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馀话/施蜇存

梅花山人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公元六一八年建立了唐朝政权，传了二十代。中间经过武曌的篡夺，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王仙芝、黄巢的农民起义，李氏政权都几乎倾覆，但最后还是转危为安。到公元九O七年，朱全忠篡夺政权成功，建立了他的后梁王朝，唐朝才彻底灭亡。　　

　　在李唐王朝二百九十一年的统治期间，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其前半期，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这一百三十年，国家形势不断地有所发展，政治相当清明,中央的权力、命令，亦能贯彻到全国，经济文化都在日益繁荣。人民虽然处于新兴封建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重重剥削之下，生活还比较安定、小康。经过安史之乱，虽然李氏政权幸而保持下来，但社会组织和农业生产，在大动乱中起了极大变化。府库空虚，田地荒芜，公私经济，都已耗竭。藩镇拥兵割据，中央政令几乎不出两京。皇帝深居宫禁，被几个当权的宦官蒙蔽、欺侮、指挥，甚至谋杀。中间虽然有一段贞元、元和之间二三十年的中兴时期，但总的说来，这下半个时期的大唐帝国，早已是分崩离析，李家政权只存一个名义，奄奄一息地拖延着而已。　　

　　随着国家形势、政治经济的兴衰升降，文学艺术也相应地起着变化。二百九十一年唐诗，也经过好几个阶段。宋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唐诗分为五个时期；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元人杨士弘怍《唐音》，把唐诗分为三段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天宝十五载，共一百三十八年，划为初盛唐，他选了王绩至张志和六十五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玄宗天宝末年至宪宗元和末年，共六十三年，划为中唐，他选了从皇甫冉至白居易四十八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穆宗长庆元年至唐代结束共八十六年，划为晚唐，他选了从贾岛至韦庄四十九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杨士弘又把唐诗分为“始音”和“正音”两种。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都是正音，王、杨、卢、骆四杰的诗则列入始音，不划在初盛唐诗之内。他以为四杰的诗还没有脱尽梁陈遗风，对唐诗来说，还在胚胎时期，还不是业已成熟的“唐音”。　　

　　杨士弘这一唐诗分期方法，后人颇有意见。既然按历史年代分为初，盛、中、晚，却又不把四杰列入初唐。那么，始音的诗人，岂非超时代了?既然有初、盛之分，为什么又合并为一个时期?这都是不合理的。明朝高棅编《唐诗品汇》，把杨士弘的分法稍稍改正。他把初、盛，中、晚分为四个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武后长安四年，共八十六年，是为初唐，四杰当然应属于初唐诗人，不能另外提开。从中宗神龙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共六十五年，是为盛唐。杜甫卒于大历五年，故以这一年来结束盛唐。从大历初至文宗大和末，共六十四年，是为中唐。以后七十一年，才是晚唐。按照杨士弘的分法，称为“三唐”；按照高棅的分法，称为“四唐”。现在一般都用四唐分法。　　

梅花山人

     关于唐诗的分期，有一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为什么严羽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而改用大历、元和?为什么杨士弘知道四杰是初唐时人，而不把他列入初盛唐诗人的队伍?为什么他不把初、盛分开?这几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思考过。现在我们要明确的是：初、盛、中、晚这四个宇，到底是指唐代的政治历史阶段呢，还是指唐诗的各种风格流派?严羽的观点，以为初唐、盛唐、晚唐，这三个时期的唐诗，各有自己一致的风格。但是从大历到元和，这一段时期的唐诗，风格却前后不同，不能用“中唐”这个词语来概括，因此，他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杨士弘的观点，和严羽近似。如果说是历史年代，他也知道四杰是初唐人。他把四杰屏除在初唐之外，可知他的所谓初唐，是指诗的风格。他把初、盛唐合并为一个时期，这说明他认为初、盛唐的诗，在风格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划出了一段中唐时期，这就无视于大历、元和诗风之不同。高棅的四唐分法，只是按照唐代国家形势之兴衰而划分的年期，所谓初、盛、中、晚，不能理解为唐诗风格的分期。　　

　　明清以来的诗人及文学史家，总是把盛唐视为唐诗的全盛时期。他们指导后学，也总是教人做诗宜以盛唐为法。李、杜、王、孟，是盛唐诗人，不错。我们可以说，作诗应当向李、杜、王、孟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唐诗全盛时期。更不能认为盛唐以后的唐诗就差得很了。我以为，我们应当纠正这个错误观点，要知道，盛唐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而唐诗的全盛时期却应当排在中唐。　　

　　我们已选讲了十二位诗人的诗，共十九首，可以代表初唐了。初唐虽说占了八十六年，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中，文人还都是陈隋遗老，文艺风格，还没有突出时代的新气象。这十二位诗人中，除王绩之外，都是高宗和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是在太宗所缔造的新政体、新制度、新社会、新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运用新的题材，创造新的形式与风格，于是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唐诗”。　　

　　唐诗这个名词，不但表明这些诗所产生的时代，它还有别的意义。对前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新形式。对后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初唐诗人，在齐粱以来五、七言诗的基础上，重视并采用沈约的声病理论，使五、七言诗的调声、协韵、对偶，逐渐规律化，从而创造了前代所没有的“律诗”。律诗是唐代的新诗，唐人称为“今体诗”。另一方面，继承汉魏以来五、七言诗的形式，并不需要守一定的规律，而在题材、内容、风格上有新的发展，在旧形式中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这种诗，唐人称为“古诗”。意义是“古体诗”①。古诗和律诗，是唐诗的两大类别，正如我们今天的新诗和旧诗。后世人就把“古律”作为一个文学名词，用以概括唐代以后的诗体。例如韩愈的诗集，就用“古诗”和“律诗”来作为分卷的标题。宋代的苏舜卿，给石曼卿的诗集作序文，称石曼卿有“古、律四百馀篇”，这就是说，有各体诗四百多首。　　

　　诗发展到宋代，形式上已没有什么创新，而在风格上，特别是在修辞、造句、对偶的技巧上，却出现了新的道路。从两代诗的总体看，它们的面目大不相同。于是，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唐诗”和“宋诗”两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它们表示两种不同风格的诗。　　

　　唐诗所特有的形式和风格，萌芽于隋代，形成于初唐，而成熟于盛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文学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是从齐梁诗演进到唐诗的枢纽人物。明代诗人王世贞评论他们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丽，沿陈隋之遗，气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卮言》)意思是说：四杰的辞藻还不脱陈隋的华丽，但题材意境，却变得苍老，不象陈隋的浮浅。五言诗已讲究声韵粘缀，开始了唐代的律体。这个评论，可以概括四杰的风格。但在五言律上，还有不同的看法。明人胡应麟说：“五言律诗，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诗薮》)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王世贞而说的。胡氏以为五言律诗，在梁陈时已见萌芽，而初唐四杰的五言诗，在辞藻上还有靡丽的倾向；在声韵上还有拗涩的缺点，不能算是唐代律诗的正始(正式的开始)。　　

梅花山人

      王世贞以为初唐四杰的五言诗是唐律正始，这就是杨士弘以四杰为始音的观点。胡元瑞不承认四杰为正始，也就是杨士弘在始音之外，另分正音。王世贞说四杰是始音，胡元瑞说四杰不是正音，其实并不矛盾。　　

　　从来文学史家，都是以沈佺期、宋之问作为唐代律诗的创造者。他们的诗，声律谨严，对仗精工，尤其是创造了排律，使诗人多一块用武之地。《新唐书》论曰：“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沈佺期、宋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古诗始自苏武、李陵也。”这就肯定了沈、宋为唐律正始的文学史地位。　　

　　当许多诗人都在作新形式的律诗的时候，一个四川射洪县的青年陈子昂却独自走复兴汉魏古体诗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合时宜的、寂寞的道路。他的《感遇》诗在当时并不为群众所注意。只有他的朋友卢藏用竭力赞美说：“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感遇》之篇，感激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但是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在一般文人间，还没有反应。因为这样的古诗，不是求名求官的文体，应试、应制、交际、酬答，都用不到。只有不为名利的诗人，才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慨。　　

　　杜甫对陈子昂极为推崇。他曾到射洪县去瞻仰陈子昂的故居，写了一首《陈拾遗故宅》：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悠扬荒山日，惨淡故园烟。　　
　　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　　
　　………….　　
　　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又有《观陈子昂遗迹》诗，其最后四句曰：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到梓州去作刺史，杜甫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中又嘱托他，如果到他的属县射洪去视察，请他代表自己去祭奠陈子昂。诗的最后四句曰：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　　
　　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韩愈也对陈子昂诗的高古，一再赞扬。他在举荐诗人孟东野给河南尹郑馀庆的《荐士》诗中，叙述了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　　
　　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兴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嗓。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下略)　　

　　在以卢照邻、杜甫、韩愈为代表的评论中，陈子昂为唐代古诗的正始，这个文学史地位亦已经确定了。　　

　　初唐诗人是唐诗的奠基人，在他们创业的基础上，唐诗迅即获得发展，王维、孟浩然的五言，李白、杜甫的七言，高适、岑参的歌行，接踵而起，唐诗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初唐诗人的作品已经过时，少年气盛的诗人便有些瞧不起他们，在文章中肆意讥笑。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之二中愤慨地申斥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认为评价前代文学要联系到初唐诗人的时代条件。他指出四杰的作品是当时的文体。他们只能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达到最高的造诣。现在你们这些轻薄少年，无休无止地写文章讥笑他们。要知道你们现在虽然小有名望，如果不能在现代条件下达到最高造诣，那么你们也只有身名同尽，不会象四杰那样留名于后世，如万古长流的江河一样。　　

　　可是，尽管杜甫这样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当时那些否定初唐诗人的轻薄之徒，在六七十年以后，还有一个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漫成五章》之一，讥笑初唐诗人：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　　

　　他以为沈、宋、王、杨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可以肯定的，只是对仗精工而已。这一句诗，把初唐诗人的其他一切长处，一笔抹杀了。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①萧统编的《文选》、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都有“古诗”这个名词，例如“古诗十九首”。这个“古诗”，意义是古代不知名作者所写的诗。两个时代，“古诗”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同。

梅花山人

盛唐诗馀话

　　以上讲盛唐诗二十九篇，作者十七人，李白、杜甫占了一半。以后世的观点来评价盛唐诗，李白、杜甫有特殊的重要性，讲盛唐诗以李、杜为主，是当然的。但如果依据当时诗坛的现实情况，则王维、李白，诗名不相上下，杜甫的声望，远不及他们。我们现在评论杜甫诗，都认为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等诗是他的杰作，但宋朝人论诗，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后，在成都、云安、夔州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在夔州所作许多律诗，为黄庭坚所激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的诗人，论诗、作诗，都以律诗为主，他们把杜甫奉为唐律之祖。他们所崇拜的是杜甫的诗律。宋人诗话中讨论的，多半是杜甫的句法、字法，对于他在天宝离乱时期所作许多乐府歌行，即使讲到，也还是从其艺术手法去评论，而极少注意它们反映社会现实的高度思想性。因此，宋人选杜甫诗，都取他的《秋兴》、《咏怀古迹》之类的作品。　　

　　但是，在唐代，情况还更不如。《河岳英灵集》不选杜甫诗，还可以说是他早期的作品尚未知名。《中兴间气集》也不选杜甫的诗，似乎连他晚年的律诗也还没有引人注意。五六十年之后，元稹竭力赞扬杜甫，以为非李白所及。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的诗句，这时杜甫的声望才得与李白并列。但是晚唐初期诗人姚合编选《极玄集》，还是不选杜诗。唐末诗人韦庄编选《又玄集》，虽然选了杜甫七首诗，只是五律五首，七律二首。又过了二三十年，后蜀诗人韦縠编选《才调集》，其序言中明明说：“因阅李、杜集，元、白诗，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可是他所选的一千首诗中，只有李白诗二十八首，杜甫诗还是一篇都没有。可知他虽然看过杜甫诗集，竟以为无“奥妙”可供“采摭”。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在生存时默默无闻，在身后一百多年，虽有文坛巨子为他表扬，仍然是无人赏识。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例。　　

　　盛唐诗在唐诗中的成就，我们可以从其承先与启后两个方面来看。承先的收获有二点值得注意：　　

　　(一)律诗的规范确定了初唐沈、宋的五言律诗,还没有完全脱离古诗的音调与风格，平仄粘缀或词句对偶，还不够细密。王维、孟浩然的五言律诗中，还有许多句格音调，留有古诗痕迹。但在杜甫的五言律诗中，这种痕迹几乎都不见了。至于七言律诗，盛唐诗人所作还不多。我们如果从岑参、高适的七言律诗读到杜甫的七言律诗，便可以发现对偶愈来愈工稳，声调愈来愈嘹亮。不过，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五句，盛唐诗人还不考究其平仄应当与上句重复，因此，盛唐七律仍以折腰体为多。中唐诗人才注意到这一音律问题，然后才以折腰为病。　　

　　(二)乐府诗有所发展。初唐诗人作乐府诗，还是沿用乐府旧题，题材内容也还受古乐府的拘束。多数作品，止能说是拟古。盛唐诗人大作乐府诗。岑参、高适的边塞乐府，李白的游仙、饮酒、抒怀、述志乐府，杜甫的记述天宝离乱的乐府，都用新题目、新题材，为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开拓了一大片新的园地。　　

　　启后的影响可以指出以下几项：(一)七言诗的地位渐高，中唐以后，不再以五言为诗的主要形式。(二)初唐诗的面貌是艳丽秾缛，还有齐梁体馀风。盛唐诗开始变为秀丽清新。初唐诗的贵族性、宫廷体，在盛唐作品中，已逐渐消失。这是由于初唐诗人，大多数是朝廷大臣，或豪贵子弟。盛唐诗人多数是官位不高的进士。还有一些是象孟浩然那样的潦倒文人。诗人的成份，从封建贵族、官僚地主下降到普通知识分子。这种变化，影响到中唐，诗的面貌风格，愈加清淡朴素。(三)长篇歌行和律诗的出现。李白的长篇歌行和杜甫的一百韵排律，都是前古所未有。中唐以后，这两种诗体大有发展，使卖弄才学的诗人，多了一种武器。(四)开始了摘句论诗的风气。古人论诗，都论全篇的思想内容。锺嵘作《诗品》，开始举出某一诗人的精警诗句，加以评论。这一风气，到盛唐而大为发展。由于律诗兴起，中间二联是精华所在，诗人都用力于这二联。对偶要工，诗意要新。杜甫在许多诗里，都表现过他重视句法。《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自述》诗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要求句法佳妙，也是他“诗律细”的一个方面，虽然他所谓佳句，未必全指律诗的中二联。此外，《河岳英灵集》在介绍每一位诗人的风格时，也常常举出其一二名句。称王维的诗是“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称高适则云：“至如《燕歌行》等，甚有奇句。”又举出薛据的《古兴》诗中数句，誉之为“旷代之佳句”。这一切都反映着当时诗家特别重视句法。影响到晚唐，成为一种不好的倾向。许多诗人先刻意苦吟，作得中二联，然后配上首尾，变成为只有佳句而不成佳篇的、没有真实情感的诗。他们只是为作诗而作诗了。　　

　　以上仅是举出一些显著的现象。此外，在题材、风格、气氛各方面，盛唐诗也都有其特征，不过不能划断年月来讲。明代的王世懋在他的《艺圃撷馀》中有过一段论唐诗的话：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子美七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然钱起、王维，实相唱酬，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其间逗漏，实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隐隐钱、刘、卢、李间矣。至于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句?盖声气犹未相隔也。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唐，中唐人无一语入晚唐，则亦固哉其言诗矣。　　

　　南宋中期，有一群所谓江湖诗人，专学做晚唐诗。他们的影响，直到明代初期。于是有李于鳞等人出来提倡初、盛唐诗，以改革诗风。他们的理论犯了机械地划分初、盛、中、晚的错误，硬把某甲的诗说是晚唐，某乙的诗说是盛唐。但又无法一篇一篇地说明其特征。王世懋这一段议论就是针对这一派理论而说的。我以为他讲得很透彻，故全文抄录在这里。　　

　　他的意见是：“唐诗固然有初、盛、中、晚的时代区别。一般说来，其声调、风骨，确有不同。但在初唐诗中，也会有几首诗已逗(透)入盛唐的，盛唐也会有些已逗入中唐的，这就是变化的开始。正如《诗经》中有些篇章已经可以看出《离骚》的迹象。杜甫的拗体律诗，已经是中、晚唐硬句的先兆。总的说来，盛唐到中唐是唐诗的分水蛉。大历以后，唐诗便趋于衰落了。但是从个别诗人的情况来看，又不能截然区分。王维和钱起是朋友，彼此都互有唱和。只因钱起辈分略晚，到大历间才成为著名诗人，故王维算是盛唐诗人，钱起却被列为中唐诗人。杜甫虽然列入盛唐，可是他集中的诗，半数以上都作于大历元年至四年。又如王维的“明到衡山与洞庭”(《送杨少府贬郴州》)这首七律，岑参的“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这一联诗句，都已经有些大历诗人的风格了。至于大历诗人的作品，也可能有些盛唐的风格。总之，时代虽然不妨划分，当时的文风，并未彼此隔断，所以，学诗的人，一方面固然应该严格区分时代风格，另一方面也不能说：盛唐诗人句句是盛唐，中唐诗人句句是中唐。如果这样论诗，就未免太固执了。　　

　　王世懋这一段话是为某些人在文学史上机械地划分时代和流派而言。它不但适用于对唐诗的分期，也适用于讲别种文学作品的发展史。所以我既抄录了他的原文，又做了译解。不过，王世懋以为唐诗由盛而中，是盛衰之界。这仍然是沿袭了宋元以来对“盛唐”这个名词的误解。所谓“盛唐”，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所谓“中唐”，也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史的中期。唐诗的时期是依历史时期来区分的，但“盛唐诗”并不表示唐诗的全盛时期，“中唐诗”也不是盛唐诗的衰落现象。甚至，我还以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反而应当属于中唐。　　

　　现在，我们姑且采用分流派的方法以总结盛唐诗。王、孟、高、岑是第一派。他们是初唐诗的正统继承者。在初唐诗的基础上，有提高，有深入，有变化，有发展。李白是独树一帜的一派。他的创作过程，无论是在文学形式，创作方法及诗人气质各个方面，都是从古典主义进入了浪漫主义。第三派是杜甫。他选择了一条与李白相反的创作道路。他以王、孟、高、岑为基础，而排除了他们的纤巧、温雅和文弱，创造出许多苍老、雄健、沉郁、古淡的篇章词句。盛唐前期是李白诗“飞扬跋扈”的时代①，它们反映着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上升的气象。盛唐后期是杜甫“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时代②，他的诗反映着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现实。王、孟、高、岑是盛唐诗的主流，中唐诗人是他们的继承人。李、杜诗是盛唐诗的新变，尽管他们是一代大家，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影响。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

　　①“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是杜甫《赠李白》的诗句。　　

　　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杜甫《咏怀古迹》的诗句，也是他自己的比喻。

梅花山人

中唐诗馀话

　　《唐诗品汇》以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计九十五年，选诗一百二十五家。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计五十三年，选诗八十六家。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亦五十三年，选诗一百五十四家。以开成至五代为晚唐，计七十年，选诗八十一家。从这个表中就可以看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尽管在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方面，中唐时期比不上开元、天宝之盛。在这一段时期中，军人跋扈，宦官弄权，李唐政权确已开始了衰败的契机，但诗和其他文学却不能说是由盛入衰的时期。我选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因为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我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严羽作《沧浪诗话》，首先推宗盛唐，贬低中唐。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我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这是一篇盛气凌人的文章，居然先发制人，谁要是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不懂诗的人。他这篇《诗辨》，享有几百年的权威，后世诗家及文学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诗，好象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诗人了。至于盛唐诗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实的理论，而以“以禅喻诗”的唯心论方法来摇惑浅学之徒。禅宗佛学，标举一个“悟”字，否定研究经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体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时得道。但悟有两派，一派主张顿悟，属临济宗(派)；一派主张渐悟，属曹洞宗。严羽以为汉、魏的诗，至高无上，连“悟”都不需要。好象说：汉魏诗人，随时随地，抓起笔来，立即写成好诗。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得力于“透彻之悟”，亦即是顿悟，属于临济宗的门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诗。大历以后的诗人，仅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门下的小乖禅，只是第二流的诗。至于晚唐诗，便是不入流的东西了。这便是严羽推崇盛唐诗的理论依据。　　

　　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彻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严羽也没有正面的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他说：　　

　　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这里五段文字，三个论点。第一段主意是说：诗不从学力中来，亦不从理智中来。但接下去却又说：如果不多读书，多穷理，就不能极其至。极其至，就是达到最高阶段。最高阶段，就是“悟”。由此可知，他所谓“悟”，是以读书穷理为平时修养的基础。由此而获得“妙悟”，写出诗来，没有书本知识和理智思考的痕迹。　　

　　第二段是用四个具体形象来比喻上文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里所谓“兴趣”，就是指盛唐诗人的“妙悟”。　　

　　第三段是批评“近代”诗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就不免露出了“言筌”和“理路”的痕迹。　　

　　如果妙悟仍然要从多读书、多穷理得到，这个悟字已经和禅宗的悟有些距离，至少已落下乘的渐悟。看来严羽所谓妙悟，即是明清诗家所谓性灵，也就是梁启超所谓“因斯披里纯”，现代所谓灵感。读书穷理是诗创作的修养基础，但诗决不能直接从书本知识和理性认识中产生，而是要从一时灵感的触发中产生。妙悟、兴趣或灵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别趣。他所谓“近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只是文字的功夫、学识和思想，而没有灵感。　　

　　因此，这种诗就显得呆板凝滞，而“涉理路，落言鉴”了。这一节话是针对江西派诗人而言的。　　

　　如果这样理解严羽之所谓妙悟，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不是唯心论的观点。不过这样的悟法已不是禅宗的悟。他用禅宗的术语来比喻诗法，没有考虑到各方出发点的不同，这是比喻错了。既说“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就是他的矛盾。禅宗并不主张多读经、多穷理才能悟入。　　

　　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因为盛唐诗人有兴趣，善妙悟；而大历至晚唐诗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这些诗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这个观点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有二点错误。第一，这是文学退化论。中唐以后的诗，都不及盛唐诗，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以后，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第二，把妙悟用于各体各类的诗。妙悟、兴趣、或灵感，只能作为鉴赏一部分抒情诗的标准。至于詠怀、詠史之类的诗，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新乐府诗、叙事诗，我们鉴赏这些诗，正是要体会作者的学识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者也不可能因一时的妙悟或兴趣触发而写这种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高适的《燕歌行》，可以体会到多少妙悟的效果?　　

　　严羽的妙悟论，尽管明清诗家改用比较具体的“性灵"、“神韵”等名词，但并不用来作为鉴赏诗的唯一标准。惟有他的独尊盛唐的观点，却仍然为明、清以来诗论家所承袭，不过所举理由各有不同。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敛也。初唐人承隋之馀，前花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远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　　

　　这是明代陆时雍《诗镜》中的话。他为盛唐诗与中唐诗作比较。第一节说盛唐诗的风格在铺张，中唐诗的风格在收敛。第二节说盛唐诗如绮绣秾华，中唐诗如冰纨素淡。这两点是对中唐诗作较高的评价。但第三节提出中唐诗的缺点，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声气降。这样，又把中唐诗贬低了，仍然是严羽的论调；中唐不如盛唐。最后，他又指出：中唐诗因为有以上种种缺点，所以中唐诗人不长于作古诗而长于作律诗。这个观点，却犯了逻辑错误。他给人的体会，好象种种缺点都表现在中唐诗人所作古诗中，而律诗则为中唐诗的特长，没有这些缺点。　　

　　律诗虽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诗人所作多为五言律诗。只有杜甫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诗。中唐是七言律诗大发展时期，故中唐诗人多作七言律诗。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始兴到繁荣的过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现象，并不是由于中唐诗人的才情不适宜作古诗。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荡，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是清乾隆时人何文焕的话，见于《唐律消夏录》。他专论中、晚唐五言律诗。第一节是贬词。但我以为这一节话仅适用于晚唐五言律诗。中唐诗人所作，还不至如此。第二节是褒语。我以为仅适用于中唐五言律诗。晚唐诗人所作，还够不到这个好评。最后的论断所指两个优缺点也不能以整个时代来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诗亦有词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诗亦有瑕瑜不掩的。综观全篇论点，岂不还是严羽的盛唐最好论?　　

　　此外，还有许多诗话中评论唐诗，或者论古诗，或者论绝句，总的倾向，几乎都说中、晚唐诗不如盛唐。这个几百年来盲目继承的论调，我以为必须纠正，中唐诗的冤案，必须平反。　　

　　中唐诗分前后二期。大历至贞元为前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古诗及律诗，都是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延续。韦应物、刘长卿的五言诗，并不比王、孟逊色。七言律诗是杜甫的继承，在杜甫的格调上有新的发展。虽然由于诗人的才情不如杜甫，故没有杜甫那样沉郁深刻的作品。但题材内容有所扩大，作者愈多，毕竟还是七言律诗的盛世。绝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韩翃所作，未必亚于王昌龄。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为绝句开辟了新的领域，亦盛唐所未有。　　

　　贞元至长庆为后期。这是唐诗的大转变时期。王维、孟浩然变而为孟郊、贾岛。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变而为韩愈。白居易、元稹继承杜甫的新乐府，给它正名定分，并建设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诗的任务在讽喻时政，诗的创作方法要大众化。这种对文艺的积极的认识，又不是盛唐诗人所能想象的。此外，张祜的绝句，饶有兴趣；李贺的歌诗，幽怪秾丽而体格高古，也都胜过盛唐。　　

　　以上许多随便举出的例子，已足够显示中唐诗的丰富多采。怎么能说它们是唐诗由盛入衰的现象呢?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梅花山人

晚唐诗馀语

　　晚唐诗人亦不少，我只选讲了十七家，仅是走马看花。马戴的诗，严羽评为晚唐第一。杜荀鹤诗，宋人以为高古淳朴，贺黄公则斥之为粗鄙陋劣。曹邺诗罕有称道，而锺伯敬亟为赞赏。这些都是论晚唐诗可以研究的问题，本书亦无暇涉及。杨升庵说：“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升庵诗话》卷十一)这晚唐两派之说，颇为文学史家采用。我以为如此分法，尚未探源。所谓张籍一派，应溯源于大历诗人之钱起、郎士元；贾岛一派，应溯源于二孟(浩然、东野)。而这两派诗人又彼此出入于王维、韦应物。此外，另有一派起于王建、李贺、张祜，则温庭筠、李商隐、杜牧，施肩吾、罗隐、韩偓诸家是也。虽然成就有高下，风格有雅俗，总是梁、陈馀韵的复兴，与张籍、贾岛不同源流。

　　晚唐人多致力于五、七言律诗，作乐府歌行者极少，作古诗者更少。故后世人所谓晚唐体，指的都是五、七言律诗。杨升庵又论晚唐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拈断数茎鬚’也。”这样，虽然简单化，但已指出了晚唐体的特征。晚唐诗人，才学都不高，情趣也不够丰厚，几乎是为作诗而作诗。风雅比兴，就其总体来说，都不及中唐诗人。他们平常总在一联一句中求工稳贴切。得到一联佳句，便可拼凑成诗，故大多数诗人，仅有佳句而无名篇。后世人论晚唐诗，也往往都止能赏其佳句。何文焕在《唐诗消夏录》中评中、晚唐五律云：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宕，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乎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一段话前半指出中、晚唐五言律诗的缺点，后半则指出其长处。但此评以中、晚唐诗相提并论，我以为颇不公允。中、晚唐诗，差距甚远，未可一概而论。至少，所谓中唐，应从贞元以后的诗人说起，如姚合之流。若大历十才子所作，词意兼工者俯拾即是，尚无此病。至于说晚唐佳句，“犹有风人之致”，我亦不以为然，所谓“风人之致”，是指一首诗可以反映民风。这应当指全篇而言。从一联一句中求风人之致，恐怕无此可能。

　　宋代初期，杨億、刘筠等作诗专学温庭筠、李商隐，称西昆体。又有惠崇、希昼等九个和尚，作诗专学许浑、方干，有诗集盛传于当时，称《九僧诗》。这是晚唐诗给宋初的影响。欧阳修对这两种倾向都不满意，对西昆体则“患其多用故事，语僻难晓。”对九僧诗则说他们“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在他的影响之下，晚唐诗渐被冷淡。苏东坡、黄庭坚学杜甫、韩愈，诗风一变。尤其是黄庭坚，以他的盘空硬语，创立了江西诗派，称霸于北宋诗坛。

　　到了南宋，江西派的诗流于艰涩拙朴，于是又有人回过头来学晚唐诗，韩驹曾说；“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诗人五屑》十六引《陵阳室中语》)所谓“今人作诗”，就是指江西派中的诗人。奇怪的是，韩驹自己也属于江西诗派，他这几句话，无异是自我否定。

　　杨万里早年也是作江西派诗的，到晚年时却转变了。他有《读笠泽丛书》诗三首，其一云：

　　笠泽诗人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于是便出现了“永嘉四灵”①和“江湖派”②诗人。这一群诗人都学贾岛、姚合，做五言律诗。又有叶水心为他们作理论的宣扬，南宋后半期诗坛，几乎都以晚唐体为宗。江西诗派消失了。

　　但同时严羽作《沧浪诗话》，却竭力提倡盛唐。他有一段话专论宋初以来的诗风：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这一段话是最简明的宋代诗史。严羽以禅学论诗。主张作待当以盛唐为法，是正宗的大乘禅；晚唐诗还止是略得皮毛的小乘禅。

　　严羽是宋末人，他的理论，在当时未有显著的影响。元人作诗，虽然以唐诗为宗，也还没有在初、盛和中、晚之间有所偏重。因为金、元诗人如王若虚、元好问诸人，论诗的对象首先要抨击江西诗派。

　　到了明代，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严羽的《沧浪诗话》，至此才发生影响。从明初到隆庆、万历年间，诗人们一致推崇盛唐。可惜明代诗人之所以主张“诗必盛唐”，是从复古运动出发，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的模仿作品，艺术的创造性非常稀薄，有“泥美人”之诮。后来，袁宏道等兄弟三人崛起于公安，论诗主白居易、苏东坡，以流畅平易为上，号称“公安派”。接着，锺惺、谭元春起于竟陵，又很不满于公安三袁诗的便捷浅俚，提出幽深孤峭的标准以论诗，是为“竟陵派”。“公安”、“竟陵”两派都攻击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论。在创作实践上，“公安派”走了宋诗的道路；“竟陵派”则走了晚唐的道路。锺惺选定《唐诗归》，屡次为晚唐诗辩护、翻案，于是晚唐诗又一度时行起来。然而好景不常，到陈子龙、钱谦益出来，都提倡盛唐，学其雄浑高华的风格，黄钟大吕的声调。于是“竟陵派”的议论，一蹶不振。晚唐诗从此消失了它们曾经光荣过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①温州人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号灵舒，徐照号灵晖，徐玑号灵渊，称“永嘉四灵”，成为南宋一个诗派。

　　②南宋时，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群贤小集》，收刘克庄、姜夔、葛天民等数十家的诗集。这些人称为“江湖诗人”，亦成一派。

梅花山人

希望此帖对热衷于研讨唐律的诗友有所帮助

许传刚

"诗发展到宋代，形式上已没有什么创新，而在风格上，特别是在修辞、造句、对偶的技巧上，却出现了新的道路。从两代诗的总体看，它们的面目大不相同。于是，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唐诗”和“宋诗”两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它们表示两种不同风格的诗。"
------------------------------------------
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唐朝在格律诗的形式进行探讨，语言方方面自然就很自然。到了宋朝形式已定，只要遵守就行了，因此自然而然要向斟词酌句方面进行。所以宋诗无可非，唐诗也非高过宋诗，角度不同也。史上评论是不公正的。

苏星空

唐诗的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一部分。 用什么话来形容都不算过分。