洪细的区别。所以凡言急气者都是三四等的细音字，凡言缓气者都是一二等的洪音字。但是为什么细音就叫做急，洪音就叫做缓？大约细音字的三四等字，都有－个介音，洪音字的一二等字，都没有－个介音。有－个介音的，因为韵母中有一个主要元音，介音是声母与元音间的过渡音，而不是主要元音，所以读这个字时，口腔之气道，一定是先窄而后宽，而筋肉之伸缩，也一定是先紧而后松。有－个介音的，其音急促造作，口腔的气流通道较窄,所以气流通过时显得紧急，高氏便称它为急言。比如有i介音的细音字，因发音时口腔的气道先窄而后宽，肌肉先紧而后松，其音急促，故名“急言”。没有介音的，声母的后面就是主要元音，所以读起这个字来轻而易举，筋肉之伸缩，也非常地自然。其音舒缓自然，口腔的气流通道较宽，所以气流通过时显得松弛，高氏便称它为缓言。
      但駤字，高云：“读似质，缓气言之。”却与“盖凡言急气者，多为细音字，凡言缓气者，多为洪音字”说相反。盖駤广韵音陟利切，在至韵，与交质之质同音，（质又音之日切。）駤质皆三等字也。三等为细音，而今言缓气，是为不合。然缓字殆为急字之误无疑也。

      内言外言大约也是指急气缓气之类。
      何休、晋灼称内言外言（晋灼，晋尚书郎），其音字称内言某，内言之名，当即本于何休。
      以所举四例推理，所谓内外者，大概也是指韵的洪细。内言，大约指洪音(发音响亮)，洪音舌位较低，靠前，口腔内形成的共鸣腔较大，大则其音若发自口内。外言，大约指细音(发音弱小)，细音舌位较高，口腔内形成的共鸣腔小，所以听起来声音好象发自口腔外端。
      外言内言，在何休《公羊传》注中可得到确切的解释。何休云：“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乃，切韵音奴亥反，在海韵，是一等字。而，如之反，在之韵，是三等字。乃，属泥母，而，属日母。乃、而古为双声，只是它们的韵有弇侈的区别。“乃”既为一等字，则其音侈；“而”既为三等字，则其音弇。“乃”无－介音，“而”有－介音。所以说“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这就说明外言，正所谓“其音幽细”，好像发自口腔外端。
      《颜氏家训集解》说：“尝试论之，中国审音之学，远自汉始，迄今已千有余年。于此期间，学者审辨字音，代有创获。举其大者，凡有七事：一，汉末反切未兴以前经师之审辨字音，二，南朝文士读外典知五音之分类，三，齐、梁人士之辨别四声，四，唐末沙门之创制字母，五，唐末沙门之分韵为四等，六，宋人之编制韵图，七，明人之辨析四呼。此七事者，治声韵学史者固不可不知也。”器（王利器）案：论衡诘术篇：“口有张歙，声有内外。”亦言读音口有开合，声有洪细也。此又汉人之言内言外言之可考见者。
      盖当东汉之末，学者已精于审音。论发音之部位，则有横口在舌之法。论韵之洪细，则有内言外言急言缓言之目。论韵之开合，则有踧口笼口之名。论韵尾之开闭，则有开唇合唇闭口之说。（横口踧口开唇合唇，并见刘熙释名。）论声调之长短，则有长言短言之别。（见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何休注。）剖析毫厘，分别黍絫，斯可谓通声音之理奥，而能精研极诣者矣。惜其学不传，其书多亡，后人难以窥其用心耳。（《颜氏家训集解》）
      闭口之韵,如侵、覃盐咸二部,这些字是闭其口以作收韵,所以叫做闭口。笼口，我估计与今天所说的撮口差不多吧。
      横口、踧口、笼口、闭口都没有具体解释。

                      3、研究的分歧
      古人所说的横口、踧口、开唇、合唇、舌头、舌腹、笼口、闭口、推气、长言、短言、内、外、深、浅、急气、缓气等等术语，都是对汉字读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析，根据后人研究，主要涉及声母、韵头、韵尾。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能切分音节，上述术语分析的对象是汉字的囫囵音节，是一段音流，包含几个音素，汉字一个字一个音节，在读的时候，各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不相同，这样一来，读一个音节，其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变动不居的，只有一个音节是一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才是稳定的。这些例句中，其读音多是从个人听觉上对之进行分析描写。很明显，这种“譬况”拟音的方式对读音的描写都很含混，难以体会，难于达到科学、准确地注音的目的。因而，这种方法到南北朝就中断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
      古人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描写音节而不是音素，这样导致术语众多、意义含混，这些记录语音方式，也都显得很空洞，不具体，因此虽然教了人们掌握发音的方法，但却“益使人疑”（《颜氏家训》），没有先生亲口教你如何长言短言、急气缓气之类，你只能得其仿佛，云里雾里，那能精确读出字音呢。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于古人那些发音术语的具体所指了。不过，这样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审辨音理、分析语音结构，对以后反切二分音节以及等韵学的发明无疑是有启发作用的。
      其次，急气、缓气、急舌、笼口、长言、短言、疾言、徐言、内言、外言、深言、浅言，名称众多，没有统一规划，缺乏权威性。
      其三，对这些名称，没有详细的解释，引起后人不同的理解。比如对“长言”“短言”的看法。
      声调在先秦汉朝时已存在，汉字在周、秦时代的古音中，大体上只分所谓的“长言”（平声上声去声）和“短言”（入声），后受释教影响，“长言”又分出三声。
     《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汉 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 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解云：谓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强，故引声唱‘伐’，长言之，喻其无畏也；解云：谓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于邻国，故促声，短言之，喻其恐惧也。公羊子，齐人，因其俗可以见长短，故言之。” 两个伐在句法上是同构的，在文字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语义上是相反的，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在训诂中叫反训。“伐”的主动意义读“长言”，被动意义读“短言”。清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伐》：“长言，若今读平声；短言，若今读入声。《广韵》平声不收‘伐’字， 盖古音失传者多矣。”他认为长言是平声。
      陈立《公羊义疏》卷二十五：“通义云：‘长言者，若今去声；短言者，若今入声矣。’《周官音义》，刘昌宗读‘伐’为扶废反。是伐人之‘伐’ 古皆去声。……段氏玉裁《说文注》云：‘按今人读房越切，此短言也。刘昌宗《周礼》‘大司马’‘大行人’‘赣人’ 皆房越切， 此长言也。 刘系北音， 周颙、沈约韵书皆用南音，去入多强为分别，而不合于古矣。”他认为长言是去声。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认为长言短言都是人为造成的，语言的实际并不如此，“以女妻人即谓之女，以食饮人即谓之食，古人用字类然；经师口授，恐其疑误，异其音读，以示区别，于是何休注《公羊》 有长言、短言之分；高诱注《淮南》，有缓言、急言之别。……苟知古人有实字活用之例，则皆可以不必矣。”人为的读叫“破读”。俞樾认为反训词用只是语法上的活用问题，不着人为的读破，那就是说长言短言的区分是不存在的。
      方光焘《关于古汉语被动句基本形式的几个疑问》对这种反训词的读音也提出疑问，因为很多反训词读音是不必区别的：“我认为何休注说中所说的‘伐人’和‘见伐’是词义的区别，长言、短言并不表现一个词的不同的语法作用。……我们能说‘伐’（长言）、‘买’（上声）、‘贷’（入声）、‘授’（去声）是主动词吗？我们能说‘伐’（短言）、‘卖’（去声）、‘贷’（去声）、‘受’（上声）是被动词吗？”
      王力《汉语音韵学》对长言短言的声调所属也有所疑惑：“这里所谓长言短言，是否我们现在的声调，还不得而知；因为尽可以是‘音长’的关系，而不是‘音高’的关系。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当时所谓长言短言就是入声和非入声的分别；长言就是‘非入声’，短言就是‘入声’。”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丁治民则提出了“长言”为入声、“短言”为去声的相反看法。入声表示主动，去声表示被动。他认为主动是常式句型，被动是非常式句型。常式句型所用的音一般是常用的音，而非常式句型所用的音一般是非常用的音，《经典释文》中对常见音往往是不加注音，而对表示特殊的语义或语法意义的则需加注。常见音往往会保留下来，而非常见音往往会消失。《集韵》中“伐”有两读，一为废韵房废切，一为月韵房越切。月韵房越切为常见音，所以现在还保存在一些方言中，而废韵房废切为非常见音，为后世所不了解，因而也没有保存下来。春秋时期，主动、被动在语音上异读、在文字上同构表示法到了汉代就为一般人所不了解，这种特点仅保留在齐方言中，所以何休需要作注，把两个“伐者”改为“伐人者”和“见伐者”，两个“伐者”的差别和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古代反训词几乎都是用去声表示被动的，因此短言是去声，那么长言就是非去声了。
       张成孙《说文韵补》则为“平声长言、上声短言，去声重言，入声急言。” 短言急言本为一类，此当两类。
       还有长言短言的划分标准不一的问题，平、上、去三声为长言是以音高为标准，入声为短言是以音长为标准。

许传刚

              二、四声期（声律、四分期）公元67年后-----483年以后（具体为永明七年489 年开始）------686-708

                   <一>、孕育期公元67年后-----永明七年489 年
反切的形成
反切的来源大致可有三种说法：合音词演化为反切；梵语产生出反切；合音词和梵语共同催生出反切。
                   （一）、中华固有的合音字与反切语
      合音词演化为反切。这属于自产说，也叫本土派。以清代的陈澧为代表的学者就力主自产说，他在《切韵考》中就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上古时，中华已经存在了反切的语言现象，并说“谓字母起自西域则是也，谓反切之学起自西域则误也。”在他们看来，反切的产生与外来因素无关。请注意，反切语和反切具有相同的原理，因而当反切语产生后不久，反切也就完全有理由产生了。从先秦两汉时期使用反切语的例子，可以看出反切的产生未必受到梵语的影响。
      清顾炎武在《音论反切之始》中说：“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也说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以此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 清俞正燮甚至说:“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两合自反则，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
       事实到底怎样呢？
       远在周秦时代即已有之先秦典籍中的合音字，这还真是我们的国粹。
                                       1．合音词   
       先秦文献中关于合音词的资料有： （1）何不为盍   《经传释词》中说：“盍，何不也。……字亦作‘盖’。”用例如《礼记•檀弓》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 （2）奈何为那 《日知录》曰：“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即说“那”为“奈何”的合音词。用例如《左传•宣公二年》：“弃甲则那？” （3）而已为耳  用例如《战国策•齐策》：“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又如《管子•臣乘马》篇曰：“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耳”即是“而已”的合音词。 （4）之乎为诸  《经传释词》中说：“诸，之乎也。急言之曰‘诸’，徐言之曰‘之乎’。”用例如《论语•颜渊》：“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左传•僖公三年》曰：“天其或者将建诸？” （5）不可为叵  《说文•新附》中载曰：“叵，不可也，从反可。”《一切经音义》廿四引《三苍》，又《华严经音义上》引《珠丛》又《文选•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怀故…新欢”注。用例如《后汉书吕布传》：“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 （6）不律为笔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说文》：秦谓之笔。从聿从竹。 （7）“扶摇”为飙  《尔雅•释天》中说：扶摇谓之猋。《尔雅•释天注》曰：猋，暴风从下上。《说文》：“飙，扶摇也。从风猋声，飑飚或从包。
       先秦存在大量的合音词现象，清代学者顾炎武曾对此总结道：“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一字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郑桥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 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慢声为而已，急声为耳、慢声为之矣，急声为只是也。”顾氏自己又搜集了一些例子，先秦部分有：蒺藜为茨，瓠芦为壶，鞠穷为芎，丁宁为钲，僻倪为陴，奈何为那，和同为降，句读为谷，邾娄为邹，明旌为铭，终葵为椎，大祭为禘，不律为笔，芗芜为须，子居为朱，葱茏为聪，蠾蝓为蛛，卒便为倩，令丁为铃，鸠鹘为，瘯蠡为痤，蔽膝为，侧理为纸，扶淇为潍，狻猊为狮，寿梦为乘，二十为廿，三十为卅。例见：
       《诗•墙有茨》传：“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
         “八月断壶”，今人谓之“胡卢”，《北史•后妃传》作“瓠芦”，“瓠芦”正切“壶”字；
       《左传》有“山鞠穷乎？”，“鞠穷”是“芎藭”，“鞠穷”正切“芎”字；
        “著于丁宁”，注：“丁宁，钲也。”《广韵》：“丁，中茎切”，“丁宁”正切“钲”字；
        “陴者皆哭”，注：“陴，城上僻倪。”“僻”音“避”，“僻倪”正切“陴”字；
        “弃甲则那”，“那，何也。”后人言“奈何”，“奈何”正切“那”字；
        “六乡卿三族降听政”，注：“降，和同也。”“和同”正切“降”字；
      《春秋•桓十二年》“公及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左传》作“句渎之丘”，“句渎”正切“谷”字；
      《公羊传》“邾娄后名邹”， “邾娄”正切“邹”字；
      《礼记•檀弓》“铭，明旌也。”“明旌”正切“铭”字；
      《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终葵”正切“椎”字；
      《尔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
        “不律谓之笔”，“不律”正切“笔”字；
        “须，蕵芜”，“蕵芜”正切“须”字；
      《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
    古人谓耳为聪，《易传》：“聪不明也。”《灵枢经》：“少阳根于窻笼。”窻笼者，耳中也。“窻笼”正切“聪”字；
      《方言》：“蜘蛛或谓之蠾蝓。”“蠾蝓”正切“蛛”字；
        “婿谓之倩”注：“今俗呼女婿为卒便。”“卒便”正切“倩”字；
      《说文》：“铃，令丁也。”“令丁”正切“铃”字；“鸠鹘（古忽切），鸼也。”“鸠鹘”正切“鸼”字；
        “痤，一曰族累。”徐弦以为即《左传》之瘯蠡（力戈切），“瘯蠡”正切“痤”字；
      《释名》：“韠，蔽膝也。所以蔽膝前也。”“蔽膝”正切“韠”字；
      王子年《拾遗记》：“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侧理”正切“纸”字；
      《水经注》：“晏谟伏琛云：潍水即扶淇之水也。”“扶淇”正切“潍”字；
      《广韵》：“狻猊，狮子。”“狻猊”正切“狮”字；
      《周礼》五戒，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三曰禁，用诸田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徐言之则为“之于”，疾言之则为“诸”，一也。小尔雅曰：诸，之乎也。
       长言、短言、疾言、徐言等术语有时便是表示合音词的。
       缓读。缓读联绵字是在原音节结构内部发生语音的延伸，是一个音节声母和韵母与其他韵母和声母分别重新组合而后又分化为两个音节而形成的。可以说，缓读联绵字也是适应汉语双音化的发展趋势而产生的。“缓读说”可以追溯到汉代，说明至少到汉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语言现象。对此不同时代不同人所言名称不同：汉何休称“长言”，北齐颜之推称“徐言”，宋郑樵称“慢声”，宋洪迈称“切脚语”，清 初黄生称“缓言”等等。 宋郑樵在《通志•六书略•谐声变化论》中对“慢声”就有所阐述：“急慢声谐，慢声为二，急声 为一也，梵书谓二合音是也。如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宋洪迈《容斋随笔•切脚语》也有相似观点：“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逢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角为矻落，蒲为勃芦，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孪，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清初黄生《义府》卷上“勃鞮”条下说：“（寺人）‘披’即‘勃鞮’二合音，缓言之则曰‘勃鞮’，急言之则曰‘披’，由语有缓急，非人有二名。魏将军文子名木，《檀弓》作‘弥牟’，与此同。”以上黄生谈到的“急言”和“缓言”虽是循环互证，但是也将“缓读”这种由单音节语音分化生成双音节联绵字的机制阐述得比较清楚了，这类复音联绵字又如“虹”缓读为“螮蝀”、“孔”缓读为“窟窿”等等。
      “ 急言” 一般被用来指把两个字快读成一个字，“ 缓言” 则指把一个字慢读成两个字；前者近乎反切，后者近乎反切之倒用。当然，其“急言” 的两个字和“缓言”的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急言” 和“慢言” 实际上产生出同一含义的两个不同的语音字面形式。宋人宋庠《国语补音》即指“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四十”作“卌”等为“大抵急言之耳”。
      更多的合音字例子，可详见我的《合音字》文章。
      在近代文献中，合音的例子也有不少。在现代汉语尤其是方言中，也有很多合音词。以上我们说的都是有音有形的合音词，实际上口语中还存在大量的有音无形的合音词。
      形成的过程，比如“需”和“要”本来是两个完整的音节，但口语中由于快读，“需”只剩下声母，“要”只剩下韵母，这样它们又可以自然拼成一个音节“消”，即郑樵所谓的“慢声为二，急声为一”。 由于快读，有些音素脱落了，剩下的部分则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音节。两个音节快读的时候，由于语速很快，导致听起来犹如只一个音节。这也是人们从追求信息交流的速度和语音经济性的角度不自觉的选择。用现代语言学术语来说就是口语中的语流音变现象。

许传刚

                      2．反切语
       赵元任《反切语八种》对民间反切语有过系统的论述。反切语又叫字语、切口语、洞庭语、威分、燕子语（燕子公）、盲佬语等。实际用反切语的大多数是小学生、算命瞎子、流氓、盗贼之类的人。反切语很有点江湖黑话的味道。反切语不是大众语的白话， 而是小众秘密语的黑话。 白话力求明明白白，黑话则是揣起明白说糊涂。
       反切语的构成如同反切，它把一个字的音分成声和韵两个部分，然后分别加上新的韵和新的声，这样就成了两个音节。例如“妈”m-a，在声母后加一个韵母ai，成为mai，在韵母前家一个声母如g成为ga，于是妈就说成买旮mai-ga。这两个音节只标示音，起到提示原来语音继而提示原来语义的作用，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负载语义的声音材料。反切语是有定则的，所以说者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学，只要掌握了定则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据容肇祖、赵元任、陈志良等人的调查与研究所见，民间反切语常见的主要有如下的一些：北京反切秘密语有三种—mai-ga式，mei-ga式和man-ta式；常州反切秘密语通行的是meng-la式；昆山反切秘密语多为mo-ba式苏州反切秘密语一般为uo-men式；广州、东莞和福州反切秘密语一般都为la-mi式，但由于具体语音不同，差别是很大的；上海反切秘密语有许多种，两字反、三字反和多字反都存在；无锡反切秘密语主要有“唐反”、“燕子反”和“鸭子反”三种。 无论是哪一种反切语，都有些相似的特点。比如说：轻调虚字不一定要反切，要反切的叫做“硬口”，不要反切的称为“软口”；字音、字调口语中发生音变的，反切时依照说话者是否意识到语音变化而定；反切语和合音词一样常常有有音而无字的音节；声母的附加韵母主要有四个：ai 、ie 、üe和uai；韵母的附加声母主要有两个：g和j；如原字声母是g或j，为了防止将原字说漏，其韵母的附加声母改用l；原字是零声母音节，切语的声母音节仍为零声母音节；切字第二音节声调标原字声调。
       据文献记载，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使用反切语的记录了。
       比如《吕览•贵卒》：“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猛战而死。”这里的“吾丘”就是“牛”的反切语。牛鸩是古代的一位大力士。
       《淮南子•道应》：“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王寿”为“常”的倒纽反切语；“应变”为“冯”的倒纽反切语。
       《庄子•天地》：“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高成”切 “耕”，“高成”为“耕”的反切语。
       《汉书•王莽传上》：“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其中“伯松”切“封”。“欲求封”与“过张伯松”相对成文，“伯松”即为“封”的反切语。
       顾炎武曾举过许多则南北朝时期民间使用反切语的例子，其中著名的如：
       晋孝武帝作清暑殿，所谓“清暑”即是由“楚声”二字得名的，“楚声”为“清”，“声楚”为“暑”。
       陈后主名“叔宝”，反语即为“少福”，“少福”为“叔”，“福少”为“宝”。
       梁武帝创同泰寺，开大通门，取反语以协“同泰”，“同泰”为“大”，“泰 同”为“通”。
       另外，元明清各代相关文献中为人所熟悉的典型例子更多。我国的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京津地区、东北地区、淮河流域、苏浙地区、闽粤地区乃至苗族等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都有反切语的分布。反切语是小团体使用的一种秘密语，具有隐秘性，是社会群体依托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对其中的某些词语进行“加密”的结果。如妈→买旮，只能有小团体范围内的人能听明白，否则便失去了反切语使用的实际意义。
       但是同合音词一样，也有许多的反切语进入到方言甚至普通话中。如：圪梁为岗，圪楞为埂，圪老为搞，不浪为棒，不烂为拌/绊，不来为摆，不拉为拔，窟窿为孔，胡阑为环，曲连为圈，爬拉为拔，孛篮为盘，阁落为角，囫囵为浑，骷髅为头，突栾为团，葫芦为瓠等。其中的“窟窿”、“骷髅”、“葫芦”等语由于使用的频繁，已经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词语。

许传刚

                     3.反切与合音词、反切语的区别和关系[/color]
       快速急读，语素脱落便为合音词；慢速拼读，附加声韵，便为反切语；慢速拼读，附加声韵，便为反切。
      合音词、反切语和反切的原理相同，都属于合音现象，因而当反切语产生后不久，反切也就完全有理由产生了。但合音词是口语中的自然合音，反切语是一种民间的秘密语，而反切则是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三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就已经长期存在，留下了大量的语料资源。同时，古人也早已开始了对它们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反切语和反切的原理一致，都是双声叠韵法，而且前一个字代表声母，后一个字代表韵母，两个字共同表示另一个字的读音。
      由于语言是在文字产生之前就长期存在的，所以“就是在中国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反切语都是有可能的”。
      从魏晋到唐代，文献中“反语”一词往往既指韵书中所用的“反切”，又指与现代反切秘密语相同的“反切语”。相同的名称说明当时二者本来就是混同的。所以宋祁即认为反切源于反切语，在《宋景文笔记》“反切语”条云：孙炎作反切语（按：即反切）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慧者即曰“不鲫溜”。黄侃先生也指出：“反语者，反切之初步也。反切有规律，而反语则出入常语间耳；反切为常见字、易识字，而反语则由熟语组成，而自有其文学之本耳。故反切直出于反语，而反语则间生于双声叠韵也。”
      由于没有特别充足的证据，赵元任的说法较为谨慎，他只是用猜测的语气说：“也许文字的反切是从反切语的暗示而来的呐！”有学者根据一些文献来推测：反切注音法之所以在正式使用不久就能够盛行一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切方法的发明是受到反切语的启发的，是由民间在使用口头反切语时所悟出来的东西。
      反切语和反切的用途和场合的不同，造成了它们各自发展中所呈现的特点也迥异。前者因为具有排他性，所以用比较复杂的形式，如存在正反、逆反、双反、两字反、三字反等各种名目。逆反如关汉卿元杂剧《绯衣梦》中的“嘴碌都”和《救风尘》中的“嘴卢都”： 碌都、卢都都是逆反位突的，“嘴卢都”即嘴突出之义。双反如《水经注•河水四》所载索朗酒得名于桑洛，桑洛为索，洛桑为朗。但为了使信息传递与排他性达到高度的统一，就有一套约定的简易使用定则。反切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的人明白，所以反切注音法的革新的方向总是力求使人们更容易拼出读音。
      合音词与反切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合音词与反切语的构造原理基本相同，前者用反切法把两个音节合为一个音节，后者用反切法把一个音节分为两个音节。实际上，古人对合音词合反切语的区分也不甚严格，有时甚至会把它们混为一谈。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唾玉集》：“俗语切脚字：勃龙蓬字，勃兰盘字，哭落铎字，窟陀窠字，黯赖坏字，骨露锢字，屈挛圈字，鹘卢浦字，哭（按：当为突）郎堂字，突挛团字，持落角字，只零清字，不可叵字。即释典所谓‘二合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切脚语”一条：“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龙，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委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角为 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在材料一中，作者说“俗语切脚字……即释典所谓‘二合字’”，把反切语和合音词的概念混为一谈，其中的例子也是既有合音词也有反切语；在材料二所举切脚语的例子中有的明显是合音词。
       但是合音词和反切语的区别其实是很明显的，合音词有两类：１．合音字之义等于两个分音字之义的加和，属于合成词。如不＋可＝叵，之＋乎＝诸，何＋不＝盍，而＋已＝耳，等等。２．两个分音字不可拆开，合音字之义等于两个分音字组合的整体意义，属于单纯词。如：蒺藜＝茨，不律＝笔，令丁＝铃，邾娄＝邹，终葵＝椎，等等。合音字在形式和构造上很象反切， 尤其是第二类， 单个的分音字跟合音字只有语音联系。跟自反（见后）相比，合音字是一大进步，但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反切。
      首先，反切是注音法，字义不同的同音字可以共用一个反切。合音字不是单纯的注音法，记录的是语言中的一个词。
      其次，反切上下字的组合跟被切字之间只是单纯的注音关系，在语言运用中两者不能替换。而合音字和两个分音字的组合既然记录的是语言中的同一个词，当然可以互相替换。如：《春秋•桓十二年》：“秋， 七月，丁亥，公合宋公、燕人，盟于毂丘。”《左传•桓十二年》：“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杜预注： “句渎之丘即毅丘也。” “句渎”的合音即是“觳”，音义俱同，故可替换。
      再次，反切是人们自觉分析字音的结果，无论从造反切的一方说，还是从学习反切的一方说，都有一套拼切规则。合音字则出于天籁，是人们自发拼读的结果，不必学习自然就可以掌握。划清合音字和反切的界限。
      反切与合音词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合音是语言现象，是先天的，完全出于自然；反切是是人为的，后天的，自觉运用拼音原理建立在对汉字读音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因此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1.语音形式：合音词是自然形成的，反切语是人为形成的。合音词可以很自然的拼出，而反切语则不自然，是人工操作的结果。2.语义内容：合音词是由两个有意义的音节合成的，反切语的两个音节本身是没有任何负载的语义的。如，合音词中的“之于为诸”，“之”为代词，一般是第三人称或指示代词；“于”为介词，表示引进地点、任务等。“不律”是连绵词，整体上表示书写工具的“笔”。反切语中的“买旮”既不是两个单音节词也不是一个连绵词，只是起到提示“妈”这个词的作用，“买旮”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意义。3.形成方向：合音词是由两个音节合成一个音节，反切语是由一个音节拆分为两个或以上的音节。合成词如“不可为叵”，是人们在使用“不可”快说时，由于语流音变而形成的。而反切语正相反，如人们要表达“走”这个词的意思，又不希望更多的人明白，就把“走”拆分为“宰狗”两个音节。以上三条中，对某些具体词语的分析如按最后一条很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陷入不可知论，但前两条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
      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若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反切的原理已含其中，只是还无法说清。而前人对汉字注音的探索，特别是对汉字字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析也为汉字反切注音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说文》继承我国古代民间“二合音”来注明汉字读音，如“铃，令丁也。”令丁切铃。又“鸠，鹘鸼也。”鹘鸼切鸠。他还创立“皆声”来标明字的读音，如“竊，盗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卨廿皆声。廿，古文疾；卨，古文偰。”“二合音”和“皆声”字都包含着反切原理，黄侃《声韵说略》认为“皆声”：“以两声作字，是作字时且含有反切之理矣。”不过许慎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些方法普遍运用于他所解说文字的注音。

许传刚

                                      （二）外部原因
       也有人坚持，反切是中国人受到梵文启发而创造发明的。因为中国人没有音节分析的能力，上古存在的合音词是纯天然的，并不是先民分析音节的结果。反切受悉昙的直接影响而产生。汉末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胡僧、汉僧和佛教徒从胡文转译的梵文拼音跟汉字读音的对比中，在梵文拼音文字的启发下，通悟了拼音原理，由中国学者用双声叠韵法来分析汉字字音，创造发明了反切。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书甚简，只是数个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无穷音焉。华人苦不别音，如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沈括、张淏、陈振孙、姚鼐、吴稚晖、赵荫棠、张世禄、王力先生等都赞同此说。此观点可叫作外来派。
       这两种争论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反切一方面在先秦时代的二合音就有萌芽，另一方面在佛经传入中国时又受到梵文的启发。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为了学习佛经中国的沙门和学者要懂得梵文在梵文拼音方法的启发和影响下创造了反切法。
      我赞成合音词和梵语共同催生出反切。此观点可叫结合派。
      两汉时期，经学大盛。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文人读经的需要，汉字注音法得到了很大发展，主要有譬况、 读若和直音三种。所谓譬况，就是采用打比方的形式，用音近或同音字注音的方法。譬况法往往比况描写被注字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用急气缓气来描写被注字韵母的发音状况。用内而深，外而浅来描写被注字声调的发音状况。用长言短言来描写被注字声母的发音状况。譬况法有两个明显的缺点１．比况描写发音状况的语言很不科学，术语模糊，难以搞清。２．注音字一般取读音近似的字。注音字跟被注字的读音大多有距离。
读若又叫作“读如”或“读似”“读近”“读从”。是用读音相同或近似的字打比方注音的方法，可以采取一个字注音，也可以用一个词组或一句话注音。如：《说文》：“殉，读若宣。” 《周易•解卦》郑玄注：“解， 读如人倦之解。”《淮南子•说林》高诱注：“辚，读似郯，急气言乃得之也。”《吕氏春秋•大乐》高诱注：“沌，读近屯。”《淮南子•本经》高诱注：“露，读南阳人言道路之路。”《周礼•夏官•大司马》郑玄注：“坛，读从‘惮之以威’之惮。 ”读若法有五个缺点：１．跟譬况法一样，注音字跟被注字往往是近似的而不是同音的关系。２．读若法常常用异读字作注音字，注音字与被注字不能一一对应。３．必须熟悉经籍传注和方言俗语，否则难以明白注音者的意图。４．即使熟悉经籍传注和方言俗语，碰到有异读的注音字或被注字，还是难以准确读出字音。５．读若法往往担负注明假借的任务，采用的注音字不一定是易识字，有时达不到注音的目的。
      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标注读音的方法。如《汉书•武帝纪》 应劭注：“飚，音移。”《汉书•地理志》服虔注：“犷，音巩。”跟譬况法和读若法相比，直音法有两大优点：１．注音字跟被注字完全同音，是纯粹的注音法。２．用单字注音，简洁明了。直音法简明准确，直到今天，某些词典和古书注本还用这个方法注音，但直音法有两个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１．碰到没有同音字的被注字，难于注音。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能”、 “拍”、 “胖”、“瘸”、“死” 等字就没有同音字。２．即使有同音字，碰到难写难认的同音字，难于注音。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车”字有三个同音字“啤”、“侔”、“砗”，“碰”有一个同音字“椪”，这些同音字都是难字。
       正因为譬况法、读若法和直音法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才有了发明一种科学的注音法的必要，反切正是适应了这种注音的需要而在汉末产生的，符合注音法的演迸历程。对于认识反切的起源问题至关紧要。
      在反切法发明以前，汉人已经能够初步运用双声叠韵关系自发地分析字音，但是还不能把这个成果自觉地运用到注音中去。由自发到自觉，需要外力的推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七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两汉交替时，从印度经过西域传人中国。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２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汉明帝年间（５８＿７５年），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国的王室皇族和贵族地主等上层社会。当时已有少数居士、沙门传教，并有人信佛，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晚年喜黄老，学佛屠，招聚方士沙门，祭神求佛。永平八年（６５年），明帝下诏褒奖楚王，赞扬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永平八年（６５年），汉明帝遣郎中蔡倍、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寻访佛法。中天竺僧人摄摩腾“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后少时卒于洛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跟摄摩腾同来洛阳的还有中天竺僧人竺法兰，《高僧传》说他“少时便善汉言”，翻译了《四十二章》等五部经。有的学者认为《高僧传》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的记载不足为信。但是，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据可靠材料，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西域各国间接传人的，中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桓、灵帝之时，西域僧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和少数古印度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和汉人一道，把大量的佛经译为汉语。安清， 字世高，西域安息人，原是安息国太子，博学多识，“外国典籍，莫不该贯”，“安世毫传”，笃信佛教。父王死后，不嗣王位，出家修道，游历各国传教。桓帝建和元年（１４７年）到达洛阳，很快学会汉语。从此时到灵帝建宁五年（１７２年）二十余年间，译出小乘佛经３５部４ｌ卷，现存２２部２６卷。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公认的第一位翻译佛经的僧人，采取口授直译，由于他精通汉语，能够准确地传达佛经本意，梁慧皎《高僧传》 赞扬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简名支谶，西域月氏人，通晓汉语， 桓帝末年（１６７年）来到洛阳，在光和、中平年问（１７８—１８９年），译出大乘佛经１４部２７卷，译文晓畅。安玄，安息人，汉灵帝广和四年（１８１年）来到洛阳经商，因有功被称为“骑都尉”。学会汉语，跟汉族沙门严佛调合译大乘佛经《法镜经》一卷，安玄口译，佛调笔受，他的译文“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 见述后代”。严佛调，临淮（ 今安徽凤阳东部）人，中国最早的出家僧人。又是第一位佛教学者兼佛典翻译家， 著有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沙弥十慧章句》，译经五部。他与安玄合作译经，质量很高，“世称安侯（安清）、 都尉（安玄）、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孙吴僧人康僧会《法镜经序》说：“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东晋僧人道安也说：“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体巧妙。”汉灵帝、献帝年间（１６８—２２０年），在洛阳译经者还有康居僧人康巨、康孟详和月氏僧人支曜等，他们都精通汉语，译作受到好评。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有以下三个特点，为反切的发明创造了条件。１．天竺、西域僧人和汉僧、汉族佛教徒合作译经， 译经的方式全凭外僧口授，再由汉僧或汉教徒笔受。口译佛经的外僧叫做传言者或度语者，多是西域僧人，个别是天竺僧，要兼通梵语和汉语。译经的过程是，外僧背诵佛经，传言者口译成汉语，再由汉人揣摩传言者的意图， 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如《般若道行品经》和《般若三昧经》就是在光和二年（１７９年），由天竺僧竺朔佛口授（宣读梵文），支娄迦谶传言（转译成汉语），再由洛阳汉人孟福（字元士）、南阳汉人张莲（字少安）笔受（笔录译文并整理）的。译经水平，取决于传言者的梵语和汉语水平。安清、支娄迦谶、安玄等都精通梵语和汉语，译经的质量就高。这个特点决定了反切的发明，不是个人的行为，是高水平的译经僧人和汉人共同学习交流的成果。２．最早的译经惟恐违背经旨，一般采用直译法，为了保全佛经原貌，多用音译。僧侣采用直译法、 音译法，就能够直接感受到拼音文字跟汉字的差异。３．最早的佛经汉译，不是从梵文或巴利文经典直接译成汉语的，译经根据的多是“胡本”，即用西域文字转译梵文原本佛经的西域文本。所谓译梵为汉，实际就是译胡为汉，南北朝人称作“译胡为秦”。也就是说，佛经汉译的中介语言是西域语言，如焉耆语、龟兹语、安息语、于阗语等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古代语言；中介文字是西域文字，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在吐鲁番、焉耆、 库车、和田和敦煌等地发现的二、三世纪古代西域译经写本残卷，就是由怯卢文、焉耆一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拼音文字写成。根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东汉至南北朝译经的原本，不是纯粹的梵文写成的，而是俗语或西域古代文字的转译本，当时的汉译佛经对译的字音跟梵文有出入，如所有梵文的顶音ｔ、ｄ都用来母字来对音。又如支谶译经多用音译，晋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说他“辞质多胡音”。因此，认为反切是直接受梵文拼音启发而产生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但是，无论怎样，转译梵文的西域语言属于印欧语，使用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根据现代学者考古发现的材料，古代西域文字大多是从印度传来的文字或者就此略加改变的几种变体，跟梵文音理相通。外僧，尤其是西域僧，和少数汉僧、汉教徒在翻译佛经时，互相切磋，从胡文转译的梵文拼音跟汉字读音的对比中，通悟了拼音原理，并用双声叠韵法来分析汉字字音的声母和韵（包括韵母和声调），进而发明了用两个汉字表示声母和韵的反切注音法。总之，反切的发明，外僧和汉僧起了关键的作用，其他汉族文人通过学习， 逐渐把反切推广开来。可以说，这些外僧和汉僧发明反切后，一批汉儒，如服虔、应劭等汝河、颖河一带的学者，首先把反切法用在文献注音中，并加以提倡和推广，后来越来越多的汉儒掌握了反切法，“至于魏世，此事大行。”译经僧人怎样通过胡文转译的梵文感悟了反切原理，史载语焉不详。《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 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婆罗门书》 指西域字书。何九盈先生指出：“汉末人既已懂得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就不难悟出反切的道理来。”这个看法是对的。“十四字贯一切音”的核心内容是悉昙，反切是受悉昙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早期的僧人翻译由混合梵语（即梵语和俗语杂糅的语言）讽诵而成的佛经，必须掌握悉昙。在传授和学习梵文悉昙的过程中， 外僧、汉僧和汉教徒不难感悟和发现分析汉字的双声叠韵法。悉昙，是梵文ｓｉｄｄｈ的对音，又译作“肆昙”，“悉谈”，原义为“成就”，是梵语辅音与元音的配合表，用来帮助儿童学习拼音识字，是一门学习梵文拼音的入门学问。悉昙是随着佛教传人中国的。齐梁时僧韦占的《出三藏记》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内就有《悉昙慕》，注云：“先在安公注经录，或是晚集所得。”安公，即东晋僧人道安，首次整理和编纂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此书早已亡佚，收录在僧韦占的《出三藏记》里。《悉昙慕》是最早被著录的悉昙学著作，在此以前，悉昙早已传入中国。《鸠摩罗什法师通韵》是现存最早反映悉昙跟双声叠韵关系的汉语文献，虽然比反切的产生时代晚一个多世纪，但是早期佛经汉译很讲究师承，有很强的继承性，据此可以推断汉末在华僧人领悟双声叠韵法的一些情况。反切法的本质是双声叠韵，这是汉语所固有的特点，也是反切法产生的内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切出自西域的说法就带有片面性。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内因是事物起变化的根据，没有一定的外因作为条件，事物还是不会起质的变化的。中国为什么在佛教传人之前没有产生反切呢？道理很简单，即便是有了合音词、反切语的反切原理的萌芽，没有佛教传入、梵文影响，反切注音也难以发明。因为在梵文传入我国以前，古人还不懂得分析汉语的音节结构，还不会自觉切分汉字音节，不能自觉地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来，我国古代的“二合音”还只是偶然的应用，并没有有意识地将所有的汉字分声、韵两部分，直到齐梁时期，人们认识双声、叠韵还有困难，《南史·谢庄传》记载：“王玄谟问庄：何为双声？何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没有汉字音节的声、韵二分，反切就不可能出现。汉末人在梵文的拼音字母直接启发下创造了反切，佛教徒们译经时所传进的拼音法是反切法得以产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外因条件。      《韵学源流》，近人莫友芝撰。认为反切的产生“始于徐言、疾言；疾言则为一音，徐言则为二字，悉本乎人声之自然也”。据此汉魏年问的孙炎创制了反切，到“齐梁之际，王融乃赋双声，等韵渐萌，音道斯阐”。继而对反切以及等韵加以论述。莫氏注意到西域“婆罗门书”对反切产生的影响，此说很有见地。
       人们接触到梵文字母，悟出汉字音节也可以分析为声、韵两部分，才将我国原有偶然的不自觉的“二合音”反切原理发展到自觉分析声、韵的实践阶段，这样，反切才具有了普遍意义，使反切注音成为比较科学的“自觉运用拼音原理，建立在对汉字的读音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唐作藩《音韵学教程》）汉字注音方法，能够应用于一切汉字的注音，使汉字读音冲破“口耳”限制，为汉字书面记音和韵书出现准备了条件，也为汉语汉字的语音规范提供了依据。

许传刚

                  （三）反切的发明者和产生的时间上有分歧
       1.有人说汉末以前就已经产生了反切。因为字书、音义书和韵书中所引用的有汉末以前汉儒的反切。三十多年前台湾著名音韵学家高明先生著有《反切起源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详密的论证。他明确指出《玉篇》、《经典释文》和《广韵》等字书、音义书和韵书引用、汇集了汉末以前一些汉儒的反切，尤其是《经典释文》其中经笺传注所收孔安国（西汉汉景帝元年，至昭帝末年间在世）、毛亨（战国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马融（东汉79年—166年）、郑众（？—83年）、许慎(约58～约147年)、郑玄（127－200年）等汉儒的反切，其实都是这些汉儒的音训当时是用譬况法、读若法或直音法记录和传授的，后代经师依据这些汉儒所训释的意义或音训用反切注音法对这些字音加以折合即根据音训“翻出来的反切”。因此这些反切虽然出现在毛亨、郑玄等汉儒的训释中，却是后代经师们作的。都不能作为毛亨、郑玄等汉儒用反切注音的证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说文》没有反切。《玉篇》、《经典释文》、《广韵 》、李善《文选注》等书中都曾引用《说文》反切，但这不能证明许慎撰《说文》时已有反切，正如何九盈先生所论，如果许慎时已有反切，为何舍弃便捷的反切注音法，还要用读若这种笨拙的办法注音呢？更重要的是，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卷一“一”字下注云：“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入之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徐锴是《说文》大家，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如果《说文》有反切，徐锴不会看不到。《 释名》也没有反切。《释名•释长幼篇》有一条：“长，苌也，言体苌也，长，音丁丈反。” 此例为孤证。《释名》是汉代集大成的声训专著，如果刘熙（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左右）作反切， 断不至于只用一例。因此，黄季刚先生明确指出，此切“为后人随文作之” 。《颜氏家训•音辞篇》：“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郑玄、高诱、许慎、刘熙等不作反切，应该成为定论。最早谈到反切起源的著作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音辞篇》后人关于反切问题的讨论都以此为立足点。《颜氏家训书证篇》：“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根据现存的注音材料在郑玄以前确实还没有出现反切。
       2．反切既非孙炎首创，又不始于汉末，而是由东汉初年的汉儒所创。刘盼遂《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辨》说：“反切之兴也，上不出于丰、镐之间，下不迟于典午之世，而在光武、明、章之际。”马宗霍、吴承仕也持此说。
      按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28年—75年。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永平八年（公元65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因此反切出现应排除光武时期。
       3.反切创始于曹魏的孙炎。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此后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先儒音字，比方为音，至魏秘书孙炎，始作反音。”王应麟、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何焯、邵晋涵、洪亮吉、陈澧、黄侃先生等都遵从此说。《颜氏家训音辞篇》：“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前人据此多认为孙炎创造了反切。其实这段话说了两层意思：孙叔然首次用反切为《尔雅》注音，由此可知汉末人创立了反切。最先把反切运用于文献注音并加以提倡和推广的是汉末的一批学者孙炎只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4.反切并非孙炎首创而是由早于孙炎的汉末人服虔（其卒年应该在汉献帝之时）、应劭（约153—196年，灵帝时(168—188年)被推举为孝廉）等人所创。  
       反切产生于东汉末年有两条较为坚实的内部证据:第一在此以前通行的注音法不是反切，第二传世文献记录的最早反切材料正值汉末。   
       郝懿行说：“反语非起于孙叔然，郑康成、服子慎、应仲远年辈皆大于叔然，并解作反语，具见《仪礼》、《汉书注》，可考而知。” 虽然郑康成未必有反切，但说明反切早于孙炎。
      唐景审《一切经音义序》也说：“古来音反，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
       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音辞篇》发现应劭注《汉书》已用反切，比如《地理志》广汉郡梓橦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塾江。塾音徒浃反。”辽东郡沓水下，应劭注：“他水也，音长答反。” 其实章氏也未举尽，尚有服虔数则。比如《汉书•项籍传》：“诸侯军人人惴恐。”服虔注：“惴，音章瑞反。”裴驷《史记集解》征引了这条反切。《史记•张耳传》司马贞索隐引服虔音：“孱，组闲反。”
      《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裴驷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长含反。”司马贞索隐：“应劭以为沈沈，宫室深邃貌，故音长含反。”有的服、应反切，其音义结合关系颜师古有不同看法， 颜氏先引服、 应反切， 然后修改反切的读音。《汉书•张良传》 ：“鲰生。” 服虔曰：“鲰， 七垢反。鲰生，小人也。” 师古注：“服说是也，音才垢反。”颜氏同意服虔的释义，改服虔音。
       周祖谟曰：“案反切之兴，前人多谓创自孙炎。然反切之事，决非一人所能独创，其渊源必有所自。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篇，即谓造反语者非始于孙叔然，其言曰：‘案：经典释文序例，谓汉人不作音，而王肃周易音，则序例无疑辞，所录肃音用反语者十余条。寻魏志肃传云：‘肃不好郑氏，时乐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假令反语始于叔然，子雍岂肯承用其术乎？又寻汉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是应劭时已有反语，则起于汉末也。由是可知反语之用，实不始于孙炎。颜师古汉书注中所录劭音，章氏亦未尽举，而应劭音外，复有服虔音数则。如惴音章瑞反，鲰音七垢反，臑音奴沟反（广韵人朱切），痏音於鬼反（广韵荣美切），踢音石㚟反（广韵他历切），是也。故唐人亦谓反切肇自服虔。如景审慧琳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反音，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原无定旨。’唐末日本沙门安然《悉昙藏》引唐武玄之《韵诠•反音例》，亦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诘定。’（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皆谓反切始自服虔也。服、应为汉灵帝、献帝间人，是反切之兴，时当汉末，固无疑矣。然而诸书所以谓始自孙炎者，盖服、应之时，直音盛行，反切偶一用之，犹未普遍。及至孙炎著尔雅音义，承袭旧法，推而广之，故世以孙炎为创制反切之祖。至若反切之所以兴于汉末者，当与象教东来有关。清人乃谓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近人又谓郑玄以前已有反语，皆不足信也。”
       许慎(约58～约147年)、郑玄（127－200年）时还没有反切，那么反切应在东汉后期约2世纪创立，并非孙炎首创，早于孙炎的汉末人服虔应劭等就用了反切，其创始者可能不止某一个人。稍后的汉儒，邓展（南阳人）、文颖（南阳人）、苏林（陈留外黄人）等都使用了反切，如：《汉书•薛宣传》：“故使掾平镌令。”萧该《汉书音义》引邓展注：“镌，音子缘反。”《汉书•黥布传》：“果如薛公揣之。”文颖注：“揣，度也，音初委反。”《汉书•江都易王传》：“茶恬上书。”苏林注：“荼，音食邪反。”因此反切应该是与四声、格律诗一样，是人民群众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集体智慧的结晶。某人以之出名，而被推为首创。郝懿行曰：“余尝以为反语，古来有之，盖自叔然始畅其说，而后世因谓叔然作之尔。”
       反切始于汉末，但汉末使用反切注音的方法还只是零星的。服虔、应劭的注音，直音多，反切很少，说明反切兴起时，还不如直音法那样流行。反切法经汉灵帝、献帝问汝河、颖河一带学者的使用和提倡，到了三国，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曹魏的建立到孙吴的灭亡，短短六十年间，反切通行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颜氏家训•音辞篇》 所说“至于魏世， 此事大行”，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许传刚

                          （四）反切的原理与方法
       反切，就是利用双声、叠韵的方法，用两个字来拼切出需注音的那个字的读音，被切字与反切上字同声，与下字同韵和调。在不同类型文字的比较中，发现了汉字自身语音的特点，即汉字读音同时具有声、韵、调三个要素，所谓“音、韵分出”，而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字音、母音混。
       反切注音法的原理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合调。如 “东”的读音用 “德”和“红”标示它的读音，前一个字（德）（反切上字)标声d，后一个字（红）（反切下字）标韵ong和调(平声)。也就是说，前一个字音节的韵和后一个字音节的声都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在本质上，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的各一部份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字的完整的音节（包括声调）。
       当时的反切用字是很混乱的，以陈澧《切韵考》所引孙炎《尔雅音义》反切为例，其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有许多是不统一的。比如同一个“见”母有“古”、“九”、“居”三字，同一个“溪”母有“苦”、“犬”、“去”三字。即使到了六朝时期反切用字仍然非常自由，只要声相同就可以选作反切上字，只要韵相同就可以选作反切下字。各家的反切用字很混乱。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使用上有很多不便。
      这种状况一直到陆法言的《切韵》，该书“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捃选精切，除削舒缓”（《切韵序》）。自《切韵》一书出，六朝诸家韵书渐亡。反切克服了譬况、直音和读若等注音方法的缺陷是一种进步，但这种注音方法也有自己的不足。首先，上下字不统一。同是一个声母[t]，既可以用“都”，也可以用“德”，还可以用“东”。其次，方言音不同。第三，古今音流变。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陈第），不同时代语音也是有变化的，后人往往不能根据前代反切拼读出读音来。例如，“古奚切”按中古读音，其拼合为（鸡）。但到了现在的普通话中“古奚切”已经不能起到注音的效果了。正因为这样，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对反切进行改良革新。《切韵》（601）是现存最早且完备的一部韵书，而《广韵》（1011）基本上沿用了《切韵》的音系系统，其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同纽，反切下字与被切字同韵并同开合。另外，为了切合实际语音的变化，《广韵》有时注意到了重唇与轻唇的差异及舌头与舌上的区别。比如“浮”由“薄谋切”改为“缚谋切”。同时，因为《广韵》反切上字往往只求双声，下字只求叠韵，并不用一定的代表字，所以用字繁杂。《广韵》反切上字452个，为声母总数的十多倍，反切下字1195个，为韵母总数的三四倍。同时，由于所用字多不是单一的音素，所以不免有许多拼读上的困难。如“相然切”拼“仙”。
到宋代丁度等人编的《集韵》（1039）上字顾及声调，且顾及等列。如，《集韵》对“鸡”的注音就由《广韵》的“古奚切”改为“坚奚切”。“坚”与“鸡”同属平声，且同属四等。再如，条：《广韵》为“徒聊切”，《集韵》为“田聊切”；田：《广韵》为“徒年切”，《集韵》为“亭年切”；奸：《广韵》为“古颜切”，《集韵》为“居颜切”。
       明代吕坤《交泰韵》（1063），以当时中原语音为标准，力图使反切拼起来更加自然一些。他主张最佳的反切是上下字与被切字声调都相同，但实际上《交泰韵》却要求平声字用入声字切，入声字必用平声字切，上声字必用两上声字切，去声字必用两去声字切。       如“东”：笃翁切（平声入切）；“董”：堵塕切(上声两上相切)；“冻”：杜瓮切（去声两去声相切）；“笃”：东屋切(入声平切)。同时，反切下字顾及阴阳。如，“东”，由“德红切”改为“笃翁切”，“红”属于阳调，而“东”与“翁”都属于音调类。
       清代潘耒的《类音》要求反切上字必用本呼的字；仄声切平，平声切仄。例如“先”，由“苏前切”改为“薛烟切”。“苏”为合口，“先”与“薛”是齐齿，“苏”是平声，“薛”是入声。同时，反切下字必用影喻两母的字使声母便于拼读；影喻无字，则用晓匣；晓匣无字，则用见溪群疑。
      清人李光第等人的《音韵阐微》在继承吕潘二人的书的优点的同时，有所发展。《音韵阐微》要求上字要求尽可能用支微鱼虞麻韵中的字，因为这些字的韵尾没有鼻音；下字尽可能用影喻两母的字，因为它们的音节的开头是元音或是近元音性，如遇生僻字可借用舌根擦音或邻韵的字作反切下字。同时反切下字如是平声还须顾及阴阳。例如，干，歌安切；兰，勒寒切；牵，欺烟切；钱，齐延切。这些就完全可以达到用两字连读合为一音的效果。反切法到《音韵阐微》就算已经到达了用汉字注音的极致了。然而，不管怎样改良，用汉字给汉字注音的方法始终只能先切分为两个音节然后拼合，却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直接准确而方便地注音。因此，从清末开始就出现了切音字运动，民国初年发展为注音符号，也用过罗马字母，现在则普遍使用汉语拼音方案，而科研领域则多运用世界通行的国际音标。除了一些古籍文献外，反切注音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许传刚

          （五）研究合音词、反切语和反切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研究合音词、反切和反切语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三种现象贯穿古今，对它们的深入探究对我们研究汉语发展史有重要的意义。有些合音词、反切语和反切在古代是完全符合语音分合规律的，但现在拼读起来就不那么自然，甚至很难拼出来，这就是语音发展的结果。我们就可从中总结出古代的语音状况。
      其次，研究三种现象对阅读古典文献的价值。古代典籍有大量使用反切注音，同时民间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反切语。如果不懂反切，一些生僻的字就很难识读，如果不懂反切语，有些作品中的某些地方就很难明白。
      第三，研究三种现象也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古人把语言记载在典籍中，或口述于民间，它们既是文化传承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反切语，它存在于少数人的口语中，如果不注意保护，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容易会消失。

许传刚

                      （六）反切与自反
       某些形声字，意符能够起到类似反切上字的作用，声符能够起到类似反切下字的作用，如果按照反切原理， 就能够拼切出形声字的读音来，古人称之为“自反”。《说文解字》的自反形声字有２８２个，约占《说文解字》总字数的３％， 包括两类：①意符的声母、 声符的韵母和声调跟形声字的完全相同， 有５５个。 如：“钦”， 上古读溪母侵部开口三等平声，从欠金声。意符“欠”的声母，上古属溪母；声符“金”的韵母上古属侵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平声，“欠”、“金”相拼即是“钦”字的读音。“神”，上古读船母真部开口三等平声，从示申声。意符“示”的声母，上古属船母；声符“申”的韵母，上古属真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平声。②意符的声母、 声符的韵母和声调跟形声字的不完全相同，有２２７个，细分为六小类：Ａ．声调不同，声母、韵母相同。如“舒”，上古读书母鱼部开口三等平声，从舍予声。意符“舍”的声母，上古读书母；声符“予”的韵母，上古读鱼部开口三等，声调为上声。Ｂ．声母不同，声调、韵母相同。如“虹”，上古读匣母东部合口一等平声。从虫工声， “虫”的声母，上古读晓母；“工”的韵母，上古读东部合口一等，声调为平声。Ｃ．韵母不同，声调、声母相同。如“蔡”，上古读清母月部开口一等人声。从卿祭声，“卿”的声母，上古读清母；“祭”的韵母，上古读月部开口一等，声调为人声。Ｄ．声母相同，韵母和声调不同。如“项”，上古读匣母东部开口二等上声。从页工声，“页”的声母，上古读匣母，“工”的韵母，上古读东部合口一等，声调为平声。Ｅ．韵母相同，声母和声调不同。如“迪”，上古读定母觉部开口四等人声。从是由声，“定”的声母，上古读透母，“由”的韵母， 上古读幽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平声。Ｆ．声调相同，声母和韵母不同。如“黠”，上古读匣母质部开口二等人声。 从黑吉声，“黑”的声母，上古读晓母，“吉”的韵母，上古读见母质部开口三等，声调为人声。以上第三类形声字，尤其是其中的第一小类，符合反切原理，前人据此提出华夏先民在造字之初就已经掌握了反切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绝大多数形声字（ 包括亦声字）的表音功能一般体现在声符上， 显示造字之初声符与形声字之间的同音或音近关系，是声符跟形声字的音节关系，而不是声母、韵母或声调的单一关系。不必对音节进行切分，就可以掌握语音关系，这是谐声造字法的本质。自反字仍然可以归结为谐声法造字，第三类可以归在第二类。第二，反切用字的排列是固定、有序的，反切上字、下字的次序不能随意更换。自反字偏旁的排列是不固定的、无序的。形声字偏旁位置有内外、左右、上下三种，选择不同的排列次序，就会得到不同的拼切组合，得出不同的字音来。因此，对识字者来说，自反带有盲目性。第三，反切要求被切字跟反切上下字严格的双声叠韵关系。自反字仅占形声字中极少一部分，符合反切原理的更少，《说文解字》有５５个， 仅占总字数的0.６％弱。多数自反读音只显示跟形声字的音近关系。所谓“自反”，不过是一种偶合现象，并不说明造字先民已经掌握了反切法。事实上，人们真正意识到自反，是在反切通行以后。据《北齐书•帝纪第五》， 废帝高殷年幼时生性敏慧，初学反语，就发现“跻”字是自反字，他说：“跻字足傍亦为跻，岂非自反耶？”因为，“足”“亦”两个偏旁即可切“跻”，而侍者却不明其故。可见，自反需要运用反切的智慧才能发现，倘若高殷不懂反切法，同样也就发现不了自反现象。

许传刚

                                         结 论
       合音词、反切语和反切这三种现象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合音词是口语中的语流音变现象，反切语是民间秘密语的最常见形式，而反切更是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注音方式。三种现象从古至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互也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引申关系。我们今天研究它们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资料
       服虔，生年不可考，与郑玄同辈，卒于建安中。著有《春秋左氏音》、《通俗文》和《汉书音训》等书，前两部已亡佚，后一部音注内容在颜师古《汉书音义》、裴驷《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中保留了一部分。《汉书•项籍传》：“诸侯军人人惴恐。”服虔注：“惴，音章瑞反。”裴驷《史记集解》征引了这条反切。《史记•张耳传》司马贞索隐引服虔音：“孱，组闲反。”
      应劭，字仲远，汝南南顿人，生年不可考，据《后汉书•郑玄传》，应劭“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 北面称弟子何如？’”可知应劭的辈分比郑玄小， 其卒年或在郑玄、 服虔之后。 应劭著有《汉书集解音义》 。《汉书•刘向传》：“三君更立。” 应劭注：“更，音工衡反。”《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 “渣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
       曹魏的孙炎，是反切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孙炎，字叔然，生卒年无考，曹魏乐安人，跟王肃同时。王肃的传见《三国志•魏志》卷十三“王朗”条下，其中有一段文字：“时乐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 征为秘书监，不就。”《隋书•经籍志》载孙炎有《尔雅注）七卷、《尔雅音》两卷，今已亡佚，根据臧镛堂《尔雅汉注》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保存的孙炎释义和注音，对两部书的内容可窥知一二。孙炎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两大功绩：一是采用行之有效的训诂方式对《尔雅》进行注释，二是第一次大量搜集和整理前人的反切，第一次大规模用反切注音，则是可信的。对《经典释文•尔雅音义》所引孙炎的音义进行了统计，得孙注８９ 条，其中反切６０条，直音２９条。孙炎对旧切的规范之功不可没。
      三国时代有影响的反切注音家，跟孙炎同时的有如淳、孟康、薛综、王肃，孙炎以后的有李登、韦昭等。
       如淳，魏冯翊人，著有《汉书注》。孟康，字公休，魏安平广宗人，著有《汉书音》。颜师古《汉书注》引录了两书的不少反切。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吴赤乌六年（２４３年）卒，《旧唐志》载著有《张衡二京赋音》二卷，师事刘熙。陈澧说：“叔然授学郑康成之门人，称东州大儒，薛综从刘熙学，刘熙盖亦郑康成门人，综与叔然，师友渊源同出一家，故综得传叔然之学也。”
       王肃，字子邕，东海郡人，生于兴平二年（１９５年），卒于甘露元年（２５６年），著有《易音》、《毛诗音》和《三礼音》等，《经典释文》对其音注多加采录。据《三国志•魏志》卷十三“王朗”条，王肃与孙炎不和，王肃集《圣证论》以讥短郑玄，孙炎“驳而释之。”章太炎先生认为，如果反切是由孙炎创立的，那么， 王肃“岂肯承用其术乎？”说明当时反切已经相当流行，不同的学派都用来注音。
      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凤凰二年（２７３年）卒，年七十余，著有《辨释名》一卷、《汉书音义》七卷等。韦昭与薛综之子薛莹同撰《吴书》，所以陈澧认为他是薛综反切之学的传人。颜师古《汉书注》、裴驷《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经典释文》对韦昭反切多所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